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诺,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屋室建筑修造技术的产生在人类文明演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古之时人们居于野外山川丘陵之间，难有固定居所。《白虎通义·崩薨》：“太古之时，穴居野处，夜皮带革，故死衣之以薪，内藏不饰。中古之时，有宫室衣服，故衣之币帛，藏以棺椁，封树识表，体以象生。”[1]553待人们掌握屋室建筑的修造技术后，逐渐脱离了利用自然条件所构筑的简陋处所，住进了足以遮风避雨的屋室建筑，由此也就规避了天气、自然灾害以及长期暴露于野外环境所带来的种种风险。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屋室建筑的修建倾注了更多的心血，这使得原本仅是为了遮风避雨的简陋屋室修筑得日趋华丽并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所谓文化，通常是指在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因此，诸如风俗习惯、制度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极为广泛的因素均可归入文化范畴①。本文拟重点围绕制度规范、思维方式这两个因素展开讨论，力图揭示秦汉建筑与政治秩序的关系，以及建筑当中所反映的神秘主义观念，并对建筑文化内涵向边地扩展的历史趋势加以关注。

一、屋室建筑与秦汉时代的政治秩序

人类文明早期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落后，不得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依赖自然环境谋求生存发展的阶段。《墨子·节用中》：“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2]161直到人们改造自然的水平提高以后，这才产生与发明了营建屋室建筑的技术。《史记·五帝本纪》：“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张守节《正义》注曰：“存亡犹生死也。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3]6唐人张守节将营建屋宇之功托于黄帝，虽然这未必可信，但以黄帝进行假托足以体现中华民族掌握这项技术由来已久。实际上，屋宇修造技术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改造自然的实践当中逐步掌握的，只不过他们并没有严格区分屋室建筑的使用意义。《说文·宀部》：“宫，室也。”[4]152起初宫、室指代的是同一类型建筑，而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变迁，“宫”这一名词逐渐开始专有化，《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皆所以通古今之异语，明同实而两名。”[5]3201《尔雅》释文：“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5]3202秦汉大一统中央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彰显其自身的独尊地位，将“宫”这一名词专有化。待到名词专有化后，“宫”只可以指代王者所居，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屋室建筑的文化内涵在发生变化。

屋室建筑文化内涵的变化较多地表现在社会上层，可能与其经济实力强大可大兴土木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闲，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3]256秦始皇营建的新宫室，为了突出其建筑规模与风格，应用天象与其相对应。

统治者还通过屋室建筑的外观表现其对臣下的情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3]2347-2348将臣下安置在具有高门大屋的宫室，体现了统治者对其特殊的尊宠之情。《汉书·公孙弘传》：“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颜师古注曰：“言不能进贤，故不缮修其室屋也。”[6]2623颜师古认为汉武帝时期丞相不能较好地履行职任，统治者则不修缮其屋室继而表示厌恶之情。《史记·陈丞相世家》：“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3]2058刘邦之所以将曲逆封赏给陈平作封地，可能与其曾目睹此地经济发展良好有关。

君臣多用屋室建筑结构来指代微妙的政治局势，屋室建筑结构的文化内涵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史记·高祖本纪》：“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3]382大夫田肯巧妙地将建筑结构与地理局势相结合以劝谏刘邦，颇具有说服力。同书《秦始皇本纪》：“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3]292张守节《正义》：“言秦国败坏，若屋宇崩颓，众瓦解散也。”司马迁用房屋的建筑结构来比喻秦末政治局势，使得政治局势跃然纸上。《汉书·霍光传》：“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颜师古注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础也。言大臣负国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6]2937对国家来说较为重要的大臣被比喻为国家的柱石之臣。《汉书·李寻传》：“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为寒心。”[6]3185当政治局势不够明朗时，臣下还可以用屋室结构隐喻政治环境，这既可以起到劝谏君主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自身的政治风险。

