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烨青，吴稌年，张路路

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早期留美的第一代图书馆学人做出了奠基性的巨大贡献。留美生涯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日后在图书馆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以考察图书馆学人留美时期的学习生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回国后的思想行为。留美同时攻读哲学和图书馆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图书馆学一代宗师刘国钧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代表性人物。继《刘国钧申请留学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历程考》(以下简称《申请考》)[1]之后，本文重点考察刘国钧1922年8月赴美之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学习图书馆学和在哲学系攻读研究生的学习情况，厘清其获得的文凭学位，并进一步探讨其回国的时间等以往在学术界存疑的问题。

1 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的学习情况

1.1 就读环境与图书馆学校简介

1922年9月中旬，刘国钧抵达威斯康星大学所在的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城。他就读期间一直居住在麦迪逊城南米尔斯大街(South Mills Street)23号[2-4]。彼时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的校舍位于麦迪逊免费图书馆(Madison Free Library)的二楼(在卡内基的资助下加盖的一层学校用房[5])，地处靠近麦迪逊城商业中心的北卡罗尔街(North Carroll Street)206 号(该楼已于1965年拆毁[6])，距刘国钧住处2.1公里，距威斯康星大学校园东部约1.5公里，与《申请考》中披露的图书馆学校与威斯康星大学校园相距近1英里[1]基本相符。图书馆学校包括1间校长办公室、1间每个学生都有独立课桌的大教室、1间报告厅、1间打字室、1间专门图书馆兼教师办公室、1 间参考阅读室和1 个可进行展览的走廊。图书馆内有7，000多册课程学习与实习操作用的专业图书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少儿图书，也有齐全的美国重要领军型图书馆最新出版的各类报告、通报、杂志等[7]11。

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的历史[8][9]150最早可追溯至1895年。威斯康星州免费图书馆委员会(Wisconsin Free Library Commission)在当年的威斯康星大学暑期学校中开设图书馆学暑期课程，1906年扩充为1年制正式学校，名为威斯康星图书馆学校(Wisconsin Library School)。威斯康星大学董事会协助维持该校运作，并冠以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Libra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之特定的名称。虽然名义上该校成为州立大学的一部分，但行政上隶属于威斯康星州免费图书馆委员会，该校的行政校长为威斯康星州免费图书馆委员会的会长。1938年图书馆学校正式成为威斯康星大学的一部分，搬迁到威斯康星大学校园里的文理学院(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并隶属于该院，同时接受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的指导。刘国钧是图书馆学校首位中国学生和建校以来的第9位男生[10]。

1.2 修读的图书馆学课程与成绩

《申请考》揭示了刘国钧在申请留学时对能否同时就读图书馆学和哲学课程方面的种种顾虑，以及图书馆学校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在其到校后对所修的图书馆学课程进行调整的反馈[1]。刘国钧的特殊需求在入学后得到了尽可能的满足，一方面获得文理学院与图书馆学校1922-1923和1923-1924 两个学年度[11]287[12]749联合课程(Joint Course)学生的身份；另一方面图书馆学校落实了对他课程的调整，将1年制的图书馆学课程分散到两年中授课。目前所见的第二学年(1923-1924)伊始的教师会议记录记载了讨论通过后的刘国钧所修课程[13]：参考、主题目录、选书(旁听)、书业目录、购书、图书馆行政管理(侧重推广工作)，就图书馆经营等课程(包括装订、印刷、修复和图书馆建筑)的内容可与老师进行讨论；在立法参考图书馆和巡回图书馆实习，并参观密尔沃基(一个大型城市图书馆系统及其推广工作)和拉辛(参与学校的推广工作，观察一个比密尔沃基更小城市的图书馆系统)；完成上述课程后，他将获得毕业证书——并附上一张纸条，说明免修专门适合美国情况的课程。对照下文介绍的成绩单，这次讨论中未出现的几门课程应是第一学年开学前做出的决定。

刘国钧的威斯康星大学学籍档案中有两张成绩单：一张是明确标识为图书馆学校的成绩单[14]，另一张是包含研究生课程和其他课程(含德语和图书馆学课程)的总成绩单[15]。表1-2是对手写档案原件辨识后整理的图书馆学课程成绩。

