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泽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一直以来，女性主义诗歌创作大抵都表现出两种路径，即性别化与去性别化。这是女诗人面对性别困境时所作出的选择，也是对女性写作思考的结果。在创作过程中，女诗人们时刻面对着对自身性别以及写作本身的界定。在她们眼中，书写不再是男性的特权，写作即合理，是属于女性自身的权利，笔也不再是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口中的男性生殖的隐喻。在某种程度上，女性意识包含了女性思考，但女性意识往往多出了女性自觉自愿颠覆男性权威，塑造女性声音的侧重点，而女性思考更多是女性处于社会伦理体系下产生的适当反应。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大多数女性诗人没有脱离男性话语场，其文学作品虽然有女性思考却很少有女性意识。20世纪60年代前后，女权主义成为时代的浪潮，响应者抨击传统的男权中心论，要求女性获得应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正如女权运动由政治逐渐渗入文学，一些文学批评家们也开始主张女权运动的文学化进程，此一时期，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与苏珊·古芭（Susan Gubar）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堪称代表。随着社会的进程，女性批评理论得到丰富，逐步产生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以及女性形象批评等研究理论。在中国的“五四时期”，以冰心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扛起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大旗，实践着“人的文学”，尊重人本身存在，关注人的生活境遇，具有强烈的反旧道德旧思想的色彩。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舒婷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的写作，透露出女性作家的关注点从普遍的人转移到女性自身的迹象。由此之后，国内的女性诗人也越来越重视为自身性别发声，如翟永明、唐亚平、李轻松等人。

一、舒婷与狄金森的两种创作路径

回归到创作路径，舒婷与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大致代表了上述的两种创作路径，展现出相对地性别化与去性别化的分野。当然，这种分野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单一路径贯穿了作家创作始终，所有女性诗人的创作都是复杂的集合。舒婷在前期诗歌创作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化倾向，她于《致橡树》《神女峰》《惠安女子》等作品中皆表露出女性独立的主张与女性之于爱情的思考。性别化写作首要表现在语词或意象的选择上，如《致橡树》一诗中明确使用“险峰”“铜枝铁干”这类尖锐并充满刚性的词语象征男性，使用“花朵”“木棉”这类较柔和的语词象征女性，为两性形象带来巨大的阅读反差。其次，性别化写作也见于诗歌的主题，在《神女峰》中，舒婷就明确地抨击了旧制度下的男女婚姻观念，认为新社会的女性不应当固守旧道德，要勇敢自主地树立平等自由的婚姻地位。正如诗中写道，“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着新的背叛”，新社会的女性革命正在展开。同时，舒婷的女性目光并非停留在都市女性身上，《惠安女子》就探讨过女性在较为原始落后处境下该如何面对苦难。