屋室建筑规模的大小和外观特征逐渐与人的身份地位相互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商君书·境内篇》：“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7]79战功所带来的爵位上升与宅基地面积增加，成为吸引秦人建立功勋的方式。《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颜师古注曰：“采，柞木也，字作棌，本从木。以茅覆屋，以棌为椽，言其质素也。”[6]1738贫人所住之屋用茅草及棌木建造，屋室所用的建筑材料与居住者的身份地位产生联系，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同书《吾丘寿王传》：“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材，兴学官，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6]2796白屋本意为没有彩色装饰的茅草屋，在这里指代居住者的身份地位低下、经济贫困。《史记·游侠列传》：“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3]3186郭解认为自己居住在乡里却并没有被同乡之人友好对待，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德行可能出现了问题。除此以外，国家所管辖的功能性建筑使用者的身份也在逐渐走向固化。有学者认为，政权建筑及其附属的建造，是为了统治阶级更好地掌管自己的管辖地。比如殿就是用于处理政务的大厅，庠、廱之类就是为了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而狱、埍这类就是圈禁违反法律或者服刑的人的地方，府、邸是给不同臣子居住用于区别身份的地方[8]。这实际上是屋室建筑的文化内涵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的表征。

除却社会上层以外，其他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屋室建筑的文化内涵。譬如屋室俨然，居住条件良好，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也会较为满意。《老子·道德经》：“王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9]154屋室居住环境的改善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新建屋室的质量与环境是吸引其迁居的重要因素。《汉书·晁错传》：“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6]2288秦汉时期人们安土重迁，政府为了达成某些行政目的多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迫使民众迁徙，晁错认为假使被徙之人的新居阴阳相和，被徙之人则会乐于迁徙，这体现了对屋室建筑文化内涵进行丰富的重要性。晁错又对其他各项居住条件进行了同样细致入微的考虑，并制定了严格的规范。这有益于西汉王朝建立良好的边疆社会秩序。

二、秦汉时代屋室建筑的神秘主义内涵

晁错在徙民建议中提到有关“相阴阳”的说法表明，随着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屋室建筑的文化内涵也有所丰富，并开始与阴阳、吉凶等神秘主义因素相关联。这种关联，还具有更为宽泛的表现。《礼记·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10]3182先秦时期，便已产生女性生育要回避常居屋室的习俗。直到秦汉时期，人们依然保有这一观念，甚至女性生育后所居场所更为恶劣。《论衡·四讳篇》：“乳子之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畔，踰月乃入，恶之甚也。”[11]975汉代江南地区的孕妇生产时依然被怀疑将会给屋室带来不吉因素，因此江南地区的孕妇不被允许在自家屋室之内生产。汉代统治者也持同种认识，宋杰先生认为，汉代宫廷妇女在临产前要离开常居的正宫，迁到外边馆舍等待分娩。汉代后妃的“就馆”与当时江南民间孕妇“产痛在庐”之风俗相似，都是属于“外舍产子”[12]。实际上这都是在规避孕妇生产之时给房屋带来的不吉因素。在周易的爻辞中，存在着将判断吉凶的标准与屋室的内部情况相互关联的例子。《周易·困卦》：“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10]122东汉时期的东夷人，也将屋室与人的吉凶进行联系。《通典·边防典》：“疾病死亡即弃旧宅，更作新居。”[13]4987东汉时期的东夷人认为原本的旧居因病人死亡沾染了不祥因素，更迁新居则可以有效地对此进行规避。除此以外，汉代还有不向西侧扩大屋室的禁忌。《论衡·四讳篇》：“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从来者远矣。”[11]968时人怀疑向西侧扩大房屋会给居住者招致灾祸。

为了对屋室建筑中的吉凶因素施以人为影响，神秘主义手段与屋室建筑开始紧密结合②。当时的人们利用神秘主义手段规避屋室建筑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因素，譬如在户门之上画虎。《论衡·乱龙篇》：“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刻画效象，冀以御凶。”[11]699王子今先生认为，门是一切交通行为的起点与终点。联想到汉代人乘车画虎、饰虎、建虎旗等作法，“画虎于门”未必只是以食鬼之虎的形象御百鬼于门户之外，很可能也与祛除“虎灾”对交通的危害有关[14]。无论“画虎于门”究竟是出于哪种目的，实际上更应该注意门是屋室建筑的入口，处于较为特殊的位置。为了规避屋室建筑的不利因素，首先想到的便是在门上施以神秘主义手段。这种风俗在秦汉时期广为流传。《风俗通义·祀典》：“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15]367在门上画虎，当是利用虎的凶戾作为驱散不祥因素的手段，而门所处的特殊位置使其最先接触到不祥因素，所以将虎之形状画于此处。

