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流域由西向东横贯中国北部，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9省区，流域面积达79.5万平方公里，除四川外，8省区省域面积达311.1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32.4%。2021年黄河流域8省区人口3.5117亿，全国占比25.08%；地区生产总值达23.3万亿，占全国GDP的20.37%，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对于保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战略价值。城市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载体，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自始至终伴随着城市化的高速腾飞与不断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新型大城市群崛起，成长为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长极。黄河流域面积辽阔，更需要通过城市群和城市建设发展作为关键节点，辐射带动全流域高质量发展。目前已获批的10个国家级城市群中，黄河流域占据4席：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此外，西安和郑州也获批国家中心城市。可见，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整体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黄河流域的城市群、国家级中心城市以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地区。2021年青岛、郑州、济南和西安的GDP在全国城市排名为第13、16、18和24位，相对位次不高。此外，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同于全国整体上的高质量发展，也不同于某一省区的高质量发展，是典型的大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黄河流域大都为中西部欠发达省区，人口密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相对集中，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流域的反向梯形结构尤为突出，上、中、下游区域经济发展显著不平衡；水沙关系不协调，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更为严重；虽然流域经济是以河流为纽带的整体系统，但黄河流域城市发展水平不均衡，区域分割相对明显，城市间的网络化联系相对松散，推动黄河流域城市的协同大治理仍然处于攻坚期。

城市是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本文聚焦于2004—2019年黄河流域77个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围绕发展的基本面、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使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应用经典的条件收敛方程，控制经济发展数量、创新和政府行为等影响因素，通过考察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收敛特征，以期获得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作为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有机构成，城市经济发展既要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相契合，也具有其内在特征和规律，这决定了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宏观层面高质量发展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化。因此本文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城市发展质量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3个层面梳理相关研究，进而分析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评测指标及其路径选择。

1.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测度

党的十九大之后，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学原理、

社会主要矛盾和新发展理念、

供给和需求相协调以及生产效率等视角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此外，在微观层面有研究将塑造卓越的企业持续成长和持续价值创造的素质能力的目标状态或发展范式界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

在中观层面，学者们分别基于城市建设、人居环境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分析了新型城镇高质量发展的规律。

在高质量发展的测算方面，有研究基于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高效、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协调共享等维度，设计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李金昌等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在测量方法创新方面，聂长飞和简新华综合使用了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定基功效系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测算了省级高质量发展水平。

2.城市发展质量

⑨由于风浪影响或水位测量误差可能造成水闸上下游水位偏差，为防引排倒流，设定上游水位比下游水位高0.01 m以内时，闸门一次性关到底（不分级关闸）。

城市作为一个综合体，除了人的因素还包含公共安全、资源环境和城乡一体化等诸多方面。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质量是指城市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同时还包括其发展的集约性、公平性(均等化)和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人口就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公共安全、居民生活、资源环境和城乡一体化7个一级指标的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测算发现，全国城市化质量(49.23%)低于城市化率(50.27%)，城市化率高的地区城市化质量相应也越高。

相近地，李明秋和郎学彬指出城市化质量有三个方面：一是城市自身发展质量，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协调；二是城市化推进的效率，有劳动效率、土地效率、资金效率和能源效率；三是城乡一体化的程度。

龚志冬和黄健元则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系统理论提出，城镇化质量包括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建设、资源环境和城乡统筹质量及城镇化耦合协调情况六个方面。

学术界较早就观察到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城市数量的扩张，而且是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有学者指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不能只用城市人口比重这一“量”的指标，还应有反映城市功能提升的“质”的指标，即反映市场化和社会分工程度的指标，包括第三产业比重、基础设施水平、现代化及市场意识等。

也有成果显示城市化质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核心载体——城市的发展质量，即城市现代化问题；二是城市化域面载体——区城的发展质量，即城乡一体化问题。城市现代化包含经济现代化水平、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人的现代化水平，城乡一体化则涵盖三次产业平均利润、城乡间的物流和信息流、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4个方面。

此外，有研究认为城市质量与人密切相关，包括城镇人口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水平(保障程度和公平程度等)，产业结构和就业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及人居环境等。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经济趋向稳态的过程中，增长率与初始产出水平的回归系数β为负值，即二者负相关。从时点0和T之间，人均产出的平均增长率可表示为：

Barro, R.J. and X., Sala-i-Mart, “Convergence,” , vol.100, 1992, p.223～251.