狄金森的诗歌创作在整体上和舒婷相比显示出较大的不同。阅读狄金森的部分诗歌，有时很难相信这出自女性诗人之手。狄金森的诗作大都呈现出冷静客观的风格，几乎不排斥在诗歌中安插宏大叙事。虽然舒婷的少数诗作也有宏大叙事的影子，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但这部分诗作远没有狄金森诗集中那般普遍。有学者对狄金森的诗歌提出了“内战诗歌”的口号。可见狄金森的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女性感官，呈现出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接洽。王金娥在其论文中总结出狄金森诗歌的两种表现范畴，认为狄金森的“内战诗歌”既包括呈现内战相关历史事件的诗歌，又包括以内战为历史文化语境而创作的诗歌，狄金森将去性别化的写作路径同美国内战相关联，创造出女性写作的新面孔。这种新的面孔让女性诗人得以站在时代的经纬上对人类的贪婪与暴虐展开反思，然后将“痛苦”“坟墓”“死亡”暴露在世人面前，同时这也加深了以狄金森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对诗歌、家庭、生命的深沉思索。在“我为美而死，却还没/适应坟墓/一个为真理而死的人，躺着/在我的邻室”中，狄金森提深入思考“为真理而死”“为美而死”的永恒命题。在“由于我无法驻足将死神等待/他便好心停车把我接上/车上载的只有我俩/还有永生与我们同往”中，狄金森展现出一个女性诗人对待死亡和时间的深度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性别化还是去性别化写作，都是女性诗人企图开辟自身性别园地的尝试。就国内女性诗人创作而言，大有先性别化后去性别化的创作趋向，正如郭冰茹所谓的“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文学的统一性描述不复存在，文学写作更深地陷入多种话语互相冲撞、妥协、交融、并置的话语场中，身处其中的女性写作不仅有了更多元的表达空间，对性别问题的处理和对‘性别意识’的理解也溢出了女性主义理论的边界，‘去性别化’的特征更加明显了”。受时代和政治话语的影响，国内女性诗人一开始提出的女性口号可能是被迫的，性别化的写作尝试可能也是被迫的，是为了完成历史上的反封建任务，并受到外来的西方理论的冲击所不得不做出的尝试。无论是舒婷还是狄金森，她们的创作都烙印着时代的印记。但是若将视线置于诗人本身，就会发现，她们的选择仍然有不可忽视的自身因素，或许是个性方面，或许是成长环境方面。如果将舒婷视为五四精神的回归，这将是可能的。她对于人的觉醒和尊重自由的主张延伸到了性别层面，这种多角度多层次的重叠使得舒婷成为女性主义的斗士，她的诗歌也理所应当选择为女性发声，这可能不单单因为她自身的性别身份，更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立场。由此，舒婷在当时具体年代中，成为在爱情和女性存在意义上受普遍认可的价值衡量尺规，通过性别化的写作表达了非专属于性别的社会理念。她本人也曾表达过对现实婚姻中女性的附庸地位的不满，希望构建现代化的合理的两性关系——平等、互爱。狄金森的情况相较于舒婷要更加复杂。她并非积极的宗教信仰者。其次，她是作为隐居诗人出现的。“家”是她生活、写作的避风港，也是她写作的思想空间的现实投射。美国南北战争的出现使得狄金森关注下层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苦难书写成为了狄金森诗歌中的一个特点。通过对狄金森诗集的统计可以发现，“pain”出现67次，“death”则有205次，“dark”48次，“tomb”30次，“truth”28次。可见，狄金森的诗歌展现出和舒婷不同的特质。狄金森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作为诗人的女性特质，转而成为“双性同体”的存在。她较少涉及女性的身体、特质、及女性的感觉，反而以中立的态度进入自己写作的花园。封闭的生活让狄金森更多地接触自然而非都市，她在诗歌中使用的意象也都比较隐晦，比如当涉及本应体现鲜明态度的性别时，“沼泽”意向的选择就体现出她在性别上的考量与犹疑，“沼泽”就是诗人对外界试探的场所。而其他意象，比如“蛇”，一定程度表征出她对外界与家园的态度，众所周知，“蛇”在文学中也一向有影射欲望的传统存在的，这就体现出狄金森对待性别化写作的复杂思考。这种文学现象是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影响的，在狄金森所处的历史时期，工业化飞速发展下的大多数女性会走出家门，选择成为工业社会生产链中的一环，与此相反，狄金森仍留居家园，因为家园能给予狄金森巨大的安全感，她在家园中具备很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的重要命题，也能独立地对社会现状作出反思。

舒婷践行性别化写作的主要渠道是身体写作。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身体写作的概念，且希望女性通过书写获得书写自身的身体特质来表达女性意识，构建不同于男性的表达渠道。埃莱娜·西苏主张女性作家把女性的身体书写作为自身的精神支柱与理论资源，从而传达出具有独特性和纯洁性的女性经验。毫无疑问，身体写作可以很直接地表现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但身体写作也招致一些弊病，即部分女性诗人为了满足肉欲和低俗趣味，破坏了写作的崇高感。舒婷在选择诗歌意象及思考对诗歌词句的派遣时，会自觉地在展露自己的性别身份，但狄金森的诗歌中经常看不出性别的痕迹，似乎是有意识地隐藏。舒婷和狄金森在诗歌内部也呈现出较大的不同。舒婷更热衷于在诗歌中构建浪漫的两性对话，而且拥有非常鲜明的主观情感，如《礁石与灯》《赠》《会唱歌的鸢尾花》即是此类。这类诗歌浪漫而温情，像是爱情的宣言或告白，既有对爱情的忠贞，也有女性追求的独立。狄金森更像是单方向的情感出发，一般只有一个少女的形象“她”或者只有“我”在场，在诗歌内部营造出客观冷静的抒情风格，少有虚拟两个男女主人公进行情意浓浓的问答的情况，如“她睡在一棵树下面/只有我来思念”、“如果我的所爱失去/号哭者的声音会对我讲”、“靓丽的是她的软帽/靓丽的是她的面颊/靓丽的是她的长裙/她却不会说话”。在诗歌内部，能清晰地看出舒婷与狄金森的诗歌风格和性别立场。舒婷的诗歌总是站在女人的立场上的，写爱情的关怀，友人的送别，语言通俗典雅，读者也更容易受到情感的冲击。但是狄金森的诗歌就经常弥漫着哥特式风格，即便是在一首诗中，也能看到意象从“花朵”跳转到“坟墓”的惊奇。狄金森在诗中经常扮演冷静客观的陈述者，或者将自己雕刻成沉思者，跳出了性别的圈套。