晁错为使民众得以迁徙，主张学习古时营建屋室之法，这些新建屋室位置的选定，同样也离不开神秘主义手段。《汉书·晁错传》：“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6]2288晁错所提到的“相其阴阳之和”按理来说与屋室营建之前选定位置的堪舆之术有关，这一术法在汉代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淮南子·天文训》：“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许慎注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16]884可见，在汉代已有研究天地运行规则的堪舆之学，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使用体系。因此在屋室营建的过程中，阴阳与堪舆等神秘主义因素极有可能会被纳入到考虑范畴当中。扩大所建屋室的占地面积也可以起到规避不利因素的效果。《汉书·郊祀志》：“勇之乃曰：‘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6]1245在火灾发生后的房屋原址处修建更为广大的屋室，则可以通过厌胜手段防止火灾发生。《风俗通义·宫室》：“殿堂宫室，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厌火。”[15]575在屋室建筑建造的过程当中，刻画“荷菱”这一水物符号则可以通过“水物”以对“火灾”进行厌胜。

在一些考古发现中，亦可以窥见秦汉时期人们在建筑的营建过程当中利用神秘主义手段规避不利因素影响之例。有学者认为秦人在营建宅院时，其观念中，圈厕方位与人畜吉凶有着莫大关系，他从图像资料中考证了秦汉宫殿官寺、民居阴宅如非地形限制，一般南向；照此来说厕所即居正北，他所摄沂南北寨汉墓壁画当中的圈厕即在正北(图1左侧中部位置)。与此同时，秦人圂居正北趋吉的观念也应得到汉人继承[17]。秦汉时期人们的这种做法是在尽量减少圈厕污秽带来的影响。河南南阳杨官寺东汉墓出土的陶厕模型明器较为讲究，还特别设有气窗(图2)[18]212，气窗的设置按理来说可能也是为了去除厕所污秽给人带来的影响。此外，汉代的灶台一般位于房屋当中的东南位置(图3)，有学者认为这种布局体现了“坐煞向生”的方位观念，这亦是在营建屋室过程中对规避不利因素一事加以考虑之例[19]。成都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画像砖上，东侧南小院中有井、桌、炊具等(图4右下部分)，孙机先生认为这里应为东厨[18]190，亦可理解为灶台布局在房屋东南位置之例。

图1 沂南北寨汉墓中室南壁上横额壁画像(截取)[17]

图2 河南南阳杨官寺东汉墓陶厕模型明器[18]213

图3 济宁市普育小学校内石室墓剖面图[19]

图4 成都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画像砖[18]191

希冀于利用神秘主义手段对屋室居住者施以积极影响的现象，不仅表现于生人安居之宅。在崇尚“事死如事生”的秦汉时期，安葬逝去之人的阴宅同样有着神秘主义的寄托。在山西吕梁地区征集到的汉代画像石有将“墓穴”比作亡者“室宅”之例。其一出自中阳县道棠村的石柱释文：“和平元年十月五日甲午故中郎将□集椽平定沐拊孙室宅。”[20]道棠村的石柱释文将墓穴比作室宅，正是通过神秘主义手段践行“事死如事生”理念的直观映照。其二出自离石县交口镇的石柱释文：“汉河东椽丞西河平定长乐里吴执仲超万世宅兆。”[20]这一石柱释文将墓穴比喻成墓主人死后的“万世宅兆”，墓主人死后在“室宅”之内“居住”，生人在墓穴题记刻画特定的文字内容以期亡者的“宅室”得以万年不坏。这样的例子无独有偶，在陕西绥德张家砭乡五里店郭稚文墓的左右两侧墓柱有题记：“圜阳西乡榆里郭稚文万岁室宅，永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造作居。”[21]82-83同样寄托了生人对于亡者阴宅万年不坏的期许。

除了在屋室建筑中运用神秘主义手段规避风险外，秦汉时人还会通过类似手段对建筑的使用者施以消极影响。《史记·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注曰：“未央殿虽南向，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3]385-386在颜师古看来，萧何在营建未央宫时的门阙设置运用到了厌胜之术。此外，在王莽逐渐掌权的过程中，其子王宇因惧怕王莽的行为会为其家族招致灾祸，使人用狗血泼溅王莽屋室之门。《汉书·王莽传》：“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故，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于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6]4065王宇使人泼狗血于王莽屋室之门，也是在用神秘主义手段使得屋室居住之人心生畏惧。王莽在平定大臣谋乱后，也采用了类似手段污染并捣毁叛乱者的居所，以示惩戒。《汉书·王莽传》：“臣闻古者畔逆之国，既以诛讨，则猪其宫室以为污池，纳垢浊焉，名曰凶虚，虽生菜茹，而人不食。四墙其社，覆上栈下，示不得通。辨社诸侯，出门见之，著以为戒。方今天下闻崇之反也，咸欲骞衣手剑而叱之。其先至者，则拂其颈，冲其匈，刃其躯，切其肌；后至者，欲拔其门，仆其墙，夷其屋，焚其器，应声涤地，则时成创。”[6]4084这些手段，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在对他人的屋室进行厌胜，以图影响居住者的案例。

