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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层叠视角下柳林方言中的特殊音韵现象

2022-09-17董缘娟

今古文创 2022年34期
关键词:汾河柳林官话

◎董缘娟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一、引言

柳林县现属山西省吕梁市,地处吕梁山西麓,晋西边陲,黄河中游东岸,南面毗邻石楼县和中阳县,北面与临县接壤。就地貌而言,柳林群山环绕,地形封闭,属于西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就历史而言,柳林县历史悠久,地处秦晋交通要冲,为西北各地通往中原之关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为晋国之领地。战国时期为秦、魏、赵三国争夺蔺地,相互角逐18年后,该地归属赵国边邑离石。此外,历史上曾长期有少数民族多次入侵或聚集此地。就方言属性而言,柳林方言属于晋语核心区的县级方言点之一,学界普遍认为其应归晋语吕梁片汾州小片。下面从语音现象、历史成因及层次离析三方面对柳林方言进行分析。

二、语音现象

通过调查与整理,我们发现:与官话和其他汉语方言相比较,吕梁片汾州小片柳林方言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音韵现象,一方面表现出其滞后性,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特殊性。下面分别结合具体语例予以说明。

(一)“支微入鱼”

据沈明(2021:282-293)研究,“山西方言中的“支微入鱼”指汾河片中原官话的止合三、晋语的蟹止合口三四等,和遇合三今读[y]同音。”由此可知,中原官话汾河片只有止合三支脂微“入鱼”,而晋语的蟹止合口三四等和遇合三今读[y]同音,晋语中“支微入鱼”的语音特征保存得相对更完整。柳林方言属于晋语吕梁片汾州小片,白读系统中也较多地保留了止蟹摄读细音的特点。 具体表现为以下四方面:1.蟹摄合口三等字:脆[ʨy]岁[ɕy]2.止摄合口三等支韵字:嘴[ʨy]喂[y]等3.止摄合口三等脂韵字:追[ʨy]谁[ɕy]等4.止摄合口三等微母字:肥[ɕ i]尾[i]费[ɕi]。

关于这种现象的时代,古代历代文献中已有多处体现。其中,据刘晓男(1999:163)研究,“支鱼通押早在《诗经》用韵中就有。如:《大雅·常武》一章:士祖父。“士”为之部,余为鱼部。”而支微入鱼是中原官话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语音层次,晋方言中保留此特征可认为是早期中原官话沿黄河北上辐射而致,也可能是整个西北地区支微入鱼语音特征的遗存。我们更认同后者,因为支微入鱼这一古老特点不仅在今中原官话和晋方言中存在,而且在吴语、徽语、江淮官话、客赣语等方言中不同程度地有所保留。这在文献中可见一斑。据乔全生(2008:168)研究,“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可见,金人入侵致使南下避难的西北人将这一特征带到江南一带。

(二)宕摄字读如歌韵

在柳林方言中,果摄开口一等歌韵字“多、拖、大、他、哥、我”等的韵母读音有两种类型:一种读如[ɔ],多分布于县城及附近,另一种读如[ə],多分布于山村。宕摄舒声字脱落鼻音韵尾读为开尾韵,韵母主要也有两种读音类型:一种读为[ɔ],另一种读为[ə],如宕摄开口一等字“帮、当、汤、炕”等,宕摄开口三等字“娘、抢”等,分布情况与果摄开口一等歌韵字基本一致。据乔全生(2008:191),“今位于西北地区的陕北晋方言佳县、吴堡、清涧方言的宕摄开口一等白读失落[ŋ]尾,读开尾韵,与果摄开口一等同韵。吴堡:汤=拖cthə(张维佳(2000))。”可见,宕摄字失落鼻音韵尾和果摄字同韵是以上陕北各方言点和河东柳林的共同特征,而这些点元代之前隶属于同一行政区划之内,故可推测读为[ə]是原有层次。

(三)梗摄今读齐韵

柳林方言中存在一部分梗摄开口字丢失鼻韵尾后,与蟹摄开口四等字祭韵和齐韵字同韵。具体表现为:1.梗摄开口三等字“明、病、命、平”等。2.梗摄开口四等字“瓶、钉、靪、听、青、星”。以上各个例字在白读层中韵母均读为[i],文读层韵母均读为[i əŋ]。据乔全生(2008:200)研究:“《开蒙要训》注音本所代表的五代敦煌方音,蟹摄四等韵跟梗摄对转或混合。”可见,柳林方言中梗摄开口三四等字保留了古代西北某一地区或某支少数民族读如[i]的音韵特征。

