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楠楠

“十七年”期间，我国电影界相继创作了一系列以改造自然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为题材的影片，如《丰收》《沙漠里的战斗》《牧人之子》《苗家儿女》《老兵新传》《达吉和她的父亲》《北国江南》《黄沙绿浪》等。这些作品讲述的故事大多是共产党/解放军带领当地人民克服各种困难，如风沙、干旱等，通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田，将恶劣的自然环境改造为优美如画的社会主义风景，最终走上富裕发展的道路。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这些影片中，风景作为一种“文化表述的媒介”是如何被表征和再现，又如何参与协调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认同的？

在《风景与权力》中，米切尔开宗明义将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视其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在米切尔看来，风景是以文化为中介的自然，它“含在某个文化意指和交流的传统中，是一套可以被调用和再造从而表达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符号”。如18、19世纪风景画中的殖民地“原始而自然”，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想象，体现了帝国征服殖民地的野心和优越感。在帝国的凝视下，殖民地风景充满了权力意味。英国学者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同样主张将风景作为一种文化工具，而非视觉的具体的对象。尤其当风景被画框、摄影机、取景框等视觉技术装置所框取时，便会被赋予超越现实的隐喻意义和文化价值，成为文化意义的编码系统和意识形态载体，参与到性别、阶级、民族身份的建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