向 晴，杨新涯，王彦力

0 引言

1980 年代末，得益于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计算机存储技术的发展，开始了电子出版形式酝酿，并伴随着传统出版行业变革，催生了我国电子图书。1991年11月，由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所陈光柞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在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成功制作150万字的《国共两党关系通史》电子图书，以软磁盘的形式连同印刷版公开发行[1]。该电子图书以书稿的计算机文本为内容基础，采用全文数据库技术制作而成，不仅具有与纸本图书同样的内容，还包含由计算机自动编成的索引和检索软件，给阅读和使用带来极大便利。这是我国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电子图书，为出版界开辟了一种崭新的出版形式，也开启了我国电子图书的新时代。此后，武汉大学出版社又制作《中国名胜诗词》《红楼梦》《市场经济大辞典》等电子图书，是我国电子图书早期的有益探索。

19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电子出版开始向网络出版转型，由光盘载体形式向网络形式过渡。21世纪初，电子图书在以图书馆为主的机构市场中兴起。以2000年1月超星数字图书馆在互联网上开通为标志，依靠机构用户起步的数据库商，纷纷搭乘互联网东风在电子图书市场崭露头角。这一阶段超星、方正Apabi、书生之家成为数据库商中的佼佼者，在不断探索过程中，各自自主研发电子图书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其中，以中文图书为主营的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超星”)，作为最早开始将图书数字化的数据库商，在几十年的大浪淘沙中，从电子图书行业脱颖而出。超星是推动我国电子图书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其发展历史的回顾是研究中国电子图书不可忽视的部分。

1 电子图书概念与研究现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图书”有着规范定义：凡由出版社(商)出版的不包括封面和封底在内的49页以上的印刷品，具有特定的书名和著者名，编有国际标准书号，有定价并取得版权保护的出版物。而“电子图书”的定义和标准至今仍无明确的官方解释。1992年顾犇提出的“以电子的方式存储信息，并以电子的方式进行阅读的图书”[2]成为各界广泛接受的概念。在工具书中的解释有：电子书即电子图书，是录入书籍内容、只可通过电脑屏幕阅读的激光光盘，具有体积小而容量大、能自动搜索全书内容、可任意放大字体等多种功能[3]；利用计算机、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等终端阅读设备进行读取的数字化出版物，包括电子书的内容、阅读载体、阅读软件3个部分[4]。长期以来电子图书处在变化发展中，随着人们了解的深入，进一步提出电子图书是一种数字化形式，可以被保存在一定的存储媒介(如磁盘、光盘、U盘)中，也可以通过网络传输，能够通过软件和硬件的结合体(专用电子阅读器、手机、电脑等)浏览的读物[5]。笔者曾对电子图书概念进行梳理和解释：“电子图书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拥有版权并正式出版、发行，经过法律允许，以销售和服务为手段，最终实现阅读的一种非连续性出版物的文献。”[6]此外，还有“数字图书”概念，本研究认为与电子图书基本一致，因此本文规范采用“电子图书”这一名词。

电子图书研究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现状与发展研究，如我国电子图书现状与困境[7]、电子图书数据库商在资源、价格、内容、功能等方面的比较[8]、电子图书市场及发展趋势[9]；二是电子图书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如资源建设、服务方式、用户体验[10]；三是出版研究，如电子图书出版模式与问题[11]、版权授权解决方式[12]。对超星电子图书的研究随着应用而深入：早期多为功能、特点等介绍[13]；电子图书平台涌现后，开始将超星与书生之家、方正Apabi、中国数字图书馆、馆配商等进行比较[14-15]；随后出现超星电子图书与图书馆OPAC馆藏资源整合实践的探讨等[16]。

有关超星电子图书的研究以调查、实践性研究居多，从电子图书历史发展角度阐述超星作用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超星董事长史超、总经理张龙岐进行访谈，并结合文献调研等大量资料收集，梳理超星电子图书的发展历史，分析其在电子图书领域的突出贡献，探讨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为电子图书史、数字图书馆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2 超星电子图书发展历程

