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安全研究进展追溯与述评

2022-09-02佟瑞鹏教授

安全 2022年8期

佟瑞鹏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0 引言

近年来，校园安全事件频发，从北京某大学“12.26”实验室爆炸事故到河南封丘某中学食物中毒事件，再到数起学生自杀事件，均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校园安全事件的年均发生频数在100起左右[1]，已然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国外，校园是否安全已经成为学生和家长选择学校的一项重要标准[2]，在我国也被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并成为一个重要方面。加强相关研究能够为校园安全治理提供依据，促进学校安全工作良性发展[3]，进而维护社会稳定。

一般来讲，狭义的校园安全仅指学校师生的人身安全，或者直接等同于“学生安全”[4]。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校园安全已不仅限于学生安全或校园内的安全，而是以预防校园安全事件的发生和保护师生的生命健康为主要目标，通过创建安全的校园环境促进个人和集体的良好发展[5-7]。从学生个人层面来看，校园安全不仅指其生理方面的安全，还应关注其心理健康和个人的成长、发展[8]。从时空角度来看，校园安全不仅限于校园内的秩序稳定和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还包括学生上下学路上及校园周边等时段和区域的安全[9]。

初步检索文献发现，我国有关校园安全的研究主要分布在政策与立法、校园安全管理与教育以及高校实验室安全、食品安全、校园欺凌、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现有研究中很多是对校园安全政策的回顾和分析[10-11]，而缺少对校园安全研究领域的全面回顾。国外对于校园安全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对学生生理和心理2方面影响的研究[12]，相比来看，国内的研究关注面更广、更全面。因此，以我国校园安全研究的几个方面为主线，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入手，辅以各方面对应的国外相关研究，采用文献综述的方式对校园安全研究进行追溯和述评，旨在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国内外校园安全研究情况，并提出展望和建议，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校园安全政策与立法相关研究

1.1 国内校园安全法治建设与研究进展

1.1.1 政策发布演进

校园安全与教育是分不开的。建国初期，我国教育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对旧学校和旧思想的改造上，满足人民上学的需求[11]，校园安全还未成为关注的重点；自新中国成立至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的这段时间里，国家最关注的是学生的健康问题；1986年后，学校的教学秩序和师生的人身安全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由于受制于法律资源的有限性，这一阶段多是引领性的政策，缺少具体的实施办法；直到2006年，教育部出台《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为学校、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了管理依据；截至2022年6月，根据教育部官网公开的基本目录，我国自1986年以来出台的有关校园安全的有效政策文件达848份，如图1。

图1 校园安全有效政策文件发布情况

政策发布的演进情况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1999年)。教育事业步入新时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主的教育领域法律初步形成，体系尚未发展和完善，对于校园安全的关注点也仅限于卫生和健康2方面。

第二阶段(2000-2003年)。校园安全管理力度逐渐加大，政策发布数量呈陡增趋势，这一阶段发布的政策主要围绕维护学校教学秩序的稳定。

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我国高度重视学校的安全建设，大力营造“平安校园”，政策发布逐年稳定，推动校园安全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纵观我国校园安全相关政策的发布情况，虽然推动了我国校园安全法律体系的逐年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一，由于基本法的缺乏，整个校园安全法律体系不够系统，以致我国政策发布大多具有被动性、滞后性。比如2011年，我国校车事故发生起数多达29起[13]，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即在2012年出台《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其二，现行的各项政策均具有时效性，不足以支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用于长期指导学校安全工作的《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不足[14]，而涉及学校安全工作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又只是将学校安全作为一个部分，不具备针对性。因此，我国需要一部能够长期指导学校安全工作，并且专门针对校园安全的基本法。

1.1.2 立法研究进展

在近20余年的研究和发展中，众多学者就校园安全的立法问题进行阐述，早期研究的重点主要包括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原则和模式等。

