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照中

(新竹清华大学 历史研究所，台湾 新竹 300044)

一、前言

关于上古至中古时期活跃于中国西部并建立过前秦等政权的氐人的语言，学界进行了较透彻的研究。早先主要有两种看法，黄树先、齐卡佳认为，氐语属于彝缅语支[1]12-14[2]；多识则认为氐语是藏语[3]。近期，姜照中、Karatas回顾了之前的研究，并考察了十多个语义较确切的氐语词，发现氐语是一种古代藏语方言[4]，这是我们同意的观点。

自后汉末年至南朝，之前长期被统称为“賨”“巴”的“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夷”又被称为“巴氐”“秦氐”“氐夷”，即被当作氐人的一种。但有学者却不同意古人将賨人视作氐人的观点。关于“巴氐”这个说法，早先，王仲荦将賨人之称“巴氐”解释为，略阳、天水“那一带本来是氐人的居住地，氐人内迁，賨人填充，因此北土之人，称賨人为‘巴氐’”[5]。后来，张泽洪又作了两点主张，其一，有大量氐人并未内迁，北迁賨人的主力也并非去了略阳、天水，“賨人居氐地，故称賨人为‘巴氐’的解释”无法成立；其二，诸书中的“巴氐”“纯系史书误笔”，皆应为“巴人”[6]。且好些学者，如田荆贵、潘光旦、张正明、王晓天、黎小龙等都将巴人或賨人视作现在土家族的先民，即认为其语言为土家语[7][8]160-330[9-10]。但王尧将賨人的语词以藏语进行解释，并认为，賨人“就应该是原来居住在四川境内北部和东北部的藏族”[11]。若王尧的说法成立，则賨人、氐人的语言都属于藏语，如此，古人将賨人视作氐人的观点也就很好理解了。

虽然自前汉前期始，冉駹便被认为属于“氐类”，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12]23。关于冉駹与现存族群的关系，学者们已进行了长期讨论。在考察了葬俗等文化事项后，耿少将、罗进勇、徐学书等认为冉駹是今天羌族的先民[13-15]；童恩正、李青、马长寿等则主张冉駹即现在嘉绒藏族的先民[16-17][12]25-27。而通过对“邛笼”一词的研究，孙宏开认为，冉駹的语言属于羌语支[18-19]；石硕则认为，冉駹是嘉绒藏族的先民[20-21]，即其语言应是嘉绒语(1)关于嘉绒语的系属，学界常见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其一，嘉绒语为藏语方言。其二，嘉绒语属藏语支(Bodic)。其三，嘉绒语属羌语支(Qiangic)，就是说嘉绒语与羌语属于同一语支。向柏霖：《嘉绒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85页。但目前看来，在发生学上，嘉绒语与羌语属于同一语支。而嘉绒语之所以与藏语相似，是因为其中有大量藏语借词。孙宏开：《论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语言》，载于戴庆厦，余成林，蒋颖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江荻：《藏缅语谱系的自动分类实验》，《中国民族语言学报》2017年第1期。如此，可知以上学者大概都持同一种主张，即操羌语支语言的冉駹人是现今一些操羌语支语言的人群的先民。。

