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 张敏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产生以来，经过唐、宋、元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成熟完备的状态。“科举为抡才大典”[1](P3149)，清政府通过科举考试，吸纳了大批人才。自科举制度废除至今的一百多年间，有关科举制度的研究十分丰富，成果斐然。本世纪以来，区域性进士群体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一书，简单阐述了清代湖北地区的进士人数及时空分布。[2]张晓纪《明清时期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研究》一文，重点分析了清代湖北进士的地域分布与变迁。[3]王美英《简论清代黄州府的进士》一文，将研究范围缩小，探讨了清代黄州府进士的数量、分布、生成机制及功绩。[4]相较之下，针对清代荆州府进士的研究稍显不足，目前并没有出现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文章，因此，有关清代荆州府进士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不同时期荆州府进士数量在全省占比的变化，折射出该地区在不同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进士的空间分布差异能清晰地反映出区域社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通过对清代荆州府进士时空分布差异的分析，以期为当今地方性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一、清代荆州府进士数量

清初沿袭明制，荆州府“领州县如旧。康熙三年(1664)属湖北布政司，雍正十三年(1735)置宜昌府，割夷陵、归州、长阳、兴山、巴东五州县隶之，乾隆五十七年(1792)复割远安县隶荆门直隶州。今荆州所属只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七县”[5](P3)。因此，本文所统计的范围只涉及上述七县。

从顺治三年(1646)到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共举行文科常科考试112次，其中正科84科，加科2科，恩科26科。[6](P3)故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清代科举考试中通过会试并最终获得进士出身身份的文进士，不包括武进士，也不包括驻防翻译进士。张晓纪在《明清时期湖北人才地理分布研究》一文中列出清代湖北省共有1281名进士，包括荆州府的107人[3](P70)；《湖北通史·明清卷》统计出清代荆州府共有108名进士[2](P619)；《湖北省志》统计出清代湖北省共有1288名进士，其中荆州府109名[7](P33)。笔者根据《清朝进士题名录》，结合《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清史稿》及光绪《荆州府志》、荆州府下辖各县县志，整理出清代湖北各府州县共有1232名进士，其中荆州府109名，约占全省进士总人数的8.85%。

二、清代荆州府进士的时间分布特点及原因分析

就时间分布而言，清代荆州府进士人数在湖北省进士总人数中的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下降过程中又呈现出高低起伏的特征，见表1。这一典型特征的形成受国家整体局势及文化政策的影响较大，现对形成上述特征的具体原因展开如下分析。

(一)清代荆州府的人口规模

要想讨论清代荆州府进士人数在省内的发展变化，就必须要先明确荆州府的人口规模。《湖北通志》所记载的清代湖北省的丁口数为24770961[8](P1227)，荆州府为2475209[8](P1228)，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0%。一般而言，人口规模越大，参考人数就越多，中进士的人数也就越多。通过表1可知，荆州府进士人数与湖北省进士总人数的比值在顺治、乾隆、嘉庆三朝，高于荆州府总人口与湖北省总人口的比值。从人口规模的角度分析，顺治一朝，荆州府进士人数处于高水平；乾隆、嘉庆两朝处于较高水平；而康熙、雍正、道光三朝处于较低水平；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则处于低水平。

表1 清代荆州府历朝进士人数统计

(二)顺治朝占比出现高峰的原因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以范文程为代表的满洲大臣就曾多次向皇太极建言献策，主张兴学校、开科举。天聪三年(1629)九月，后金举行第一次科考，便有很多藏匿的晚明儒士参加，朝廷将考试成绩划分为三个等级，据此给予应试者不同的赏赐。[9](P73)此后，又分别于天聪八年(1634)[9](P236)、崇德三年(1638)[9](P566)、崇德六年(1641)[9](P750)举行科考。顺治元年(1644)颁布的即位诏书明确规定了乡、会试举行的具体时间[10](P95～96)，科举考试逐渐制度化。

