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贫困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2021年，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在脱贫攻坚工作顺利结束后，如何预防脱贫人口返贫、瞄准相对贫困从而巩固脱贫成果，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现阶段贫困研究的当务之急。

我国对贫困问题的早期研究集中于绝对贫困，

研究重点在于贫困地区的致贫因子和发展情况等。

随着扶贫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研究关注点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

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交通服务、住房生活等非收入指标

引发关注，研究方法从以经济发展为单一角度向多因素、多角度转变，

针对稳脱贫、防返贫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国外学者对返贫的研究，从20世纪初朗特里提出的“贫困生命周期理论”，

B.Seebohm Rowntree, : , London: Macmillan, 1901, pp.32～55.

罗纳格·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R.Nurkse,1907-1959 ,New York:Oxford Univeristy Press,1953,p.163.

到保尔查和霍德诺特划分的长短期贫困，

B.Baulch, J.Hoddinott,“Economic Mobility and Poverty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vol.6, 2000, pp.1～24.

都集中于贫困的进入与退出；此外，部分学者提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

T.W.Schultz,“Capital Formation by Education,” , vol.69, 1960, pp.571～583.

贫困的代际传递，

Lawrence M.Mead,“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 1992, pp.71～81.

基于权利、能力的贫困问题框架等，

A.Sen,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p.525～548.

为返贫提供间接证据。国内返贫问题研究主要分为两类：成因分析和预警机制构建。返贫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已脱贫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限制、素质低层次性和生计能力不足，

此外自然条件恶劣和制度不完善也是返贫主因。

关于返贫预警机制，研究大多立足脆弱性背景，基于社会保障制度构建涵盖风险防范、长效衔接、考核监督等多方面的预警机制。

目前，对于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减少相对贫困的学术研究较少，而将其与黄河流域结合的研究更少。

基于此，本文针对黄河流域这一特殊区域的贫困问题进行深入挖掘，研究该流域脱贫成果巩固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针对性的长效机制，为流域如何防控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成果提出具体的可行措施，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决议的实施提供保障，为未来黄河流域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新思路。

二、黄河流域的脱贫历程分析

黄河流域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扶持和生态治理，流域完成全面脱贫，成果可观。本文从流域经济实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脱贫“摘帽”情况及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对脱贫历程进行分析。

1.流域经济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为稳定脱贫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推进，特别是自2013年“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流域内各省区经济实力稳步提升，2013—2020年流域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84%， 2020年则达到253861.61亿元，占我国的24.97%。即使如此，流域人均GDP值仍落后于全国水平，如表1所示，流域人均GDP增速为4.84%，落后于全国2.52个百分点。2020年人均GDP比2013年增加了1.61万元，增长了51.32%，其中七个省区的增幅超过40%。但人均GDP远低于全国水平，2020年绝对差距甚至达1.46万元。

2.流域内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扶贫成就瞩目

腊八习俗主要表现在饮食方面。腊八粥的原料都是五谷杂粮，其中既有糖、脂肪、蛋白质，也有维生索、钙、铁、锌、磷等多种微量元素。它不仅有食用价值，也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中医说它和胃健脾，有养生保健之功效。大病初愈、妇女产后、婴儿初学进食，往往要吃流质，就说明粥有容易消化吸收的长处。腊八粥做为节日饭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在粥里放入各种各样的粮食、果品和肉菜，真可谓杂粮之集锦，果品之大成。所以民间也称腊八粥为“杂八拉”“杂八饭”。

自流域实施脱贫攻坚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但与全国水平的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从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来看，2013—2020年，流域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表2所示，除青海、陕西和河南省外，其余六省区的年均增速均高于全国水平。2020年，流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570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5%，比2013年高3.9个百分点。从流域农村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的差距来看，2013—2020年，流域与全国水平的比例逐渐提高，两者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流域与全国水平的差值从1418元增加至2562元，扩大了1144元，说明二者绝对差距逐渐增加。

