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清，潘 超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会计学院，济南 250103)

一、引言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家们以为已经破解了经济增长的秘密。他们把非洲拉美地区的一些贫困国家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试验田。1957年，英属殖民地加纳获得独立。基于权力版图的争夺，华盛顿和莫斯科争相给这个新生国家提供包括贷款和技术在内的支持。风云际会，加纳似乎可以改天换日了。况且恩克鲁玛政府又有一众经济学大家阿瑟·刘易斯、尼古拉斯·卡尔多、达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阿尔贝托·赫希曼(Hirschman)和托尼·基利克(Tony Killick)出谋划策，但理论上可以期待的“沃尔特奇迹”并未照进现实。经济学家的方案是对基础设施和机器投资的援助可以促进增长，这种见解可以回追到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1946年的论文《资本增长、经济增长率和就业》。不过，多马模型的本意并非研究经济增长，对于研究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作为一个模型还受到多马本人的批判。比较讽刺的是，多马模型已经成为而且现在依然是经济史中最广泛使用的模型。[1]其实，多马模型的思想内核并不深奥，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存在一个比例关系是相当古老的观点。黑格尔的无限理论就强调比例作为无限的质的规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经济学家《计划经济》的编辑科瓦列夫斯基(N.A.Kovalevskii)就使用增长-投资固定比例预测经济增长。这个以“比例”为核心的理论完全可以用一个浅显的事实类比：农田里的庄稼长势需要肥水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