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以大数据、云计算、社会网络、搜索引擎等为主要内容的互联网技术，在有机结合传统金融的基础上形成的互联网金融凭借互联网的边际效应递增及马太效应等特征，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克服了金融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并拓展了金融交易可能性集合，对实现金融资源的公平配置，建设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互联网金融在拥有上述优势的同时，其具有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技术性风险、经营性风险及操作风险也不断叠加和集聚。“尤其是在我国，经济体制、金融产业结构及现行制度框架更是加剧了互联网金融领域中创新与安全、自由与规范之间的纠葛和撕扯。”

2016年以来，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逐渐暴露，违法犯罪事件频发，大规模的平台倒闭、跑路和欺诈问题随之出现。如2016年北京“E租宝案”、2017年南京“钱宝网案”、2018年网贷“暴雷潮”、2019年深圳“团贷网案”及2021年深圳“小牛资本案”等案件的发生，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动辄集资数百亿元、受害者数十万人的大案、要案，不仅造成了金融秩序的紊乱，还引发了系列群体性事件，对地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

在此背景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通过“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现，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责任”，强化监管，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截至2019年3月，全国31个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均挂牌成立，并陆续在行政管理层面完成“三定方案”，正式确立地方金融监管权，形成互联网金融的双层监管体系。

在具体监管中，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监管规则，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落实和执行，与互联网金融平台(以下简称“互金平台”)直接互动。然而，在我国“GDP中心主义”的考核体系下，金融环境中存在潜在政治激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重发展、轻监管”的现象十分普遍。

此外，由于缺乏顶层制度安排，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间缺乏有效协调和沟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融资”冲动易导致监管套利与监管俘获。

这导致我国互金平台的违规经营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监管效果长期难以显现。

实际上，互联网金融的双层监管体系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是否有效落实和执行监管政策，以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采取怎样的措施约束互金平台的违规经营。一方面，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会考虑自身政治绩效及互金平台的经营情况决定是否积极监管；另一方面，互金平台会考虑监管强度及违规的超额收益决定是否违规经营。因此，双层监管体系下互金平台的违规治理实际是相关主体复杂博弈的结果。此外，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力度的不确定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互金平台之间目标选择、利益权衡的异质性，不仅决定了博弈主体的有限理性，还使博弈过程充斥着动态性。因此，本文基于前景理论构造收益函数刻画博弈主体的有限理性，并构建未引入和引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演化博弈模型，考察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的行为演化规律，分析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以期贴近现实地分析互金平台的违规治理策略，为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互金平台违规治理的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调整互金平台监管策略，如建立行业准入制度、构建信用评级系统及调整奖惩机制等。关于建立行业准入制度，尹海员和王盼盼认为根据互联网金融根据不同模式制定相应准入制度可从源头防范平台违规行为。

尹振涛认为建立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准入制度可有效约束平台违规行为。

关于构建信用评级系统，俞林等认为建立统一的信用评级系统可减少行业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王曙光和贾镝认为建立良好的信用评价制度可有效控制平台业务规模从而降低其运营风险。

关于调整奖惩机制，周昌发认为建立激励相容的激励机制可对平台产生警示和矫正效果，从而约束其经营行为。

刘伟等认为对平台采取动态惩罚机制，提高最重惩罚度上限可促进其合规经营。

另一方面是讨论引入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第三方认证机构等参与互金平台违规治理。关于行业协会参与互金平台违规治理，许多奇等认为我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互金平台违规治理中未发挥应有作用，应在政府主导基础上赋予行业协会一定治理权限，完善互联网金融多元治理体系。

方兴认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参与网贷平台治理可淘汰劣质平台并重塑市场信心，监管机构应加强与行业协会的沟通，共同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刘伟等认为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建立完善的行业自律机制，规范网贷平台市场。

关于第三方认证机构参与平台违规治理，多数研究认为依托第三方对平台进行认证可产生较好约束，进而规制平台行为。如胡晓霁认为第三方组织的信息公开可对网贷平台产生声誉约束进而规范其运营行为。

马理等认为将资金托管于第三方可促使网贷平台回归信息中介定位，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潘静认为建立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平台可分离良性与不良平台从而实现互联网金融的有效治理。

