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生兰，郭利华，马宝华

(1.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党建研究所〔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70；2.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进入了消费升级新时代，消费升级趋势不可逆转，消费对经济健康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日益凸显，可以说消费升级已成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方位开放中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释放14亿人的消费潜力，不仅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条件，也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实现可持续增长提供重要基础[2]。

新发展格局理论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同时以高质量供给做保障[3]。但是，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总体较低，消费领域供给结构升级落后于需求结构升级，造成供需错位[4]，消费升级加快与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而民族地区正处于欠发达、跨越式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叠加期，具有满足消费新需求，增加新供给，创造市场新活力的比较优势和巨大潜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比较优势鲜明[5]，通过促进绿色发展，以“换道超车”的现代化思路服务和融入国家整体新发展格局[6]，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二选择。

“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7]在“后疫情时代”，消费升级成为扩大内需和构建经济双循环的主要内生动力[8-9]。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顺应消费升级大趋势，发挥好民族地区的既有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更好地助力、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是当前民族地区需要下工夫攻克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以消费升级为视角，以科学理解其内涵为基础，研究探讨民族地区的优势、区域优势禀赋与消费升级的契合点以及民族地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机遇何在，并提出民族地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对策建议。

一、消费升级的内涵

“衣食住行”换代升级的时代大浪潮已经来临，消费升级势不可挡，已成为消费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居民消费呈现出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商品向无形服务转变，从温饱型向富裕型转换，对享受性和发展型消费资料的需求日益增长[10-12]。因此，需从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等四个方面的变化科学理解消费升级的内涵，准确把握消费升级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理论依据。

(一)消费需求突出个性化、定制化特征

恩格斯指出，“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更多，使每一个生活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它的全部理论和才能”[13]。目前，“我国大众消费开始从模仿式、排浪式的消费进入到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阶段。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这一变化在我国表现得更加明显”[14]。特别是随着80后至00后消费群体的崛起，个性化的新生活方式正在形成。个性化消费时代是一个讲究个性张扬、表达自由的时代，人们的消费需求趋向于追求个性化和情绪化，消费需求的异质性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仅由品质决定，而且取决于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个性化体验感受。人们购买商品不只是满足生活需求，而是更加看重商品的个性化特征，希望通过定制化消费来体现自身的品位和价值。在消费群体年轻化以及需求差异化、多样化愈加强烈的背景下，定制化、个性化消费已经兴起。

(二)消费结构中服务性消费快速提升

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食物支出的比例将下降，人们将更加关注耐用消费品，与之对应的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15]。从产业结构变迁来看，国民经济中农业和工业增加值占比趋于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石明明等认为，消费升级就是食品等生存性消费占比的下降，符号性和服务性消费占比的上升[16]。消费结构的升级是居民消费需求从单一生活物质需求向多样化享受型、发展型服务需求转变。也就是说，消费结构升级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服务性消费的快速提升。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服务消费占比逐步提升。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0645元，比上年增长17.8%，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4.2%。同期，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比2015年下降0.8个百分点(1)本文引用数据如无特殊备注，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居民生活整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型到小康型的转变，并且在消费上也有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按照发达国家消费经济发展经验，我国服务性消费占比仍然较低。未来，服务性消费发展仍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三)消费方式促进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自从我国由“短缺经济”全面步入“过剩经济”时代，消费者不仅仅满足于单一的消费模式，对灵活化、便捷化、多样化的消费方式需求迫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下沉应用，对消费者行为、企业生产、物流配送等均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技术的外部性效应不断凸显，正在融合数字、物理和生物系统，正在颠覆、创新几乎所有的产品与服务。直播购物、AR视窗、3D逛街、云旅游、C2M(3)C2M(Customer-to-Manufacturer)，即“客对厂”，是一种基于社区SNS平台以及B2C平台的用户直连制造商的互联网商业模式。C2M模式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整合消费者的商品定制需求，然后向制造商发送生产订单，中间去掉了品牌商、代理商和商场等中间渠道环节，使产品几乎以批发价出售给消费者，因此又称为“短路经济”。、拼团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人们的消费方式加速从线下转到线上线下融合。以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异军突起，同时第三方支付、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更让电子商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适应并选择线上购物。“线上+线下+物流+场景”的“新零售”和新消费业态，成为促进消费升级的新动能。2020年我国网上消费额达11.76万亿。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76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9%，是2014年的3.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28.2%(见图1)，网络零售连续八年位居全球第一。从图中可以看出，网上零售总额逐年提高，消费增长动力逐步转换，消费升级态势明显。