从消费来看，流域贫困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在逐渐上升，而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在逐渐下降。如表3所示，流域内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从2014年的6434元上升至2020年的12095元，提高了5661元；消费在流域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由2014年76.8%降至2020年88.20%；除“食品烟酒”外，各项人均消费支出均有较大提升。

3.流域贫困发生率降低，贫困县“摘帽”工作完成

2013年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流域各省区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如表4所示，流域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20.2%降至2019年的0.79%，下降了19.41个百分点；除山东省外，流域所有省区贫困发生率降幅均大于15个百分点。虽然与全国相比较为落后，2012年和2013年甚至落后10个百分点，但随着流域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2019年流域仅落后全国0.19个百分点，说明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效。

不仅如此，黄河流域贫困县“摘帽”成果同样可观。根据国务院扶贫办2019年6月审核，流域2016年至2019年5月共391个贫困县成功“摘帽”，如表5所示，其中2016年5个，2017年41个，2018年121个，2019年154个。截至2020年底，剩余70个贫困县实现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4.流域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日渐完善，为脱贫工作提供良好平台

随着精准扶贫的实施，流域的社会服务逐渐完善。截至2020年，流域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287.66万张，其中，农村达到156.22万张，

较2012年分别上升58.39%和52.83%。随着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加，流域交通便捷度逐年上升，截至2020年，新改建农村公路110万公里，其中进村主干道实现硬化比例达97.6%。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流域网络设施的建设和互联网的普及初见成效。流域各省区中，农网供电可靠率达99%，大申网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电比例达到100%，网络宽带服务方面，2020年贫困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均超过98%。

（3）受行政区划影响，德州城市扩展方向受到限制．德城区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应为东南方，即沿东风路形成城市发展带，自东向西依次串联起高铁新区、河东新城、老城区，并远景延展至陵县；围绕高铁站场形成高铁新区商务中心，围绕河东行政中心形成河东新城公共服务中心，围绕新湖风景区形成老城区商贸中心；高铁新区、河东新城和老城并立成为3大组团发展城区．

三、黄河流域脱贫成果巩固的特殊性

在脱贫攻坚全面胜利背景下基于黄河流域自身的地理、生态、人文特殊性和复杂的致贫因子，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流域脱贫成果巩固的特殊性：

1.流域生态脆弱性问题严峻，脆弱性相对贫困突出

黄河流域一直是我国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生态区，但由于自身地理环境所致，流域自然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突出，生态问题始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掣肘。首先，水资源与水环境过载是导致流域生态贫困的关键因素。2020年，流域水资源总量为6490.8亿m

，占全国的20.53%，而流域人口占全国的30.05%，建设用地占全国的28.13%，

可见经济社会用水远超水资源承载能力。以重工业为主的单一工业结构、以煤矿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给水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其次，土地状况不佳、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环境恶化是流域生态贫困的重要因素。流域地势复杂、耕地较少、交通阻塞不利于农业发展。多年来草原生态系统退化，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严峻，使得自然资本匮乏、生产环境恶化。第三，流域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农户生计不稳定，是流域生态贫困的另一诱因。流域多年水土流失导致河道淤积、河床普遍增高、蓄洪能力下降，诱发下游洪涝灾害；上游地区大多是干旱、半干旱区域，旱灾频发。自然灾害导致农户自然资本薄弱、生计活动脆弱，严重的灾害直接导致生态贫困的发生。

目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

可见，作为生态脆弱区，流域生态贫困问题严峻且特殊，导致生态保护和治理存在特殊性，增加了脱贫成果巩固的难度。

第一，流域生态脆弱、灾害频繁。生态脆弱是黄河流域返贫的直接因素。流域灾返贫现象频发，重大灾害不仅为受灾群众造成生命财产损失，还会破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受灾群众可获得的收入锐减，相应的扶贫效果也大打折扣。

第二，已脱贫人口能力不足。流域已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不足进而没有足够的资产积累抵御风险冲击，这是返贫的根源所在。流域已脱贫人口对扶贫优惠政策存在严重依赖性，随着帮扶力度逐渐减弱或终止，他们可能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能力受限；作为物质资本替代和互补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收入，