屋室建筑受灾，亦被认为是天人之间沟通的媒介。《汉书·五行志》：“京房《易传》曰：‘潜龙勿用，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其风也，行不解物，不长，雨小而伤。政悖德隐兹谓乱，厥风先风不雨，大风暴起，发屋折木。守义不进兹谓耄，厥风与云俱起，折五谷茎。臣易上政，兹谓不顺，厥风大焱发屋。’”[6]1443一旦政治晦暗，最先招致灾祸的便是屋室建筑。《汉书·王莽传》：“壬午，烈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坏，发屋拔木，予甚惊焉。又侯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忧之。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太一新迁之后也。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6]4159-4160大风毁坏屋室的灾祸现象，被王莽认为是上天在昭示皇太子名分不正的征兆，从而改换王临的太子之位。

三、屋室建筑文化内涵向边地族群的传播

中原地区通过神秘主义手段为屋室建筑所施加的文化内涵，还会随着中原王朝与边地族群之间的文化交融而向外传播。本章节当中所涉及到的边地族群，指的是生活于中原王朝边疆地区的民众，主要指与中原王朝主体民族不同的族群，但就文化表现来说，未必全是其他民族，可能也包括一部分汉人。由于中原王朝主体民族与边地族群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远，因此边地族群受到中原地区屋室建筑文化中神秘主义内涵所影响的时间随之较晚。

在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的米努辛斯科平原上，有着一座建筑遗址，该建筑在形制上是仿照汉室宫殿而修建的。孙家洲[22]认为这座宫殿属于王昭君的女儿和女婿伊默居次云与须卜当夫妻二人共同居住。在这里姑且不论这座宫殿遗址的曾经主人是何许人，宫殿遗址当中出土的建筑结构对于探究中原建筑文化的向外传播同样具有启发意义。由于此前讨论这一宫殿遗址的学者极其稀少，孙家洲先生特地在哈卡斯共和国米努辛斯克地方志博物馆内拍摄了现存的铺首(图5)。不过宫殿当中出土的铺首代表的具体动物形象已不易考证，但其上所著之冠颇似中原文化当中的“三山冠”。“三山冠”的装饰经常出现在汉代画像石当中，有学者曾对汉墓中的“三山冠”装饰进行了整理总结，发现这种装饰是汉墓神话中不可缺少的图形符号，它被普遍刻画于汉代画像的各种人物或神物中，如伏羲、女娲、西王母等形象。作为一种主要的构成元素，它更是被广泛装饰于汉画像石中铺首的顶部[23]。在匈奴地区发现汉室宫殿遗址并出土类似于中原地区的铺首，显现了中原地区建筑文化当中的神秘主义内涵也会随着民族交融潜移默化地影响边地族群。

图5 宫殿遗址出土的铺首[22]

边地族群汲取的中原建筑文化还会通过神秘主义手段以“事死如事生”的方式直观表现在墓葬之中。公元5世纪至6世纪中期的集安长川1号墓绘有与中原地区相似的四神图(图6)，这幅四神图即起到了以神秘主义的手段进行祥瑞辟邪从而庇佑墓主的功能③。

图6 长川一号墓藻井壁画(线描图)[24]

边地族群不仅模仿中原建筑文化当中的神秘主义内涵，还对中原地区建筑文化的其他方面进行模仿，这些模仿可能与他们的实际需要有关。《史记·南越列传》：“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3]2969南越地区有意识地对汉王朝屋室装饰进行模仿，虽被汉中央王朝认作是一种挑衅行为，但这实际上可能只是南越国为了加强政权凝聚力，以便缓解流落于南越地区中原百姓的思乡之情，这是南越在对中原地区的建筑文化进行被动接受。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也曾对中原建筑文化有过被动接受的案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6]3782匈奴为了抵御汉王朝的军事入侵，被动地学习了中原地区降者所传播的先进筑城技术。汉朝向边地族群派出和亲公主亦可以促使其接受中原建筑文化。《汉书·西域传》：“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6]3903细君远嫁乌孙地区后自作屋室而居，可能是因为细君对乌孙地区的屋室建筑不够满意，这才耗时费力地去修建汉式建筑。细君与乌孙昆莫以及其他乌孙贵族在此置酒饮食，使得乌孙社会上层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接触到汉家建筑文化。