(1)关于立法的必要性。校园安全立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填补立法空白的需要，是司法审判实践的需要[15]。21世纪初，校园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不仅威胁学生生命安全，还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我国并未形成系统完整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不符合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理念，且在责任的划分、执法行为的规范、事故责任的认定等方面均存在疏漏[16]，亟需一部《校园安全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此外，校园安全立法对于各相关方的责任意识、学生和家长的安全意识提升也十分必要[17]。

(2)关于立法的可行性。有学者指出，国内外因素是校园安全立法的重要基石[18]。在国外，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校园安全法律体系，校园安全立法已成为国际惯例。在国内，党和政府自建国以来一贯高度重视校园安全稳定工作，众多专家学者多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尽早制定《校园安全法》的建议，同时也多次开展学术会议进行探讨，并形成校园安全相关法律的建议稿件[19]。

(3)关于立法的原则。首先，校园安全立法的重点需放在建立完善的事故预防机制上，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20]，切实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同时还需考虑学校管理权力与学生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21]；其次，立法工作还需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时合理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22]；再次，立法需要科学依据的支撑，应既具备强制性和原则性，又具备灵活性和协调性，并且保证权、责、能统一[23]。

(4)关于立法的模式。日本的立法模式为校内保护模式和综合立法模式，美国则为校外保护模式，法国为分散立法模式[24-25]。对于我国来说，学校类型众多、纷繁复杂，校园安全事件及其风险来源也多种多样，怎样立法是一个难点。综合来看，我国的校园安全立法应采取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针对各类学校突发事件特征及应对、行政与民事综合的统一立法模式[23]，有利于构建系统的法律体系，推进校园安全协同、综合治理。

近10年来，国内多位学者也分别从学校类型、校园安全风险、国外经验借鉴等角度出发，提出有关校园安全立法的一些想法。有学者认为，高校的社会地位对其安全工作有着特殊的需求，其发展与国际接轨，理应效仿国外开展高校安全立法工作以维护高校稳定运行[18，26]。在校园安全风险方面，众多学者认为应在校舍、校服、校餐、校车、交通等方面立法[27-29]，如杨宇[30]和丁莹等[31]分析日本和美国的校舍安全和食品安全相关政策并提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李海龙[32]介绍美国完善的校车管理法制体系供我国校车立法借鉴；近几年，国内多位学者分析美国[33]、法国[34]、澳大利亚[35]等国家的校园欺凌政策，提出对我国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

总的来看，国内有关校园安全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宏观层面开展的定性分析，大致可分为2个方面：一是由实际问题引发的理论剖析，致力于通过研究构建校园安全立法的理论框架，多为倡议型和呼吁式的对策建议，缺少实质性和证据式的有力论证，对于问题的解决显得无关痛痒；二是将研究重心放在国外校园安全立法经验的分析和效仿上，并提供一些先进的范式参考，但大多只是关注国外立法的粗略过程和政策体系，对于其如何推动则缺少研究。既有研究为校园安全立法及未来的相关研究积累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不能只以结果为导向——为了立法而研究，更应该将过程导向纳入到研究中，未来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探索如何有效推动立法。

1.2 国外校园安全部分政策及相关研究

自殖民时代起，校园安全便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各州相继建立校园警察制度，采取警察驻校的方式维持和保障校园安全；到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的枪击事件发生，《校园安全法》由此诞生，校园警察制度也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立，同时引发大量学者投入到校园安全的研究领域[36]；在此后的发展中，国外多个国家也相继针对校园安全各方面工作发布相关法律或政策。这部分主要考察以美国为主的国外部分校园安全相关政策研究情况，包括对于校园暴力和青少年健康保护的相关政策。

(1)关于校园暴力的“零容忍”政策。自1994年颁布《无枪支学校法案》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对枪支采取“零容忍”政策，规定在校园内拥有枪支的学生将会受到开除处罚[37]。然而，随着《无枪支学校法案》在各州的通过和实施，该政策不再只限于对枪支的管理，而是扩大到将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其他物品和不当行为也纳入处罚范围，比如持有塑料野餐刀或用手比作枪的姿势等[38]。因此，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在近20年的时间里被广泛讨论。相关研究表明，“零容忍”政策对于信息的披露和管理人员的决策形成阻碍[39]，不能有效改善校园安全，反而会导致更多学生的不良行为，进而威胁学校安全[40-41]。甚至有学者研究发现，过度严厉的处罚往往会对学生造成社会适应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不仅难以规范学生的不良行为，还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犯罪风险[42-43]。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韩国的相关研究和实践中，如教育领域有关学生的行政诉讼问题越来越多[44]。