两表存在一些不同。比如，表1中的编目、分类课程名称与表2完全一致，但编目的成绩有1分的误差。图书馆学校曾专门致信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通报了刘国钧已完成的编目和分类两门课程的成绩，分别为88 分和83 分[16]，与表1完全一致，表2中的编目成绩89分可能是誊写笔误。由于图书馆学课程的学分在计入图书馆学校和联合课程时分别计算，且部分课程的学分数不同[7]24，故两表的编目、分类等课程的学分不同。表1中的“图书馆参考”课程与表2中的“参考”是同一门课程，理论上只需修读一个学年[7]18，但表1显示刘国钧修读了3个学期，所填时间可能有笔误(94分的“图书馆参考”课程还未填学年)。刘国钧赴美后不久曾致信国内谈到了他第一学期所修的图书馆学课程是管理法、分类法和编目法3种[17]。鉴于“参考”课程与“图书馆管理法”有明显的区别，根据图书馆学校教师会议讨论的结果，刘国钧修读参考课程的时间为1923-1924学年的两个学期更为合理。若扣除表1中参考课程旁听不计学分的95分，则表中93分和94分的平均分正好等于表2中参考课程的成绩93.5分。

表1 刘国钧总成绩单中的图书馆学课程成绩

表2 刘国钧图书馆学校成绩单中的课程成绩

表1中最后一门88分的课程只能辨识出前缀的“图书馆(library)”。刘国钧信中提到的第一学期所修“图书馆管理法”可能是表2中的“图书馆行政管理”，也可能是“图书馆经营”。英文中的“administration”和“economy”都有“管理法”之意。图书馆行政管理课程主要讲授图书馆的立法、组织和管理，包括图书馆理事会的功能、图书馆员工、图书馆的财政和统计等，开课时间为学年的第二学期；图书馆经营课程的内容则侧重书库的流通管理，开课时间为学年的第一学期[7]20-21。从时间上看，图书馆经营课更符合，在表2中该课没有成绩，很可能这门课在两个学年中都是教师会议讨论决定的刘国钧与老师进行的讨论课，不算正式修读(不计学分和成绩)。

表2中有多门课程因刘国钧没有正式修读而没有成绩，学分也不计算。档案原件上有专门说明：“有些课程，中国国内不要求修读”。除这一因素外，刘国钧有选择地修读部分课程的原因还在于他把攻读哲学研究生之余的有限精力都集中在他认为最值得“仔细研究的若干问题”[18]，如分类和编目[19]，以及他感兴趣的、之前与之后有过论著的参考、儿童图书馆等方面。据“威廉森报告”中对1921年全美图书馆学校开设课程的调研，学生一半的学习时间都花在编目、选书、参考和分类(按平均课时数排序)这四门课程上[9]12-22。同期，我国文华大学图书科成立伊始开设的专业课也恰恰正是这4门[20]。这4门课程可视为当时美国乃至世界图书馆学教育中最重要的基础核心课，威斯康星图书馆学校的教学目标也正是“教授基础的东西，基础的东西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到处都是一样的”[21]。刘国钧正式修读了其中3门基础课，选书课也进行了旁听，所以他通过在美修读的图书馆学课程，可以掌握图书馆学最重要的核心知识。当数年后刘国钧被问及他在中国大学图书馆工作中能用到多少在图书馆学校的课程时[21]，他认为所学最有用的课程是分类、编目和目录学(参考)[22]。

根据上文的分析，结合图书馆学校的情况概览[7]18-24[23]18-24，可大致还原出刘国钧修读图书馆学校课程的时间：1922-1923年，第一学期修读分类、编目两门课程，可能旁听讨论了图书馆经营课；第二学期可能只修读儿童图书馆工作与图书课；1923-1924 年，第一学期修读参考、书业目录与购书课程；第二学期修读参考、主题目录、图书馆行政管理课程；1923-1924全年可能旁听了选书等课程。根据档案原件上的教师评语，他还可能在1922-1923年或1923-1924年的第二学期旁听了图书修补(Mending)课，取得91分的成绩，但未正式计入。