散装食品的销售和贮存应当遵守下列要求：设立散装食品销售专区或者专柜；不同批次的散装食品不应混装销售。鼓励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防止不同批次的散装食品混装；散装食品的销售容器或者销售牌上应标明食品品名、配料、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保质期和/或保存方法等。

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已有的对互金平台违规治理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不足：(1)在研究对象上，多数研究未对监管部门进行区分。但现实中，我国对互金平台的监管为双层监管体系，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其均有监管职权。

(2)在监管主体与客体博弈方面，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监管主体策略对监管客体产生的影响，强调对平台进行激励惩罚，对监管主体行为关注不足。实际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不仅受互金平台策略选择影响，而且受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力度影响。(3)在考虑博弈主体行为特征时，大多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刻画博弈主体损益。实际上，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有限理性下决策者的行为往往偏离期望效用理论表现出前景理论的决策偏好特征。

D.Kahneman, A.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 vol.47, no.2, 1979, pp.263～291; J.W.Payne, D.J.Laughhunn, R.Crum, “Multiattribute Risky Choice Behavior: The Editing of Complex Prospects,” , vol.30, no.11, 1984, pp.1350～1361.

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对策略收益和损失的感知受心理效用影响，呈现风险偏好的不一致性。决策者在面对收益时表现为风险规避，面对损失时则表现为风险追求。

A.Tversky, D.Kahneman,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 , vol.5, no.4, 1992, pp.297～323.

因此，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的博弈中，考虑双方基于对收益和损失感知的变化而进行的策略选择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根据Friedman均衡算法，上述复制动态方程系统的均衡点是否具有稳定性，需建立Jacobian矩阵进行分析，令：

三、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的演化博弈模型

1.模型假设

假设1：博弈中存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互金平台两类博弈群体，且两类群体中个体均为有限理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群体的策略集合为{

=积极监管，

=消极监管}，其中，采取积极监管的比例为

(0≤

≤1)，采取消极监管的比例为1-

。互金平台群体的策略集合为{

=合规经营，

=违规经营}，其中，采取合规经营的比例为

(0≤

≤1)，采取违规经营的比例为1-

。

情形6：当

<0，

>0，

>0，

<0时，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情况如表4所示。此时系统无ESS。具体而言，当平台合规经营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为负，将趋向消极监管；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消极监管下，平台违规的超额收益大于其受到的惩罚，将趋向违规经营。然而，当平台违规经营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变为正，其又将趋向积极监管，而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时，平台合规经营与违规经营的感知收益差为正，平台将趋向合规经营。博弈双方的演化相位图如图2(b)所示。

(1)

式(1)中

为事件

发生的真实概率；

(

)为决策者面对收益时的感知权重，

(

)为决策者面对损失时的感知权重；决策权重函数单调递增，呈倒“S”形，

、

为决策权重曲线的曲率，其取值不固定，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M.Rieger, M.Wang, “Prospect Theory for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 vol.36, no.1, 2008, pp.83～103.

价值函数

(

)的表达式为：

所有患者于入院后第1、4天采用化学发光法进行血清PCT水平检测。MAGLUMI 2000化学发光测定仪及配套试剂均来自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公司，正常参考值为≤0.05 ng/mL。第1天PCT值标记为PCT-1；第4天PCT值标记为PCT-4；第4天与第1天PCT水平的差值标记为△PCT。

(2)

价值函数表明决策者对损失的敏感程度高于对收益的敏感程度。

、

(0<

,

<1)为风险偏好系数，

、

越大说明决策者越偏好风险，

(

≥1)为损失规避系数，

越大表明决策者对损失的敏感度越高。

A.Tversky, D.Kahneman,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 , vol.5, no.4, 1992, pp.297～323.