基于此，有学者指出，“零容忍”政策的想法没有错，但其适用条件需要被严格明确[45]。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校园安全事件，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以学校安全氛围为主的恢复性司法和威胁评估为主的预防策略，以期借助这2种手段替代“零容忍”政策[12，46]。现阶段，有关前者的实证研究基础仍比较分散[47]，有待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来证明这一做法的有效性。关于后者，即威胁评估，相比于“零容忍”更加关注对有暴力倾向的人员进行积极引导，降低其实施暴力的风险[43]，进一步改善其行为。自2013年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强制实施开始，威胁评估已成为一种被广泛倡导的预防性策略[48]，并得到较好的有效性验证[49]。

(2)关于青少年健康保护的政策。青少年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总会受到一些意外伤害，如在体育活动中头部受伤、上下学路上骑自行车受伤、学校就餐时遭遇食品问题等。许多国家就这些问题给出相关政策和法律措施，学术界对此开展一定研究，见表1。

表1 国外校园安全政策研究

表1中所列文献分别定性或定量地验证、分析了相应校园安全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有效性，但也指出一些问题，如美国各州实施的《脑震荡安全法》缺少对脑震荡引发的次要风险的规范说明，需进一步扩大法案内容的覆盖面，并加强执法机制[56]；巴西的学校食品计划执法力度不够，导致学校环境卫生差、食品处理人员素养低等不规范现象频生[53]；日本的学校环境和安全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行动不充分的问题，需加强实行力度[57]。无论是有效性验证，还是问题和建议的提出，都为其国内校园安全立法体制的完善、优化提供参考和方向。

尽管这些研究大多都是对已有政策和法律有效性的验证，但充分说明立法基于科学依据的重要性，尤其关于美国“零容忍”政策的相关研究。其中我国学术界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内容有2个方面：一是国外立法和政策的优秀模式；二是国外研究推动立法的先进经验。学术界应多参考国外有关立法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应以稳步推动立法和完善政策为导向，而不仅仅是呼吁和倡导。

2 校园安全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2.1 中观层面

如何有效确保校园安全始终是学术界和实践界热切关注的一个话题。纵观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校园安全工作的相关研究，从中观层面来看主要分为2个方面：一是通过风险管控、安全评估、应急管理等管理手段改善校园的物理环境或应对突发事件；二是通过安全教育、安全文化建设等方式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能力，如图2。

图2 校园安全工作研究概览

2.1.1 校园安全风险与管理

(1)校园安全风险。加强对校园安全风险的管控可有效防止突发事件发生。众多学者对校园安全风险开展研究，总的可分为定性和定量2个方面。

基于风险识别与分析的定性研究。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定性的方法，根据学校人员密集、场所复杂、设施繁多等特点，分析校园突发事件的特征和潜在的风险[59]。突发事件的特征主要有不可预测性、时段性、扩散性、后果严重性等[60-61]。而潜在的风险可分为显性和隐性2种[62]，显性风险有体育或课间活动、设备设施、火灾隐患和自然灾害等可发现且容易预防的风险；隐性风险则主要有心理异常、网络风险、欺凌等难以发现且处理棘手的风险。这一类研究只是从定性的层面分析、识别突发事件的潜在风险因素，可为校园安全管理提供参考，但缺乏深度挖掘，对于如何采取合理有效的管理措施却是不足为据。