刘国钧所修图书馆学课程的平均分约90分，在班上已属优秀(He has made a wonderful record as a student in our classes)[24]。除定量的高分数外，几位教师对刘国钧的定性评语也很不错：衣着整洁、表达精确、文笔很好、精神饱满、守时、令人满意，十分聪明(Akers语)；杰出的学者，领会一切(Davis语)；衣着整洁、手脚麻利，没有经验，兴趣浓厚，91分——对刘国钧图书修补课程的评价(Runge语)。最后还有对刘国钧目录作业的评价：良好的开始，表格画得好，材料收集方面做得很聪明，细分方面考虑得很周全，注释得很棒，工作做得既细致又睿智。据查，1923-1924年第二学期主题目录课布置有编制专题目录的特别作业，刘国钧提交的是“高校图书馆”(College Libraries)[25]。由于评价中有对刘国钧在图书修补方面“没有经验”这样的评语，教师们的定性评价应当是客观可信的。评语中占绝对主流的褒扬之词与刘国钧入学时推荐人的高度评价[1]相符。

1.3 图书馆学授课师资情况

表1明确列出了几门刘国钧修读课程的授课教师，表2 中其他课程的授课教师可依据图书馆学校的情况概览[7]18-24[23]18-24大致还原，尽管不能完全确定(有些课程不同年度教师不同，刘国钧部分课程的修读时间尚不能全部确定)，但基本可以了解刘国钧接受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师资力量，详见表3。

表3 刘国钧学习图书馆学课程的授课教师情况

从授课教师的简历来看，超过一半具有图书馆学教育背景，多位教师讲授的课程与其专长或职务相符。一些年轻老师日后也活跃于授课的图书馆专业领域。授课教师中有多位日后出任全国性协会或图书馆学院领导，足见其管理领导水平出众。刘国钧日后在编目、分类、图书馆学教育等图书馆学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接受的良师指导有着必然的联系。

1.4 图书馆实习参观与学术研究情况

图书馆学校注重社会实践，要求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平均每周开设的要求有实践活动的讲授多达10次，每次2到4小时[7]16-17，刘国钧为此一度感慨，“图书馆实习功夫极多，所以我读书功夫比较少了”[17]。此外，学年第二学期还安排有8周的校外实习，这是获得毕业证书的必要条件。刘国钧没有参加1923届的毕业实习[36]，但基本可确定他参加了1924届所有37名注册学生于1924年2-3月间在威斯康星州24个不同图书馆(包括都必须在威斯康星州免费图书馆委员会的图书选择部门、立法图书馆或巡回图书馆)为期两个月的毕业实习[37-38]。在报道实习情况的新闻中虽未列出学生名单，但提到了刘国钧是注册学生中唯一的男生[38]。实习的图书馆符合此前教师会议对刘国钧所出的实习安排。实习于4月8日结束[25]，刘国钧紧接着利用春假，在4月中上旬参观了密尔沃基和拉辛等地图书馆。

Mary Emogene Hazeltine 为刘国钧的参观做出了周密安排，提前向威斯康星州的水城(Watertown)公共图书馆、密尔沃基市公共图书馆、基诺沙市公共图书馆、拉辛市公共图书馆负责人寄去了介绍信[39-42]。每封信的开篇都对刘国钧赞誉有加，“(他)是一位地地道道勤于学习、工作和思考的学生”，而后在信中针对这些地区图书馆的共性和个性，为刘国钧的参观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对方予以安排。例如，水城、基诺沙、拉辛三地公共图书馆分别作为服务覆盖1万、4万和6万人口城镇的中小型图书馆，刘国钧可以了解他们建筑的设计规划，考察这些小城中学校和社区分馆开展的服务延伸工作，知道他们如何让当地公众尽可能持续关注图书馆的做法。诸如对水城图书馆小说与非小说的排架安排、基诺沙图书馆合订本过刊和现刊的管理方法、拉辛图书馆的商业阅览室等各馆颇具特色的服务工作，Mary Emogene Hazeltine 都予以提醒。密尔沃基市公共图书馆是威斯康星州最大的图书馆，Mary Emogene Hazeltine 安排了数天的参观时间，希望刘国钧能跟随专家工作半天以学习大馆的图书排架方法，并重点考察参考部、编目部的工作运行方式，以该馆文史哲类专题馆藏室为样板，思考在中国学术图书馆中的推广。Mary Emogene Hazeltine 还多次希望刘国钧在参观时能在各馆流通服务台进行图书借还的实际操作，以丰富实践经验。