但新脱贫人口的社会资本相对匮乏，短期内难以融入社会资本网络。第三，返贫预警机制不完善。贫困家庭脱贫后的一年有较高的返贫率，

而返贫预警机制是针对已脱贫人群的跟踪保护机制，当已瞄准人口收入降至预先设定的临界线时，预警和帮扶可以助其渡过难关。目前，流域对于脱贫户的返贫预警机制并不完善，可能导致他们受到冲击时无法获得有效解困而再次返贫。

采用国际上公认的分类标准，将甲状腺癌患者肿大淋巴结内部血流分布分为Ⅰ～Ⅴ型，分别为淋巴口型、中央型、边缘型、混合型和无血流型，判断标准为Ⅰ型和Ⅴ型为良性特征，Ⅱ、Ⅲ和Ⅳ型为恶性特征。

自然因素是贫困发生之基础，经济因素是贫困发生之主导，社会因素是解决贫困之关键。

为进一步研究流域上中下游贫困的特征和致贫因子，本文从自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通过生态工程建设增加低收入人口的劳务报酬。在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流域范围内退耕还林还草和退牧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中，仍要坚持先前的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模式，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组织引导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并将合作社成员参加生产的天数和劳动报酬一并计入成员账户，将项目收入和财政补助形成的合作社资产平均量化到成员账户，切实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黄河上游地区致贫因子复杂，经济、自然、社会致贫因子的作用均显著。上游的高原地区不利于农业耕种，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能力及地区经济水平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上游欠发达地区交通状况较差，基础教育不完善，社会服务欠缺。可见，制约上游发展的因素复杂，经济、社会和自然因素交错，共同导致上游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而形成该地区综合性相对贫困特征。

黄河中游地区自然和经济致贫因子作用显著。该地区自然条件并不优越，陕甘宁边缘地带、西北荒漠和吕梁山区也存在与上游青藏高原类似的问题。但与上游地区不同，中游社会服务较好，充裕的公共投入弥补了不充裕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弊端，因此社会服务并不是导致相对贫困的显著因素。中游地区致贫因子与全流域相似，经济和自然因素相互关联，形成该地区“自然—经济相对贫困”特征。

黄河下游地区经济和社会致贫因子作用显著。流域农村经济发展局势整体是东高西低，

下游地区经济发达、产业发展成熟，与中上游相比所受地理条件制约较少，因此自然因素的致贫力量较弱。经济因素是该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此外，下游地区的公共服务对相对贫困程度差异化有十分显著的作用，进而形成了黄河下游“经济—社会相对贫困”的特征。

黄河流域不同区域致贫因子异质，导致流域相对贫困的空间差异性，直观地反映于流域相对贫困空间格局不均、分布“因区而异”、形式多样等特殊性。因此，要解决流域的相对贫困问题，须正确认识这些特殊性从而因地制宜，根据其空间特征制定极具针对性的政策，才能有效巩固现有脱贫成果。

3.流域脱贫户发展能力不足，返贫风险较高

(1)返贫风险现状

黄河流域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等风险冲击频发，新冠疫情也加剧了流域的返贫风险。流域欠发达地区的不少脱贫户还存在健康状况不佳、思想观念落后和人力资本匮乏等问题，导致脱贫后的生活依旧困难。加之医疗保障有限，若脱贫人员出现重大疾病，整个家庭就会面临返贫风险；当前义务教育虽有所普及，但高等教育费用对脱贫户而言依然难以承担，一些家庭举债缴纳高昂学费，面临的债务风险加剧；脱贫攻坚进程中产业扶贫是流域广泛使用的措施，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脱贫户难以单独承担疫情导致的市场风险。

(2)返贫风险的成因

2.流域上中下游的致贫因子异质，相对贫困空间格局分布不均

综上，黄河流域存在生态脆弱特殊性，不利于自然资本积累，加上其他生计资本匮乏，导致已脱贫人口生计能力不足，进而没有足够的资产禀赋抵御风险。同时，流域灾害频发，导致已脱贫人口会面临显著的返贫风险。而返贫预警机制缺乏，也使得政府难以及时进行干预，从而导致已脱贫户返贫，如图1所示。

4.流域金融发展落后，相对贫困治理的“造血能力”不足

(1)流域金融机构覆盖面狭窄

发展普惠金融的目的，是为被排斥出金融体系外的低收入人群提供正规金融服务，

L.Agnello, S.K.Mallick, R.M.Sousa, “Financial Reforms and Income Inequality,” ,vol.3,2012,pp.583～587.

