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雅川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

近十余年来，跨界导演在我国电影市场大量涌现，跨界导演们执导的作品风格不一、品类丰富，包含了喜剧、青春、悬疑、奇幻等多样题材。随着跨界导演们创作的逐渐成熟，他们已成为我国电影市场中不容忽视的票房力量。仅在2012年至2021年十年间，细数每年国内票房排名前十的作品，跨界导演们占据了半壁江山。

2012—2021年国内票房前十中跨界导演作品汇总

在十余年的沉浮中，跨界导演们的创作从资本意志的体现，开始蜕变为具有独特审美、独立情感的文化表达，如吴京的“战狼”系列高度彰显了高昂的家国情怀；贾玲的《你好，李焕英》中充满着对真挚情感的皈依；曾国祥的《少年的你》通过对残酷青春的展现，引发了现实社会对校园暴力的反思。跨界导演们的涌现从最初的产业现象逐渐上升为文化现象，梳理其创作流变，可以发现他们寻求风格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跨界导演们的成功不仅来自创作的不断精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我国特殊的文化转型背景下，准确地回应了时代的呼唤与需求。

一、跨界现状：个人意识与类型意识的分流

“跨界”于电影创作而言并非新鲜词汇，如执导《与狼共舞》(美国，1990)的凯文·科斯特纳、《不可饶恕》(美国，1992)与《百万美元宝贝》(美国，2005)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勇敢的心》(美国，1995)的梅尔·吉布森等均为“演而优则导”。跨界导演的存在是电影产业生态多样的合理表现。但自2010年以来，跨界导演在我国电影市场集中涌现，因其数量之多、占据体量之大使之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2010年左右，跨界导演们初露锋芒便引起资本的注意。一方面跨界导演多为演员或是作家等转型，自带的流量能够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但另一方面跨界导演的集中拥入，占据了过大体量的产业资源与话语权力。而导演作为需要较高职业素养的工种，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最终导致了出产作品良莠不齐的状况。在跨界导演们集中涌现的初期，伴随着市场的混乱与创作的粗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国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

但在有效机制的筛选下跨界导演们得到了迅速的成长，并已隐约可以窥见其风格的分化。其中以曾国祥、顾长卫、韩寒等为代表的摄影、演员或是作家出身的跨界导演们，他们的作品题材多样、风格明显，创作中往往将导演的个人意识凌驾于类型模式之上，对他们而言“电影不是目的，而是用来传递思想的载体和工具，他们把强烈的个人意识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转化为电影作品”。梳理此类跨界导演的创作经验可以发现，明显的作者标签为他们独树风格化特征。但对于初次涉水的跨界导演而言，强烈的个人意识也常常会成为扰乱其电影创作的阻碍。如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明显存在着逻辑混乱、情节失真等缺陷。而根源在于，作家出身的韩寒尚未熟练掌握影视语言技巧，却仍然试图强行将作家的文字思维转化为影像表达。电影的创作需要独特的个人表达，作家或是编剧出身的跨界导演在此方面具有天生的敏锐性，但电影的创作同样无法脱离基本的规律，风格化的标签需要在对影视语言熟练的驾驭后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优势。

而以徐峥、吴京、陈思诚等为代表的演员出身的跨界导演，他们的创作中则明显具有类型意识大于个人意识的特征。徐峥执导的“囧途”系列杂糅了喜剧、冒险、动作等类型元素，造就了低成本高票房的奇迹；吴京的“战狼”系列塑造了以“冷锋”为代表，独具民族性格的类型英雄形象；陈思诚在“唐人街探案”系列中试图将喜剧与悬疑进行融合，延续高投资、高回报的类型模式。此类跨界导演屡屡获得票房佳绩，创造了众多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但过于商业化的类型创作也时常为人所诟病。例如：在《泰囧》中喜剧元素趋于闹剧化，影片为达到戏剧效果存在着过度恶搞的倾向；在《唐人街探案3》中缺少新意的模式化情节使得观众逐渐审美疲惫；而以《夏洛特烦恼》为代表的舞台剧改编电影中，笑料包袱的痕迹明显过重。徐峥、吴京、陈思诚等演员出身的跨界导演，对于个人情感表达的诉求并不十分强烈，时常借工巧的类型结构来掩盖文本的价值缺失，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问题。类型杂糅的叙事始终停留于浅层伦理的表达，内容与价值的深度沦丧于过于紧凑的情节之中，观众的文化反思得不到保证，电影与观众的交流也停留在放映完毕的时刻。