1924年6月，刘国钧赴芝加哥，作为学生助理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兼职[43]，同时参加芝加哥大学的暑期课程，“我在这只上两门课，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在炎热的夏季太忙”[44]。鉴于刘国钧强烈的考察意愿[44]，Mary Emogene Hazeltine又给芝加哥地区的约翰·克勒拉图书馆(John Crerar Library)和纽贝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的负责人寄去了介绍信[24，45]，希望能对刘国钧的实地调研给予指导。从已见的反馈[46]看，约翰·克勒拉图书馆的参考馆员热情周到地接待了刘国钧，向他展示了他们工作的每个细节。刘国钧花了两个小时在其阅览室里学习该馆的目录和专题索引，对如何通过各种工具促进参考工作受益良多。刘国钧是“一个有独立观察能力的人”[39]，他通过在多地各类型图书馆的实习、兼职和考察，拓宽了视野，提高了实践能力，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通过实地考察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和约翰·克勒拉图书馆，他深入了解了两馆分别使用的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和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区别和优劣[46]。根据所学专业知识，结合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和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的实习经历，刘国钧认识到图书馆是一部大型机器，需要强大的管理能力才能驾驭，并对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很多分馆管理分散、不统一等问题表示认同[44]。刘国钧于9月初结束在芝加哥的实习，返回麦迪逊[47]。

初到美国的1年中，刘国钧虽尚未有大范围的图书馆实习和参观活动，但通过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和1年来课程的学习及对当地校内外图书馆的接触，他对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在寄给国内的通信中就谈到了美国图书馆界存在的不足，“太重实利而不顾文化方面的价值，太重视目前的效果而忽视远大的成绩。”[48]他在《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49](以下简称《概况》)中进一步系统分析了美国图书馆的发展状况，揭示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精神，“一言以蔽之，曰公共图书馆者，公共教育制度中之一部也”，阐明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宗旨，“为民众启迪、娱乐与改进之所，一切人民皆使用之”，总结出近代图书馆建设的总方针：“近代图书馆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最后，《概况》又指出了美国图书馆界的两大问题：其一，过分强调图书的流通量而对图书质量把关不严；其二，专业管理人才不足。《概况》条理清晰、论述充分、分析透彻，堪称图书馆研究报告的典范，也是刘国钧一生论著中的重要作品。除此之外，刘国钧还用英文发表了对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所著《中国问题》 (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的介绍式书评[50]。

1.5 关于图书馆学校的毕业证书与学位问题

刘国钧虽在图书馆学校1924届36名毕业学生名单之内，但由于他在芝加哥大学参加暑期学校，所以未能参加1924年6月19日举行的毕业典礼[51-52]。Mary Emogene Hazeltine 在 7 月 24日寄给刘国钧的信中附上了在毕业典礼上给他颁发的图书馆学校毕业证书(diploma)[53]。刘国钧收到毕业证书后，为已经从图书馆学校毕业并受到了所有知识渊博教师们的教诲而感到自豪[46]。根据刘国钧图书馆学校成绩单上的附注说明，他拿到的是“授予有条件的毕业证书(Granted a limited diploma)”，该证书只针对修读过的课程而言[14]。

当时，基本学制为1年的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没有独立的学士学位授予权，其对颁发“diploma”(一度与“certificate”混用)和另外专门代表学位的“degree”有严格区别：前者面向所有学生；后者仅面向完成图书馆学校课程的威斯康星大学文理学院高年级本科生(即联合课程学生)[54]，其授予条件在1922年时的规定是必须要修满学士学位要求的120个大学学分(其中在图书馆学校修读的部分学分可重复折算为大学学分)[7]23，1924年修改为威斯康星大学所修学分不得少于45 个且不含图书馆学校所修的学分[55]23-24。刘国钧虽然是联合课程学生，但从成绩单所反映的所修大学学分来看，远达不到学士学位要求，况且他从金陵大学毕业时已经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也没有必要再修一个学士学位。此外，联合课程的学生修满学分能获得的学士学位是文学学士，而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直到1938年后才被授予图书馆学学士(B.L.S)[8]。综上，学界有关刘国钧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图书馆学学士的说法[56]是不正确的，与实际不符。