图1 2014—2020年我国全年网上零售额及实际增速情况

(四)消费理念更注重绿色健康、便捷高效、潮流时尚

消费社会是后工业时代的必然产物，不仅主导了社会的生产与生活，而且也主宰了文化和精神的创素。伴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准的不断提升，新的消费观念不断兴起。陈飞虎等认为，“在物质资源稀缺的环境下，人们为了当下的物质需要而努力，将精神追求暂时隐藏。随着物质资源的富足，人们心底实现自我的渴求逐渐涌现。我国消费者在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追求精神满足的需求越来越突出”[17]。

如今，生产短缺、物质匮乏的时代早已过去。“消费者在消费数量得到满足的同时，消费倾向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从纯粹满足生存意义的消费购买活动转向以关注消费安全、消费环境，乃至消费享受为核心的广义消费。”[18]消费过程中更加注重享受性、安全性、康养性、自我性。

在新消费时代，消费升级代表着一种理念的变化，以更加注重绿色健康、生态保健和精神文化享受的新消费观念，从理性的视角诠释了消费的精神内涵，也将推动发展形成潜力巨大的新兴消费市场。

可以预见，消费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停下，这是发展的大势。因此，准确、科学理解消费升级的内涵对民族地区把握消费转型升级机遇，构建地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二、民族地区优势与消费升级的契合

(一)民族地区优势

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发展环境，富有独具特色的资源禀赋优势，人文积淀深厚，矿产资源富集，旅游资源丰富，地缘优势突出，具备了与消费转型升级完美契合的天然优势。

1.自然资源优势

我国民族地区不仅地大而且物博，自然资源丰富。首先，地域广阔。民族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58.9%，不但地域辽阔，而且空间跨度大，这为转型发展储备了大量的空间资源。其次，矿产能源富集。民族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稀土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等矿产资源储量大，分布相对集中，潜在价值大，其中很多资源可替代性小，垄断程度较高。例如，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煤炭、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资源储量丰富。再次，地貌气候独特。由于其特殊的气候类型、地理地貌及自然条件，江河湖泊众多，冰川雪山壮观，南北温差悬殊，造就了其独特富庶的动植物资源。民族地区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直接从自然界开发利用，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为民族地区提供高质量的消费供给和拓展新消费需求提供了资源支撑，是民族地区发展消费经济的根本物质保障。

2.人文资源优势

民族地区有着独具特色且悠久的历史脉络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千年文脉，具备极高的旅游价值、文化价值与商业潜质。我国民族地区的人文资源总量丰富(4)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统计，截至2018年5月底，民族地区共有10个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项目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另有2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占全国39项的30%。有470个项目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占全国1372个项目(不含子项)的34%。、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例如，建筑形式、服饰饮食、音乐舞蹈、宗教信仰、节日庆典等。独特的文化魅力可以让消费者体会千种风情、万种风光和数不清的“美丽邂逅”。近年来，民族地区也利用其特色文化打造了一批具有高知名度的文旅产业项目，例如，夜郎文化、屯堡文化、赛马节、康养茶园等。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独特性、差异化和多样化的人文资源是其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也是推动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3.地缘优势

地理位置同资源禀赋一样，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2.2万千米的陆地边境线有1.9万千米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地区跟周边14个国家相邻，边境地区口岸众多，又是亚欧大陆的重要经济腹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互联互通和战略地位突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铁公机”、港口、数字基建等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其水陆空交通优势进一步得到体现，为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国家新时期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民族地区“成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与通商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中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碰撞的主要汇集地，国际交往成为边疆社会的显著特征”[19]。

(二)民族地区优势、消费升级与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关系

1.民族地区优势与消费升级具有“天然”的耦合性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由于要素禀赋不同，其要素价格或要素成本存在相对差异。因此，这种要素价格或成本间的差异是国际(或地区)分工与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黄泰岩等认为，民族地区扩大内需，紧抓消费升级机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不同地区间客观存在的要素禀赋差异和经济发展差异，通过畅通区域间要素流动和产业梯度分工，以此构建形成国内价值链和产业链，并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分工体系，进而推动区域现代化和协调发展[6]。林毅夫等也认为，地区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以及要素投入结构需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样地区才具有自生能力,才能够成为促进市场竞争和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20]。