成立于1993 年的超星以“珍藏科学著作，传承科学精神”为理念，长期从事图书、文献、教育资源数字化工作，是我国档案数字化、图书数字化、学术资源数字化的开创者[17]。本研究根据资料调研和采访内容，纵观超星的电子图书发展历程，将其历史划分为3个阶段。

(1)开创时期。1993年超星成立后，从档案数字化起步到2000年初创建我国首个数字图书馆，积累了丰富的数字资源，并利用先进的数字图书馆技术推动传统图书馆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进程，对我国数字图书馆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快速发展时期。2000 年底版权签约开始，经过艰难摸索，超星采取与作者一对一签署专有授权的模式，使版权解决方式得以实现突破。

(3)服务转型时期。2009 年初超星以“读秀”为核心的区域数字图书馆取得成功，开始从单一的电子图书资源提供商转向多元化资源服务商，为图书馆解决了资源整合等技术问题，加快了数字图书馆发展进程。

2.1 开创时期(1993-2000)

2.1.1 图文资料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电子图书

1990年代初，在计算机技术推动下，光盘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图书资料有了新的存储介质。1993年史超创立北京超星电子技术公司，很快开发了基于小波变换的图文资料数字化技术(PDG)，为中央档案馆等各部委档案馆提供数字化，以光盘代替传统缩微胶片对档案进行保存。1996年超星开始将图文资料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电子图书，并与电子工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等多家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完成多部电子图书的光盘制作(见图1)，每张光盘存有约1.5万页资料。PDG技术利用扫描方式进行加工，当纸本图书经过扫描仪存储为PDG格式后，服务器自动进行OCR识别，对无法识别的文本由专门的工作人员审核校对，以保障纸本图书数字化的质量，最后再重新装订成册并归还图书馆，数字化流程见图2。

图1 超星早期电子图书光盘

图2 纸本图书数字化流程

2.1.2 超星数字图书馆的建立

通过为北京近百所图书馆、科研院所免费数字化图书资源，超星实现了早期资源的原始积累，具备了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条件。1997年为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超星开始研发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图书馆技术，相关过程见表1。在探索建设数字图书馆道路上，许多图书馆面临周期长、技术难度大、成本高等困难，主动寻求与超星合作[18]。这一时期超星不仅完成了开展电子图书服务的技术储备，还积累了大量电子图书资源，为下一阶段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表1 超星数字图书馆早期建立的时间表

2.2 快速发展时期(2001-2008)

2.2.1 版权探索

图书数字化过程面临版权之争。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传播电子资源需要取得版权许可，作者享有电子资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通常也称为电子资源版权。《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22]。为开展大规模的电子图书服务，超星必须取得作者授权，早期超星寄希望于图书馆解决版权问题，后又希望通过与出版社签约来获取版权。但是，2001年10月《著作权法》修订中才首次出现信息网络传播权，之前由于没有明确界定，大多数出版社未把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合同，即使出版社与作者签订转让协议，有效期也只有5～10年，因此版权问题关键在于作者。同时，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建议与作者签署专有授权，于是，超星启动了大规模的作者签约工程，签约工作从2000年底持续到2003年。

超星在签约协议中明确签署作者的专有授权，包括作者所有作品和所有权利，在协议保护期内永久有效，第三方行使作品网络传播权需征得超星同意。鉴于此，超星独创两种签约方式，一是采用物物交换，以读书卡交换作者授权，作者将获得终身有效的读书金卡，享受超星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资源；二是将电子图书的下载量或读书卡的销售按一定比例合理分配给作者。签约工程受到作者普遍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国作家协会、深圳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也给予大量帮助，到2003年6月，已有10万作者与超星签署授权协议[23]。

2006 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从法律层面上验证了超星签约授权的合理性。截至目前，超星获得35 万作者的签约授权，其中两院院士589位，清华大学及其附属机构签约授权人共1，543位，北京大学及其附属机构的签约授权人更达到2，040位[24]。