从而提升金融扶贫的质量。政府将扶贫资金层层下放，但是银行发放扶贫信贷所承担的风险较大，多数中小型银行为普惠金融产品设置附加抵押条款以缓解风险，无形中提高了贷款的准入门槛，

造成了政府扶贫目标与银行信贷目标的偏差。新形势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供缓解因机会与权利造成的不平等。

但是，其在黄河流域贫困地区的普及率不高。2020年流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328.82，与全国平均水平341.22还存在差距。

有人说“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压力也不例外。在工作压力面前，校长如何自我调适呢？我认为多想多做，脚踏实地地朝着目标前行；与压力为伴，多修炼自身，多读书，读好书。在学校管理实践中，不断打磨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素质和能力，才能出色完成学校的管理工作，从而减轻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随着我国二胎指标的放开，生育高峰的出现，目前传统的孕产期诊疗模式已明显落后于经济生活的发展水平和孕产妇、母婴对围产期保健及育儿知识的高标准需求。同时，围产期母婴健康水平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生活水平及卫生工作的质量。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对围产期孕产妇及母婴实施全程个体化系统管理模式[1]，预防和减少各种孕产期并发症；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患病率和死亡率；提高自然分娩率及母乳喂养率；促进产后母婴健康[2]。

然后，这些广泛分布的评论文本、评分等级等大量信息碎片预处理结果存入ERP数据库后，自主开发的自动一致性系统将以上编码后的客户偏好数据进一步规范化、合并与封装为能对多种产品进行综合评价的80个不同的、独立的信息粒度，其中，每个信息粒度均分别包含有对4个产品的评论内容。因此，每个信息粒度可看作等同于一个用户分别对4个产品的进行评论。自主开发的自动一致性系统定义每个信息粒度表示为相应虚拟个体决策专家，并自动生成个体专家的初始权重，再将已定义生成的80个体决策专家进行分组并生成各组的初始权重，分组统计的结果可从ERP数据库中查询获得，表3所示。

受地域和发展水平限制，流域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有所欠缺。目前很多乡镇机构只提供基础的存、贷、汇款服务，种类单一、功能性弱，无法满足贫困人群日益提升的金融服务需求，导致供给需求不匹配。供需不平衡的现状使得欠发达地区人群愈发远离正规的金融网络体系，进而可能借助于地下金融，不利于金融扶贫的进展和“造血能力”的提升。

(3)流域农户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差

最优折衷解一般位于Pareto前端的中间段，选择折衷解的方法有多种，如基于信息熵理论的Pareto集选优方法[7]和TOPSIS法[20]。为了更灵活地表达设计者对不同优化目标的偏好，本文采用TOPSIS法帮助设计人员选择最优折衷解。

作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各类金融机构的建设至关重要，但是黄河流域金融机构的网络覆盖率不高。截至2020年底，全国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97.13%，

然而在流域内，例如青海省牧区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3人，服务半径长、成本高、供给不足，导致其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机构覆盖面的狭窄阻碍普惠金融的整体推进，进而影响金融扶贫的成效，导致流域内缓解相对贫困“造血能力”不足。

(4)流域金融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在金融扶贫的大环境下，黄河流域涉及普惠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增加，在为缓解相对贫困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监管问题。行业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低收入人口缺乏金融知识，不合适的普惠金融产品非但不能提供“造血资金”，反而会加重低收入人口的负担，进而产生金融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为“造血能力”的提升带来困难。