(四)深臻与曾梗通舒声韵混同

柳林方言中绝大多数深臻摄字由舌尖前鼻音韵尾变读为舌尖后鼻韵尾,与曾梗通同韵,保留了阳声韵的读法。如深[s əŋ]=升[s əŋ]、金[ʨi əŋ]=京[ʨi əŋ]。今中原官话秦陇片也具有深臻与曾梗通五摄相混的特点。据乔全生(2008:209)研究,“五摄同韵当属文读系统,白读系统是不同韵的。”今晋方言陕北地区和山西吕梁地区文读层大面积地保留通用现象,这在唐五代以来的通押文献中得以印证。

(五)古微母字读鼻音

柳林方言中古微母字绝大对数都读零声母,但“蚊”[m əŋ]仍然保留读鼻音的特点。而这一特征在北方官话中很少保留,反而较多地保留在东南部古老的粤语和闽语、古楚语和古吴语当中,这充分体现了晋语的存古性强。

(六)齿音声母的演变

中古禅母字在普通话中读塞擦音,柳林方言中多数也读塞擦音,但有个别字保持古读,读为擦音。如“晨”《广韵》植鄰切,今柳林方言读清擦音[ɕi ŋ],这与中原官话汾河片洪洞读擦音[ɕin]类似。再如“尝”《广韵》市羊切,普通话读塞擦音,柳林方言中却读清擦音[s ɔ],这与中原官话汾河片部分方言点的读音一致,都已保留了千年以上的历史。

中古崇母字柳林方言中大部分字读塞擦音,只有“愁”读清擦音[se],这与中原官话汾河片、客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白读读擦音的特征一致。据研究,宋代以后古崇母字演变为塞擦音,宋代之前古崇母字读擦音。所以说,柳林方言中齿音声母读若擦音,与宋及之前西北方音有关。

(七)入声韵弱化为喉塞尾

保留入声韵是晋语的一大特征。柳林方言中入声韵尾已经由塞音韵尾[-p][-t][-k]弱化为喉塞韵尾[- Ɂ],入声韵主要韵母合并为两套:[a Ɂ][ia Ɂ][ua Ɂ][ya Ɂ][əɁ][iəɁ][u əɁ][y əɁ]。发音时喉咙紧张,与少数民族语言的紧喉音相似,且这一特征与临县、吴堡、佳县等地一致,可能与该片区域长期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有关。而且,保留入声韵的特点不但没有消磨减弱,反而呈扩大之势。有些舒声字如今也入声化,发音短促,如“圪”“胖”等。

(八)浊入读送气

柳林方言中古全浊声母今读多遵循了“平送仄不送”的规律,但是浊入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读为送气音。如“白、炸、碟、叠、暴、躁、拔、夺、侄、薄、着睡着、镯、直、炙”。其他仄声字也有个别读送气音,如浊去字“鼻”“造”。这一特征与河西吴堡、佳县、神木南乡、河东沿河地带兴县、临县、石楼一致,可能保留了西北方音“全浊读送气”的部分特征,也可能与中原官话汾河片方言古全浊声母仄声字今一律送气特征的扩散有关。

(九)非敷奉纽字读[x]

晋语柳林方言中非敷奉纽字读为舌根音[x],而非读作唇齿音[f]。这一特征存在于晋语吕梁片和并州片方言中,这一特征保留了西北方音的特征,与移民史也是相吻合的。

此外,中古精组字多已腭化,仅个别在细音前仍读[ts][ts h][s],保留着未腭化的痕迹。如“就[ts ε]睫[tsa]相[s ə]小[x ɐ]”。这与中原官话的特征相似。

通过以上描写和分析,可以发现:柳林方言与河西陕北吴堡、佳县、河东兴县、临县、石楼、中阳一带方言相似点较多,也有个别特征与中原官话汾河片和并州片一致。

三、 历史成因

正如徐通锵先生在《历史语言学》中提到“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柳林方言独特的语音特征与该地的历史移民和地理位置等因素都有着天然的关联。