清军入关后，如何尽快平息战乱、安抚汉族精英的情绪成了统治者重点考虑的问题。顺治二年(1645)八月，时任浙江总督张存仁建议清廷“速遣提学，开科取士”，以减少甚至消灭地方上的“反顺为逆者”，维持地方稳定。[10](P167)同年，范文程又上奏“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1](P9353)。当时江南地区就有一些著名的科举家族积极应试，响应清政府。[11](P318)后清廷突破乡会试三年一举行的时间限制，先后于顺治三年(1646)[10](P204)、四年(1647)[10](P249)、六年(1649)举行会试[10](P340)。由此可见，科举制度成了清政府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进士取中人数上也能得到体现。顺治朝平均每科录取383名进士，高于光绪朝的314.4，更高于整个清代239.7的平均数。[12](P54～55)也就是说，顺治朝取士人数远高于整个清代的平均水平，在此种大环境下，这一时期荆州府进士人数在全省的占比能高居首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康熙朝较顺治朝占比呈下降趋势的原因

顺治朝后期，随着清军主力荡平云贵，吴三桂进入昆明，永历帝败逃缅甸，郑成功避走台湾，几股主要的抗清势力已被陆续消灭，全国已基本置于清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原本紧张的局势趋于和缓。统治者随即对科举考试作出调整，以应对新的发展状况。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命令各省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酌情减少乡试额数；顺治十七年(1660)，均照旧额减半，如四川乡试额数由84下调为42，广西由60下调为30。[13](P88～89)

由于顺治年间“连开科举加解额较高，导致有功名之人过多”[13](P89)，康熙初年出现了“缺少人多，候选壅积”[14](P189)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大臣甚至提议暂停一科乡会试。[13](P89)乡会试虽未暂停，但统治者绝不会、也没有理由放任可控的问题持续发酵。因此，下调取中名额是最好的办法。除乡试外，进士取中人数也在减少，康熙朝“平均每科录取194.7人，是进士人数分布的一个低谷，也是清代每科考中人数最少的时期”[12](P56)。顺治朝和康熙朝均取湖北籍进士195名，而顺治朝只开科8次，康熙朝开科21次，即可说明顺治朝后期开始实行的全面削减中式额数的政策，确实影响到了进士取中人数。

(四)康熙、雍正两朝占比基本持平的原因

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国家发展渐入正轨。顺治朝利用科举制度笼络人心的方式确实取得了预期效果。清朝初年，以明遗民自居的人很多，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黄宗羲在明亡之后，积极参与武装抗清活动，宁死也要维护明朝[15](P808)，后见复兴无望，遂隐居著书；康熙十五年(1676)力辞“博学鸿儒”，后又拒绝入明史馆修史，可见其不愿入仕的决心。但他的弟子陈锡嘏、郑梁均为康熙年间进士，前者官至翰林院编修，后者官至高州知府。默许弟子参加科考，就相当于默认了清朝政权，由此可窥见遗民群体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雍正朝的文教事业在康熙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首先，“清代会试中式无定额，……而以雍正庚戌四百六名为最多”[16](P130～131)，从进士录取人数看，雍正朝开科5次，平均每科录取人数为299.6人[12](P54)，高于除顺治、光绪两朝之外的清代其他时期。其次，雍正元年(1723)始开恩科后不久，雍正帝又放松了对考生的资格限制，准许内外帘官子弟参加科考[17](P363)，扩大了考生来源。另外，雍正十三年(1735)，世宗谕令各省建立书院，挑选“文行兼优之士”入学聆听教诲，使其学有所成[18](P665)，为国为民。但雍正帝在位时间短、开科次数少，这些有利于文化建设的措施在雍正朝效果并不明显，因此，雍正朝荆州府进士数量在全省的占比只是与康熙朝基本持平。

(五)乾隆朝较雍正朝占比呈上升趋势的原因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发展，乾隆年间进入清代发展的全盛时期。盛世的繁荣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耕地面积从顺治八年(1651)的两百多万顷，增长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七百四十多万顷；粮食产量增加，甚至走向商品化，正所谓“湖广熟，天下足”。[19](P443～446)