四、黄河流域脱贫成果巩固长效机制的构建

由于生态环境制约，黄河流域存在严峻的生态贫困问题，且上中下游致贫因子异质，加之近年来新冠疫情频繁冲击和贫困边缘户的生计资本不足等，流域内返贫风险骤增。可见，黄河流域的特殊性为脱贫成果巩固带来了重重阻碍。因此，本文针对流域生态贫困问题、致贫因子异质、返贫风险显著和扶贫资金“造血能力不足”四方面特征构建了对应的长效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有针对性的具体实施措施，以巩固流域当前脱贫成果。

1.机制构建的目标和思路

脱贫成果的巩固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已经摘帽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要继续巩固，增强 ‘造血’功能，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目前黄河流域实现全面脱贫，但相对贫困问题尚未解决，只有继续巩固现有的脱贫成果，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建设。黄河流域脱贫成果巩固长效机制构建的目标是既要巩固脱贫的“果”，又要拔除贫困的“根”，以实现流域的持续发展。

“我不要钱，只要孩子！”说完，我拿出存有40万元的银行卡，说：“这是代孕补贴和代孕费，你们全部拿回去吧，我只想抱走一个孩子。”

基于黄河流域脱贫成果巩固的特殊性，长效机制构建的思路如下：首先，针对流域脆弱性贫困严峻的现状，构建生态脆弱性相对贫困治理机制，通过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合作来解决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其次，针对流域上中下游各区段致贫因子的异质性，构建分区段相对贫困缓释机制。再次，针对黄河流域返贫风险显著且成因错综复杂的状况，构建返贫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最后，针对流域脱贫扶贫“造血”资金可持续性不足，构建相对贫困缓释“造血”机制。

2.机制构建的内容

(1)流域生态脆弱性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

第一，通过生态补偿增加转移性收入。黄河上游的三江源、祁连山、甘南水源涵养区及中游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的生态保护直接影响到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安全，而下游滩区也因承担的防洪责任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因此生态补偿的对象应瞄准上述地区居民，补偿资金的使用应向其倾斜。在安排退耕还林还草、流域生态保护等补助资金时，优先支持有需求、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并提高对做出生态贡献的低收入人群的补偿。

不论是硬件方面在全市率先定标检测室样板间，还是软件方面创新开发APP及政府文化建设，江岸食药监局始终不忘初心，以归零心态重新出发，奋力拼搏赶超，农残检测工作再次走在全市前列。

第三，通过提供生态公益性岗位增加低收入人口的稳定工资性收入。借鉴在脱贫攻坚战中，陕西、四川、山西等地将护林员岗位优先安排给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做法，以流域内森林、草原、湿地和沙化土地管护为重点，在水源涵养区和沿黄治理区优先聘用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口担任护林员和水质管护员等生态公益性岗位。在加强流域生态保护的同时，提高低收入人口的稳定性收入。

德国位于欧洲西部，是一个由16个州组成的联邦共和国，国土面积3.57×105km2，人口8.076 75×107人。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全球八大工业国之一。农业也非常发达，机械化程度较高。20世纪70年代德国环境问题最为突出，认识到简单的垃圾末端处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便开始试图解决垃圾减量和再利用问题。

第四，通过生态产业发展增加低收入人口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流域各省应依托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甘南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能够实现自身再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产业”，进而发展与之相应的配套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低收入人口提供一批工作岗位，持续增加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收入，从根源提升低收入人口的生计能力。

(2)流域分区段相对贫困缓释机制的构建

第一，构建上游地区综合性相对贫困缓释机制。制约黄河上游发展的因素复杂，经济、社会和自然因素交错，因此上游地区综合性相对贫困问题需要以完成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体系重构两大任务为目标，在改善上游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由传统产业为主向绿色生态产业为主的转变，保障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在发展过程中科学划定资源开发边界，坚决守住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限，保护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能源基地转型升级和循环经济发展，优先发展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

第二，构建中游地区自然—经济相对贫困缓释机制。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典型的自然—经济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绿色经济发展滞后方面。因此中游必须培育特色化产业，依托规模各异的区域中心城市和都市圈，鼓励在各省市、城乡之间联合培育关联的产业链，如农产品或乡村产业公共营销平台等，促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绿色发展对乡村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功能，解决中游地区的生态、资源、产业结构问题，阻断黄河中游的自然—经济相对贫困。