除却被动地进行模仿与学习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边地族群甚至还会对中原屋室建筑文化进行有意模仿，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出于对中原建筑文化的仰慕心理。有学者[25]认为，基于汉文化自身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使其自形成以来就不断地吸引着周围其他民族对汉文化主动的汲取和认同。这就使得中原地区的建筑形制及其特点甚至被远在西域地区的国家所模仿。《汉书·西域传》：“(龟兹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6]3916-3917龟兹王仰慕汉家宫室制度，于是他将汉王朝的宫室、徼道周卫照搬回国。虽然效果不尽理想，但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其在欣然接受中原人对屋室建筑的审美情趣。

在著史者的认知观念当中，边地族群的建筑文化与建筑形制亦是正史在编纂过程当中需要记录的重要内容。譬如《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3]3160对于大宛来说，是否具有城郭屋室，成为司马迁的重点记录对象。另外，司马迁在著史过程中之所以多用屋室建筑结构及其特征进行比喻，或是将“城郭”和“屋室”作为描述一个边地族群文明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当与他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司马迁作为太史公，使得他可以追随在武帝身侧，特殊的仕宦经历使他得以参与了当时诸多的重大事件④。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武帝本人又喜欢大兴土木，频繁且隆重的屋室建筑的营建过程必然给司马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些震撼性的印象摇身一变也就成为了司马迁的语言习惯。

不过并非所有的著史者均会对边地族群的建筑形制及特征进行记录。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朝鲜列传》，内容多为汉武帝平定朝鲜地区的始末，却很少涉及这一地区的建筑特征。南朝范晔所撰《后汉书》当中，却可以发现其较《汉书》所发生的变化。范晔不再讨论汉王朝的文治武功，而是转向对这一地区的建筑特征与民俗习惯进行描写。譬如《后汉书·东夷列传》：“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馀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余，而言语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其人臭秽不絜，作厕于中，圜之而居。”[26]2812同书《东夷列传》：“马韩人知田蚕，作棉布。出大栗如梨。有长尾鸡，尾长五尺。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作土室，形如冢，开户在上。”[26]2819范晔在对东夷地区的边地族群进行记录之时离不开对其房屋形制、城郭样貌的描写，此类描述性文字是判断文明先进与否的最直观因素。

班固与范晔二人进行历史书写时的侧重点不同，其中缘由耐人寻味，但仍可窥见一些端倪。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恰逢汉王朝国力强盛，尤其是在与边地族群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优势地位；而范晔著史的时代则处于五胡乱华后的南朝刘宋，国力孱弱仅能偏安一隅，国力优势也荡然无存。有学者认为，范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一统格局分裂的时代，这个时期出现了多个割据政权，并且朝代更迭相比之前更为频繁，这使得百姓渴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统一天下；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民族间冲突加剧，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使民族史学得以兴起，并且这种大分裂多民族并立的时代塑造了范晔华夏正统、华夷有别、华夷同源、天下一统思想的族群观。他主张维护华夏族群的正统地位，以达到“四夷宾服”的目的；以血缘、地缘、礼仪文化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来区别华夏和非华夏[27]。范晔的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在以屋室建筑文化作为区别华夏与非华夏的重要标志，用先进的屋室建筑文化来彰显华夏地区的文化正统地位。

四、结 语

人类诞生早期，由于生产力尚不发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过着野外穴居的生活。随着屋室建筑的修造，人们逐渐摆脱了野外居住的阶段，从而开始在较为舒适的建筑物内进行定居生活。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屋室建筑也开始变得日趋华丽，甚至逐步产生了与之匹配的文化内涵。屋室建筑的文化内涵有着诸多方面的表现，均与人息息相关。在边地族群主动学习或被动模仿的过程当中，中原地区屋室建筑文化的影响力也在向外扩散。在历史书写层面，屋室建筑文化的先进与否还会成为彰显文明先进性和区别华夏与非华夏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