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川

(山东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100)

伴随悲剧性皇帝崇祯自缢煤山，明朝二百多年的基业一朝崩溃，尤其是在被目为“贼寇”的农民义军和“夷狄”的满族的攻击下毫无还击之力，最后被异族入主中原，国仇家恨加上文化、种族压迫，战乱频仍，给明末清初的士人以巨大的冲击。“凡际易代鼎革，屈子遂呼之欲出。而落拓不偶之士、蹭蹬无聊之人，或藉注《离骚》而摅其愤懑不平之气者，自古往往有之，若明季黄文焕是也。”[1]1黄灵庚先生在此阐明了文学史上一个普遍规律，即易代之时，末世王朝之昏聩衰落、战乱流离之悲苦，往往使忠贞正直的士官仕途踜磴、有志难骋，痛国家之沦亡，哀自身之穷苦，此时屈原之遭遇、精神往往与之遥相呼应，成为其精神皈依与心灵安顿的依靠。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哀怨悱恻，长于抒情，表达了屈原坚贞爱国、九死不悔的高洁情操，故成为文人关注的焦点。由此继承屈骚传统并与时俱进地加以发扬，成为清初文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不仅骚体赋创作大量出现，赋学批评中楚辞专题研究亦颇受重视，此时期代表性成果有黄文焕《楚辞听直》、李陈玉《楚词笺注》、贺贻孙《骚筏》、钱澄之《楚辞屈诂》、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黄文焕《楚辞听直》、李陈玉《楚词笺注》完成于顺治朝，可谓得风气之先，具有承前启后之功，对后世颇有影响。本文即以此两书为中心展开论述，探索时代风云变幻中屈骚传统的嬗变，以期管中窥豹，展示清初学术及文学思想发展之一脉。

一、为我所用：“自抒其无韵之《骚》”

无独有偶，同时期的李陈玉作《楚词笺注》，可谓异曲同心。李陈玉生平不详，据书前《自叙》可知，其于癸巳年(1653)过云阳时弟子请教《楚词》，因见注释不精而决意笺注《离骚》等篇，“凡三十日而是书告成”[5]2，可知成书于顺治十年(1653)左右。李陈玉作为明遗民，身遭亡国之乱，仍能始终坚守民族气节。隐居时，通过笺注《楚词》的形式发扬弘义，抒发自己壮志难酬之悲情、家国败亡之哀伤。门人钱继章深知其意，在跋中对此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伤哉!先生之志乎！先生家藏万卷，胸具五岳。拭其廉锷，可以大用于世，屈平之扈篱而纫兰也，七年劳吏，八月台班，适以其宗老懋明先生进位总宪，循例乞身。迨懋翁殉闯逆之难，先生北望陵阙，流涕泛澜，屈平之《涉江》而《哀郢》也。既而遁迹空山，寒林吊影，乱峰几簇，哀猿四号，抱膝拥书，灯昏漏断，屈平之《抽思》而《惜诵》也。先生之志，非犹屈平之志乎？……屈平以宗臣被放，怀王乃轻身入虎狼之秦，流离不反，楚人哀之。此君父之慼，屈平所憔悴江潭，之死靡悔也。岂以其身之穷困，遇之否塞介介哉!先生壮年筮仕，逮老而未获一展，终身岩穴，穷愁著书，其遇虽不同，而似有同者。宜其精神注射，旷百世而相感者哉!”[5]5-6分析细致入微，将李陈玉每个阶段不同之境遇与屈原相比类：才华满腹，有志用世，比拟屈原佩扈篱而纫兰；遭遇亡国乱离，痛心疾首，比之屈原《涉江》《哀郢》；隐居空山，凄寒苦楚，诗书为伴，比之屈原《抽思》《惜诵》。门人魏学渠亦曰：“先生慷慨弃家入山，往来楚粤间，行吟泽畔，憔悴踯躅，犹屈子之志也。衡云湘雨，往往作为诗歌，以鸣其意。有《离骚笺注》数卷。其词非前人所能道，然而涉忧患，寓哀感，犹屈子之志也。……其所为笺注者，恻怆悲思，结撰变化，犹夫《离骚》之辞，托于美人、香草、山鬼、渔父，缥缈怳忽，而情深以正也。”[5]8指出李陈玉遭乱后徘徊行吟于楚粤间，怀忧思哀怨、憔悴悱恻等类屈情志，并指出《楚词笺注》乃“情深以正”之作。而此又非仅仅关涉自身之穷通困达，重在国家兴亡、君父之感，故而钱继章认为二人遭遇虽不同，但心志、精神一以贯之，百世同感。