第三，构建下游地区经济—社会相对贫困缓释机制。黄河下游地区经济相对较发达，但公共服务不充分造成相对贫困程度差异化显著，形成了经济—社会相对贫困特征，其缓释机制着力于解决下游经济发展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下游滩区承担防洪滞洪沉沙的重任，且频繁被淹，导致滩区成为河南、山东两省相对贫困较严重的区域。因此下游滩区应在保障生态安全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滩区沿河生产防汛交通道路等，改善滩区群众的生活环境。此外，下游的三角洲作为沿海区域，港口建设滞后严重制约着三角洲的开发建设，可以考虑以港口为依托规划建设临港工业园区，实行“以港带区、港区联动”，大力发展临港工业、物流业和港口经济。通过加快三角洲沿海经济带建设，带动下游快速崛起，有效缓释下游的经济—社会相对贫困。

(2)流域金融供给需求不平衡

(3)流域返贫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的构建

第一，返贫风险识别。流域返贫风险识别关键在于对风险因素信息的采集与处理。基于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特征，依托脱贫攻坚工作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加强农业部门、气象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的协同合作，建立各级、各部门信息共享的综合信息中心。此外需要建立一个由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渠道，在村级和社区设立预警专员，负责收集可能引起返贫的信息并及时上报，例如政策变动、自然灾害、家庭成员重大疾病等。

第二，返贫风险预警。在识别到黄河流域的返贫风险之后，需要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及时发出预警，将可能发生返贫的脱贫人口通告有关部门，加强对其跟踪监测。尤其是需要根据其返贫风险的来源，关注相关指标的变动。如发现其来源于脱贫家庭遭受自然灾害，则需要重点关注灾害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程度和家庭成员劳动力丧失程度等，并通告民政局、应急管理局等涉灾部门。

其次，是将家国兴亡之感与个人失偶之痛叠加融合。商景兰不仅承受了丈夫的殉节，其父商周祚亦为明末之殉国烈士，她的二子后来“以国事被祸”[15]。因此，她的诗中充满了家国黍离之感，这种情感与对丈夫的追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商景兰诗的独特意境。《春日寓山观梅》云：

第三，返贫风险评估。在识别返贫风险后，还需要对黄河流域的返贫风险进行评估，即将捕捉到的信息进行分析、提炼，找出可能导致返贫的主要因素；随后对脱贫户收入状况、返贫潜在因素和现行帮扶措施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测度可能发生返贫的概率和损失程度，进而根据流域返贫风险评估模型评估风险的大小。

第四，采取干预措施。返贫风险评估后，需要根据风险的大小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手段。可以建立流域各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防返贫基金，对预警信号极强的返贫户及时给予物质救济，再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干预措施。干预措施的关键是精准，可以对照“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制定“一户一策”的巩固提升计划。针对流域返贫户，要在确保基本生计的基础上及时救助。例如黄河主汛期内豫西、豫南山地丘陵区地质灾害易发，对于此类灾害导致的返贫，要加强对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切实做好灾害防范和应急救援工作。

第五，干预评估。在对黄河流域返贫人口采取了一定的干预措施后，需要对干预后的效果进行评估，若干预有效则继续进行日常监测即可；若干预无效，目标仍面临相当大的返贫风险，则再度进行信息分析，找出现存风险的来源，采取相应干预措施，直到干预有效为止。