演化博弈论是在有限理性假设下分析群体中个体通过动态演化达到平衡的过程。演化博弈论认为博弈主体无法一次性找到最优均衡策略，而是会不断学习、迭代和认知从而调整策略，并趋于演化稳定策略。相较于传统博弈论，演化博弈论可更加贴近现实地解释经济现象，被广泛应用于经济金融等领域。

为此，本文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作为博弈主体，根据其有限理性和策略调整的渐进性，构建演化博弈模型，以揭示博弈双方的动态演化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并做出如下假设：

用于教学重点难点处。中学课堂教学中，为了突出教学重点，帮助学生有效地突破教学难点，教师可以科学运用合作学习模式。运用合作学习将有助于突出学生学习的重难点，培养学生用实验方法探究知识的实践能力。

基于表3的感知收益矩阵，按照前文所述计算博弈双方的期望收益、平均收益和复制动态方程的步骤，可得双方的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方程为：

Qt被用于高性能的跨平台软件开发，它是一个标准的技术成熟的C++框架，Qt不仅拥有扩展的C++类库，还提供了大量可用来快速编写应用程序的工具[1]，Qt是采用C++实现的框架。Qt Creator是一款新的轻量级集成开发环境(IDE)，IDE支持跨平台运行，支持的系统包括Mac OS X、Linux(32位及64位)以及Windows等系统。Qt Creator的设计目标是方便开发人员利用Qt这个应用程序框架更加快速、轻易地完成相关开发任务[2]。

2

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考虑前景理论的感知价值建立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的演化博弈模型，博弈双方的感知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根据模型假设及感知收益矩阵，可得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及平均收益分别为：

(3)

(4)

(5)

同理，可得互金平台采取合规经营与违规经营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及平均收益分别为：

=

{[

(1-

)]

+(

)

}+(1-

)[

(1-

)]

(6)

1-

=

{[

(1-

)]

+(

)

-

(

)

(

)

}+(1-

){[

(1-

)]

+(

)

}

(7)

(8)

根据Malthusian动态方程

J.Webull, ,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28～234.

可得，博弈双方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

(9)

(10)

3

稳定性分析

综上，本文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互金平台为研究对象，基于前景理论构造损益函数刻画博弈主体的有限理性，并分别构建未引入和引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演化博弈模型，考察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的行为演化规律，分析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以期贴近现实地分析互金平台的监管策略。本文可能的拓展之处在于：第一，将金融监管部门细分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弥补了以往针对单一金融监管主体进行研究的缺陷；第二，基于前景理论分别构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和参与互金平台违规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对比分析揭示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效果长期难以显现的原因；第三，结合前景理论及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的约束条件，分析互金平台违规治理策略，进而探讨双层监管体系下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有效路径。

情形1：当

<0且

<0时，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情况如表2所示。此时，系统的ESS为

(0,0)。具体而言，无论平台选择合规经营还是违规经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始终为负，因此在无数次博弈后将趋向消极监管。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消极监管下，平台由于其获得的非法超额收益较高，将趋向违规经营以谋取更多利益。博弈双方的演化相位图如图1(a)所示。

情形2：当

<0且

>0时，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情况如表2所示。此时系统的ESS也为

(0,0)。具体而言，无论平台选择合规经营还是违规经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始终为负，因此将趋向消极监管。由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始终选择消极监管，平台无法获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奖励，此时平台采取合规经营与违规经营策略的感知收益差为负，将趋向违规经营。博弈双方的演化相位图如图1(b)所示。

情形3：当

>0且

<0时，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情况如表2所示。此时系统的ESS为

(0,0)。具体而言，当平台违规经营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策略的感知收益差为正，在无数次博弈后将趋向积极监管。然而由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奖惩力度较小无法对平台产生有效约束，为获得更大收益，平台依然趋向违规经营。双方博弈的演化相位图如图1(c)所示。

情形4：当

>0且

>0时，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情况如表2所示。此时系统不存在ESS，博弈双方将围绕

(

,

)螺旋运动，呈现“违规经营—积极监管—合规经营—消极监管—违规经营”的周期行为模式，

如图1(d)所示。具体而言，在互联网金融发展早期，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为鼓励金融创新，大多选择包容性监管。此时双方的初始状态落在区域Ⅰ，由于缺乏监管，平台为降低运营成本、获取超额收益，倾向于违规经营，这造成违规平台比例激增，互联网金融犯罪频发，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由于存在大量违规平台并严重危害地方秩序，导致公众利益受损，因此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开始重视此类问题，为了维护公众利益、降低公众对政府的抨击，将采取积极监管策略进行管控。因此，双方将向

(1,0)移动，并落在区域Ⅱ。然而，由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滞后，一定时期内会出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与平台违规经营并存的局面。