二、标举忠义：“千古第一忠臣”

经历异族入侵，改朝换代，悲愁、迷茫之情笼罩朝野，如何在乱世中安身立命，成为清初士人普遍面临的时代主题。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一种精神引领者或榜样，更是战乱后遗民建设精神家园急需完成的。经过历代文人学者的不断塑造、强化，屈原忠而被谤、忧国忧君、忠贞不贰的典型形象光照千古，至明末清初更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黄文焕在前期主要痛陈含冤入狱之恨，以冀沉冤昭雪，入清后更着意反思明亡之惨痛教训，所谓“一身之困苦有尽，千秋之担荷无穷”[1]205，时或寄寓身世之感而借题发挥，贬斥奸佞宵小之徒误国、昏聩不辨黑白之君亡国。如解“女尤”时称：“然非谗佞满朝，仅一妃子，岂遂亡国？”[1]249《听卜居渔父》云：“皆浊之世，岂知濯者？”[1]256黄文焕《听直合论》完成于顺治朝，凝聚了其阐释《楚辞》的精萃思想，而“忠”则是其核心议题。“忠”字在《楚辞听直》中出现124次，其通过篇目设计及各篇反复论辩达到提高“忠”之首要地位的目的。在《听直合论》部分，黄文焕在篇目安排上将“听忠”列为首篇，且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断言：“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并驳斥旧说，对其未马上殉国而死进行了辩说：“然则何以不死于怀死之日，何以不死于丧归之日，而待被放九年以后乎？曰：原冀顷襄之报仇也。”至顷襄忘父仇而与秦合，“永无报仇之日矣”而原死，故“原之死，必无可宽。原之忠，复何可诋？”[1]211-212联系史实层层推进，逻辑环环相扣，将屈原之死、死之时间确定为屈原经过慎重考量后的选择，对其“千古第一忠臣”的断言作了充分论证。联系清初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遗民“忍死待恢复”的心态，当不无间杂其自身难以明言的隐秘思想，其是否如屈原一般不选择即时殉国而忍辱偷生，恐遗后人之讥而作此，阳为明屈原之怨，实为明己之曲心，亦不无可能。继之第二篇为“听学”，仍以忠君爱国为主旨，首句以《论语》所载子夏语引起：“子夏于事君致身，虽曰未学，吾必谓学。”[1]212对比一下《论语·学而》所载原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列举了竭力事父母、事君致身、信义交友三种情况，来说明践行孝、忠、信等美德的重要性，而黄文焕则刻意舍二取一，以忠为学，并进一步展开论述：“学者，忠之本。宜先于‘听忠’，顾反居次，以屈子之忠不可不早白，屈子之学可以不求知也。‘听忠’者，示世之共辞；‘听学’者，尊屈之专辞也”[1]208。《论语》开篇即讲“学而”，由此确立了学为先的处世原则，黄文焕虽然秉承儒家传统思想，认为忠以学为本，应以学为先，但其认为阐明屈子之忠更为重要，应放至首位，而且这也是应该普遍昭示于世人的思想。继而申述“屈子之忠，余既发明其得中正之道，决宜一死，非过非激”[1]212。继之第三篇为“听年”，从细节入手进一步发扬屈子之忠：“年明而忠明矣。何年宜未死，何年宜就死。”[1]209于此再次回应《听忠》部分屈原对于死之时机的刻意选择，更明其非如班固、扬雄所谓“扬己”“扬眉”及朱熹“忠而过”之说，以辩证其“千古第一忠臣”。