基于调研与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相关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开展调研，借助学生、教师、学校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视角，对校园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63-64]，有针对性地对风险进行分级，发现校园安全风险管控的重点。这其中，以学生活泼好动的特性、教职工管理行为不当、设备设施损坏、学校管理缺陷为主要影响因素[65-66]。还有学者采用贝叶斯网络模型[67]、关联规则挖掘[68]、社会网络分析[69]等理论或方法对校园安全风险因素间、风险因素与突发事件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或框架可以作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支撑，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偏少。

(2)安全管理体系。有关安全管理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安全与应急能力评估、安全管理机制探索2个方面。

关于安全与应急能力评估。相关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或结构化访谈等方式，通过学校安全管理人员获取校园安全管理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完成学校安全管理水平或应急能力的评估[70-71]。国内有学者构建了安全管理水平和应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72-73]，但这些仅限于个例的研究，仍有待扩大研究范围以提供一套普适的评价体系。此外，众多学者研究指出，在校园安全管理和应急能力建设中，一是沟通和交流尤为重要，应加强学校内部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沟通协调[74]；二是加强对学生心理风险的关注，尤其需要关注应急结束后的心理危机干预[75]。

关于安全管理机制探索。这方面研究也大致可分为定性和定量2个方面。定性研究大多只是提出校园安全管理的框架和建设方法，如学校安全综合管理框架[76]、学校全面安全管理[77]、网格化应急管理模式[78]等。这些研究仅停留于对策建议层面，未触及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实际运行机制，实践中的有效性有待考证。定量研究则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79]、社会网络分析[80]、系统动力学仿真[81]等理论和方法验证校领导、安全管理人员、教职工以及校外非政府部门等各校园安全管理参与主体对管理的影响作用，以及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且有力验证加强主体间交互和沟通协调的重要性，可为校园安全管理机制的建立提供参考。校园安全管理应不断走向自我完善[82]，这有赖于准确的评估和有效的机制建设。

(3)智能校园安全管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数字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已在各大行业和领域屡见不鲜。我国教育部自2010年起便发布了“提升校园安全防范工作的信息化”这一意见，截至2020年底，相关政策文件累计10余份。由此可见，加强数字与信息技术在校园安全管理的应用也是大势所趋，国内外众多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研究。Li等[6]提出一种分布式多代理系统，用于掌握学生在校上学期间的行踪并对其行为进行干预；王秀平[83]设计一种包括门禁、监控和防火警报等为一体的整体化校园安防系统；Ceccarini等[84]设计一个测试平台，利用物联网和数据可视化用于校园安全管理决策，可有效提高校园运行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已有众多相关研究都得到有效性的验证，但都仅限于短期，几乎没有一项针对某一智能辅助系统进行长期持续有效的实践层面的研究，这是有待反思和深入的。

2.1.2 安全教育及文化建设

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表明，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极大依赖于在校师生、校领导、家长等各相关主体的安全素质或安全意识[5]，而后者又依赖于安全教育工作的开展[85]和校园安全文化的建设[86]。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相关人员的安全素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安全素养或安全意识的影响因素、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和测量。

首先，部分学者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开展安全素养的考察研究[87-88]，强调学校开展安全教育工作、加强教师安全培训对维持校园安全、减少人员伤害的重要性。也有学者通过对照试验、项目跟踪等验证安全教育的有效性[89-90]。安全素养可分为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91]，其中以安全能力最为重要。然而，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学生普遍存在安全知识到行为能力转化方面明显不足的问题[92]，这一问题更多的与教育形式相关。学生们对于枯燥的课程知识感到无聊，更希望能接受情景模拟和实际感受体验或采用视频影像教学的沉浸式学习[93]。为了能够保证学生充分汲取安全知识，并高效转化为行为能力，采取新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加强安全技能实训尤为关键[94-95]。

其次，通过问卷调查、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获得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教师而言，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社会人口学特征会影响其安全素养[96]，但也有学者指出年龄并没有显著影响[97]，因此仍需进一步验证；对于学生而言，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学校类型、学校安全文化和氛围、学校安全管理的完善性等，其中尤其以学校安全文化和氛围影响最为关键[98-99]。建设校园安全文化、营造校园安全氛围，可促进学生在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中潜移默化，提升安全意识。有关安全素养或安全意识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少，均集中在近5年，可认为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未来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尤其关注学校环境对教师、教师对学生、教育方式对学生等方面影响作用的研究，为学校开展安全教育工作、创新安全教育模式、提升师生安全素养提供依据。