古人将賨人、冉駹称为“氐”，今人则认为二者非“氐”，两个观点中，哪个更合理呢？我们想，语言是判断族群关系的重要依据，已知氐语是一种古代藏语方言，若证明了賨人、冉駹所操的语言也是藏语，便可说古人之将二者称为“氐”是合理的。本文(2)本文的初稿曾宣读于云南大学主办的“第七届民族史学前沿论坛”，2022年4月23-24日。感谢与会学者给予的点评、建议。将先分别展示古人之将賨人、冉駹称为“氐”，再考察以汉字记音且语义较明确的出自二者语言的语词。与不少古代族群的情况类似，賨人、冉駹所操的语言中目前可见于文献且语义较明确的语词不多，但仍分别有数个可供管中一窥，乃至据以推测二者的语言。对这些语词，我们将依汉、藏历史语言学的知识逐一进行考释，考释时所用的古汉语拟音来自《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3)周代的“前期上古汉语”、战国至汉魏时期的“后期上古汉语”、代表《切韵》音的“前期中古汉语”分别记作EOC.(Early Old Chinese)、LOC.(Late Old Chinese)、EMC.(Early Middle Chinese)。[22]；所用的藏语主要为反映了约7世纪古藏语语音的藏语书面语[23]，即下文称“藏文”者，藏文材料主要来自《藏汉大辞典》[24]、ATibetan-EnglishDictionary[25]等词典，并兼顾了学者对较藏文更古的藏语的研究(4)相关研究的集大成者即，N.W.HILL,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ibetan,Burmese,and Chines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以此弥补賨人、冉駹二者与藏文在时间上的距离；藏文转写、藏语构拟都使用威利(Wylie)转写系统，结论部分将为出自賨人、冉駹语词的原词构拟、对应藏文形式给出国际音标。

二、賨人之称“氐”及其语言

主要分布在汉代巴郡(约在今四川东部、重庆全部、湖北西部)一带的賨人可被分为“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夷”两个群体，二者虽有区别，但关系密切。

“巴郡南郡蛮”原有巴、樊、瞫、相、郑五姓，皆出自“武落钟离山”，巴氏子务相出自山中赤穴，四姓之子出自山中黑穴。后经比试，众人立务相为廪君。廪君顺夷水(今清江)而下，至盐阳，在夷陵(今湖北宜昌)西边的阳石上射杀了盐水神女，于是君于夷城，四姓臣服。廪君死后，其魂魄化为饮人血之白虎，其族人巴氏便以人祭祀之。东周时，秦惠文王(前338—前311年在位)占领巴地，仍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并以秦女妻之；其平民则授予比照不更的爵位，犯罪者除爵。税赋方面：“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秦国统一天下后，以当地为“黔中郡，薄赋敛之”，每人每年出钱四十或三十[26]。“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楚汉相争时(前207-前202年)，汉王刘邦招募賨人平定三秦，战事完结后，賨人返乡。到汉朝初立时，汉高祖因賨人功同丰沛旧人，便令他们“不供赋税，更名其地为巴郡”；又命乐府习其舞，即“巴渝舞”[27]3021-3022；南郡太守靳强则请朝廷依秦故事管理其人[28]2840-2841。至汉末，其人口繁盛，“分为数十姓”，魏武王曹操克汉中后，徙“万余家散居陇右诸郡及三辅泓农，所在号为巴人虎子”[29]。

再看“板楯蛮夷”。东周时，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的夷人受秦昭襄王(前306—前251年在位)的招募，于高楼上以白竹弩射杀了伤人的白虎。秦昭襄王嘉赏之，“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筭，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楚汉相争时(前207—前202年)，汉王刘邦招募此种“夷人”平定三秦，于是，阆中人范目率“賨人”或称“賨民”者为汉王效力。秦地平定后，“賨民皆思归”不愿从征关东，汉王于是任其人返回巴中；又封范目为侯；并在范目的请求下免除了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的“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其人世号“白虎复夷”“板楯蛮夷”，后又称“弜头虎子”。汉高祖又命乐人习其舞，即“巴渝舞”[30]。有汉一朝，板楯蛮夷虽因长官暴虐几次起义，但仍能世世代代为朝廷服役，射虎、从军[28]2842-2843[31]。

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的“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夷”确实有两点较为显着的区别，一是其著名的姓氏不同；二是后者会更多地为朝廷服役。但“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夷”的共性也很明显，他们都是巴地的居民；都称税赋为“賨”，即拥有相同的语言；都被称为“賨”“巴”“虎子”；且前者的君长出自巴氏的廪君，其后裔是建立了成汉的李氏，李氏居于地近后者居地的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27]3021，不仅常任用出自后者之人为手下，更多与出自后者的罗、昝二姓通婚[8]279-281[32]327-331。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夷”就族群、语言而言其实是同类，二者的差异很可能仅在于姓氏、对朝廷的义务。