2 在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的学习情况

2.1 修读的哲学等相关课程与成绩

图书馆界讨论刘国钧在美学习哲学的具体情况较少，除刘国钧本人在寄给国内的通信中提到第一学期所学“哲学差不多全靠自学，计读Metaphysical seminary，Logical seminary and Pragmatism 三班，论理学研究‘真理之意义’，形上学研究‘时空论’，真是玄之又玄！实际主义是一种历史的研究”[17]外，仅见为其编制的年谱中披露了他的哲学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题录[57]。学籍档案中刘国钧总成绩单中的研究生课程部分清晰展示了他学习哲学等相关课程的详情，详见表4。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刘国钧入读时的系科全称为哲学与心理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心理学专业附属于该系，习惯上简称为哲学系，直到1927年才分别独立成两个系[58]。表4中自1922-1923 学年度后有相当一部分是心理学的课程，这是刘国钧攻读博士阶段的辅修专业(Minor Studies)。根据他填写的硕博士就读注册单[2-4]，1922-1923学年为硕士研究生阶段，此后两年为博士研究生阶段。根据该校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规定，博士学位候选人除需选择一门主修专业(Major Study)外，为避免过度专业化，还需选择1-2个与主修专业相关的辅修专业[12]477。刘国钧在主修哲学之外，就近选择了系里的心理学专业。他在硕士阶段还修读了1门外系的社会思想史课程。刘国钧第一个学期修读的3门哲学课程与其通信中介绍的完全相符。

表4 刘国钧总成绩单中的哲学研究生课程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表4中有不少相同的课程在不同学年里重复出现，刘国钧多次修读的原因很可能是教师每次所讲的内容或深度不同。表4中最后一列的“课程对象”是笔者根据威斯康星大学情况概览[11]219-222[12]240-242中的课程说明自行添加的，以便显示刘国钧所修课程的性质，更好了解其修读的目的。例如，他修读的实验心理学、动物心理学等课程同时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说明具有基础课性质，除心理学本科生外，也适合跨专业的研究生修读。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本科阶段恰好只读过普通心理学和高级心理学课程[59]，所以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有意弥补心理学的不足。

刘国钧的研究生成绩极为优异，除“A”“OK”“满意”外，打分成绩的平均分达94.4分，超过其图书馆学的平均分。由于成绩突出，刘国钧担任了哲学系1924-1925年度唯一的研究生助教(Fellow)[23]228，接替已毕业的金陵大学校友方东美(1923-1924年度[11]240)。

2.2 哲学相关课程授课师资情况

刘国钧入学时，哲学系共有4名教授、1名副教授、4名讲师和3位助教[11]219，合计12名专业师资，至其毕业，教授和副教授均未发生变化，讲师和助教人员略有流动[12]240[23]228。根据表5，给刘国钧上课的教师涵盖了哲学系所有高级职称教师，多为系内年资较长的教授，都是日后被《美国现代哲学家辞典》(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American Philosopher)收录的哲学家，担任过区域性乃至全国性协会的主席，是业内的领军人物。另3位授课时尚且年轻的讲师日后也都担任过系主任，成为哲学或心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有被《美国现代哲学家辞典》所收录。

表5 刘国钧学习哲学相关课程的授课教师情况

在美国名师熏陶之下，刘国钧接受了系统而高水准的哲学训练，回国后数度担任哲学教授，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哲学论著。他更是将哲学思想融入图书馆学研究，充分吸收哲学界的知识分类体系和实用主义思想，编制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而被民国图书馆界广泛使用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刘国钧用哲学的眼光，理性思考图书馆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构建以要素为核心的图书馆学体系，出版《图书馆学要旨》，发展了富有哲理的图书馆学理论。