最后，有关校园安全文化的研究以国内学者为主，国外学术界虽然认为和谐稳定的校园氛围对学生安全感知和意识会产生影响[79]，却较少提及校园安全文化[100]。安全文化是安全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是指用于指导企业或组织开展安全工作的一系列理念或指导思想的总和，是安全理念的具体化[101]。因此，校园安全文化是用于指导学校开展校园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现阶段，我国有关校园安全文化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高校安全文化的解构、量化和建设上。比如，许素睿等[102]将高校安全文化具体化为32条核心元素，编制测量量表并进行有效性验证；阳富强等[103]提出自动混合精度—态势分析法(Automatic Mixed Precision，AMP-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AMP-SWOT)综合分析模型用于评判高校安全文化建设方案的优劣并作出选择。这些研究均可以为高校安全文化建设和研究提供参考。未来有关校园安全文化的研究应扩大研究范围，并且鉴于学校与企业的不同，继续解构和深化校园安全文化的独特内涵，不应只是简单的概念迁移。

2.2 微观层面

检索文献发现，有关校园安全工作方面的研究关注重点包括实验室安全、食品安全、校园欺凌和心理健康。下文内容就这4个研究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概述。

2.2.1 实验室安全

实验室安全一直以来都是校园安全工作的一个重点，吸引大量的学者开展相关研究。相较于国外，实验室安全成为国内有关校园安全研究的主流。从10多年的发展动态来看，我国有关实验室安全的研究呈现出“由泛到细”的视角转换[104]，从早期的泛泛而谈逐渐扩充到现如今多方法、多主题的微观细致化研究。综合来看，相关研究主要分为4个方面：基于事故分析的安全问题研究、基于模式迁移的管理体系构建研究、基于风险评估和安全评价的管理优化研究、安全管理水平提升措施研究，见表2。

表2 实验室安全相关研究

在实验室的使用中，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化学或生物实验用品、激光等物理有害因素、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和心理风险因素等，如果管理不当，则可能会对实验人员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构建一个完善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尤为重要。现有研究大多只是基于理论层面的管理框架或对策，缺乏实践有效性的证明，需要通过长期跟踪的纵向调查研究来验证这些框架或对策的有效性。行为安全风险是影响高校实验室安全的最关键的因素[125-126]，虽然有学者开展实验室行为安全管理的相关研究[127-128]，但数量少不足以支撑实践应用，后续需加强行为安全管理理论在高校实验室安全中的应用研究。此外，通过安全教育提高实验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心理，进而影响其安全行为；设计开发智能信息化的实验室安全管理系统或平台等，也是未来需要加强研究的重点内容。

2.2.2 食品安全

学校的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生命健康，相关研究主要分为2个方面：危险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在学校食品风险分析与安全管理的应用；学生和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考察。

HACCP最初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某军方实验室共同制定的，用于保障宇航员供应食品的安全，后逐渐发展成为各国食品加工企业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体系[129]。根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给定的原则，HACCP体系的实施流程，如图3。部分研究将这一体系应用于学校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安全评估中，验证其适用性和有效性[130-131]。研究发现，食品的采购、处理和餐具的洗消是学校食品安全管理的关键控制环节，而食品来源、是否受污染、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和态度等是主要风险因素[132]。

图3 HACCP体系实施流程

“知识—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s-Practices，KAP)模式是国外学者用于考察学生和学校食堂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素养最广泛使用的方法[133-134]，国内鲜有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国外相关研究发现，食品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相较于其他影响因素，对食堂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素养的影响最为关键[135]，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的培训能起到显著改善作用[136]。食品安全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食品风险认知水平[137]，却不能充分改善其态度和行为，尤其对于中学生来说[138]。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基于KAP模式深入研究如何有效改善学生对于食品安全的态度和行为。最近，国内有学者研究构建用于高校食堂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旨在提供一种用于系统监管食堂安全管理工作的工具[139-140]，未来可扩大这方面的研究。