2.2.2 知识产权保护

在方便用户使用的同时，还需保证电子图书内容不被滥用和非法传播。超星阅览器(SSReader)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承载超星技术的专门用于电子图书阅览和下载管理的软件，采用数字底纹加密技术，不断升级阅览器版本和数据的加密算法，起着限制电子图书网络传播的作用。超星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洽谈版权代理，创建“超星读书卡”下载收费模式，读书卡受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监制，作用类似于图书馆的借阅证，读者可在许可范围内将经过加密处理的电子图书下载到本地阅读，借阅到期后自动失效[25]。

2.2.3 高性价比优势

经过早期的资源积累，超星电子图书在数量、内容、价格、版权方面占有优势，受到图书馆行业欢迎。2003 年底超星电子图书达到100万种，年增长约8万种，2011年底数字化图书200多万种。不仅在资源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价格也相对较低，均价为2元，还包含许多经典著作，拥有大量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珍本、善本等[26]。在许可使用方面无并发用户限制，一本书可同时由多个读者阅读。超星的高性价比优势缓解了图书馆经费紧张、藏书量不足、复本较少等矛盾。

2.2.4 大规模采购

超星电子图书业务以B2B市场为主，向图书馆提供镜像、包库等形式的电子图书资源及服务。20世纪末，图书馆开始逐步购买超星电子图书，但规模较小。进入21世纪，互联网、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在相关政策、图书馆和数据库商的共同推动下，电子图书越来越受到重视，数字图书馆市场开始预热。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实行后，馆藏量成为评估的重要内容，高校图书馆开始大量采购电子图书以补充馆藏。2004年“211”高校图书馆调查显示，超星电子图书使用率占69%[27]。2006年7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颁布，全国图书馆再次展开大规模采购电子图书，超星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有学者调查100家图书馆，使用超星数字图书馆的占78%[28]。

2.3 服务转型时期(2009- )

2.3.1 读秀：走向全方位资源服务

在群雄纷争的数字图书馆行业中保持优势，必须要有不断创新、适应用户需求的产品。超星经过多年努力，积累大量资源，在许多关键技术方面实现突破，也得到了用户的积极反馈。国家图书馆编目部建议超星把丰富的资源利用起来，做成编目搜索，供读者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出，当图书内容无法获取时是否可以只利用封面和目录。受到用户启发，超星意识到电子图书的书目、封面和试读极具价值，由此产生了把所有电子图书变成一本“书”的想法。2005年，读秀学术搜索应运而生，为用户提供深入到图书章节和内容的全文检索、部分文献的原文试读，是学术文献资料的一站式检索平台。对读秀学术搜索，超星认为仅仅把图书数字化的做法太浅显，读者真正需要的是信息内容，最重要的是把读者所需信息找出来。读秀学术搜索推出之后，超星才逐渐走出原来的模式。由此，“读秀”成为超星从电子图书资源提供者向资源服务者转型的重要分水岭。2006年开始，“读秀”作为搜索系统逐步在图书馆推广，到2009年初宁波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基于读秀的元数据，构建了区域数字图书馆，这种模式迅速推广到全国，使得超星真正完成全方位资源服务的转型。

2.3.2 发现系统：实现纸本图书和电子图书整合

读秀学术搜索成功转型满足了读者获取中文电子图书的信息需求，但散乱的电子图书和纸本图书往往需要读者重复检索。为整合资源、优化检索方式，超星基于读秀学术搜索和百链云图书馆平台，2012年推出超星发现系统，突破了以往目录和全文发现功能，实现纸本图书和电子图书资源整合。“超星发现”包含近10亿海量图书的元数据，整合了图书馆所有资源及馆外资源，支持一站式跨库检索，可提供原文下载、免费文献传递等，是基于元数据的文献统一检索平台[29]。其“发现”功能还能实现图书与图书之间、图书与期刊之间以及其他各类文献之间的相互参考、相互引证关系分析，帮助读者全面了解所需的文献信息。免费文献传递沿用读秀学术搜索，通过邮箱传递的方式自动回复所需信息，弥补了传统纸质图书馆际互借的不便，在获取电子图书时，单次不超过50页，同一本书1周内的传递页数不能超过整本的20%，且有效期为20天[30]。