从理论上来讲，民族地区优势与消费升级具有内在“天然”的耦合性。民族地区凭借消费升级机遇打造的本地市场效应，也是当地产业升级依赖的一种“新比较优势”路径。民族地区在文化、生态、区位、自然资源等方面又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与消费升级趋势和需求具有天然的契合优势,通过促进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降低要素禀赋结构与消费升级间的偏离度，从而维持经济的最优性，形成“市场有需求，地区有供给”的良性循环格局，实现跨越式发展。

需求侧上讲，注重需求侧管理，关键是适应消费升级的趋势。在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充分利用我国消费市场超大规模优势，顺应以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理性消费、新型消费为典型特征的消费升级趋势，构建完善的内需体系。供给侧上，民族地区凭借天然优势，以消费升级为牵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解决供需错位问题，满足消费新需求。供需匹配度上，当前“消费领域普遍存在消费供给不能满足日益扩容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21]。民族地区将文旅产业、特色农业、康养及家政业等作为优势产业，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品牌知名度，满足消费多样化升级需求，可有效解决“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提高供需之间的适配性。

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发挥优势，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目标，推动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满足消费需求，顺应并与消费升级趋势高度契合的必然选择和可行路径，将有利于内需潜能的进一步释放和国内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良好运行。

2.紧抓消费升级机遇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长期来看，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三驾马车”中，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带动经济绿色复苏的趋势依然不变，消费对经济驱动力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新发展阶段，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就是要将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以人民为中心，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未来几年，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抓住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供给结构升级，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

现阶段，我国已进入消费经济新时代，消费升级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实现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持久动力[22]。马广程等认为，消费升级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效应，并且地区间消费升级会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地理位置而言，消费升级对中西部地区产业效率提升的直接效应大于东部地区；从产业结构而言，对服务业的影响也具有显著影响[23]。由此可见，14亿人口的消费升级，不仅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重要支撑，而且对经济循环的畅通至关重要，这将是民族地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利条件和机遇。

民族地区是我国资源型经济最主要的地区，也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区域。以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压力。“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求民族地区主动作为，“必须围绕消除资源型经济的经济负外部性、生态负外部性、社会负外部性进行发展方式转变”[24]，通过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加快释放服务型、新型消费需求,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追求，不断激发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因此，紧抓消费升级机遇，对接国内需求，成为民族地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数据来源：根据各少数民族省(自治区)相应年份统计年鉴汇总整理

(三)民族地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契机——消费升级

1.过去：粗放发展，具有较强的资源依赖

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区位特殊、资源禀赋独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内走的是一条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发展之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具有很强的资源依赖性。从产业结构看，整个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见图2)，占比一直在40%以上，而第一、三产业处于低层次和欠发达状态。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近十年高速增长，占比一直保持在75%以上，工业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总体而言，虽然我国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不断加快，但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仍然较高，产业结构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

同时，由于历史和产业发展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出发，大力发展以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基础的资源型产业(5)资源型产业，主要包括采矿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而且当地企业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和资源型重工业投资比重高。2015年，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及煤供应业投资占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35.5%左右。这些“外嵌入型”工业体系的投入水平代表着自然资源的总体禀赋状况。在民族地区，资源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集中体现为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上(见表1)，其中，内蒙古、贵州、青海、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较为突出。偏高的能耗水平反映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资源依赖性，而且属于典型的高碳经济。

表1 2015年民族地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GDP)能耗及能耗降低率排名

2.现在：环境资源约束，存在“资源诅咒”效应

自“资源诅咒”这一命题提出以来，有关自然资源是否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是否会低于资源匮乏的国家等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25]。为进一步证实该理论命题，Vincent、Frederick、Sachs、Leite等学者用计量模型揭示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26-28]。特别是Sachs和Warner提出的SW模型，对“资源诅咒”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资源丰裕的国家更容易陷入经济增长的困境，从而得出上述命题是成立的[29]。