二、创作共性：实践主导的磨合与成长

特殊的时代语境使得跨界导演们在我国电影市场中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他们不断地在创作中积累与精进，并进行着多样化的审美实践。就个体来看，跨界导演们的创作对于个人意识与类型意识各有偏重。但整体看来类型的技法是保证叙事流畅的基础，而个人意识的表达则是文本价值的核心，跨界导演们的创作始终处于两者的博弈与对垒之中。两者具有矛盾，却同样不可分离，并在调和与靠近中达成完善。因而，跨界导演们存在着风格的分化，也具有成长的共性。

(一)喜剧的多样拼贴

喜剧是跨界导演们创作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题材，并且他们的喜剧创作往往能够达到口碑与票房的双赢，例如：由贾玲执导的《你好，李焕英》，不仅取得了2021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并且引发了人们对于后疫情时代亲情回归的探讨；由闫非与彭大魔执导的《夏洛特烦恼》开辟了开心麻花舞台剧IP改编的热潮；由陈思诚执导的“唐人街探案”系列，打造了“唐人街+春节档”的商业品牌模式，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为何跨界导演们会与喜剧结下不解之缘？首先，此类跨界导演们多为演员出身，且喜剧演员占据绝大多数，如贾玲、大鹏、闫非等。他们与喜剧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十分熟悉喜剧的样式，对创作也得心应手。其次，偏爱喜剧创作的跨界导演大多早年拥有剧场或是舞台的演艺经历，具有与观众交流的丰富经验，他们熟知观众的喜恶，能够准确把握当下观众对于喜剧的需求与痛点。

此外，喜剧的类型拼贴也为跨界导演们创作带来了更多可能。影片《泰囧》杂糅了喜剧、冒险、动作等元素；“唐人街探案”系列以喜剧与悬疑为主导；《夏洛特烦恼》则巧妙地进行了喜剧与校园的融合。多样的类型拼贴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容，增强了叙事的可观性。同时，不拘类型的喜剧拼贴，使得跨界导演们的创作始终充满活力。

(二)语言的跨界转换

不同背景与出身的跨界导演在以影视语言进行创作时，不可避免地被其前置职业所影响。演员出身的跨界导演曾国祥，因执导《少年的你》《七月与安生》两部影片为人熟知。在两部影片中他善于使用中、近景镜头捕捉人物的情绪，使人物与镜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叙述视角趋于客观，情感表达也随之更为真实。此外，影片《七月与安生》原著篇幅短小，内容无法支撑近两小时的影视时间，于是导演着重丰富了影片细节，例如：电影为突出安生在外漂泊的生活，描绘了她酒吧、餐馆流浪的经历，并将原著中安生选择的广告设计专业改为了职业技术学院的烫头课，朴实而丰富的细节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导演曾国祥曾拥有众多青春类型片的参演经历，敏感地悉知少年男女充满悸动的内心。因而，即使其影像语言仍略显生涩，却通过细腻情绪处理与丰富的叙事细节使内容得到了补足。

而出身于喜剧剧场的导演闫非与彭大魔，共同执导了《夏洛特烦恼》与《西虹市首富》等影片，长期的舞台剧经验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电影创作。影片《夏洛特烦恼》与《西虹市首富》由于原著舞台剧的性质，戏剧场面常常集中于固定的场景。但闫非与彭大魔为克服难以移动的僵化空间，进行了时间与情节的延展，并且以性格鲜明甚至扁平化的人物制造冲突，在复杂的关系中碰撞出跌宕的情节，不断地扩充着喜剧的张力。合理的影像语言运用将改编作品中的劣势逆转为优势，并成功地打造了“开心麻花”系列剧的风格特征。

(三)人物的自我投射

跨界导演们的创作题材多样、风格不一，却同样习惯于在塑造人物时进行自我投射。如肖央执导的“老男孩”系列，影片中主人公肖大宝与王小帅对于音乐不懈逐梦的故事，取材于肖央早期作为歌手时坎坷的职业经历；《你好，李焕英》中真实动人的母女情感，直接来源于导演贾玲对于早逝母亲的追念之情；作家九把刀执导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改编自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作者青涩的校园生活。