到后汉末期，这些被统称为“賨”“巴”者又会被称作“巴氐”，即被“视为氐人的一支”[33]244。《魏书·李特载记》：

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27]3022

稍后的西晋末期，入蜀的“巴氐”又被称为“秦氐”。当时，李特与其同乡，“阴有据蜀之志”的益州刺史巴西人赵廞交好，在蜀地“凭恃廞势，专聚众为盗”。永康元年(300年)，朝廷征廞为大长秋，命曾密奏蜀地局势并为廞所恶的成都内史耿滕为益州刺史。成都郡治所在成都少城，益州治在成都太城，曾出仕成汉李氏为散骑常侍的蜀郡江原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大同志》中写道：

滕议欲入州城。功曹陈恂谏曰：“今州郡并治兵，怨构日深。入城必有大祸。不如安住少城，檄诸县合村保，以备秦氐。”[34]

关于陈恂的劝谏，《资治通鉴》也采纳了《华阳国志》中“秦氐”的说法，元胡三省注：“李特等本巴氐，蜀人以其徙居秦州界，因谓之秦氐。”[35]既然有“秦氐”与“巴氐”二词对举，则知至少有时，“巴氐”中的“巴”是修饰“氐”的定语。至梁代，释玄光法师于《辩惑论》中说：“氐夷难化，故制斯法”[36]，即仍将賨人称为“氐夷”[33]244-245。

综上所述，可知古人确实将賨人称为“氐”。以下将逐一考证几个出自賨人的语词。

(一)离

巴郡南郡蛮五姓都出自“武落钟离山”，巴氏出自山中的赤穴，余四姓出自黑穴。而后，巴氏的务相成为了四姓臣服的君长，廪君[28]2840，其后裔便是建立了成汉的李氏[27]3021。为解释“武落钟离山”这一地名，学者做了多次努力。张希周认为，“武落钟离山”为“武落山、钟离山的合称”；“武落山”即佷山，可能原名为“五落山”，因为“长阳俗语称‘堆’‘叠’为‘落’”，而佷山有五座山峰；又佷山、撞钟垴山二山“为江、溪所隔离，疑又称‘钟离山’”；“这样，史家早年可能将佷山一带连同撞钟垴山总成为‘武(五)落钟离山’”[37]。周宏伟认为，“武落钟离山”是“巫蜑落钟山”之误[38]。杨光华则认为，“武落钟离山”中的“武落”二字是“武陵”之误[39]。总之，都认为“武落钟离山”这一地名有误，且都将之以汉语进行解释。

我们也认为“武落钟离”不好理解，但主张，该山既然是巴郡南郡蛮先人所出处，其名更有可能出自賨人的语言。据前人研究可知，该山名中的“离”常常不见，如唐白居易《白孔六帖》、赵宋罗泌《路史》、赵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皆称该山为“武落钟山”[39]。包括山名在内的地名多可分为专名、通名两部分，如“五台山”、ri bo rtse lnga中，“五台”、rtse lnga是专名，“山”、ri bo是通名。而其他语言的地名在进入汉语后，通名部分往往既可仅作意译，又可音译后再意译，如西藏达孜的’gog pa ri被称为“廓巴日山”“廓巴山”；西藏贡噶的chu bo ri被称为“曲沃日山”“曲沃山”；西藏扎囊的has po ri被称为“海波日山”“海波山”。我们认为，“武落钟离”中的“离(LOC.[*rej])”**ri(5)标**者为本文作者所拟。正是该山名中义为“山”的通名部分，且对应藏文ri“山”。