李陈玉《楚词笺注》对此亦有所发挥，但不及黄文焕系统详赡。其总论对屈原高度评价道：“屈子千古奇才，加以纯忠至孝之言出于性情者，非寻常可及。”肯定屈原的天赋之才，并认为其作品乃“纯忠至孝之言”，且“出于性情”，凸显了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感情。在《离骚》序中曰：“殆至九死不悔，登天入地，终惟故国之怀。……故千古忠臣悲痛，未有如《离骚》者也，每读一过，可以立身，可以事君，可以解忧，可以忘年。”[5]10将《离骚》和屈原置于千百年的历史时空中加以观照，并将所表达的忠臣悲痛推至第一位，确立其精神标杆的地位，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九死不悔的故国深情，屈子之志犹先生之志，由此充分表达了李陈玉等明遗民的心声。而对于遗民群体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如明清鼎革后徘徊矛盾于出处之际如何立身，国破家亡后如何建立事功实现自我价值，遭受巨变而痛苦凄恻无法排解，心灵飘荡无所皈依等等，也给出了答案与解决路径：反复解读《离骚》与屈原。门人魏学渠承其思想，在序中阐发道：“《离骚》言情之书也……而总不离于忠孝者近是。贞人谊士，读其辞而感之，所为传注笺疏，岂徒牵合文义云尔？将以明其志，感其遇，恻怆悲思，结撰变化，千载而下，顽廉懦立，虽与日月争光可也。”[5]7再次强调屈原的忠孝精神感召千载，后学所作传注笺疏并非着眼于文字表意，重在感遇抒怀、明志立身，以此实现与屈原精神的跨时空交流，赞其忠孝精神可争光日月。在具体行文和篇章中，李陈玉亦不厌其烦地阐述屈原的忠君爱国之情，略举数例如下：“写到此，满肚皮忠君爱国之怀，无处可挥泪矣。”(《离骚》)“此屈子思君之至，所以发愤而为此也。……究竟归于君子有常名在世，缠绵凄恻，不离忠孝之旨，此《天问》所以令人唏嘘欲绝也。”(《天问》)“旧序称楚俗尚鬼……屈原放逐，见而感之，颇为更定其词，又因彼事神之心，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朱子则谓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见其恳切之意。两俱颇有发明。”(《九歌》)“此篇诉其孤忠为君，而遭党人之仇，君又不知。”(《九章》)[5]32，35-36，55，71可见，不管是直接陈述，还是引述朱熹等前贤观点，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可谓一线贯穿，乃李陈玉作《楚词笺注》的中心意旨。李陈玉几乎见缝插针，在不同篇章中反复强调，由此为自己和同时代明遗民在意识形态领域建构起共情之精神支柱。

三、创解弘义：“字字咸直于余”

屈骚传统在清初的发扬，除时代因素所施加的巨大影响外，学术思潮的鼓荡亦不可忽视。顺治时期，学界文坛虽然已出现经世实学的思潮，但讲究心性、议论的王学影响仍在，尤其是如黄文焕、李陈玉等主要活动于明末，更是深受空疏学风及东林党人议论横发的影响，其《楚辞》论著多重视发挥论辩色彩，思致颇多，与后期乾嘉学派重训诂、考订的朴学相差较大。另外，清人居文化学术集大成时期，一般都具有丰厚的学识素养，思想上并不故步自封，而是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努力另辟蹊径，创造一代学术风貌。由此奠定了两书在内容和方法层面的主要特色。