3）建设地方公示语翻译数据库，加强公示语翻译的学术研究。由于很多公示语翻译出现译名不统一，不规范的现象，建议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投入资金和人员建设“汉英公示语翻译数据库”，这样不仅能大大提高公示语翻译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还能提高译员的工作效率和正确率。此外，我们建议尽快成立“楚雄市翻译协会”，吸收更多的语言学者加入公示语翻译的学术研究中，多开展专题学术研讨，促进楚雄市公示语翻译向系统化和规范化迈进。

流域发展涉及沿线跨区域协调，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金凤君指出推动黄河流域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四大关系”，建立长效治理体系，构建“三区七群”协调发展格局，积极推动产业高级化,强化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加强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投资。

不仅如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不同区域间的自然禀赋差异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郭晗认为要从地理环境、气候环境、水土环境和能源环境等角度研究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状况，并从水资源的供需失衡、水沙空间分布非均衡、环境污染加剧和跨区域的综合管控机制不健全等方面提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此基础上，徐辉等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两大方面，涵盖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环境状况和生态状况等维度，构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发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基本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空间态势。

任保平等则基于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黄河流域的特殊性与实践特征，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安全发展构建评价体系，评价了黄河流域9省区及各主体功能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此外，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保持耦合协调性，赵敏研究指出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较为滞后，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前期稳步提升，2018年小幅下降；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协调，大致呈现“核心高、部分边缘高”的分布格局；城市耦合协调度相对稳健。

也有学者研究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马海涛和徐楦钫揭示黄河流域城市群应该加强核心城市对城市群整体的空间溢出作用，通过城市群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辐射全流域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步伐虽有所加快，但相较于电子商务等其他行业仍较为滞后。受制于行业环境、管理体制、医院自身复杂性等因素，信息化建设的应用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建设进程步履维艰。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汇总发现，目前对经济增长质量、高质量以及城市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经济增长质量和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水平、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区域高质量以及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已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但学术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视角大多聚焦在省际层面，围绕经济活动更为集聚和活跃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研究较少，尤其对兼具大流域和欠发达特征的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更为少见。基于此，本文测度并比较分析黄河流域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收敛特征，探讨可能的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三、方法与数据说明

1.指标体系与测算方法

高质量发展是比经济增长质量范围宽、要求高的质量状态。准确测度和客观比较评价区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是分析和探索富有地域特色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基础。本文结合新发展理念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具有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和经济结构合理的发展基础，并能激发兼具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发展成果，助力平衡而充分的经济发展，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发展的基本面、发展的社会成果和发展的生态成果3个维度。

在此基础上，本文设计指标体系(见表1)，对2004—2019年黄河流域77个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评价。

相关数据通过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CEIC数据库采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设计指标体系：

2004年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前5的城市为庆阳(0.0588)、济南(0.0580)、延安(0.0573)、威海(0.0554)和青岛(0.0468)。其中，山东的3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好，并且自然环境优于黄河流域其他省区城市。庆阳和延安丰富的石油资源带动城市经济发展。排名后5位的城市分别是吴中(0.0120)、渭南(0.0118)、金昌(0.0112)、巴彦淖尔(0.0090)和朔州(0.0087)，这些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均相对落后。其他省会城市，呼和浩特(0.0453)、郑州(0.0355)、西安(0.0350)、兰州(0.0333)、太原(0.0311)、银川(0.0286)和西宁(0.0189)分别排在第6、14、17、21、26、32和63位。2019年排名前5的城市分别为青岛(0.0691)、西安(0.0674)、郑州(0.0651)、咸阳(0.0548)和太原(0.0501)，排在后5位的城市依次为商丘(0.0163)、忻州(0.0153)、海拉尔(0.0152)、巴彦淖尔(0.0147)和榆林(0.0144)。其他省会城市，济南(0.0474)、呼和浩特(0.0457)、西宁(0.0455)、兰州(0.0454)和银川(0.0294)分别排第6、8、9、10和第23位，除银川外，其他省会城市排名均很高，说明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能够吸引更多、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可获取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高质量发展指数=