这些投射着跨界导演们自身经历的作品，在电影市场中往往更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一方面，跨界导演们能够获得创作机会部分得益于其原本职业中粉丝的喜爱，他们的创作需要较大程度地考虑到受众群体的喜恶。基于自身经历的创作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粉丝的好奇心理，并与观众群体产生共鸣。

另一方面，跨界导演们大多作为新人导演，对于影视语言的驾驭能力仍有缺失，因此以熟悉的经历来进行创作，可以通过真情实感来弥补技法上的不足。这一点不禁引人反思，经过《英雄》《阿凡达》《复仇者联盟》等影片的几轮视觉冲击，我国观众开始对过度追逐奇观化的影片感到疲惫。回望2021年的春节档，亲情伦理喜剧《你好，李焕英》轻松战胜了《侍神令》《刺杀小说家》等突出视觉审美的影片。跨界导演们生涩的创作技巧因真挚的情感而得到补足，反观部分科班出身的导演，却因过度炫技使得创作失真。

三、产业启示：创作与消费的协同发展

时至今日，跨界导演们为我国电影产业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持续地创作与产出，不再被看作是昙花一现，而是呈现出必然的产业动因与文化渊源。但在当前学界，跨界导演们的价值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因此，回顾跨界导演们的创作与发展历程，以及进行有效的归集与整理，有助于挖掘其仍能作用于当下的价值。

(一)产业动能的创造

对于跨界导演们产业价值的追溯，需要回到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转型的背景当中。在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约占同期GDP的2.5%，而到了2018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4117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48%。我国文化产业已不断向支柱产业的要求靠近。文化产业的迅速增长中，电影产业占比巨大，从2012年至2019年6年间“银幕数量增长速度超越4倍”。通过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跨界导演们集中成长的时期，恰巧与我国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时期重叠。产业的发展看似充满偶然，却又存在于必然的逻辑之中，跨界导演们在黄金时期获得资本的青睐也有着深层的动因。

当下电影市场在资本的不断加持下，院线电影的创作变得越来越昂贵。资本主导创作首先考虑的则是电影作为商业行为的投资回报可能。2012年的票房冠军《泰囧》以约3000万的低成本创造了约12亿的票房好成绩，徐峥首次以跨界导演身份崭露头角。资本意识到跨界导演们不仅自身具有天然的消费流量，重要的是跨界导演们似乎拥有着更为敏锐的直觉，能够迅速掌握电影创作中个人意识与类型规律的平衡，这一点使得电影能够在保存原始的艺术属性的同时，也能满足产业市场的消费需求。

2015年陈思诚执导的《唐人街探案》与闫非、彭大魔的《夏洛特烦恼》先后上映，分别开启了“唐人街探案”与“开心麻花”两大系列电影的品牌创作之路。及至2021年，贾玲执导的影片《你好，李焕英》以约54亿，取得了全年票房排名第二的好成绩。跨界导演们不断创造的票房奇迹的确证明，他们成功的背后是时势与个人双向的选择。也正是如此，跨界导演们深知机遇来源于对资源的整合与对市场的把控。徐峥于2018年出演并监制新人导演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又于2021年再次出演并监制新人导演邵艺辉的《爱情神话》。“开心麻花”继闫非、彭大魔后，多次推出如宋阳、常远等新人导演。陈思诚则于2021年担任了《误杀2》的制片人。跨界导演们更大的价值在于以自身对创作与市场的敏锐把控，将产业的话语权力转变成为充满可能性的机遇与发展。

(二)成长机制的范式

在跨界导演们创作中存在着个人意识与类型意识的分流，但无论他们走向何种风格化的道路，都经历了从生涩到成熟的过程。梳理我国跨界导演们的发展，可以发现他们在与市场的不断磨合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成长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市场的筛选促进创作的提升，而作品质量的改善又带动了消费的增长，良性的循环构成绿色的产业生态。

徐峥执导的《泰囧》情节简单却剧情曲折，据统计全片笑点约有190处之多，趋于闹剧化的密集笑点虽然牢牢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但却使得喜剧的品格沦丧于笑料的堆砌之中。喜剧的“笑点”应具有“‘举重若轻’的艺术品格，其‘重’来源于对人性弱点、生活残缺以及种种伪善恶行的洞察力，因而它较之于悲剧而言往往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其‘轻’则在于以趣味性为特征的效果追求，用所谓的‘不正经’去解构形形色色的伪崇高与‘假正经’，用一种精神的弹性和力量感去维护内在的严肃性”。在《泰囧》中，徐峥以剧情的佳构使得观众深陷于跌宕的情节，但浮于表面的笑点也暴露出影片因缺少严肃思考而导致的思想贫乏问题。

