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苏倩 闫艳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文化生活愈加丰富，为满足社会文化的需要，民间书坊所编刻的书籍通常以通俗易懂的读物为主，加之社会思潮转变、图书商品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于宋元之际的民间日用通俗类书在明代达到了高度的繁荣。明代是中国俗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通俗类书是在书坊编写出版并供中下层民众翻阅的，书中往往蕴含数量丰富且类型多样的俗字字形，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字的实际应用情况，对于研究文字发展演变情况有着重要的价值，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而目前对于明代通俗类书中俗字的研究成果寥寥。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余氏三台馆刻本《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下文简称《三台万用正宗》)，由三台馆主人余象斗编刻。全书共计四十三卷，每卷为一个门类，内容基本涵盖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是明代至今刻印清晰且保存完整的一部综合性质的通俗类书。本文选取“”“”“”“”“”“”“”“”“”共九个俗字进行考释，根据目前的考察情况，这些俗字暂未在宋元时期的通俗类书中出现，而在明代其他通俗类书中可见，通过分析这些俗字的产生原因，以期为明代通俗类书俗字研究提供借鉴。

(卷三〇风鉴秘旨)

曾良《明清小说俗字研究》中将这种代替原部件的“又”称为重文符号，称“这种重文符号，俗写又拿来作为省略一字里面相同的部件”，并举“”(谈)、“摄”“轰”三例，其中“摄”所举为明刊本字例，其余二字均在清代小说刊本中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