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高升

抗倭摩崖题记

《抗倭摩崖题记》位于普陀山东南岬角一处崖面之上，与洛迦山隔洋相望。碑文主要记录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抗倭名将俞大猷等人率军在普陀山抗击倭寇，并歼敌于普陀山洋面的场景。这次普陀山之捷，彰显了抗倭将士一往无前、英勇抗敌的精神。

普陀山位于杭州湾以东莲花洋、钱塘江口，舟山群岛东南部海域，自明初以来，就是浙东地区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明中叶以后，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达以及海禁政策的越加严厉，尤其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各种海盗团体不断危害东南沿海，最终爆发了有明一代最大的倭患。与此同时，明朝廷也开始了长期的御倭战争。普陀山《抗倭摩崖题记》记载了嘉靖朝抗倭战争前期的一次胜利。然而石刻上所记录的普陀山之捷仅聊聊数语，《明史》《明世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等对此事也均无记载。

题刻录文

抗倭摩崖石刻全文

《抗倭摩崖题记》刻于普陀山紫竹林禅院山门东北处一崖石立面之上，其三面临海，与洛迦山隔洋相望。题刻镌面朝南偏西，高约1.1米，宽近1.2 米。镌文直书，4 行共28 字，楷体，字径9 厘米，内容如下：“明嘉靖癸丑季秋，副使李文进，参将俞大猷，都司刘恩至，督兵灭倭于此。”其西侧下方有小字若干应为落款，可惜风化严重，字迹难辨。题刻主要记录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九月，俞大猷、李文进、刘恩至等将领在普陀山歼灭来犯倭寇的场景。

俞大猷，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任备倭都指挥，三十一年逐倭于舟山，三十二年八月率部灭直隶遁倭于普陀山洋面。其长期于浙、直、福建等地区抗击倭寇，与戚继光齐名。曾多次率军与倭寇战于舟山群岛，其中就包括普陀山之战以及之后的岑港之战。为表达感怀和敬仰之情，定海军民还特意为俞建立生祠。

李文进，四川巴县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任浙江海道副使，负责倭寇事宜。因前期抗倭不利，先后多次被罢，后与俞大猷合作，接连取得胜利，得到朝廷重用。翌年，与俞大猷等灭倭于普陀山潮音洞近海。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间先后升任大同巡抚和宣抚总督。

刘恩至，字承甫，号草堂、东掖，台州临海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武进士，嘉靖二十七年随卢镗与倭寇战于双屿港，擒倭寇头目李光头，立功海上。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先败倭于岑港，后升任定海把总与俞大猷一起大败舟山临山所倭寇，俘斩三百多人。同年八月，带兵伏击从上海逃至舟山的贼首萧显，并与其战于普陀山洋，最终取得普陀山之战的胜利。

碑文相关人事考

《抗倭摩崖题记》所记录的普陀山之战，在《明史》《明世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等书中均无记载，概因此次普陀山之战仅是整个明代抗倭历史中较为平常的一次胜利，然而对于舟山、宁绍等地的居民和抗倭将领来说，这已是抗倭初期难得的一次胜利。因此在对一些官员编撰的书籍和方志查询的过程中，发现确有一些资料记录了此次战争，如郑若曾撰写、胡宗宪刻印的《筹海图编》，谢杰撰写的《虔台倭纂》以及《康熙定海县志》等。其中以《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倭变记》所载内容最为翔实，内容如下：

“（嘉靖）三十二年八月都指挥刘恩至等迎击直隶遁贼于普陀山洋，败之。先是，贼首萧显屯直隶之崇明、南沙，修船为遁归计，都御史王公忬计其势必流入浙境，预令都指挥使刘恩至、指挥张四维、百户邓城等分为二哨，一自观海、临山趋乍浦遏贼来路，一自长途沈家门设伏邀击。贼果南遁，官军与遇于普陀、洛迦山、临江海洋，连与战皆胜之。零贼败登普陀，依险为巢，据堑自卫，参将俞大猷督兵进攻之。二十二日夜自石牛港进，张疑整众而不与交战，潜遣奇兵由西北巡检嶴直入，百户邓城、武举火斌、黎俊民陷阵先登，贼遂败走茶山绝顶。翼日，邓城由东北浅步沙进，火斌由鹦哥岩进，黎俊民由中路进，刘恩至等统大兵居其后，四面齐进，伏贼无遗。”

上述材料所提到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战争与石刻内容基本相合，但亦有矛盾和欠缺之处，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和补充，以补史料。