2.3 研究生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情况

经过1 年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学习，刘国钧撰写了硕士论文《约翰·杜威的逻辑学》(John Dewey's Logical Theory)[76]，从实验逻辑的本质，逻辑思维的本质，事实、观念和判断，意义的意义，工具主义真理观，知识与行为等方面，讨论了杜威在逻辑学方面的贡献。论文于1923 年 6 月 10 日经哲学教授 Evander Bradley Mc Gilvary签字核准，刘国钧在当月获得文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Arts)。刘国钧获文学硕士而非哲学硕士的原因是该校对授予哲学硕士学位的候选人要求其本科学位需与威斯康星大学授予的哲学学士学位相当[11]428，而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本科获得的是文科专业的文学士，所读哲学课程只占极少一部分，与威斯康星大学的要求不符。

1923年9月起，刘国钧进入最为严格的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根据研究生院的相关规定[12]470-485[23]465-470，哲学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必须具备独立研究的公认素质，具体表现在反映原创性研究或相关学术论文的撰写上，并能以相当程度的文学技巧呈现出来。通常博士学位的攻读时间持续不少于3学年，其中至少1年必须在威斯康星大学，具体时间可由学生的本科成绩和研究生的学习质量决定。刘国钧实际只花了2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与其优异的学习成绩有直接关系。在获得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前，首先需过法语和德语关，获得德语系和法语系分别颁发的阅读能力证书。刘国钧总成绩单中，除在图书馆学课程中夹有单独一门德语课程(未显示成绩)外，在档案原件上另行标注有他获得法语和德语证书的时间分别为1922年10月1日和1924年6月1日。

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的时间被安排在预期授予学位之日前的至少12个月进行，通过后还要接受对所修的主副科目和所撰博士论文的口试。在口试前至少30天内，候选人可将已完成的博士论文打印副本提交至研究生院院长，经研究生院院长任命的一个由3名主要教授和两名研究生教员组成的委员会来评审论文的实质性优点。最后，研究生院院长为候选人组建评审委员会进行口试，委员会通常由5人组成，专业教授担任主席。囿于史料，刘国钧参加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和口试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刘国钧的博士论文《当代英美哲学的意义问题》(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and British Philosophy)[77]围绕哲学中“意义”这一重要命题，在批判性阐释理想主义、实用主义、当代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欧美当代哲学理论对“意义”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从“意义”的含义，意义的心理方面，语言、思想和意义的关系，经验的意义等方面，建议重述对“意义”的理解。论文封面标识的递交时间为1925年5月28日，扉页显示6月3日哲学系3 位主修专业教授Evander Bradley Mc Gilvary、Frank Chapman Sharp、Max Carl Otto签字批准该论文在实质上满足威斯康星大学博士论文的要求。刘国钧于1925年6月顺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Philosophy)。

3 回国

刘国钧最初计划1924 年秋归国，“今年秋天，他(刘国钧)将回到中国，协助管理金陵大学图书馆”[24]。由于金陵大学方面的某些变化，刘国钧回复Mary Emogene Hazeltine将推迟一年回国，“明年我将留在美国，以期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和金陵大学校长最新的通信表明了这种可能性。此事下个月就会尘埃落定了。”[46]刘国钧最初的回国时间很可能是金陵大学安排的，希望他能早回国服务，所以当确定延期一年以后，金陵大学翘首以盼他能在1925年夏回图书馆工作[78]。

刘国钧在1925年6月5日的信中透露计划6月25日从加拿大温哥华起航回国[79]，6月19日的信中再次谈到“即将启程回国”[80]。如果不出意外，根据《申请考》中刘国钧赴美所花时间推算[1]，7月17日左右他就可到达上海。而来自国内的一则决定，则使刘国钧的回国时间发生了变数。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不久于1925年5月20日召开的执行部干事会议上，特议决委托刘国钧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出席当年召开的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81]。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于7月6日至11日在西雅图召开，距温哥华很近，刘国钧具备顺路参会的条件，但笔者在年会的参会注册名单[82]中没有发现他的名字。

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决定在1925年合组举办暑期学校(东南大学承办)，内设图书馆学组。1925 年6 月30 日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登招生广告，载明上课日期为7月15日至8月15日，内含李小缘和刘国钧合讲的儿童图书馆课程[83]。据《申报》报道，除大学组外的图书馆学组等其他各组的实际开课时间为7 月20日[84]。暑假学校结束后的报道显示，虽然有些课因选修人少而未开，但儿童图书馆课程仍是最后开课的4 种之一[85]。在一张拍摄于1925 年7月31日的印有“全国图书馆协会首创图书馆暑期学校暨东大目录学班全体合影”的照片[86]中，有李小缘等多位师资，而无刘国钧。另见金陵大学192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刘国钧离开南京的时间为1922年8月至1925年7月[87]。

