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璐璐，王 芳，汤 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200025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现代社会人们不仅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看病更舒心、服务更体贴。这意味着对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职业精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调查发现，医学职业精神中医师片面注重专业技术，利他主义精神不足，科学人文精神缺乏的问题较多[1]。临床医学本科生作为未来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若缺乏利他精神等医学人文素养，可能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2]。因此，临床医学本科生的利他行为及其心理发生机制的研究值得关注。

利他行为是指个体做出帮助或有益他人福祉的行为[3]。研究表明，共情能力是影响个体利他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3]。共情能力是指个体设身处地理解与分享他人情绪情感的能力[4]。共情利他理论认为[5]，当个体目睹他人的痛苦或不幸时，共情能力会激发个体做出利他行为。可见，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关系密切，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机制尚不明确。研究发现，共情能力是产生感恩的前提。高共情能力者容易产生更多的正性情绪体验，如感恩等。相反，低共情能力者往往呈现更多的自我中心倾向，甚至认为他人的利他行为其潜在动机是自私自利的，难以出现感恩之情[6]。同时，感恩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反过来可以直接预测利他行为[7]，且这种利他行为的激活并不局限于个体所感激的特定对象，即使对陌生人也会出现泛化的助人表现[8]。基于上述论点，本研究提出感恩有可能在共情对利他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除了感恩的间接作用之外，共情能力对利他行为的关系中可能还受到一定因素的调节。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高的个体，感知支持的能力较强，并能够充分利用好身边的支持，进而较容易产生更多的正性情绪，感恩体验得到强化[9]。换句话说，感恩受个体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影响。Trivers也指出，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受感恩驱动，也会产生更多的利他行为[10]。根据“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不同的保护因子在预测结果变量时可能会发生交互影响，即保护因子a(如领悟社会支持)与保护因子b(如感恩)可能表现为相互促进或抑制作用[11]。因此，在本研究中，领悟社会支持可能调节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关系的中介过程。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的关系上，而共情能力对利他行为的心理机制研究较少，且以往对共情能力影响利他行为的研究大多关注于一般大学生群体，对医学生利他行为的研究尚且不足[2]。故本研究从未来的一线医务工作者——临床医学本科生的视角出发，探索共情能力、感恩与领悟社会支持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为提升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提供实证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G*Power 3.1.9为工具进行样本估算，以power=0.90作为最低可接受值，中等效值f=0.25，P值为0.05，进行样本估算，得到最小样本量为169人。选取上海市1所985医学院校和1所普通医学院校，在两所医学院校中抽取16个班，每个班的学生全部参与调研。纳入标准为临床医学本科生，排除标准为有身心障碍者。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后于2020年4-6月开展调研，被试均自愿参加且签署知情同意书。共发放问卷5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23份，有效率为84.60%。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专业、生源地等。

1.2.2 医学生版杰弗逊共情量表。由Hojat等人2002年编制[12]，中文版由姜恬修订[13]。量表共20个条目，包括3个维度，分别为观点采择、怜悯关怀和换位思考。采用7级评分，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总分范围为20-140分，分数越高表明共情能力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9。

1.2.3 利他行为量表。取自人性的哲学量表中的利他行为维度，由Wrightsman于1974年编制[14]，中文版由汪向东等人修订[15]。量表共14个条目，采用6级计分，其中-3表示完全不同意，+3表示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做出利他行为的概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3。

1.2.4 感恩问卷。由McCullough等人编制[16]，中文版由魏昶等人修订[17]，问卷共6个条目，采用7级计分，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总分范围为6-42分，得分越高表明感恩倾向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为0.78。

1.2.5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由Zimet等人于1988年编制[18]，量表共12个条目，包括3个维度，分别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及其他支持。采用7级评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总分范围为12-84分，计分标准如下：12-36分代表个体支持感知水平较低，37-60分代表支持感知水平处于中等水平，61-84分代表支持感知水平较高。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96。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使用Harman单因子法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平均数和标准差；相关分析使用Pearson 积差相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分析，置信区间设为95%，若不包含0，则间接效应成立。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共调查423人，男生122人，女生301人，年龄在18-2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9.71±1.43)岁。大一255人(60.3%)，大二118人(27.9%)，大三及以上50人(11.8%)。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所有数据进行Harman的单因子分析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有8个，且最大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29.31%(小于临界标准值40%)。故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领悟社会支持、共情能力、感恩和利他行为的相关分析

各变量间及各维度的相关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领悟社会支持与共情能力、感恩、利他行为各变量及其各维度之间均显著正相关。以利他行为为结果变量，以共情能力、感恩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共情能力正向预测利他行为(β=0.14，P<0.05)，感恩正向预测利他行为(β=0.36，P<0.001)，共同解释总体21.60%的方差。

表1 各变量及各维度间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2.4 感恩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间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检验感恩在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将利他行为作为因变量，共情能力、感恩作为自变量分别纳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共情能力对利他行为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0.38，t=8.36，P<0.001)，共情能力对感恩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0.67，t=18.40，P<0.001)，将共情能力与感恩同时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共情能力对利他行为仍存在显著预测作用(β=0.14，t=2.32，P<0.05)。说明，感恩在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共情能力对利他行为的直接效应值为0.14，共情通过感恩对利他行为产生影响，中介效应值为0.24，总效应值为0.3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63.16%。