(4)流域相对贫困治理“造血”机制的构建

相对贫困治理离不开“造血”资金的支持，金融资源进入流域欠发达地区可以增强其发展能力。具体而言，黄河流域的扶贫“造血”机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流域常规金融机构扶贫“造血”机制。如图2所示，黄河流域常规金融机构扶贫“造血”机制需要各级政府提供信息，解决金融机构与低收入家庭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通过信息共享，金融机构可以详细掌握低收入人口的信用情况，甄别贷款申请者的信息真伪，降低前期审查和后期监管成本。与以往单纯依靠财政扶贫相比，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协同合作可以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流域相对贫困治理中。通过政府扶持项目带动流域欠发达地区发展，更能为低收入人口创造致富渠道，解决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问题的同时还能为常规金融机构及项目相关方创造利润，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黄河流域新型金融机构扶贫“造血”机制。一般来说，流域新型金融机构主要包括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新型金融机构由于其内在的普惠性，在解决流域低收入人口融资难、资金获取渠道狭窄问题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资金互助社能够整合社会资金、滚动使用农户闲置资金，进而支持其发展。而流域村镇银行是主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能够在补齐农村经济短板、推进流域发展过程中发挥功效。流域小贷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将服务对象瞄准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解决其贷款时面临的抵押物缺失等问题，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满足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有效支持流域欠发达地区发展。

五、黄河流域脱贫成果巩固长效机制实现的具体措施

1.聚焦生态保护完成流域生态脆弱性贫困治理

第一，利用优势资源进行生态脆弱性贫困治理。黄河上游生态资源丰富，但存在生态脆弱性，因此上游建设项目应以生态保护为主，着力于通过流域生态基金等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以生态消费市场建设作为支撑，通过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促进发展。黄河中下游的生态资源匮乏地区应以生态修复和培育特色产业为主，防止过度的资源开发和农田扩张造成生态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再破坏。

第二，相对贫困治理中加强对生态环境监管。在缓解相对贫困工作中必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监管，坚决杜绝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为避免破坏生态环境，应依据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制定黄河流域资源使用标准，加强对资源环境的行政管制，将流域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相结合。对流域内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以其再生能力为限, 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而对于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则必须严格控制开发和利用，充分重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供给，实现“扶助相对贫困—生态修复—资源充足—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目前澳大利亚事故车维修领域的学徒工数量不容乐观，而且退出率依然不低。一些行业机构也在开展一些提升项目，将行业培训引入到学校中，以加快学徒工培养过程，同时确保学徒人员通过培训得到技术指导和支持。2017年澳大利业取消了457签证项目，这使得车身维修行业更难引入外国工人。喷漆人员已经从熟练技术移民的名单中去除，这表明政府并不认为国家缺少这方面人才，但目前，恢复车身维修方面技术移民的呼声已经在业内响起。

2.针对流域上中下游特点分区段进行治理

第一，上游建立生态经济区。首先，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规范上游地区的资源开发和使用，调整和优化产业布局。在上游河套平原，打造富有区域特色的农牧业生产基地，提升农牧产品生产的质量和规模。其次，加强上游资源节约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如，借鉴甘肃省定西市建设“黄河上游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草牧业生态循环经济试验示范区”过程中，“立草为业、草畜并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循环经济发展经验，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最后，加强上游的生态保护和国土整治。进一步完善青海三江源、甘肃黄河首曲、宁夏六盘山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保护森林、水域、湿地生态原貌和生物多样性。推进“三网”绿化工程，提高上游林木覆盖率，注重水源养护，为上游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

第二，中游重点培育特色产业。首先，打造黄河中游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依托中游的中心城市，设立承接产业转移试验区，通过深化流域合作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和高新技术人才，打造富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配合中游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城市转型，提高整体产业竞争力。其次，以工业为重点推动中游各省产业绿色转型和竞争力提升。积极培育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产业，发展循环高效型和低碳清洁型产业，构建具有中游特色的产业体系。最后，加快中游的科技创新要素培育。统筹规划中游重点产业，实现跨机构、跨地区的开放运行和共享，建立一批成果转移中心和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第三，下游增强公共服务供给。首先，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出抓好黄河四个港口的航道和码头泊位建设，提高航道通行能力和港口吞吐能力。同时加强现有铁路扩能改造和公路路网框架建设，形成连通下游全区、对接周边区域的运输通道。其次，加强引水、蓄水工程建设。下游地区工农业生产对黄河水的依赖程度极高，应进一步加强下游引黄工程和平原水库蓄水工程建设，保障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最后，加强沿海防潮堤坝建设。下游沿海地区易受季风影响发生风暴潮灾害，可借鉴东营的实践经验，在沿海防潮堤坝建设过程中，采取政府投资和市场化融资相结合的方式，为下游经济崛起提供根本保障。