·发展的基本面+

·发展的社会成果+

·发展的生态成果

发展的基本面=

·强度+

·稳定性+

·合理化+

·外向性

发展的社会成果=

·教育+

·医疗

(1)

发展的生态成果=

·单位空气污染排放产出+

·单位水体污染排放产出

2004—2019年，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上升最快的城市是包头和枣庄，依次提升至第48和47位，铜川提升至第43位。包头发展质量的快速提升得益于发达的工业体系带动了发展基本面的大幅攀升；枣庄和铜川作为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代表也在发展的基本面取得了不俗成绩；排名下降最明显的城市为乌兰察布、酒泉、榆林、吕梁和延安，分别下降至第43、43、52、53和61位。其中榆林、吕梁和延安都属于资源型城市，能源价格大幅下滑以及相对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限制了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数量较多，推动其产业体系转型升级不仅关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更是实现全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2.指标解释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包含诸多方面，我们主要选取了以下四个层面来对基本面进行诠释：(1)高质量发展的强度用来权衡地区生产活动的产出能力，产出能力越高，则该地区经济量的增长就越快，居民财富增长就越快，相应的发展潜力就越高，这里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来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度进行测量。(2)高质量发展的稳定性用以反映地区经济运行的区间是否平稳，若经济始终运行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则表明经济发展较为稳定。本文对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取倒数，以此衡量不同城市间经济增速的稳定性水平。变异系数是数据的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反映了数据离散程度即各个城市经济增速对该区域城市平均增速的偏离程度。为了确保测算结果的稳健，我们利用3年期滚动窗口测算经济增速的变异系数。变异系数的大小与经济稳定性成反向变动关系，变异系数越小则地区经济增速越平稳，表明经济发展态势良好。(3)高质量发展的合理化用来表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具体指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产业结构越合理，则表征着资源的配置(包括人力资源)越合理，经济结构得到了优化。这里使用地级以上城市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据计算基于产业结构的泰尔指数，并用1与泰尔指数的差值度量经济发展的合理化水平。(4)高质量发展的外向性表明了地区对外贸易程度，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增强城市的经济活力，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以地区对外贸易的净出口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

我国婚姻法保护婚姻关系，保障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遭受挑战、“第三人”理应为其非理性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无权利则无救济，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使得无过错配偶遭受侵权，无过错配偶诉请“第三人”以法律责任。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是侵权行为，同样也应当存在被侵权的客体一配偶权。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成果用来度量经济发展成果的普惠性。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让人民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而教育和医疗是民生关注的焦点，本文选取教育和医疗两项指标：(1)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人才输出的重要途径，而充足的人力资本则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本文选取平均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来测度教育水平。(2)医疗是民生之需，是人民安全感、幸福感的重要保障，我们以平均每万人医生人数来表征医疗水平。

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成果用来度量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带来的副作用，经济发展要求投入得到更多的收益，而生态环保是为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福祉，所以要促进生态环境和经济的融合，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本文从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污染三个方面来衡量单位经济产出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分别代表的是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再利用排放量与地区GDP的比值即可得到单位空气、水体污染排放产出。