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选择重复取样5000次。结果发现，中介路径“共情能力→感恩→利他行为”的路径系数标准化估计值为0.24，其95%CI为(0.17，0.32)，置信区间不包含0，即感恩在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其次，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由表2可以看出，共情能力显著正向预测感恩(β=0.57，P<0.001)，领悟社会支持与共情能力的交互作用对感恩的正向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P>0.05)。故共情能力通过感恩与利他行为的关系中的前半路径不受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感恩显著正向预测利他行为(β=0.32，P<0.001)，共情能力对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10，P>0.05)， 领悟社会支持可显著正向预测利他行为(β=0.22，P<0.001)，而感恩和领悟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也可显著正向预测利他行为(β=0.10，P<0.01)，这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在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关系间的后半路径中发挥着调节作用。

表2 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关系间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最后，按正负一个标准差将领悟社会支持分为高领悟社会支持和低领悟社会支持，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具体调节作用如图1所示。对有高领悟社会支持的临床医学本科生而言，感恩对利他行为的预测效应显著(β=0.50，t=8.10，P<0.001)；对有低领悟社会支持的临床医学本科生而言，感恩对利他行为的预测效应减缓(β=0.28，t=4.98，P<0.001)。

图1 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和利他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3 讨论

3.1 医学生共情能力、利他行为、感恩和领悟社会支持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所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本科生的共情能力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这一结果与刘国艳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9]。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中被试大多是低年级医学生，其人文社科类课程相对较多。研究表明医学人文教育能够促进共情能力的培养[20]。其次，医学生利他行为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反映出当代医学生具有较高的利他主义精神，这与贺雯等人研究结果一致[21]。这可能与医学生进行专业选择时秉持的“治病救人”的崇高初心相关，同时医学生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即具有助人的优势，从而更易表现出利他行为。医学生感恩处于较高水平，反映了医学生的整体感恩水平较高，与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2]。这可能是医学生进入大学逐渐适应大学生活，与人的交往日趋成熟，懂得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从而感恩得分处于较高水平。此外，与感恩水平相一致的是，本研究中医学生社会支持总分及其各维度的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提示医学生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感较高，但也仍有提升的空间。

3.2 医学生共情能力、利他行为、感恩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相关密切

相关分析发现，医学生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显著正相关，且正向预测利他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23]，即个体的共情能力较高，利他行为的发生概率越高。共情能力高的个体更能够理解他人的境遇和需求，更有可能表现出利他行为。在本研究中，医学生的共情能力越高，加之其具有基本的助人知识与技能，更容易出现利他行为。感恩与利他行为显著正相关，且正向预测利他行为，即感恩水平越高，利他行为也更容易出现，这与国内外的主要观点一致[7,16]。感恩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对个体实施利他行为具有驱动作用。同时感恩作为利他行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发生互惠利他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24]。研究者指出社会支持作为保护因子会对个体心理品质发挥着促进作用[25]。若医学生感知到来自家庭、朋友等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的共情能力、感恩水平和利他行为概率的提升，而本研究也证实了领悟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与共情能力、感恩和利他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综上，利他行为与共情能力、感恩、领悟社会支持等多个因素密切相关，这也提示医学院校应制定综合性的人文教育课程以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

3.3 医学生感恩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与调节作用

中介分析结果发现，感恩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共情能力直接影响利他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感恩间接影响利他行为。共情能力对利他行为的直接效应验证了共情利他假说[5]。共情能力促使个体能够识别并体验他人的情绪情感，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更容易出现利他行为。在本研究中，医学生共情能力越高，利他行为的发生可能性越多。此外，共情能力可以通过感恩间接影响利他行为，共情水平越高，个体越容易产生感恩之情，进而产生更多的利他行为。作为个体重要的积极心理特质，共情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站在他人的立场看问题，产生更多的感恩体验[17]。同时感恩作为一种积极情绪能够激发个体作出大量利他行为[7]。原因在于，当个体体验到感恩情绪后，容易对他人进行积极的认知与建构，感知到来自他人的善意，从而较易出现利他行为[26]。此外，研究者还发现，感恩体验会刺激催产素的分泌，而催产素被喻为“亲社会激素”，能够促进利他行为[27]。在本研究中，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共情能力越高，越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更容易心怀感恩，从而进一步激发个体的利他行为。

本研究还发现了领悟社会支持是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关系间的调节变量，其调节效应发生在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即“感恩与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高领悟社会支持的医学生中，感恩对利他行为的正向影响增强；另一方面，在具有低领悟社会支持的医学生中，感恩对利他行为的正向影响减缓。以往研究发现，感知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或社会排斥较高的个体，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和认知，进而对利他行为产生抑制作用[28]。同时感知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容易产生感恩，受感恩驱动，会促进其产生更多的利他行为[10]。在本研究中，医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越高，其感恩水平对于利他行为的积极影响越明显。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上海市两所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共情能力与利他行为的关系及感恩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作用，为医学生的利他主义人文教育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然而本研究仍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被试的回答可能受“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为此本研究选用公开发表的成熟量表作为工具以减少问卷调查法的局限性。但未来可考虑开展实验研究，控制实验过程中的无关因素，其数据信度和效度可能更高。其次，本研究采取横断面研究法，虽然揭示了共情能力、感恩和领悟社会支持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但横断面研究的局限性导致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几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且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复杂，如人格特征等对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晰。未来研究中可采用追踪研究以考察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本研究被试多为低年级医学生，且女性较多，可能使得本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未来可进一步扩大样本代表性，并开展纵向追踪研究以进行动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