(二)賨幏

东周后期，秦惠文王兼并了巴中地方，规定巴郡南郡蛮，“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秦国统一天下后，又规定了其人所出之赋，《晋书》称：“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27]3022《魏书》则称：“口出钱三十，巴人谓赋为‘賨’，因为名焉。”[26]楚汉相争时，汉王刘邦发巴郡的板楯蛮夷平定三秦后，规定其人非七姓者“岁入賨钱，口四十”。又有“賨幏”一语，《后汉书》说：蛮夷的“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积于内府”[28]2841-2842、2860；西晋左思(约250—305年)《吴都赋》也说：“賨幏积墆，琛币充牣。”[40]王尧认为，“賨”对应了义为“贸易、商务”的藏文tshong、btsong[11]。田荆贵则说：“在今土家族地区有这‘賨’音的词，只是意义已演变为‘借’的意思了。”[7]他所说的“‘賨’音的词”应该是土家语北部方言(龙山)的“借”[tshoŋ35][41]。土家语北部方言“借”[tshoŋ35]与“賨”在语音上确实接近，但语义上差距太大，且前者为名词，后者为动词，二者应该并不相干。又袁德洪据清代永顺、来凤的方志中所记录的土家语，即“土人呼官长为冲，又曰送，又曰踵”，认为义为“官长”的土家语“冲”就是賨人的“賨”[42]。“冲”应即土家语北部方言“部落酋长、头领等官长”[tshuŋ55][43]。虽然其语音与“賨”接近，但语义仍很不同。如此，关于“賨”，我们大致同意王尧的观点。

我们认为，賨人语言中义为“赋”的“賨(LOC.[*dzuːŋ])”**dzong对应藏文tshong“贸易、商务”或zong“商品、货物”。张济川认为，这两个词儿分属不同词族[44]84。但Hill指出，藏文z来自*dz[45]26-28，故我们认为，语义相关的tshong<**tsong、zong<**dzong来自同一词族；前者可组词如tshong dpon“老板”、tshong zong“备作买卖的物资”；后者可组词如bod zong“西藏产品”、zong dpon“老板”；该词族中还有zog“家畜；商品”、√tsong“卖(现在时’tshong)”等词。我们还认为，对巴郡南郡蛮平民所收的赋，“幏(LOC.[*k/qræːjh])”对应藏文khral<**kral“赋税；徭役”。khral可组词如khral mi“纳税人”、bya khral“养鸡税”，其同族词则有bkral“征派(差税)”[44]138[45]72。而“賨幏”**dzong kral则对应藏文tshong khral“商业税”或zong khral“商品税”。

(三)倓

东周末年，秦昭襄王规定，巴地的板楯蛮夷“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28]2842后世常将“倓”记作“赕”，如宋朝的贪官垣闳(412—487年)因花钱抵罪被时人称为“被赕刺史”，《魏书》解释说：“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46]

表1 藏文“聚集”“使聚集”两个动词的形态变化(6)参考，W.S.COBLIN,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T’oung Pao,1976,Second Series,Vol.62,Livr.1/3(1976),pp.45-70.

(四)冒絮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太后以冒絮提文帝。”西晋晋灼注：“巴蜀异物志谓头上巾为冒絮。”[47]《巴蜀异物志》的作者是季汉巴西西充(今四川西充)人谯周(201—270年)，则“冒絮”应该确实是巴地对“头上巾”说法。又后汉许慎《说文解字》：絮，“敝绵也。从糸如声”[48]276b，则汉语“絮”的所指为“敝绵”，与“头上巾”不相干。如此，“冒絮”很可能并不出自汉语，而出自賨人的语言。

(五)服

《史记·贾谊传》收有前汉学者贾谊的名篇《鵩鸟赋》；并解释了题名：“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则标题中的“鵩”来自楚人的汉语方言，其所指为鸮，即俗称“猫头鹰”的鸮形目(Strigiformes)鸟类(7)楚方言“服(LOC.[*bɡ]

(六)阿阳

晋郭璞(276—324年)注《尔雅》：“今巴濮之人自称阿阳。”[52]我们认为，“阿阳(LOC.[*aːjaŋ])”**’a rang对应并未在藏文中出现的**’a rang“咱自己”。藏文的代词系统颇为复杂，下表为其中一部分第一人称代词。

表2 藏文部分第一人称代词(8)参考周炜：《〈米拉日巴传〉的语法特征及比较》，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78-85页。

