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平 郑雪丹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甘肃 兰州730070）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兴盛，城镇化、工业化获得重大成果，人民生活基本所需得以满足，但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间的矛盾随之而来。在工业化初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幸福感不断增加，但同时过度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又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当人民收入与生活条件到某一水准时，其幸福感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强，反而会因感知的环境污染出现减弱，这一现象是发达国家在以往发展中所普遍经历的。由于环境污染极具外部性，对其进行政府规制也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必然选择。尽管我国在工业化初中期一直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但还是难以避免这一矛盾的尖锐化。党和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高度重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环境保护的地位史无前例，并出台实施例如“大气十条”“水十条”等多项十分严格的环保政策措施，获得了巨大成果。此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将建设生态文明推上新高地。2018年，党和政府将“打赢蓝天保卫战”并列到2020年必须打赢的“三大战役”之一，集中颁布多项环保政策，进一步加强环保力度。《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于2021年5月公开发布，根据公报，中国生态环境状况持续优化。那么，在这一背景下，环境规制怎样作用居民幸福效用？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下简称CFPS2018）数据进行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一是探究环境规制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直接及间接关系，厘清其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