“资源诅咒”在我国地区层面是否也同样成立呢？徐康宁、王剑，邵帅、齐中英，张千友、王兴华等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源的诅咒”命题，结果发现：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并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30-32]。这说明，“资源诅咒”命题不但在国家层面成立，而且在国家内部区域层面也同样成立。

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具有高资本密集度属性，在面对环境、资本约束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时，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李澜等认为，民族地区快速经济增长基本属于粗放型发展方式，规模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均高于纯技术效率，经济发展基本依赖于传统要素的集中投入以及高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拉动，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短板”[33]。由于经济发展方式具有资源依赖、投资驱动、产业(产品)同质化、结构单一和封闭循环等主要缺陷，使得民族地区资源的比较优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随着民族地区的资源总量骤减和日渐枯竭，加上经济低碳环保考核约束，资源开发依然对经济发展存在“资源诅咒”效应。

3.未来：顺势而为，紧抓消费升级机遇

钱纳里和赛而昆认为，大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和较高的内需拉动。国家越大，其发展政策越具有内向型，同时它的经济越依赖于国内供求关系的均衡和日益增长的庞大消费需求[34]，该理论对我国民族地区发展转型同样适用。因此，民族地区要顺应消费转型升级的大趋势，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融入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潮中来。

从全国大市场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全国消费市场基础进一步夯实，带动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消费升级时代，中国的消费市场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根据国际发展经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居民消费从数量型和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升级。2021年，我国经济实力、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稳步提高，民生福祉持续提升，人均GDP连续三年超过1万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按联合国的标准，我国的人民生活已经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城镇常住人口约9.12亿，占总人口的64.72%，中等收入群体突破4亿；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上年增长9.1%，比1978年增长近23倍，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100元，比上年增长13.6%，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65.4%，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连续八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我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和消费刚需对消费方式、结构、内容和理念将产生深刻影响，并将成为进一步支撑起民族地区消费市场需求的稳定基础。未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消费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容[35]，消费升级也将持续推进。

从东部发达地区(6)本文以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八个省(市)数据为东部发达地区数据。市场看，人口总量大，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高，消费空间巨大。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消费和收入之间就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消费能力直接影响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我国学者金竹维、何平等通过模型实证研究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36-37]。研究发现，较高的收入水平会意味着较高的消费欲望与财富积累，因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提升消费需求的档次，促进消费升级。相反，家庭或个人消费需求得不到实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收入因素。也就是说，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更能反映一个地方的消费能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东部发达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1239.7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246.9元，且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其中，上海、北京、浙江等三个省(市)两项指标均突破3万元大关，用于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多，消费提质换挡趋势明显。叶菁菁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全国消费升级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地区差异，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东西部区域存在两极分化现象[38]。因此，对民族地区而言，根据自身产业、产品、技术和自然要素禀赋结构，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和提供特色产品服务，让其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消费升级需求的承接地和供给地。

从“一带一路”国家需求看，贸易合作带来的消费潜力持续释放。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民族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缘、资源优势，加速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根据海关通报数据，2021年上半年，民族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3381亿元，占同期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的6%，较2020年同期提升0.4个百分点。其中，新疆、内蒙古、贵州和广西四省(自治区)贸易额占地区贸易额的比重均超过50%，且绝大多数地区“一带一路”贸易占比和增速均高于全国水平。广西、云南、青海、宁夏、贵州五个省(自治区)与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均超过30%(见表2)。未来，随着基础设施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中欧班列优势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新能源、高端装备、消费电子和百货、农产品、医药产品及文化旅游等方面的贸易合作将不断增加，它将成为拉动我国民族地区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民族地区应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利用“一带一路”贸易需求，积极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

表2 民族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情况(亿元)

短板就是潜力，差距也是机遇。综上，民族地区应瞄准国际国内两大消费市场，注重消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天然优势，牢牢把握全国消费升级机遇，特别是中东部地区消费升级对高质量供给的要求，积极响应和深度融入国家“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实现民族地区优势与消费转型升级的有机契合。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促进消费升级为重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消费升级拓展了空间，也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民族地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充分认识自身优势及短板，并从供给、需求、技术创新及制度建设等四方面综合施策，打通阻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淤点和堵点，从而确保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和要素流动，畅通经济大循环。