由于以上各类指标具有不同的性质和计量单位，所以不可简单相加，为了方便后面的计算，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变换和处理，本文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我们使用目前广泛使用的熵值法测算各指标权重，在消除权重主观因素的同时规避多指标的信息重叠问题。信息熵用以测度不确定性，熵值越高，系统结构越均衡、变异程度越小、权重越小。各指标权重见表1，城市单位产出的空气污染排放权重最高为0.357，说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中空气质量最为关键，这与近年来政府和公众日益重视大气污染相吻合，也是国家战略层面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并重的原因。经济发展稳定性的权重位居第2，达0.165，反映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的稳健性比速度更有价值。由于流域特征和水资源较为稀缺，城市单位产出水体污染的权重排第3，为0.133，黄河流域同样需要重视水资源保护。平均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和平均每万人医生人数的权重排名第4和第5，表明人力资本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体系中具有重要影响。

四、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与比较

1.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与特征分析

如图1所示，2004—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波动态势。其中2004—2012年显著下降，随后2013—2015年强力反弹，而2016—2017年再次略有下滑，2018—2019年逐渐企稳。主要原因在于2004—2012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各个城市对GDP的重视度远超环境质量以及公共服务，黄河流域水资源相对稀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恢复成本更高、周期更长，造成这一时期发展质量下滑。此外，2009年投向“铁、公、基”的4万亿刺激计划可能并不利于提升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发展质量。一是，财政刺激计划对提振GDP的作用有限。4万亿投资计划以带动工业发展为主，但黄河流域8省份中仅山东省工业化水平较高，其余省份工业化水平较低。2009年山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比重为13.05%，河南为5.2%，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占比分别为1.68%、1.92%、1.51%、0.71%、0.2%和0.26%，因此4万亿刺激计划对促进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对有限。二是4万亿刺激计划大多由地方政府承担，加剧了地方债务风险。2009年黄河流域8省份政府财税收入仅占全国的17.4%，而GDP占比达23.2%，说明黄河流域单位GDP创造财税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黄河流域各地方政府财力不高，相应地会加大诱发土地财政等短期行为的概率。城市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攀升，抑制了实体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动力。三是刺激计划间接导致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高耗能产业扩张，生态环境遭受较为严重的破坏。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弱化了“三期叠加”的负面影响，通过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投入、控制过剩产能、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都有利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持续改进。然而2012年后，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发展的基本面逐渐走低，并且短期内生态环境治理效果还未完全显现，造成2016—2017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出现下探趋势。然而2016年后，发展的社会成果强力攀升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走低态势，并与发展的基本面一起保证了2018—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企稳。

2018年7月20日至8月3日在德国奥森豪森举行了“Siegfried Weishaupt钢琴比赛”。比赛结果如下：获得第一名的是俄罗斯的Nikita Tonkonogov；获得第二名的是乌克兰的 Diana Chubak；获得第三名的是乌克兰的Vladyslav Mokrytskiy。

从分维度指标来看，2004—2008年黄河流域城市发展的基本面和社会成果呈现上升态势，说明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前，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持续向好，而污染排放加剧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是这一阶段经济发展质量缓慢下滑的主因。黄河流域属于北方地区，国有经济占比较大、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及京津冀以及南方的长江经济带和珠三角地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发展负面冲击较大，城市发展的基本面大幅下滑。经济发展滞后也助推了人力资本层面的“孔雀东南飞”现象，黄河流域城市发展的社会成果也随之下滑。与此同时城市各类污染排放不断增加，导致2008—2012年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急速下滑。2012—2019年城市发展的基本面、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都呈现出攀升的态势，由于环境治理不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黄河流域城市发展的生态成果仍滞后于发展的基本面和社会成果，这反映出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依然是严峻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此外，图1还显示发展的基本面和社会成果整体引领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

从CNKI中文献，可以看出白花前胡研究主题包含多个方面，从种质资源到临床应用都有涉及，以化学成分研究文献比重最大，有18篇，占总文献量的12.58%，主要为白花前胡化学成分对离体血管的作用，早期抽薹对白花前胡根化学成分的影响，以及较深入研究了河南产白花前胡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研究文献有4篇，主要研究了白花前胡及其有效成分甲素的抗心律失常及抗心肌缺血作用。临床观察有1篇，研究了白花前胡剂可有效改善缺血性中风患者的临床症状。提取工艺研究文献有6篇，鉴定技术1篇，炮制工艺研究文献1篇，种质资源与栽培技术研究文献各1篇，资源调查研究文献2篇。