2.2.3 校园欺凌

学术界对于校园欺凌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一般认为，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学校及其辐射区域内，学生之间的一种权力不对等且长期反复持续的伤害行为[141-142]。传统校园欺凌主要可分为4种类型：身体欺凌、语言欺凌、关系欺凌和性欺凌，而网络欺凌作为一种新型欺凌形式引起广泛关注[143]。欺凌中主要包括欺凌者、受害者和受害—欺凌者，这些人员均会受到欺凌的影响。其中，被欺凌者会出现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症、焦虑症、自杀倾向等，社会适应能力下降，还可能导致吸烟、酗酒等不良行为，个人的长期健康和生活幸福都会大打折扣[144]；欺凌者更有可能在成人后产生反社会或暴力行为，构成社会威胁[145]；受害—欺凌者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和情绪障碍，甚至比前两者更为严重[146]。研究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不仅可以预测欺凌行为的发生，还能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减少欺凌的发生。回顾相关研究[143，147-149]，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如图4。

图4 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

图4中所示的所有影响因素对于校园欺凌的预测作用均得到证明。个体因素中，初中生较于其他年龄段的学生、男生较于女生、有身心疾病的学生较于健康学生、少数民族较于非少数民族、性少数群体较于性取向正常群体等[150-152]，牵涉到欺凌中的可能性更大。外部因素对于欺凌的预测作用也均得到充分验证[148]。值得一提的是，未被充分验证的因素如移民、学校规模、学校类型等没有纳入到图4所示的影响因素中，这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深入探索和分析。关于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有学者也做了研究，如肥胖这一特征，当性别介入时，胖女孩更容易受到欺凌，而引入种族、家庭等因素后，肥胖的影响便不再是重要预测因素[153]；学校氛围对校园欺凌的影响也多呈现出性别和年级的差异[154]等。已有研究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作了大量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但对于这些因素间的互相影响关系并未完全清晰；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新的因素将被考察验证。未来有待于对所有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全面开展因素间交互作用机制的研究。

2.2.4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问题是校园欺凌的预测因素和事件后果[149]，严重影响相关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研究证明，未经干预的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会影响学生自身的学习生活，也可导致异常行为而对其他人员造成创伤，甚至使学校面临巨大的财务或声誉风险[155]。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生的心理健康就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156]。据调查显示，在校学生群体中存在如抑郁、焦虑、自闭等心理问题[157]。众多研究表明，学校带来的不安全感可能是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决定因素[158]，如暴露于学校事故灾难的儿童会呈现出各种负面症状，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焦虑[75]，这也是前文中提到加强突发危机事件后心理危机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还有社会人口学特征、个人健康问题、人际关系、学业发展、家庭因素、学校环境等[159-161]，其中以家庭和学校起到中介调节作用。因此，分别从家庭和学校2个层面实施干预措施，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情感支持，可有效增强其心理韧性、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研究表明，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会间接影响学生的认知、动机和行为[162-163]。在国内，超负荷工作、绩效考核、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等因素容易引发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164]，因此有必要通过专业培训、社会支持等措施对教师心理健康进行有效干预[165]，以提升其心理健康素养。这样才能在预防、识别和干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166]。