(一)供给端：厚植“民族特色”品牌优势，提供优质供给

在消费升级背景下，民族地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因地制宜，张扬本地特色，坚定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打造民族一流品牌，吸引消费、扩大消费，促进消费升级。

首先，积极利用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有效整合民族饮食、刺绣、医药、服饰等民族特色资源，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民族地区特有的旅游产业模式和精品旅游路线，构筑高品质、有特色、可持续的文旅产业体系。

其次，充分发挥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经验，结合沿线国家消费市场特性，发挥自身要素成本低、交通便利以及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组合优势，参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吸引沿线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到民族地区投资；大力开展入境旅游，开展民族用品、医药、百货、电子产品、汽车等跨境(边贸)贸易，在全方位更高水平开放中交流合作，打造国际品牌。

最后，要因地制宜，细分消费市场，紧盯中东部地区巨大的消费升级市场需求，将弘扬本地特色与全方位交流交往有机衔接，促进与新能源消费、文旅消费、信息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体验消费、养老消费等领域有效对接融合，提高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吸引发达地区的消费者。

(二)需求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收入是影响消费升级最主要的因素，也是促进消费升级的物质基础。但是，收入低或收入差距扩大都不利于居民消费升级。从内生性来讲，增加居民收入是提升居民消费层次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

首先，需加快建立健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长效机制，通过产业转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积极拓展和增加就业，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其次，要消除各种制约消费的“藩篱”，畅通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实做到地区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报酬增长同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打牢主要消费群体的物质基础。

最后，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促进民生领域均衡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财政支出继续加大对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重点民生领域的资金支持，争取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使人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三)技术端：强化技术创新与应用，释放消费潜能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科技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39]，它打破了原有均衡静态发展态势，最终实现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量”变到“质”变，使其走向跨越式发展的新轨道[40]。过去依靠资源要素、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然难以为继，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以创新匹配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的新要求[41]。当前在“互联网+”新消费背景下，从获客、拓客、获信、供应商选择、消费场景营造、支付结算到体验分享，整个消费市场都深受数字技术的影响。

因此，民族地区要增强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产业链向数字化和高级化转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加大技术人才培养，厚植和培育“创新土壤”，加强东西技术协作和产学研融合发展；提升企业创新和应用能力，激励企业增强创新内生动力，加快由“地区制造”向“地区创造”转变，逐步提升民族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打造参与竞争和合作新优势；加快新技术、新手段、新媒体运用，线上线下完善营销网络，让新技术在提供优质产品服务、拓展市场和繁荣经济上释放能量。

(四)制度端：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消费保障

推进消费升级，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无疑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的政策与体制机制。

首先，应加快推进相关确权工作，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产权明晰是实现自然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但也是最为敏感与棘手的问题。民族地区需深入探索自然资源产权确权工作，建立主体结构合理、边界清晰、权能完整、流转流畅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为自然资源产权人参与开发经营、利益分配、保护管理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保障。

其次，要探索建立资源的价值评估体系。建议统筹自然资源和文旅资源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评估，按照明确性、可衡量、可达成、相关性等原则，构建一套科学合理、完备有效的资源开发效益评估指标体系，确保资源开发结论客观、公正、科学。

最后，要强化政府对消费市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加快推动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服务业，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突破口，着力扩大服务型消费供给；持续完善服务业政策和行业规划，把好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实行优胜劣汰，引导企业把提升质量作为重中之重；加大对交通、通信、能源等领域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开展文旅试点城市、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消费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消费投诉处理和服务质量监督机制，构建服务质量标准体系，第三方质量评价体系，改善消费体验，打造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提高客户消费满意度。

四、结语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42]。在我国经济逐渐向以服务型消费为主导发展模式转变的背景下，消费升级对促进民族地区产品升级换代，提升产品需求层次，建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使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分工体系，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曾经“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如今已成为“大数据+”国家级试点示范省区，在大数据消费高速马达的带动下，新时代的贵州在“云上”飞驰；在新疆、内蒙古，旅游“兴”疆、国际产能合作有声有色；在云南、青海、西藏，“七彩云南”“大美青海”“生态西藏”的号角在大地吹响……实现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正在迎头赶上。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实情、因地制宜、扬长补短，找准定位和路子，抢抓用好消费升级带来的历史机遇，激发消费新活力，打造产业和产品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