可见rang“自己”能参与形成第一人称代词的反身形式。与’u rang结构相同的**’a rang“咱自己”应该就是以’a后加rang形成的。

以上所见出自賨人所操语言(以下简称“賨语”)的语词中，①**ri(“离”)“山”、**mgo(“冒”)“头”、**bya(“服”**byi’u的词干)“鸟”都是核心词，很难借用；②**’a rang(“阿阳”)“咱自己”为人称代词，也不大容易借用，虽然不见于藏文，但其构成并不违背藏文的语法规则；③**mgo ras(“冒絮”)“头巾”、**dzong kral(“賨幏”)“赋税”、**byi’u(“服”)“小鸟”三个词组都能在藏文中找到几乎相同的对应者，且**byi’u及其对应的藏文byi’u发生了相同的音变。这些情况应该很能反映賨语的性质，即某种古代藏语方言。

賨语与氐语这两种古代藏语方言确实很接近，但也看得出区别。①姜照中、Karatas认为，义为“首领”的氐语“豪(LOC.[*aːu])”与藏文’go pa对应，并给出了*go wa的构拟[4]。我们认为这一说法还可以修正。因为对与’go同词族的mgo“头”，Benedict所给的原始藏缅语形式为*m-gaw[53]，则’go的早期形式很可能是**’gaw，所以氐语“豪”应与藏文’go<**’gaw对应，并拟为**gaw。而在賨语中，与藏文mgo对应的是**mgo(“冒”)。则在氐语**gaw中保持为**aw的韵母，在賨语中变为了与藏文相同的**o。②氐语有“复辅音声母简化”的倾向，藏文的前加字、上加字都不见于氐语[4]，如藏文’go的前加字’便不见于氐语**gaw。但賨语似乎并无此倾向，藏文mgo的前加字m仍见于賨语**mgo。

三、冉駹之称“氐”及其语言

汉魏时期，冉駹活跃于今四川西部，前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朝廷以其地为汶山郡(今四川阿坝)；地节三年(前67年)，因“夷人以立郡赋重”，改汶山郡为蜀郡北部都尉；后汉灵帝时(168—189年)，复以蜀郡北部为汶山郡[28]2857-2859。

而将冉駹归为“氐类”是前汉以来的传统。《史记·西南夷列传》：

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54]

《汉书·西南夷传》也有几乎全同的几句话[55]。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自冉駹以东北’，‘白马最大’，则白马氐之类不能包括冉駹”，即“冉駹应该是在氐类之外的”[12]23。可先考察《史记》中有类似结构的句子，比方周敬王十五年(前505年)，鲁季桓子的家臣阳虎与桓子发生矛盾，《史记》说：

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释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56]

已知鲁大夫季氏“僭于公室”，则在“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这句话中，“僭离于正道”者必然包括“大夫”在内。如此，我们的看法是，在《史记》“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这句话中，为“氐类”者更可能包括“冉駹”在内。

将冉駹归为“氐类”的传统在《史记》《汉书》后还在继续。《后汉书·冉駹夷传》：“冉駹夷者”，“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28]2857-2858可知，冉駹地方部落众多，而在族群方面，可分为夷、羌、氐三种。“氐”自然是氐类。而汉代的“羌”，据郑张尚芳、聂鸿音的研究，其语词都可用藏语解释，即其语言接近藏语[57-58]，故足可算成是“氐类”。如此，虽然“六夷”可暂不论，但有“七羌”“九氐”，则知冉駹地方的人口确实以“氐类”为主。

而后，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知氐人中有一种名为“蚺氐”[59]。又据《隋书》，知汶川一带有“冉尨羌”[60]。“蚺氐”“冉尨羌”的所指应即汉代的“冉駹”，这再次说明《史记》《汉书》之将冉駹归为“氐类”是合理的。

冉駹所操语言中的一些语词可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有君长……冉駹夷者……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28]2844、2858