图论是研究空间模式德昂以及现实世界中的数量之间的关系。数学这门学科想要对问题处理的结果取得更加精确的结论，不能单靠一个不清晰的定义，而要追求更严密的概念。同时，利用图论中的相关概念以及定义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也可以更加直观的、更加自然的让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2.流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比较分析

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在区域内和全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具有综合功能和多种主导功能、起着枢纽作用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引领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相较于一般的地级以上城市而言，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半径更大、影响更为深远。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包括8个省会城市以及1个计划单列市青岛。2004—2015年济南高质量发展水平在黄河流域中心城市中最高，2016年后西安成为流域经济发展质量最高的城市，2018年开始青岛的发展质量开始居首位。西宁和银川在样本期内，高质量发展水平最低。

在研究样本期内，黄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呈现“下中上”的特征，即下游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反向梯形结构特征尤为明显。2004年黄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依次为济南、青岛、呼和浩特、郑州、西安、兰州、太原、银川和西宁，2019年排名变为青岛、西安、郑州、太原、济南、呼和浩特、西宁、兰州和银川。样本期内济南高质量发展均值最高，但2016年被西安和青岛超越，根本原因在于济南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落后于西安和青岛，导致济南发展的基本面和生态成果分值相对较低。青岛作为黄河流域唯一的计划单列市，经济发达和生态环境优良确保了其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西安既是国家级中心城市也是西北核心城市，拥有国家级新区和陕西自贸区的强有力支撑，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近年来西安加大经济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力度，驱动高质量发展越居黄河流域首位。黄河流域下游的银川和西宁生态环境承载力相对较低，严重制约了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以2019年为例，基于3个维度的分项指标，比较分析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性。发展的基本面排名为：青岛、西安、郑州、济南、银川、太原、西宁、兰州与呼和浩特。发展的社会成果次序是：郑州、太原、呼和浩特、西宁、银川、兰州、西安、青岛和济南。值得注意的是，郑州社会成果显著高于青岛和西安，其主要原因在于河南省人口基数大，郑州吸纳了大量省内大学生致使其在校生数持续攀升。2004年郑州高校在校生数为22.21万人，少于西安的40.29万人，多于青岛的20.17万人；2021年郑州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为127.4万人，虽少于西安的160万人，但郑州高校在校生增速均高于西安和青岛。西安的教育医疗资源较为丰富但却不均衡，青岛的教育医疗公共资源从数量来看相对有限，优化教育和医疗投入是两个城市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的可行选择。发展的生态成果排名依次为：西安、青岛、济南、郑州、兰州、太原、银川、呼和浩特和西宁。中下游城市明显优于上游城市。不难发现，黄河上游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城市发展的生态成果相对较低，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经济和人口的承载力是这类城市改进发展质量的必要选择。

遵医嘱选用排毒止痒汤：荆芥、土茯苓、防风、白鲜皮、浮萍各30 g、苦参50 g、徐长卿50 g、紫草20 g、当归15 g、茵陈15 g、薄荷20 g。先将药混合加水1000 ml浸泡2 h，煎煮30 min，待药液温度冷却至40℃左右时开始以药液泡洗瘙痒处，全身瘙痒者可将药液倒入浴缸进行泡洗，浸泡中逐渐加入热水，使水温维持在40℃左右，30 min/次，每日2次，同时要注意防寒，避免感冒，洗浴时切勿烫伤皮肤。同时予以尿毒清颗粒冲剂口服，3次/d，1袋/次。连续治疗14天。