2.3.3 移动阅读：打造适合移动终端的电子图书

随着智能手机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2011年超星推出移动图书馆，提供基于元数据的一站式统一检索和专门适合手机阅读的泛舟资源包，通过HTTP 协议访问图书馆OPAC系统，实现移动OPAC、移动借阅、移动阅读等。由于2001年打造的“汇雅”电子图书品牌是PDG图像格式电子图书，在移动设备终端的阅读效果不佳，因此超星2014年又推出纯文本EPUB格式的“书世界”电子图书品牌，能够根据阅读设备自动编排内容，更适合手机用户阅读。“书世界”采用数字出版模式，出版社的图书直接在“书世界”同步出版，使出版社的版权得到保障[31]。“汇雅”“书世界”共收录150万种电子图书，兼容原有超星电子图书平台，与超星发现、超星移动图书馆系统实现无缝对接。

2.3.4 资源服务转型伴随着业务范围拓展

从“读秀”“超星发现”到移动图书馆，超星的统一检索功能越来越强大，使阅读和查找变得更加便利。但电子图书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又受到版权制约，难以找到电子图书领域新的突破点，而且超星是民营企业，为赢得更多市场份额，获取经济效益，需要不断追求资源类型多样、功能全面、受众面广的产品。因此，其服务内容不再局限于电子图书和数字图书馆，业务范围扩展至数字教育领域，涉及高校教务处、职业教育、公共文化和基础教育等市场，经历了从电子图书、视频、通识课程到网络教学平台的演变过程：2006年启动名师视频拍摄，打造学术视频数据库；2010年从学术视频的优质作品中推出尔雅通识课；2014年推出教学管理平台“泛雅”；2016年推出集移动教学、移动学习、移动阅读、移动社交为一体的超星学习通。相较而言，近年超星在电子图书方面的发展势头有所减弱。

3 超星电子图书核心技术

3.1 图书数字化加工技术

超星利用数字化扫描生产线，对图书进行大规模数字化转换，早期加工能力达到每天处理60万页原稿件，数字加工人员200余名[32]，年加工能力从20 万种到超过30 万种，发展至今有300余名数字加工人员，扫描图书16亿页，扫描平均速度可达人均每天0.8万页，已数字化超过360万本电子图书。不仅如此，利用强大的数字化加工能力和成熟的技术，为多家图书馆提供数字图书馆解决方案，如馆藏图书数字化、特色馆藏数据库建设，全权负责图书扫描、数据加工、平台建设等所有相关工作。

3.2 图文资料数字化技术

图文资料数字化是遵循原文原貌的扫描技术，采用高倍压缩技术存储，完整还原图文资料面貌，使低成本、大规模、工业化加工成为现实[33]。其显著特点包括：一是具有强大的图像处理功能，能对字迹不明显、发霉等特殊资料的扫描图像进行纠偏、去污、擦除、拼接、剪裁等处理；二是能快速扫描和转换，扫描文件为15～25KB，平板扫描仪为每分钟4页，连续快速扫描仪为每分钟20页以上；三是采用基于小波变换生成的高比率图像压缩还原算法，具有高效压缩存储和更快的还原速度，每页资料还原时间约0.2秒[34]。但同时，此技术也存在储存空间较大、放大后分辨率降低、版面清晰度不够等缺点。