3 述评与展望

3.1 加强政策与立法的科学依据支撑

我国现有的校园安全政策发布与相关法律体系构建情况不断完善，但由于始终缺乏一项基本法，导致现有体系过于分散、不够系统，因此亟需一部专门针对校园安全的法律用于指导校园安全工作。纵观我国校园安全政策与立法的相关研究，或是提出对策建议、或是借鉴国外模式，为立法工作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然而，这些大多都是泛化的定性研究，是些基于表面的宏观简论、无关痛痒的倡议呼吁，缺乏科学依据，难以支持立法工作的推进。研究如何推动立法仍是学术界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现如今，我国已有10余个省、市出台学校安全条例一类的相关政策，后续研究可对这些政策的合理性和实施有效性进行考察，为校园安全立法工作提供依据。首先，可根据安全生产专业领域的相关政策，结合学校特点采用政策评价的方法建立校园安全政策评价体系；其次，采用政策评价体系对已有政策的理论合理性进行评价；再次，基于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对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同时还需调查学校、师生、家长等相关主体的意愿和想法；最后，根据评价和考察结果合理调整已有政策，继续实施和跟踪调查，持续优化。

3.2 深化安全管理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校园安全工作中观层面的研究集中在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2个方面，相关研究较为全面且针对性较强，但大多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践。

校园安全管理研究较为全面地分析学校存在的各类风险，有针对性地构建安全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探索安全管理机制、智能化支撑的发展方向。总的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已普遍趋于由定性分析向定性和定量综合验证发展，不过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这一部分的研究大多没有以安全专业领域的相关理论作为支撑，整体研究内容不够系统，而且对于风险的发展规律、合理有效的管理机制、智能化手段的支撑方面都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呈现，仍有待深入探索。未来可考虑引入场景理论和情景分析的方法，对校园安全风险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全面综合分析，采用泛场景数据进行量化分级；解构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HSE)、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ccupational Hea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OHSMS)、行为安全(Behavior-Based Safety，BBS)等安全管理模式，结合学校特点进行内化，构建新型校园安全管理体系，采用多主体建模、系统仿真等深入探索体系运行机制，并跟踪调查；根据各类学校、各种风险的特点，逐步构建普适的学校安全管理评价体系，并不断加强智能化信息技术在学校安全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校园安全教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现阶段学校师生的安全素养情况，并研究分析安全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强调安全教育及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现有研究不足以全面展示我国在校师生的安全素养，且对于安全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不深入，创新的安全教育模式也仍有待实践检验，校园安全文化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后续有关安全素养考察的研究应不断纳入各个区域、各类学校的师生，并分区域、分阶段、分类型、分主体说明我国整体安全教育现状；加强对安全教育影响因素及因素间作用机制的深入探索，基于此不断创新教育新模式并跟踪调查，持续优化；校园安全文化作为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实现了校园安全与安全科学的有机结合，现阶段只是概念迁移，需继续解构和深化校园安全文化的独特内涵，完善理论支撑。

3.3 加强各方面工作的实践性和系统性

校园安全工作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验室安全、食品安全、校园欺凌、心理健康4个方面，研究都较为深入、应用理论丰富、结果价值突出，但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有效性有待验证、系统性不足等问题。

实验室安全将安全科学领域中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充分应用到研究中，极大丰富实验室安全的理论体系，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实验室安全的各方面工作。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采取定性的方法，将安全专业理论或模式迁移到实验室安全工作中，都是理论层面的框架构建或对策建议，需要开展应用实践研究以验证其有效性，并且应分类别系统整合相关研究，构建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实验室管理体系。此外，应加强对实验室行为安全风险的研究，推动行为安全管理在实验室安全中的应用。

食品安全相关研究证明HACCP在学校食堂管理中的适用性，考察学生和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素养，并指出了KAP模式对于食品安全素养提升的有效性。但国内有关从业人员培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以及食堂安全管理评价的研究刚刚起步。后续还需探索如何有效提升相关人员的食品安全素养，可针对计划行为理论在教育和培训中的应用继续深入研究。

校园欺凌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均较为深入，尤其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上，考察众多因素对研究对象的预测作用，为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然而，由于影响因素过多，因素间关系过于复杂，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也未完全清晰；随着研究的愈加深入，越来越多新的影响因素将被考察验证，影响因素的关系网络将会更加复杂，对全局研究难以把握。后续研究除了继续探索分析新的影响因素外，还应注重多因素间的交互耦合机制，并且需要采取如Meta分析的方法开展阶段性的系统回顾和梳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