经过长时间演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的效果显现，互金平台忌惮于违规经营被查处后的严厉处罚，其逐渐趋向合规经营，博弈双方又将向

(1,1)移动，并落在区域Ⅲ。此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积极监管对平台产生较好约束，抑制了违规行为。然而，当违规平台得到良好限制时，由于存在积极监管成本，为了效益最大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将趋向消极监管，博弈双方将向

(0,1)移动，并落在区域Ⅳ。此时，由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的威慑尤在，会短暂地出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消极监管而平台合规经营的局面。然而，随着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策略的转变，平台认识到严厉惩罚的消失，为获取超额收益，仍会采取违规经营，此时博弈双方将向

(0,0)移动，并落在区域Ⅰ。情形4较为准确的刻画了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中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定位不准而带来的失位和错位现象。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以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为主要目标，但由于过于包容性的监管，导致互联网金融违规事件频发。面对大规模的违规事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只能被动选择积极监管实施管控。然而，这种被动监管具有仓促性、运动性，不能作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常态。

因此，必须根据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状况调整监管策略以实现互金平台的长效治理。

四、双层监管体系下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的演化博弈模型

1.模型假设及构建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中，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权限主要来自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授权，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均有监管职权。在双层监管体系下，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不仅会直接参与互金平台的监管过程，也会通过行政监管方式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并将后者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的考核标准。因此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平台直接互动，而中央监管部门通过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监管及对合规规则的制定影响两者的博弈进程。为此，本文引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考察双层监管体系下互金平台的违规治理，并做出如下假设：

一般来说，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方法是采取课本教学的形式，使学生可以认真积极主动学习相应的英语知识点，但是这种教学方法对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是不够重视的。比如：教师在课堂中向学生介绍词汇“先生”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教师都会将其直接翻译成“sir”。但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该词汇只能够适用于不具备贵族身份的人，比如：美国的牧师、银行家、超市店主等，只有他们不具备贵族的头衔，才可以将其称为“先生”，而对于具有爵位的贵族而言，在称呼的时候，必须冠以适当的头衔。

假设7：在互金平台的监管过程中，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予以行政监管并以一定的概率直接参与监管。行政监管主要是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如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等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绩效考核。一旦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以概率

发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消极监管行为，如监管套利以及不作为等，会对其进行惩罚或降低政治绩效等，将这种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损失记为

。当平台违规经营时，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直接监管并成功的概率为

。因此在双层监管体系下，当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时，监管成功率为

=1-(1-

)(1-

)，当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消极监管时，监管成功率为

。

基于以上假设，双层监管体系下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的感知收益矩阵如表3所示。

改进算法与原算法相比，增加了网格修正的过程。在网格修正过程中，算法将扫描一次所有存在数据点的网格，然后稀疏网格中的数据点进行操作，因此该过程的时间复杂度为O（m×w×d），其中m为存在数据点的网格个数，w为每个稀疏网格中包含数据点的个数，在正常情况下，稀疏网格中包含的数据点的数量应远小于数据集中所有数据点的数量，因此m×w≤n。在CLIQUE算法中，采用自底向上的方法进行聚类，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nd+cd），c是一个常数。在本文算法中，增加了网格修正的过程，因此时间复杂度为O（n′d+cd），其中n′=n+m×w，又因为m×w≤n，所以 n′≈n。

(11)

(

)=

(1-

){{[

(

)-

(

)]

(

)

+(

)

}

+

(

)

(

)

-(

)

}

(12)

图书浩如烟海，读者面临选择之困。《全国新书目》杂志携手全国出版单位，从海量的新书中精心挑选，向读者推荐出版人眼中的2018中国好书。

2

演化均衡分析

对于具有稳定水位的透水性地层，地下水浮力可按理论静水压力进行计算，但是地下水的补给和地层的渗透性不同，实际地下水压力可能会低于静水压力值。因此，对于基底下的弱透水性地层来讲，采用排水抗浮设计时，要根据渗流定律对水压力值作适当折减。但是，该工程的地下室外墙回填土是粉质土，透水性高，补充了地下水，因此，水浮力采用静水压力计算还是比较合理的。

对于企业的传承，杨宗祥更是身体力行，为儿女树立榜样。为了让儿女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杨宗祥为他们创造了各种学习和提升的机会：“未来，是年轻人的。”

第一，如果所学内容涉及到运算律，但授课的时间在学运算律之前，例如“凑十法”本质上是加法结合律，老师们不能使用运算律的知识，但在讲运算律的时候，前面的知识可以作为使用运算律的例子，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运算律的应用是十分普遍的.