3.3 全文检索技术

早在2000年超星就开始研发检索技术，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合作开发的PDG全文检索技术，实现了把检索技术应用到PDG图像格式电子图书中的每一个字节，还可以对多本书进行全文检索。该技术核心在于：纸本图书经扫描生成识别文本，并产生联系图像和识别文本的中间文件，读者利用关键词检索时，计算机首先搜索和定位识别文本，然后在中间文件中找到该关键词在图像文件中的位置并标识出来，最终完成检索。超星将全文检索技术深入电子图书目录和章节的应用，成功推出读秀学术搜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知识的再整合，研发出后续的超星发现系统等。

4 反思

4.1 超星以实际行动推动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

4.2 超星面临的电子图书市场困境

电子图书具有纸本图书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有着比纸本图书更为棘手的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数据库商几乎垄断了中文电子图书市场，但由于长期受到版权制约，这种发展势头并没有得到持续。虽然早期数据库商在版权解决方式上做了许多探索，但至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电子图书的版权仍是痛点，而且版权纠葛千丝万缕，侵权成本低、维权难度高，令数据库商的发展面临着重重障碍，即使超星等已采取版权保护措施，也容易陷入侵权风波。在数字阅读浪潮下，出版社、馆配商、电商纷纷推出电子书阅读平台，电子图书数量上的急剧增加和阅读体验的改善，使得行业内竞争更加激烈。除此之外，资源重复建设、普遍处于“量”的积累上、市场不成熟、缺乏电子图书的评估体系等，都是数据库商发展缓慢或调整发展方向的影响因素。

4.3 超星电子图书未来发展

超星在电子图书领域获得巨大成就，也有一些弱点：一是超星始终以图书馆为服务对象，在直接服务于读者的互联网电子图书阅读平台冲击下，容易造成核心竞争力不足；二是在竞争激烈的数字图书馆行业中，电子图书进程加快，超星过度专注于积累电子图书资源，却未跳出原有模式，如超星“书世界”电子书销售仍旧维持“汇雅”电子书包库和镜像的基础模式，镜像单册购买也以分类打包形式为主，或以表格形式选购，没有提供采购平台；三是尽管拥有35万作者的授权，一方面数量还不够，另一方面作者和出版社的权益保障不够，未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四是自超星开始拍摄学术视频之后，在数字图书馆领域的人才和技术投入不够，一些产品的精细化程度不高，导致图书馆方面时有抱怨。笔者从访谈中了解到超星一路走来，从电子图书资源提供者走向资源服务者，其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未来将跳出原有电子图书模式，着手打造智慧图书馆，并逐渐退居平台商的角色。近年数据库商对电子图书的弱化、转行或跨界发展，不是超星独有的现象，而是整个行业困顿的表现，如何做好中国电子图书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附录

超星集团董事长史超、副总经理张龙岐访谈

○创立超星的初衷是什么？是什么促使超星从资源提供走向资源服务？

最初超星从事档案数字化，1993-1997年几乎占领全国所有档案市场。1997年开始国家对档案数字化的投入不够，档案市场份额较少，加上对图书的热爱，希望把全球能够找到的所有中文图书全部数字化，让更多读者能阅读更多图书，才逐渐转向图书方向，目前已数字化了超过360万本。后来超星意识到读者更想找的是资料，只要帮读者找到资料就可以了，通过一句话就能知道这句话出现在哪本书哪一页，这就是书的价值。虽然没有全文，但这个信息就是读者所找的，价值更大。所以我们从资源提供者变成资源服务者，这是思想的创新，让图书馆的服务深度延伸，才有了读秀，才走出了法律、业界形态还不完善的困境，现在回过头来去做电子图书，电子图书就成为一个小众产品，不像当年理想做所有中文图书的数字化。