二、“意象研究”层面上的比较

主题学有一重要组成部分，即“意象研究”，借助它可以发现隐藏在舒婷与狄金森创作背后的文化符号。意象严格来说是一种符号，一种蕴含了个人审美情趣和文化倾向的表现符号。美国理论家韦勒克认为，“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意味着对过去的感受或直觉经验的精神重现或回忆，而并不一定诉诸视觉”，这种“过去的感受”与“直觉经验”显然来自于女性诗人背后的文化环境。比较舒婷与狄金森在使用相同类型意象时的情感偏差，往往可以深究出诗人的生活内在与文化经验。舒婷是很少使用文化意象的，这种根植于中国初民生活环境中的意象很少出现，“鹤”偶尔出现过，但也丧失了其在传统文学中的含义。在她的诗歌中，“香烟”“杂志”“受精卵”“垃圾车”等烙印着现代社会影子的意象随处可见。舒婷，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诗人的身份更可以得到确信。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与舒婷所生活的时代风气有着密切关联，那正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需更新，女性意识觉醒的年代。至于狄金森，她更像处于一个尴尬的境遇中。狄金森时期的女性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可以较为自由地外出从事独行性质的工作，但她仍然困于家庭，这似乎和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她眼中的资本运转的现代化都市似乎像个强盗，似乎一外出就会招致危险。确实，从狄金森寄于导师的信中就可以看出，狄金森留恋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向往宁静的自然而非喧闹的都市，甚至担心有一天在大资本侵蚀下她会丢失家园，失去亲厚的土地。在这种与现代文明的抗拒和冲突中，狄金森在诗歌创作中有意选择具有原始和自然的文学意象，如出现在诗歌中的“槲寄生（mistletoe）”。

在此基础上，两位女性诗人必然会对同种事物产生不同的理解偏差。以“家”意象为例，舒婷《女朋友的双人房》里，“家”是塑造女性之为女性的地方，是“炊具”“拖把”“感情的银行”的存放点，在这里，“女人的生活总是忙忙碌碌”。显然，对于舒婷而言，家能够寄放感情，是母亲的所在，是一种归处。虽然舒婷主张平等的爱情以及女性的独立，但也没有提出女性要抛离家庭，自我生存。相反，家庭是证明平等爱情的场所，有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节蕴含其中。但是对于狄金森，舒婷诗歌中的“家”有危机、异化和孤独。在狄金森的眼中，工业化带来了资本的入侵以及拜金主义的盛行，家宅“还成了人们终生奋斗的目标，人民炫耀、攀比的工具，体现等级身份的象征”。对于狄金森而言，家宅一方面约束着她，另一方面却也为她提供了想象的舞台。或许，正是较长时间寓居家中对狄金森的精神状态产生了一定影响，她更能将自我的痛苦深深埋藏在诗歌深处，从而表面上摆出没有一副感情倾向的态度。正如狄金森喜爱球茎和虫茧一样，球茎和虫茧恰恰就如家宅一般存在，它保护着里面的生命，躲避外人的目光，使得里面的生命尽情思考，使她拥有广阔的天地。

三、结语

女性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其间既包含着女性作家及理论家们自身的摇旗呐喊，但也会时不时地与民族历史事件甚至国际政治相互捆绑，无法获得完独立的发展空间。成长中的女性意识不只需要女性自主参与社会主流话语的构建，还需要更具针对性的为社会生活服务，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改造生活。

由女性作家自己去讲述女性远比男性作家去建构女性形象似乎更为重要，但女性作家在性别化写作方面分歧造成了一部分女性作家自觉地充当了男性作家的角色。至于舒婷与狄金森，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女性的内涵，她们都在作品中展现出时代的独特性，她们具备了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因为她们自身便是作为历史维度上的指向标而存在。女性作家往往可以精准地察觉时代的变化，从而在审美层面与社会层面做出积极调整。舒婷与狄金森在“什么是女性作家”这一问题上都做出各自的解答。无论是性别化抑或去性别化，都是女性作家探索性别写作的积极尝试，在女性作家反叛男权模式或建立新的写作生态方面都有巨大意义。相信，随着女性作家群的不懈努力，女性写作会不断涌出高峰，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增添靓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