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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经历的艰苦磨砺

2022-09-13作者

湘潮(上半月) 2022年3期
关键词:前委红四军遵义会议

作者|罗 舒

在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当中,也曾经历艰难岁月,在那段时间,毛泽东多次遭受打击、处分,政治生涯曾一度跌入谷底。但毛泽东没有被这些压力压垮,反而在艰苦磨砺中成长成熟起来,他的党性更加坚定,人格愈显成熟,最终成长为带领党和红军走向胜利的伟大领袖。

“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前往湖南传达会议精神,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的路上,敌我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毛泽东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在江西永新三湾对起义余部进行改编,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但由于抵制了进攻长沙的计划,1927年11月,毛泽东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这个处分决定一直到1928年3月才传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把撤销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使得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

在此期间,毛泽东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挫折,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责。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才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后来毛泽东在同朱德、陈毅会师时,他特意挎上了一支枪,幽默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1929年夏天,围绕着是“前委”领导红军,还是新设“军委”领导红军这个问题,红四军领导层产生了分歧。这个问题的背后,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实质上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毛泽东坚定主张要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时陈毅为了统一思想,他号召大家公开辩论,并提议举行民主表决。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毛泽东关于建军的一系列正确建议,给予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此外,在会上毛泽东还落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在探索建军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内争论的发生也是正常的,他们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但对毛泽东来说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毛泽东后来回忆: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

1929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来到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住在一个小竹寮里,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养病。毛泽东虽然身不在前线,但心仍系前线,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阅读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思考作战方案等。他所居住的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研究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

在毛泽东离开的这段时间,陈毅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特别提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由陈毅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领导的指示信,也就是“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维护毛泽东、朱德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因此,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人,照搬书本教条,盲目迷信苏联经验,忽视中央红军取得的成绩,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全面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不同意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3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了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岁月,“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苦难时期,毛泽东很多次都处于少数,他坚持原则,绝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真正做到了坚持真理与遵守党的纪律相统一。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再次剥夺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会后,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毛泽东对给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但让毛泽东感到最苦的还是自己的正确意见得不到认可,他担心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尤其广昌失守后,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毛泽东日夜忧思。在长征路上,经历了湘江战役失败的红军迫切需要改变原定行军路线,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党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会上毛泽东向大家客观分析行军路线的利弊,同时这一系列的会议为后面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在此期间,毛泽东在担架上同张闻天、王稼祥的担架会议,同周恩来的彻夜长谈,使部分同志逐步放下了对他的成见,为形成正确路线扫清了障碍。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一改过去开会时即席发言的常态,认真准备还特地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据陈云回忆:“只记得当时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军事问题,毛泽东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古田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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