黄文焕在《听直合论》中第一句话便对前人读骚解骚提出质疑与否定：“莫不读《骚》者，而卒未尝有一人读《骚》也。……胡至繇昔迄今，沉冤不白哉？”对两千余年来几位解骚代表大家之观点进行了驳斥，尤其是班固、扬雄所谓“扬己”“扬眉”及朱熹“忠而过”之说，而王逸、刘勰则欲直而终无所进，仅免于贬而已，由此对“牢不可破”的汉人宋儒之说进行辨证，直言其著作目的云：“人人所未能直，而谓字字咸直于余”[1]207-209。即雪屈原之冤、弘扬其忠义精神。清人刘献廷评曰：“向予见《楚辞听直》一书，能使灵均别开生面，每出一语，石破天惊，虽穿凿附会不少，然皆能发人神智。”[6]对此黄灵庚先生论述颇多，兹举数例：“其于‘路’字一以贯之，得他人所未能言，颇有创意。”“《听天问》者……然玄索隐，颇见新意。”“《听九歌》者，始辨‘余’字为原自称，以斥旧注倏‘巫’、倏‘原’之缪。”“次辨天、地、鬼排列之次……虽多臆测，然不乏启人思致。”[1]5《听忠》力破班固、扬雄“扬己”“扬眉”及朱熹“忠而过”之说，《听天问》对王逸“天尊不可问”及朱子“抒怨愤而失中”之说均有所修正。由此总结道：“其说甚有启发”，“盖于各篇大旨、分段及章法等多所论列，而不重在字义训诂与考证。以故论详于注释，评多于考证，实为综论《楚辞》之作也”，“文焕又钩稽屈赋内证，考辨屈赋诸篇作期，甚有见地”[1]11-12。此后，钱澄之屈诂、林云铭《楚辞灯》、屈复《楚辞新注》、方楘如《离骚经解(略)》、顾成天《离骚解》等多受其影响。如《清文献通考》评《楚辞灯》曰：“王逸注以《九章》皆屈原放江南时作，云铭取其篇次尽易其旧，以为创解，然观其自述诸语，实以明黄文焕《楚辞听直》为蓝本也。”[7]

李陈玉作《楚词笺注》即不满于《楚词》“为注家涂污极矣，《天问》一篇，云雾尤甚”，决定笺注明之。其详细阐述了对“笺、疏、传、注”的观点，认为“读者之悟，与作者之意相遇于幽玄恍惚之地”的精要之笺乃“上上人语”，而“句栉字比，求先故，推义类”的学究式注释则为“下下人语”，并作为《楚词笺注》的创作原则，贯穿该书始终。如其言：“屈子千古奇才，加以纯忠至孝之言，出于性情者，非寻常可及，而以训诂之见地通之，宜其蔽也。且夫《骚》本《诗》人之意，镜花水月，岂可作实事实解会？惟应以微言导之。”“向令屈子遭时遇主，则其文章，全发舒于丝纶谋议之地，后世乌从而知之？惟其有才而无命，有学而无时也，是以长留后世之悲歌，而亦无所见其不幸焉。呜呼！使余而亦为训诂之文者，岂非屈子时命之累，更数千年尚相波及也哉！”[5]1-2认为屈骚本即屈原出于性情发抒忠孝之言而作，应申张微言大义，而不能拘泥于事实，加以训诂考证。王舒雅研读文本后以“凭主观感受品读《楚辞》”为李陈玉笺注的一大特点，“重在阐发大义，不事音韵训诂”[5]8，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同时认为有些阐述过于随性而不够严谨，有牵强附会之处，可谓切中肯綮。

综上，作为完成于顺治朝的楚辞学著作，黄文焕《楚辞听直》、李陈玉《楚词笺注》皆能直面现实，将自身遭际与国家兴亡相结合，在继承屈骚传统的同时又注入时代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建构起遗民与屈骚共情之精神支柱，发扬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尚情操，以树立精神偶像，安顿沧桑漂泊的身心。由此，在动荡之际，不仅以自身言行对于遗民群体的普遍焦虑，诸如如何安身立命、如何排解忧苦等等开出一路，而且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辞赋创作也产生了广泛影响。骚体赋和大赋创作较多，多抒发故国之思、家国之痛，尤其重视对屈原人格的赞赏和比附，高扬其忠贞不贰、九死不悔的爱国精神，展现出屈骚精神的时代发展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