据安介生(1999:19):“华夏族的祖先最先在晋南地区开拓、开发的,而四周地区则是所谓“狄戎”之人的家园。”春秋时期,晋国周边的“白狄”常活动于霍山以北及黄河沿岸。但是,(1999:28)又载:“白狄的一支活动范围收缩到今河东吕梁地区和河西地区。”故柳林位于黄河东岸,地理位置优越,便于迁入,所以先秦时期可能也受到西北戎狄的影响。

据安介生(1999:59)记载:“东汉时期匈奴部族先是入居代郡和雁门,之后又以离石为中心,深入至今吕梁地区一带。”(1999:59)又载:“西晋初年……绝大多数匈奴人很快向今山西地区集中,大大增加了山西境内匈奴人的比例。”(1999:63)又载:“将百万人左右作为西晋末年山西境内匈奴部众的数量,是较为合理的。”由此可推测,东汉到西晋,柳林境内也可能有一定规模的匈奴分布。东汉末年伊始,又受到西羌族的入侵。安介生(1999:64)提到:“西河诸杂种,东犯赵、魏,南入益州。”这里提及的“西河(包括今吕梁地区大部),这可以说明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地区定有相当数量的羌人入居,所以这一带历史上曾是有名的羌人聚居地之一。后来,五胡乱华,“永嘉丧乱”引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汉族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山西境内人口骤减十余万户。直至十六国时期,山西境内仍有庞大规模的匈奴部族。纵观这一时期可得,柳林一带匈奴贯穿于整个东汉两晋,东汉开始又有大量羌人入居此地。

南北朝时期,柳林一带除汉族人口外,“山胡”人数最多,安介生(1999:159)提到:“他们在山西居留与活动的中心区域在离石与西河一带(即今山西吕梁地区)。”其势力强盛,曾一度形成“胡荒”。(1999:465)又载:“而东部应为当时北方山胡或稽胡居留最集中的区域。这一区域又以离石、吐京为核心,完全覆盖了今天的吕梁地区。”而以上稽胡正是原南匈奴在今吕梁地区的残存。(1999:162)提到:“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这次大迁移大致将这一地区居留的汉人全部迁走。”可见,南北朝时期柳林一带基本为“山胡”或“稽胡”少数民族聚居,汉族人口稀少,这在文献中也有记载。可见,柳林一带这一时期可能是“山胡”之地盘。隋唐五代时期,山西各地人口相对稳定,风俗混一且逐渐有“胡化”之势,这在离石和楼烦一带表现得更为突出。

北汉所辖包括石州(离石)等十二州,当北宋平定北汉后,引起原辽国及黄河以西百姓(时称“戎人”)向北宋迁徙。此时,据安介生(1999:231)记载:“西夏境内的各部族因不满于党项族统治者的统治而成批渡河东徙,迁入了河东境内,形成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他们东徙后多安置在今离石一带,人口规模极大。且今柳林地区语音又与之相似,故可推测,柳林也可能接纳了一部分党项族,其中蕃民数量最为可观。

四、层次离析

综合前文来看,宋代之前,柳林人口变迁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和西部河西走廊戎、党项族的东扩有关。明代之后,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移居活动却十分罕见,反而受到中部晋语和晋南中原官话的影响。具体来说,柳林方言存在以下三个语音层次:一是与北狄西戎、突厥等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语言,这可视为存古性较强的底层语言,形成于宋代之前;二是比较晚近的层次,分别是中原官话汾河片和晋语并州片。其中,中原官话汾河片的特征与自古以来沿黄河上溯北扩的移民和洪洞大槐树移民关系密切,晋语并州片的特征可能受到以太原为核心的强势方言的影响而形成。

五、结语

语言存在共时和历时两种状态。共时层面的差异只是表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由历史的空间深层互动所致的,而互动的主体即为移民,互动的方式即为接触。柳林方言中的特殊音韵现象不仅与西戎北狄、突厥、山胡等少数民族的接触有关,而且与今中原官话汾河片和晋语并州片影响密不可分。此外,移民接触的次数、规模等因素也影响着覆盖层次的厚薄。柳林方言形成较早,宋代之前,因西北各少数民族大规模入居或聚居而与其深度接触,故而形成宋西北方言层;宋以后,因洪洞大槐树移民和并州片方言的辐射影响而与其浅层接触,故而形成中原官话汾河片和晋语并州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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