五、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收敛性分析

黄河流域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异性，而作为流域经济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特征，那么低发展质量的城市能否通过外溢效应和学习效应向高质量城市收敛？这不仅关系整体提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而且对于推动全流域的协同大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氢气作为保护气氛在钨、钼加热炉中使用，从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我公司开发的钼板加热电阻炉，结合近年来多台设备的实际生产使用情况，相比传统的生产线上的加热炉，生产效率高，电能消耗低，炉体密封性好，加热元件使用寿命延长，设备运行安全可靠，维护成本显著降低，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3.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2)

其中，QED为各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GQED代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率，S为经济结构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观察组：出现PIC窗后，将气管插管拔出，并给予无创双水平正压通气，将通气方式改为S/T模式，逐渐增大吸气压力至19 cm H2O，使患者感觉舒适，将潮气量维持于8～12 ml/kg，呼吸末正压维持于5～8 cm H2O，氧浓度维持于30%～50%，将患者呼吸频率维持于13～18次/min，使患者血气分析等相关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3)

由于稳态产出水平在现实中难以精准测算，并且具有相同发展条件的经济体才能展现出收敛特征，因此一般在(3)式的基础上进行条件收敛估计。本文借鉴师博和任保平的方法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条件收敛方程：

,+

=

+

ln

,

+

,

+

,

(4)

采用Diener等人编制的心盛量表(Flourishing Scale, FS)来测量机能幸福感，该量表共有8个项目，用于评估社会-心理机能的核心方面，在中国被试中有较好的信效度(Tang, Duan, Wang & Liu, 2016)，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盛水平越高，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专利存量(lnP)。创新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以研发创新活动的成果专利作为创新的代理变量。由于专利授权数量需要检测和缴纳年费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这里以专利申请量按照Pessoa的做法，

A.Pessoa, “Ideas Driven Growth: The OECD Evidence,” , vol.4, no.1, 2005, p.4.

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专利存量。黄河流域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数据，基于Python软件使用地址匹配的方式从中国专利数据库中爬取获得。

夜间灯光亮度(lnL)。经济发展的数量以及活跃度会作用于发展质量，我们以夜间灯光亮度作为其代理变量。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NOAA)提供了1992年及之后的卫星灯光数据，其中1992年到2013年为DMSP/OLS遥感数据，2013年及之后为NPP-VIIRS遥感数据。由于卫星数据在采集过程中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这里对夜间灯光亮度进行了校准。

财政支出占比(Fis)。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政府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避免与创新变量产生多重共线性，使用剔除科教公共服务支出外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度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外商直接投资占比(FDI)。高质量发展指数中包含对外贸易净出口值占GDP比重，但外商直接投资则侧重从资本的跨国流动衡量经济外向性，并且其内嵌有技术进步因素。本文采用各地级市每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度量对外开放程度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情况，并按照历年人民币汇率对其进行折算。

道路长度(lnR)。基础设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硬件支撑，交通基础设施尤为重要，地区道路长度可以准确地反映出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强度。

对于大学生管理工作人员来讲，部分机械的重复性工作挤占了大量工作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对于大学生来讲，负责老师不在、无功而返的情况时有发生。时间、空间错位问题困扰着管理人员与学生。比如，常规性请假与销假、常规统计表的审核与签字等等。

考虑到经济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滞后期，并且为剔除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以3年为一个周期使用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基于滚动窗口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平均增长率，经验分析2005—2017年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的β收敛特征。2004—2016年专利数量和夜间灯光亮度外，其余控制变量数据均源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CEIC数据库，并使用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

表3汇报了黄河流域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检验。模型(1)未纳入控制变量及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显示2005—2017年黄河流域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绝对发散。在此基础上，模型(2)增加了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2005—2017年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依然存在显著的发散特征。考虑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相继提出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也出现拐点，我们分别检验2005—2012年和2013—2017年的收敛性。2005—2012年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显著发散，但2013—2017年则表现出收敛性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分地区实证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上游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依然显著发散，而中下游城市则逐渐趋同。原因可能在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更为接近，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条件相似，因此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更易于收敛。黄河中下游城市收敛系数为-0.0227，2013年后全流域收敛系数为-0.0291。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以及此后不断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黄河上游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与此同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带来的外溢效应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全局性影响，都使得黄河流域上游城市与中下游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更为相似，促进了全流域条件收敛。