耳石症是一种当头部快速移动时出现眩晕和位置性眼震的眩晕症,发病率随年龄增长,且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关于耳石症的发病机理,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是由于耳石变形脱落(可能由重大外力撞击或衰老导致)移动到其它平衡器官造成眩晕。临床上常采用手法复位来使耳石复位进行治疗,Epley手法复位和Barbecue翻滚手法复位是当前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用于治疗耳石症的复位手法,Epley手法复位通过移动患者头部,在重力的作用下使耳石复位,Barbecue翻滚手法复位是根据耳石假说和前庭结构解剖学关系来移动患者头部使耳石复位。

五、结果讨论

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平台违规治理时，博弈双方的ESS如表6左边部分所示。从中可知，当

<0时(情形1、2)，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为负，将趋向消极监管，此时平台总是趋向违规经营。当

>0时，若平台违规经营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为正，则其有积极监管的动机，但由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奖惩力度较小，平台将趋向违规经营以获取最大化收益(情形3)。当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提升奖惩力度使平台合规经营与违规经营的感知收益差为正时，平台将向合规运营的方向演化，但是这种策略演化并不稳定，最优情形也只能实现博弈双方策略的周期变化，呈现“违规经营—积极监管—合规经营—消极监管—违规经营”的循环往复(情形4)。观察

、

的表达式可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成功率的提高、对平台奖励和惩罚额度的提高均可在短期内遏制平台的违规行为，

考虑到前景理论下平台对损失的敏感性高于对奖励的敏感性，这种感知偏差使得相对于奖励措施，惩罚措施更有效。然而由于积极监管成本的存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积极监管并不稳定，这导致双方的策略选择无法向最优均衡状态演化。

由此可见，虽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更了解本区域互金平台的运营情况，相较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更具信息优势，

然而若仅依靠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平台的违规行为不能根除。为了自身收益最大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策略会处于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这不利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长效监管。因此，在对互金平台的违规治理中，除了考虑对作为监管客体的互金平台进行约束外，对作为监管主体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约束也必不可少。

下肢左右侧骨骼肌IEMG相关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受试者在下肢各肌肉用力上的一致性。相关系数越大说明受试者在该肌肉上的用力一致性越高。对照组相关系数具有显著性的骨骼肌为胫骨前肌、股外侧肌和臀大肌，实验组为胫骨前肌、股内侧肌、臀大肌和股二头肌。对照组胫骨前肌、股外侧肌左右侧IEMG差异显著，且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均是右侧放电量较大且明显高于左侧，说明对照组下肢右侧胫骨前肌、股外侧肌高于左侧且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对照组在练习太极拳时更应当注意通过对这两块骨骼肌额外的放松练习提高恢复速度。同理，实验组更应当注重对右侧股内侧肌和左侧臀大肌的放松练习。

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参与互金平台违规治理时，双方的ESS如表6右边部分所示。可知，当

<0,

<0时，互金平台合规经营与违规经营的感知收益差始终为负，将趋向违规经营。此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依赖

的取值，当

<0时(情形11)，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为负，将趋向消极监管，当

>0时(情形5和8)，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为正，将趋向积极监管。

当

>0,

>0时，互金平台合规经营与违规经营的感知收益差始终为正，将趋向合规经营。对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若

<0(情形13)，由于平台违规经营时其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为负，将趋向消极监管；若

>0，则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依赖

的取值，当

<0时(情形7)，将趋向消极监管，当

>0时(情形10)，则趋向积极监管。

当

>0,

<0时，若

<0(情形12)，则无论平台采取何种策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始终为负，将趋向消极监管。在消极监管下，平台将趋向违规经营以获取更多收益。若

<0,

>0(情形6)，由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惩罚以及参与力度较小，因此双方将陷入“违规经营—积极监管—合规经营—消极监管—违规经营”的循环之中。若