《泰囧》取得高票房的同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晓苏在“两会”上直接批评“《泰囧》是一部典型的‘三俗’电影。”引发了社会范围内对于“电影文化价值”的讨论。舆论的反馈对电影的创作起到修正的作用。随后而至的《港囧》除却延续“囧途”系列的基本类型模式外，减少了过于密集的笑点，并增添了主人公徐来与妻子蔡菠的情感线索。以合理的情感叙事呈现出真实的伦理困境，从而使得影片在引人发笑的同时完成对于亲情的回归。导演对系列电影的类型优化使得《港囧》不仅在票房上超越了《泰囧》，还较之获得了更为良好的口碑。

并非所有跨界导演均能在市场的筛选机制中获得成长。导演李玉早期曾为主持人、纪录片导演，在其《观音山》《二次曝光》《万物生长》等片中执着于对人物情绪的放大，但逻辑过于混乱，最终致使影像的叙事也支离破碎。这一创作缺陷在李玉所执导的文艺片中并不十分明显，但当其创作的喜剧《阳光劫匪》上映后，叙事能力薄弱、人物性格扁平等问题被直接凸显。影片苍白的情节与散乱的叙事无法让观众买账，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陷入尴尬境地。时间与市场证明，获得成功的跨界导演始终是在积极的创作中暴露问题，并在持续的创作中得到改善。

(三)文化生态的丰富

电影既拥有商业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电影产业生态的构成更为复杂。“产业生态”是横跨生态学与经济学的复合词汇，电影的产业生态“是企业或组织与内外部环境之间进行价值交换并协同发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一种动态平衡系统”。以生态学的观点与当前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对照来看，无论是电影产业中以创作为主导的内生系统，或是以消费为主导的外生系统，良好的文化生态是构成电影产业内外协同发展的必要条件。

电影创作期间合理的资源分配是保证团队顺利产出的基础，当下我国电影市场中“天价片酬”屡禁不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资本对于明星流量的病态依赖。反观跨界导演们的创作，极少出现高价片酬的现象。跨界导演们一方面由于其演员、作家等出身，具有一定知名度，在较大程度上分担了需要依靠流量明星支撑票房的压力。另一方面，大多演员出身的跨界导演，更为深谙演艺之道，相信演技胜于流量。因此，当他们选择演员时，更注重演员与角色的契合程度，而较少考虑演员自身的知名度，并在影片中大量启用新人。除了对演员的理性选择外，跨界导演们还频繁参与编剧的创作，《你好，李焕英》《泰囧》《飞驰人生》《战狼2》等片导演均深度参与编剧，剧本的完善使得拍摄更为流畅。从演员挑选到编剧创作及至电影的拍摄，跨界导演们几乎对每一环节都亲力把控，使得在电影创作中资源配比平衡、生产体系合理，由此构成良性的内生系统。

而就外部环境的电影市场而言，跨界导演们对于文化的多样性也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拥有着演员、作家、动画师等繁杂的出身，不同的职业出身在跨界导演们的创作中留下了深浅不一的痕迹，并造成他们的作品类型多样、风格不一等特点。丰富的品类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观影选择，满足了观众差异性的文化需求。在促进市场消费增长的同时，也让电影的创作得到实质性的商业回报。并且，电影创作的多样性使得观众的审美也走向开放，市场的宽容度为导演带来了更多自由，最终作品质量的提升又反哺于市场。通过模拟跨界导演成长的生态环境，可以发现这一过程中创作与消费不断磨合，导演与观众相互发展，内外的联动最终形成良性的产业体系与文化生态。

结 语

跨界导演们是我国独特电影市场中所产生的特殊文化现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市场与创作始终相辅相成。但当前我国跨界导演们的创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创作准入门槛较低所导致的作品良莠不齐；电影表达缺乏思辨性所导致的深层价值难以企及；创作风格过于本土化所导致的海外市场多有掣肘等。跨界导演们的成长为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启示，也有所预警。而其中关键所在便是培养审美更为健康的市场，以建立创作、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