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佳，王丹媛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引言

在多变、复杂和模棱两可（VUCA）的时代下，新挑战交织叠加，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因素增多，疫情反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俄乌冲突、芯片断供、电力煤炭供应紧张等影响着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在此环境下，我国政府多次运用“有形之手”进行政策调控和市场干预。Baker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我国2000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从55.69上升至747.86，由此可见经济政策波动性较大，不确定性水平较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上升会带来企业资金链紧绷，加剧企业财务约束[1]，可能导致投资人不再为高风险高回报项目轻易冒险，进而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不利于企业决策的有效性。

风险承担表示企业为了追求高收益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选择高风险项目的行为[2]。已有学者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关于两者的关系结论各异。有学者认为，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高风险承担水平。部分学者有相反的看法，主要集中于治理环境[3][4][5]、民主文化[6]、腐败支出[7]、企业金融化[8]和财务约束[9][10]等角度，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风险承担并非简单的直接作用关系，同时可见当前从财务柔性和数字化转型角度开展的研究较匮乏。面对不确定性，财务柔性具有“利用”和“反应”属性，以及强抗干扰和自适应能力，帮助企业防范和处理风险。数字时代下，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不确定性风险精准识别和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