>0(情形9)，由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消极监管会受到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严厉惩罚，因此趋向积极监管。在严格监管下，平台将最终采取合规经营，达到最优均衡状态。

对于正从专项整治转向长效监管阶段的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本文模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监管路径。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是有效的金融监管，而近年来屡屡发生的暴雷事件表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参与对平台的违规治理必不可少，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平台的关系值得重视。在此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监管需在考虑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与互金平台直接互动关系的基础上，重视中央金融监管机构对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和互金平台的影响。根据前文分析，本文模型结果意味着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参与互金平台违规治理时，存在两条路径可有效约束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互金平台。

其一，调整参数

和

使其大于零(情形10)，这意味着在保持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消极监管惩罚的基础上，增加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成功率及加大对平台违规经营的惩罚力度。此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加大对平台的惩罚可促进最优均衡的形成，但奖励措施是失效的。本文的这一结果与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政策导向一致。自2016年4月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以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加大了对互金平台违规经营的整治力度，以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手段对市场进行了全面整顿，有效地遏制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总体风险水平。

其二，调整参数

和

使其大于零(情形9)，这意味着增加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消极监管的处罚，促使其积极监管，并进一步对平台产生有效约束。此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奖惩措施均可促进最优均衡的形成。本文的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现实意义。虽然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可提高互联网金融监管效率，但是过度干预会抑制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

此外，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地方性色彩，其庞大的规模基础、监管规则落实的有效性以及监管实施的持续性等因素，决定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实际推行需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发挥更大作用。因此，第二条路径理应为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最优路径。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对不同情形下博弈系统均衡点及其稳定性的分析，对双层监管体系下如何实现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有效治理进行了论证和探讨。研究发现：

经过10多年的发展，INSPIRE相关法令（包括规定）、数据规范、元数据及网络服务、数据与服务共享、空间数据服务和报告监测机制等已在欧洲国家，包括部分亚洲国家普遍采用，19个专家组开发的70多个核心模式已在基础设施建设涉及的各领域得到普遍应用，INSPIRE标准系列的顶层设计经验亦推广到相关国家和区域。

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互金平台违规治理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的博弈结果存在4种情形。在平台违规经营时，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为负，其将趋向消极监管，平台将趋向违规经营以获取更多收益；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的感知收益差为正，其有积极监管动机，但由于积极监管成本的存在，其积极监管的行为并不稳定，这导致博弈双方策略选择呈现“违规经营—积极监管—合规经营—消极监管—违规经营”的循环往复。

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参与互金平台违规治理时，存在两条路径可有效约束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的策略选择。第一，当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平台违规治理的力度(

)较大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可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促使平台合规经营，但此时其奖励措施是失效的；第二，当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平台违规治理的力度(

)较小时，可通过增加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消极监管惩罚的方式促使其对平台进行监管，此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奖惩措施均可促进最优均衡的形成。考虑到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过度干预会抑制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第二条路径理应为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最优路径。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治理我国互金平台的违规经营行为，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研究启示如下：(1)调整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监管权配置。第一，坚持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导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权限，如允许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参与监管标准、监管细则的制定以及对互联网金融形态进行“穿透式”认定等；

第二，保持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适当的参与力度，促使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积极监管，充分利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奖惩策略，对平台进行双向约束；第三，制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权力清单，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职权依据、监管流程明确列示，并向大众公布，确保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策略的正确实施。(2)丰富监管主体，构建互联网金融多元治理体制。第一，从法律上明确互联网金融协会的合法性及功能，向其赋予一定的治理权限，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金融监管部门与互金平台之间的桥梁作用，畅通监管政策传导渠道，提高监管的执行效率；第二，充分发挥媒体及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在内的互联网金融相关主体的信息搜集、传播功能，拓宽互联网金融监管信息的反馈渠道，从而提高发现互金平台违规经营的概率。(3)完善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督查机制。第一，对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的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各类制度、文件进行审查，确保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有效性；第二，完善现有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绩考核体系，

如将与金融监管、风险处置效果相关的指标纳入其中，并据此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日常行为施以定期引导和考核；第三，保持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政策执行状况检查的一定频率，一旦检查中发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不作为甚至寻租，则可径直向其提出整改意见，责令其限期整改，更有甚者，可加大对其的惩罚力度，考虑给予降职处分甚至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