一是战争发生的时间。摩崖题记所记时间为“季秋”即九月，而《筹海图编》记载的时间是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一般而言，古代文献资料所载时间，往往不够准确，《筹海图编》等文献可能把八、九月两月之事概乎言之。但是如果仔细查阅相关文献，关于具体战争时间仍有迹可循。摩崖题记所记是在九月，但无具体日期，《康熙定海县志》和《康熙台州县志》均载“八月，遇之于普陀、洛迦之临江海洋”，《虔台倭纂》亦载“是年八月把总邓城有普陀山之捷”。《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七，载“巡抚浙江都御史王忬言官兵追逐倭夷焚毁五十余艘”，这次捷报应为普陀山之捷，其于十月初上报至朝廷，因此推测战争发生的时间应为八月或九月。关于此次战争，参与者俞大猷在《论收兵下船之故》中写“贼二十三日夜乘雨遁走”，为防止敌军趁乱埋伏，因此未能全歼。最后结合《筹海图编》中所记“二十二日夜自石牛港进”，不难推测此次战争的开始时间应为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普陀山之战结束，这也正好符合上述文章所提及的“八月”。而摩崖题记所记，“季秋”（九月），根据《康熙定海县志》和《台州县志》中记载“大胜，仍环守之”，应为战争结束后，俞大猷等将领短暂驻守普陀山期间，在紫竹林禅院崖石立面乘兴而题，时间应稍晚几天，可能已至九月，因此才会出现“季秋”。

抗倭摩崖石刻远景

二是战争的参与者。摩崖题记中所刻参与者，分别为副使李文进、参将俞大猷以及都司刘恩至三人，然而《筹海图编》等文献在这次战争中只字未提李文进。从当时的抗倭战事可知，李文进是和俞大猷在一起共事，据《筹海图编》记载同年五月，“副使李文进、副总兵俞大猷兵胜于莲花洋”，可见二人是在一起抗倭。此外，《明世宗实录》三十二年十月庚辰，巡抚浙江都御史王忬在给嘉靖帝的奏折中亦提到“官兵追逐倭夷焚毁五十余艘，擒斩七百余人，海警暂息。乞复参将俞大猷、副使李文进、谷峤、参议顾问、佥事李延松所停俸，许之”。可见李文进确实参加了此次普陀山之战，但是却被《筹海图编》《虔台倭纂》等文献漏掉，依靠抗倭摩崖题记才得以证实。

三是战争的地点。摩崖题记中记载“督兵灭倭于此”，即普陀山。然而根据《筹海图编》等文献内容，“官军与遇于普陀、洛迦山、临江海洋，连与战皆胜之”，可见官军先于洋面之上进行海战，倭寇逃往普陀山之后才有了普陀山围剿战。因此，此次普陀山之战共有两处战场，分别为“普陀山洋”和普陀山。其中“普陀山洋”即莲花洋，据《民国定海县志》载：“普陀山西为莲花洋，宋元丰中倭人入贡之道，距岸六里。”《康熙定海县志》亦提到莲花洋，“莲花洋在山（普陀山）之西，倭彝贡道必由之路。凡商帆往来候风于山谓之放洋。”莲花洋作为重要航道，倭寇欲前往日本必然由此经过，因此都御史王忬提前在此设伏，首战击之于海上，最终倭寇连战皆败逃往普陀山，才有后来“督兵灭倭于此”之说。

嘉靖大倭寇的背景

倭寇，一般是指14—16 世纪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由日本浪人和走私商人等组成的海盗海商集团。明初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两朝，有载的倭寇劫掠次数就多达20 多次。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十二月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之后又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并将禁令纳入大明律。此后至正德年间（1506—1521），由于海禁政策时松时紧，倭寇的劫掠也时有时无，防倭形势整体较为缓和。

嘉靖年间（1522—1566），世宗又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且较以往更为严厉，“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揽造违式海船私胃番夷者，各论罪”。而这一切的导火索则是嘉靖二年（1523）发生在宁波的“争贡”事件。自此之后，朝廷大多数官员主张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此同时，严厉的海禁为海上走私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走私集团更是在宁波和漳州分别建成双屿港和月港两处贸易据点，自此浙江沿海倭患愈演愈烈。嘉靖二十六年（1547），巡按浙江御史杨九德上疏“浙江宁、绍、台，时有倭患，建议设置巡视重臣，尽统浙江、福建两省军事”。明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特派朱纨巡抚浙江，兼任提督福建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二十七年四月，朱纨遣都御史卢镗、刘恩至、张四维等将领，捣毁双屿港，擒获贼首李光头。然而朱纨对战倭寇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获得朝廷的嘉奖，反而因为严厉的海禁法令得罪了地方官员，最后被弹劾乃至自杀。

朱纨死后，“自是海禁复弛，倭患滋甚”，诞生了更大的海上巨寇—王直。其在李光头被擒后，收拢余党重整势力，成为当时最大的倭寇集团。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率兵攻占舟山沥港，据此为巢，其势力达到顶峰，“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黄岩，大掠象山、定海诸邑”。为平定浙东倭患，三十一年七月，朝廷任命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海道及兴、漳、泉等地，并以“琼崖俞大猷为参将，分管温、台、宁、绍等处抗倭”。万事皆备，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王忬在仔细勘察了沥港地形之后，命令参将俞大猷从列表门正面进攻，汤克宽从西堠门堵住倭寇逃窜道路，赦免熟悉沥港地形的死囚侯得，派遣他潜入倭寇内部放火烧营，立功赎罪。侯得觅准机会，放火大烧贼营，官兵乘机攻杀，倭寇大败，只有王直率少量精兵逃脱。之后俞大猷还在沥港（今舟山金塘镇沥港下街）树立“平倭碑”用以纪念此次胜利。