其中的“邛笼”“毦”“顿”“毞毲”“羧”大多没得到较好的释读，以下，我们分别讨论之。

(一)邛笼

孙宏开认为，“邛笼”对应羌语“中带复辅音的一个音节”，来自[*loŋ]的[lu]，即后世所谓“雕”“碉楼”者[18-19]。石硕则认为“邛笼”对应藏文khyung，义为“神鸟khyung的山谷”，该词是藏文中对“象雄”的说法[20-21]。孙宏开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关于如此对音，汉语不仅常将声母为辅音丛的单音节词变为叠韵的双音节词，在梵汉对音等音译时也常以叠韵的两个音节去对以辅音丛开头的被音译词[61]，如在藏汉对音中便有“弃宋弄赞(EMC.[*khihsuoŋhluŋhtsɑnh])”[62]对khri srong brtsan的实例；在语义上，羌语[lu]“碉楼”与《后汉书》中所指为冉駹居所的“邛笼”也很接近。石硕的主张则不太理想，在语义上，“邛笼”与藏文中所指为某种鸟类的khyung差异较大，张济川指出，藏文khyung“大鹏、金翅鸟很可能来自khrung“鹤”[44]317，且khyung chen ske ring“长颈大金翅鸟”的所指仍是“鹤”；在对音方面，khyung的介音y也很难与“笼”的流音声母对应。

我们在对音方面采取了和孙宏开类似的思路，认为“邛笼(LOC.[*ɡoŋ roːŋ])”可拟为**grong，与藏文“中带复辅音的一个音节”grong对应。在语音方面，不须构拟，二者就很接近。在语义方面，藏文grong义为“人家；房屋；住所；村镇”；可组词如grong gi spre’u“家中猴(猫的异名)”、grong dpon“村长”等；张济川认为，rong“河谷、川地”是其同族词[44]155，也符合《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的所见，即当地将住所称作“邛笼”的情况。

(二)毦

冉駹饲养牦牛。牦牛不仅产肉，其毛更可用以制“毦”。李贤注《后汉书》时解释“旄牛毦”一语，说：“顾野王曰：‘毦，结毛为饰也，即今马及弓槊上缨毦也。’”[28]2857又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鱼豢《魏略》，说：“(刘)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63]可知被汉人当作装饰品的“毦”是以(牦牛尾)毛结成的。如此，“毦(LOC.[*njh])”**nyi与藏文rnyi“绳套、网”有关，rnyi可组词如dgag rnyi“套索”、bya rnyi“鸟网”等。“毦”与rnyi的所指虽然略有不同，但都是编结而来的。

(三)顿

冉駹，“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28]2858。这五种物品中的前二者较好理解。“旄”即“旄牛”，“旄毡”应是以牦牛毛制成的毡子。“班”即“斑”，杂色之义，“班罽”应是杂色的毛毡。旄毡、班罽都是纺织品，则后三种也应是纺织品。

关于“青顿”一语，我们认为，其中的“青”为汉语，而“顿(LOC.[*tuːnh])”**tor对应藏文dor“裤”。这样对音是因为蒲立本早已指出，以汉语-n对外语流音素来常见，如汉代时，人们以“安息(LOC.[*aːn sɡ])”对帕提亚语aršak，以“敦煌(LOC.[*tuːnwaːŋ])”对粟特语δrw’’n[64]147。作为“裤”讲时，dor可组词如dor rta“裤裆”、mo dor“女裤”等。dor原义为“双、对”，其同族词有do“对手；比得上”、sdor“拼”等[44]26。这样，则“青顿”即青色的裤子。在此可见，与下着“小口裤”的氐人[65]相同，冉駹是穿裤子的。此习惯明显与历史上吐蕃人“内不着裤”[66]的风俗不同。但学者指出，在今川西藏族牧民中仍能见到与氐人“小口裤”类似的裤装[67]。