学生习作：不必说宽阔的运动场，枣红的橡胶跑道，高大的教学楼，整齐的道边杨柳；也不必说学生在教室里高声朗诵，好静的学生扎根在图书馆，好学的学生缠着老师追问不休。单是校园中心的花坛就有无限的趣味。花坛中间的菊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红的像火一样鲜红，黄的像金子一样耀眼，粉的像晚霞一样美丽。再看看花坛周围，曾“碧玉妆成一树高”的垂柳，那“万条垂下绿丝绦”也失去往日的生机。一片片黄叶成群结队地往下落，刚刚扫过的地面，转眼间，又铺上一层厚厚的地毯，走在上面软绵绵的，真舒服！远处几个细心的女同学，正在地上捡拾树叶，准备夹在日记本里做标本。

从控制变量来看，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活跃度能够有效提升黄河流域中下游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速度，但对上游城市的影响不显著。而政府干预能够有效提升上游城市高质量发展速度，但对中下游城市却有不显著的负面影响。黄河上游地区是整个流域的生态屏障区，生态环境保护尤为重要，政府干预能够将环境保护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在环保层面逼近帕累托最优。黄河流域中下游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程度较高，创新能力和经济活跃度更为重要，政府过度干预可能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速度具有抑制作用，对中下游城市尤为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并未能给黄河流域城市发展带来技术进步，反而更多的是低端高耗能产业的转移。此外，传统的交通基础设施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有限。黄河流域面积广袤，流域各城市尤其是上游城市间的物理距离较远，严重制约了传统基础设施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六、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本文构建了由发展的基本面、发展的社会成果和发展的生态成果3个维度构成的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使用熵值法测度2004—2019年黄河流域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动态势。发展的基本面和社会成果整体引领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发展的生态成果则是其短板。黄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呈“下、中、上”的反向梯形结构特征。2005—2012年黄河流域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呈发散状态，2013年后开始出现条件性收敛。整体而言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具有分化特征，而中下游城市则表现为趋同性。

统筹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顶层设计。首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不同所有制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有效提升发展的基本面。在此基础上，协调市场和政府在创新资源配置、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作用，两手互济，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优化全流域资源配置效率。其次，践行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积极探索和完善黄河流域产业链“链长制度”，行政首长担任黄河流域产业链“链长”协调产业链内部的企业、政府以及跨区域合作关系，促进技术和知识在全流域的充分外溢，实现中下游城市与上游城市的协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协调推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最后，在不断完善交通和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以新基建为核心推动全流域数字要素、创新要素的互联互通，协调互补、提升基础设施的覆盖强度，充分发挥各类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效应。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还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黄河流域协同推进大治理重点是提升上游区域的发展质量，尤其需要深化绿色发展改进上游城市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一是通过区域发展和产业政策优先吸引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鼓励中下游的绿色产业和绿色专利向上游城市的转移和流动，提升绿色技术储备。二是上游城市需要加大生态环境规制和保护力度，贯彻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大水利基础设施投资，切实协调水沙关系。与此同时，上游地区为防止污染“顺流而下”付出了成本，在顶层设计层面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逆流而上”，激励上中下游区域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中下游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激励，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应以完善产权市场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营造支持非公有制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提升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力和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协调互补西安基础创新能力扎实和郑州应用创新能力强的优势，探索建立黄河流域双核创新体系；另一方面积极借助下游山东半岛的市场规模优势，使各类创新能够与市场接轨，推动全流域创新体系落地生根，切实提升创新能力。最后，中下游城市需要加大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公共投入，积极推进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吸引力。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已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将与时俱进。本文所测度的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可能并不能完全精准地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所有内容。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我们将在指标体系中纳入现代化以及黄河流域特征性因素，力争为推进黄河流域协同大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