○与同时期其他数据库商的电子图书相比，超星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当年数据库商之间竞争非常激烈，都在大力宣传。业界有许多说法：一是超星版权争议大；二是超星都是旧书；三是超星是扫描格式，PDG文件清晰度不够。超星的电子书多、用户量大是有目共睹的，所有数据库商都存在版权问题，只是在宣传影响下容易被人们忽视。其他数据库商把新书版权问题想得太简单，超星更加谨慎。就新书问题而言，由于超星电子图书数量多、数据库建设早，所以旧书就多一些。虽然已签署专有授权的作者后来出的新书所有权也归超星，但这种数量太少，所以超星新书的种类也少。对于高清晰的电子图书，实际上打开后的错误率超过1%，而且成本也高，许多图书馆在购买后发现高清晰的电子图书实际占比不高，感觉受到欺骗。高清晰的电子图书会吸引少量经费充足的图书馆，但对一般图书馆买价格较便宜的就能满足需求。因此，大部分图书馆倾向于购买海量、性价比高、正确率高的电子图书，所以超星逐渐占领了市场。

（3）冷启动问题。对于PoS共识机制而言，持币量和持币时间的增长会降低挖矿难度。因此在PoS共识下，初期持有代币的节点更加倾向于不进行交易，以获得挖矿利润。这就会造成代币不流通的问题，系统的启动较为困难。

○超星和作者签约授权方式被称为“超星模式”，为什么要开展这项浩大的签约工作？

超星一开始就意识到版权的重要性，在版权建设道路上的探索经历了3个阶段，才寻找到合适的模式。

第一阶段，和图书馆合作。当时超星以为图书馆能收藏图书就能解决版权问题，所以决定和国家图书馆合作，成立了数字化加工中心，最早开展“网上读书”栏目，第一个做网上读书。这个时候数字化图书非常受欢迎，最开始超星为此放弃了工厂，把工厂让渡给国家图书馆，后来国家图书馆成立中国数字图书馆公司。

第二阶段，和出版社合作。从2000年开始和出版社签署协议，但出版社也没有版权。2001 年初《著作权法》修订（版）颁布实施，增加信息网络传播权，此前出版社没有把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合同，所以2001年前所有权利都在作者手中。就算从出版社拿到版权，往往只有5～10年的有限期，到期后版权又回归到作者手中。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建议解决版权问题只能找作者，建议超星与作者签署专有权。

第三阶段，和作者签署专有授权。签署作者所有作品的所有权利，在合同里明确界定，只要作者不提出期限，合同就会一直延续。专有权体现了优势，签署专有权后再使用需经过超星同意。作者是权利的本质，超星主动大量投入，动用几百人的团队寻找作者，由于作者分散，逐个签约成本巨大，一度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快速找到一条相对快捷的道路，超星将目光锁定在作者相对集中的地方，即高校等学术研究机构，签约人员采用“扫楼方式”逐个寻找作者签约。从2000年底到2003年用时3年多，吉林唯一输入性非典患者就是超星签约工作人员，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签约工程，超星是中国最大的知识产权所有者。

○如何保证作者权益，尤其是专有授权部分？

与作者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用读书卡交换作者授权，最开始有作者犹豫用专有授权换读书卡的方式不划算，但后来也没有别人找他们签，经过思考后还是决定和超星合作，到现在超星共签约35万作者的授权。

○超星在版权方面遇到过哪些挫折？对我国电子图书版权建设方面的期望是什么？

超星在版权签署过程中感受到了社会现实，如400名作者诉超星事件，作者与超星签署过授权后又投诉超星侵权，还找媒体歪曲报道，抹黑超星。就整个大环境而言，超星面临的是时代问题，电子图书的版权解决需要时间。一方面要完善法律，另一方面要理解这个过程，知识产权法太需要与时俱进，所有人都解决不好版权问题。

○超星对电子图书的看法是什么？如何看待电子图书行业发展前景？

让中文电子图书进入馆藏，像纸书一样进行服务，还有待解决。尽管读秀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图书馆长期保存仍然未解决，应该重新塑造业态，出版者直接把书卖给图书馆，每个方面应有明晰的责权利。现在仍处于混乱状态，外文电子图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以用户为主体，本质是服务，超星在改变心态、重塑业态，重新做电子图书的新模式，尊重出版者，做新书交易，打造智慧图书馆，逐渐退居平台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