(四)毞毲

但是，关于与藏文phying“毛毡”对应的“毞(LOC.[*biːn])”，可将姜照中、Karatas的拟音*bying改为**byin，这是因为“纰”的韵尾为[*n]；且藏文中，韵腹i有时会使韵尾*-ng变为n。phying可组词如phying gdan“毡垫”、phying lham“毡靴”等；其同族词有√pying“擀毡(现在时’phyings)”、spyin“胶”等[44]352、131。Hill指出，藏文部分o来自*wa[45]20，则“毲(LOC.[*tuaːd])”**twad对应藏文thod<**twad“头顶；头巾、帽子”。如此，可为“毞毲”**byin twad拟一藏文合成词**phying thod，义为“毡帽”。两个名词词素，前者修饰后者，符合藏语语法。其结构正如藏文phying zhwa“毡帽”、gser thod“金冠”。

(五)羧

“羊羧”中的“羊”应为汉语。“羧”音“嗺(LOC.[*tsuːj]

与賨人相比，冉駹更经常地被称为“氐”，且居住地距离其他氐人也很近。其语言中的**byin(“毞”)以相同的形式见于氐语；且可见氐语“复辅音声母简化”的倾向，如其**nyi(“毦”)与藏文rnyi相比，少了r。这样，则冉駹所操的语言应即氐语。

四、结论

以上，我们一方面展示了古人之将賨人、冉駹称为“氐”；另一方面对賨人、冉駹的语言进行了考察，发现賨人的语言为某种与氐语略有区别的古代藏语方言，而冉駹的语言就是氐语。如此，说明了古人对当时族群的分类是值得今人考虑，乃至采纳的。

表3 出自賨人、冉駹的语词

本次研究除确定了賨人、冉駹之可称“氐”，并给藏语、藏汉对音提供了早期材料外，也能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增添更多思路。

第二，以前在对氐、羌等人群与吐蕃的关系，特别是“吐蕃化”等问题进行研究时，因为不知这些人群的语言，故学者们会认为，包括冉駹聚居地汶川在内的，居民多为氐、羌的陇南、川西地方曾发生过相当规模的语言迁徙，并将当地的一些非藏语语言视作这次“吐蕃化”后语言上的“残迹”[70-71]。但目前已知氐语是一种极接近藏文的古代藏语方言，据本次研究又知冉駹操氐语，而賨人所操的语言也是某种古代藏语方言。对这样操藏语的族群来说，其“吐蕃化”进程应该很容易实现，而“吐蕃化”这一趋势对青藏高原东部的族群分布格局，起码在语言方面的影响应该不如之前设想得那么大。

而賨人、冉駹都曾先附于吐蕃，又投向中原政权。武周长寿元年(692年)，吐蕃昝捶“率羌蛮部落八千余人”诣右玉钤卫大将军张玄遇“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叶川州，以昝捶为刺史”，叶川州在今四川康定。所部称“羌蛮”的昝捶，《旧唐书》称“大首领昝捶”[72]；《新唐书》称“它酋昝插”[73]；《资治通鉴》称“别部酋长昝捶”[74]，应与狭义的吐蕃人存在差异。而之前已见的昝氏为板楯蛮夷中的著姓，故陈连庆认为，昝捶应出自“四川土著”的“板楯蛮夷”[32]329-330。很有道理。昝捶“内附”有其时代背景，7世纪后期，日后逃入中原改姓论(blon)氏的嶭(mgar)氏专权于吐蕃，其用兵数十年使很多原附属于吐蕃的政权、族群无法忍受，纷纷“内附”[75-76]。《唐故盖府君墓志之铭》记载了盖巨源“监抚汶山”(今四川茂县)时，如何处理当地冉駹之“内附”：宣宗大中(847—860年)初，“冉駹故俗首率归降，时节度使扶风公，虑扣关之精诚，恐蕃情之多诈。将为侦逻，慎选全才。公去，乃单车深逾雪岭，斥候边徼，具审戎心”[77]。王庆昱指出，冉駹此次“内附”的时代背景是由达磨(dar ma，838—842年在位)灭佛引发的王朝崩溃[78]。而其称“蕃”“戎”，可见经历长期的吐蕃影响，较晚“内附”的冉駹与狭义的吐蕃人已相当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