据以上材料分析，如果刘国钧并未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而按原计划回国，他7 月中下旬就能回到南京，可以全程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暑期学校，但合影中有李小缘而无他，显得不太符合常理，也与金陵大学报告中他离开南京的时间段包含7 月不相符。如果刘国钧参加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他收到国内寄出的参会通知最快也要到6 月15 日左右，其6 月5日透露返程时间时肯定还不知晓自己的新任务。6 月19 日透露“即将启程回国”时可能也还没收到通知，即便收到通知，但在回国前顺路先开会也可理解为“即将启程”。从接到通知到从麦迪逊赶往西雅图开会的时间所剩不多，刘国钧很可能是中途到会或开会时才赶到，未及提前注册登记。暑期，学校儿童图书馆课程是李小缘和刘国钧合上，刘国钧的名字在后，这很可能是中华图书馆协会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的召开时间并考虑刘国钧的回国时间而专门安排的，李小缘可先讲前半程，刘国钧回国后讲后半程。若刘国钧在7月11日参加完年会回国，到上海的时间正好在8 月1 日左右，赶得上回南京授课。不过，刘国钧回国后未见其撰写刊发有关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的文字记录，这不符合他一贯积极介绍国外动态的写作风格。当然，也有可能他正是因为没有全程参会而不便予以完整介绍。综上，对于刘国钧是否参加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还无法下最后定论，但他在1925 年7 月至8 月间回国是可以确定的。笔者更倾向地认为他参加完年会(可能中途到会)后，于1925年8月初回到中国。

4 结语

20世纪初的留美学子为了求得真知，刻苦学习，“好学之风，为美国留学界之一特色。游美者所共见者也。”[88]刘国钧也以孜孜不倦的进取心严格要求自己，“好像当初来时的欲望，到此不但不曾满足一点，而且求知的真欲望，反而更加浓厚一些……若作一个寻常学生但求功课的及格，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就可行了。然而我们岂是应当只顾及格和凭单的呢？”[48]最终，无论是图书馆学还是哲学，刘国钧都以优异的成绩实现了自己“岂是应当只顾及格”的目标。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学术报国之心的知识青年[89]，刘国钧要把所学带回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事实上，他(刘国钧)来得就像一个注定将走得彻彻底底的学生一样，总想着在短时间内学会一切，并将其带回他的祖国”[40]。刘国钧收到图书馆学校毕业证时，就曾立刻表达了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在中国图书馆界中开展实际服务的愿望[46]。

回国后，刘国钧非常怀念在美时光，多次表达了对母校教育的感激之情：“在威斯康星的日子都是我快乐的日子，我现在仍时常梦想那些快乐的日子……我在威斯康星所受的培养是绝对有益和必要的，真希望我当初能够学得更加努力些。”[90]“我在威斯康星图书馆学校的学习受益良多，我永远感激我的老师和朋友们……我真的感激我的老师们为让我懂这些知识而作的努力。”[22]刘国钧的留美生涯对他以后的学术和事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他在图书馆学校所学的“基础的东西”终其一生，晚年还在追踪西方图书馆界的最新技术和理论，将MARC引入中国。他对图书馆学学术前沿把握的敏锐洞察力和分析问题严密的逻辑性也大大得益于在美接受哲学科班教育的熏陶。

致谢

衷心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原图书馆与信息研究学院已故荣休教授Louise S.Robbins、校档案馆David G. Null先生和校学生服务注册处Keri Allard女士提供刘国钧学籍档案，感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李刚教授和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曹海霞博士在美访学时提供的相关史料，感谢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郑锦怀先生在识别书信史料等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刘国钧先生长孙刘书田先生同意公开披露刘国钧先生的成绩单。

注释

①该校档案馆David G.Null先生认为Seminary即现在所称的Seminars，下同。

②当时尚未有独立的社会学系，社会学课程在经济系讲授。

③原件表格中将右侧几门实际属于心理学的课程一并归在了哲学的表头下，现根据实际情况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