3.加强流域返贫风险预警和防控

第一，构建黄河流域返贫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目前黄河流域内的贫困户均已脱贫，但仍需要继续保持跟踪和动态监测，并依据返贫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评估，如此才能在其暴露于返贫风险之下时，及时发出预警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阻断返贫现象的发生。可以考虑以生产资料资源匮乏程度、生态环境恶化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等指标来反映流域生态的脆弱程度；以生计能力为一级指标，以发展能力、经济能力和社交能力为二级指标评估脱贫人口的生活水平；以流域自然灾害频发程度和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程度来反映黄河流域自然灾害对已脱贫人口造成的冲击。

例2.The dim sum are also must-tries.(China Daily,2015-07-24)（点心）

第二，进一步健全灾害救助机制，有效防止脱贫人口因灾返贫。黄河流域要加强灾害救助机制的建设，防止脱贫人口因灾返贫。如，2019年6月21日至23日，甘肃多地出现强暴雨，白银等市引发洪涝灾害，黄河上游水位急涨，甘肃应急管理厅与财政厅联合下拨省列自然灾害救助补助资金700万元，

用于倒损房屋重建维修和民众生活保障。黄河流域各省区可汲取甘肃省经验，加强防灾救灾体系建设，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同时完善防灾救灾的财政资金获取与使用机制，落实省、市、县、乡各级的配套资金，为防灾救灾事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第三，激发黄河流域低收入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是缓解相对贫困的重中之重，黄河流域预防返贫需要激发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首先，引导流域低收入群众进行人力资本的自我积累和投资。可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改变群众“等、靠、要”思想，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加大对流域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金投入。应确保先前建档立卡户学生的全覆盖，加强教学设施建设，从而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遏制返贫。最后，根据流域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可以将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相结合，强化对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将短期培训逐步转为常态化的职业教育，以提高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水平，从根本上改变欠发达地区生产技术落后的状况。

4.健全金融支持体系以拓宽流域“造血”资金获取渠道

第一，完善流域金融组织体系。厘清现有各类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并进一步明确其地位、职能，促进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完善。就合作性金融机构而言，要拓展业务范围和职能，大力支持农村特色产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和农户。就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要拓展政策性金融服务的引导和保障功能，强化其在特定领域特别是金融空白领域的服务定位，积极发挥金融减贫的正向社会效应。而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需强化其帮农职责，促进其提供专业化服务、进行差异化竞争并实现特色化发展。通过完善金融组织体系，着力解决黄河流域欠发达地区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效率低下等问题，促进金融缓解相对贫困强大合力的形成。

第二，推进流域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推进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是完善流域金融服务体系、提升普惠金融扶助相对贫困效率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要创新信贷产品，增加种类，创新投放方式。可借鉴宁夏的“担保+信用”贷款模式，开发以大型农机具、动产为抵押物或无实物抵押小额贷款等模式，建立由互助担保和商业担保多种模式相结合的信用担保体系。另一方面要推进金融中间业务创新，逐步将各类现代化金融服务产品引向农村市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层次。同时，也应积极推进农产品期货新品种开发，引导和鼓励农产品生产、加工、经营企业有序进入期货市场。

第三，优化流域金融生态环境。一方面要推进黄河流域欠发达地区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形成支持合力，扩大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和定向补贴范围。对于金融需求迫切但金融收益较低的特殊困难地区给予最大力度的财政弥补，加快完善县域金融机构扶持涉农项目、发放涉农贷款的奖励性政策。另一方面要健全欠发达地区金融有效运行的信用环境。流域可借鉴宁夏固原的模式，成立村级信用评级机构，对低收入人群开展广泛的信用评级，将之与享受信贷优惠政策挂钩，同时加强诚信教育以树立群众良好的信用意识，进一步优化流域金融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