此次沥港大捷虽然获胜，却也打草惊蛇，使得倭寇由原来的大集团集中侵扰改为分散袭扰。其中《明史纪事本末》就提到“夏四月，汪直、毛海峰既溃散，剽忽往来不可测，温、台、宁、绍俱罹其患”。《明世宗实录》亦载：“间倭自闰三月中登岸至六月中始旋留内地。凡三月若太仓海盐、嘉定诸州县，金山、青山钱仓诸卫所皆被焚掠，上海县昌国卫，南汇、吴淞等皆为攻陷。崇明、华亭、青浦、象山、嘉兴等焚荡略尽。向来所称江南繁盛安乐之区骚然多故矣。”自三月沥港大捷之后，倭寇疯狂分散进攻东南沿海等地，给抗倭战争带来了极大困难，同时也造成了江南人民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以萧显为头目的一部400 多人的倭寇组织为害尤烈。他们攻破南江、川沙两地后，尽屠当地居民，并在松江城下扎营，气势十分嚣张。之后，此部倭寇又包围嘉定、太仓，四处杀人放火，残虐至极。为彻底消灭萧显这伙倭寇，针对其众的围剿行动列入了王忬的计划之中。

普陀山之捷

据《筹海图编》所记，“贼首萧显屯直隶之崇明、南沙，修船为遁归计”，可知此次普陀山之战的敌人是屯据在上海附近的巨寇萧显。据明代张萱《西园闻见录》记载，“萧显者，广东人，书生也，多谋善战，为王直所惮，江南之事，显实首。”《明史纪事本末》亦有载：“萧显者，尤桀狡。”由此可见，萧显多谋善变，而且为人狡诈残忍。从嘉靖三十二年三月至普陀山之战开始前，萧显等人便一直不断劫掠浙东沿海，在上海、崇明等地进行烧杀劫掠。在王忬得知贼首萧显即将逃往日本的时候，针对萧显的一场伏击之战即将展开，伏击地点则选在了舟山沈家门洋面之上。

《筹海图编》记载：“都御史王公忬计其势必流入浙境，预令都指挥使刘恩至、指挥张四维、百户邓城等分为二哨，一自观海、临山趋乍浦遏贼来路，一自长途沈家门设伏邀击。”王忬已经提前料定萧显必将从舟山沈家门经过，因此决定在沈家门设伏。结合舟山及沈家门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不难理解王忬的设伏计划。首先，舟山作为浙东重要的咽喉要地，是倭寇往来日本和浙东地区的必经之地。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提到“舟山乃倭寇贡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康熙定海县志》亦载“海上有寇必自南来，先犯外洋，而有舟山扼要以阻之”。其次，沈家门历史上为贡道，是倭寇必经之路。《筹海图编》有记，“沈家门居定海之东，相去二潮，乃宁绍之外户也”，明代《嘉靖定海县志》亦记“舟山关、沈家门水寨、小浃港隘最为要害，自昔至今尤致严焉”。因此，王忬决定在沈家门这一海上交通要道设伏，而最终结果也正如王忬所料。

抗倭摩崖石刻周围洋面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王忬下令刘恩至、俞大猷等将领兵分两路，一路从观海（今慈溪东）和临山（今余姚西北）赶往乍浦（今平湖）阻止倭寇回窜；另一路在沈家门设伏。而王忬之所以在乍浦阻敌回窜，主要是因为其地处崇明和舟山之间的杭州湾北岸，依山傍海，自古就有“江浙门户”“海口重镇”之称，因此需提前做好回窜准备。八月二十二日，倭寇果然自舟山沈家门返回日本，并在行驶至普陀山和洛迦山的洋面上时与官军迎面相遇。由于俞大猷等准备充足且出其不意，在经过数次激烈的海上厮杀之后，部分倭寇弃船逃往普陀山，并依靠普陀山天险来据守待援。《普陀山志》载普陀山“三山势接，岩穴居多，海寇之来，便为巢穴。况皆沃壤，可耕可樵，往经开亩，称数十万，此尤浙东之要害也”。因此，为了防止倭寇依靠普陀山地理优势和物资优势长期据守，俞大猷准备速战速决。二十二日夜俞大猷自石牛港进，指挥张四维怀疑倭寇故意收拢兵力意图埋伏明军，因此派遣奇兵由普陀山西北的巡检岙进入，其他将领随后也登上普陀山。经过一番激烈厮杀，最后倭寇逃往普陀山茶山。“茶山”即今天普陀山茶园，《普陀山志》有载：“茶山在佛顶山后，自北亘西，中多溪涧”，其地势和海拔均属普陀山最险和最高的地方。为防止敌人在险要处设伏，众将决定翌日再战。次日，俞大猷等分别由浅步沙（千步沙）和鹦哥岩等处四面齐进，一鼓作气歼灭大部分倭寇，仅贼首萧显只身一人遁走。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萧显为卢镗、任环所破，五月就戮于浙江慈溪，谢杰《虔台倭纂》称“此战实其（灭亡）张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