经济的发展与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下令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作为定额，此后所生人丁，不再征收钱粮[20](P468)，即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加上康雍年间持续的休养生息，乾隆年间迎来人口增长的高潮，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到乾隆十六年(1751)，荆州府“共增滋生人丁一万一千一十丁”[21](P290)。

盛世的繁荣还体现在书院的新发展上。乾隆帝即位不久便重申了雍正帝晚年的书院政策，并规定“书院之长”必须学识广博、德行高尚，讲师必须“老成宿望”，生员应当“立品勤学”[22](P487)；通过“加赐帑金、赐额、赐书”[23](P170)等活动，对各地有名的书院进行表彰。此外，枝江丹阳书院、江陵龙山书院、石首绣林书院均为乾隆年间修建；松滋山谷(鸣凤)书院和公安南平书院也在这一时期得以重新修缮。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的整体繁荣推动了科举事业的发展。

(六)乾隆、嘉庆两朝占比大致持平的原因

乾隆、嘉庆两朝荆州府进士人数占全省比例大致持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乾嘉年间大致算是承平年代，大规模战争较少，乾隆帝为后世所标榜的“十全武功”，清朝军队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且全都在边疆地区展开，基本没有影响到内地。

其二，乾隆、嘉庆两朝参加科举的人数稳定。嘉庆朝基本沿袭了乾隆朝的政策，人口在乾隆朝的基础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人口的稳定意味着参加科举的人数稳定。

其三，康乾盛世奠定的良好的社会基础。至嘉庆朝，国家整体出现颓退之势，乾隆后期积压的社会矛盾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始显露出来，“嘉庆一朝，教匪扰攘，略无政治之可言。且颙琰中主之才，颇事粉饰，而运命已衰，盖已不可收拾矣”[24](P201)。农民起义使整个湖北处于阶段性动荡之中，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但因康乾盛世的余晖犹在，嘉庆朝荆州府的文教事业还是在艰难中取得了有限的发展。

(七)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占比持续下降的原因

嘉庆初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被视为清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嘉庆元年(1796)正月，在宜都、枝江交界的温泉窑一带首先爆发了张正谟、聂杰人等领导的起义，揭开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序幕。[2](P224～225)受此事件的鼓舞，枝江的刘鸣盛、宜都的曾广宁先后与之响应，壮大起义队伍。[2](P225)起事于嘉庆元年(1796)的襄阳起义军所进行的反清斗争持续了将近七年，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湖北。[2](P225～227)清政府“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1](P11208)，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

道光年间，统治进一步腐朽，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咸丰二年(1852)年底，太平天国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进入湖北，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第三次进攻武昌、汉口之后，整个湖北“除施南、郧阳二府之外，其他主线无不有太平军”[25](P55)，“官弁仓惶无计，众心涣散”[26](P456)，在清军和太平军对武昌的反复争夺中，普通民众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湖北地区“有骸骨可收者十九万有奇，随江水而下者不知凡几”[27](P46)。由于受到太平军的鼓舞和影响，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北各地农民纷纷开展反清斗争，不少农民起义波及荆州，松滋更是直接爆发了穷团起义[25](P64)，荆州本土成为双方交火的主战场。同样受到太平军鼓舞的还有捻军，其势力发展迅速，后成为太平军的强大盟友[28](P251)，与太平军互相支持，互相联络，多次攻打湖北地区[25]P68。道光年间至清末，湖北地区“几乎无年不成灾”[25](P36)。战乱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自然也会影响到科考。

(八)光绪朝较同治朝占比呈上升趋势的原因

太平天国定都后增设京试，考试内容也由四书五经改为上帝教教义，对科举制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张之洞清晰地认识到只有教育先行，方能实现自强[29](P1126)，极力兴办文武、实业各级各类学堂，以培养洋务运动所需的各种人才，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制和管理的规章制度。与此同时，他还呼吁并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清末湖北留学生的来源比较广泛，全省60余个州县与驻防均有留学生，而江陵留学生的数量位居全省前列。[7](P83)这说明近代教育开始深入到传统科举地区，并影响教育风气的转变。

但上述变化并不能阻止传统文教事业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没落，光绪年间，内忧外患的困局更加严重。首先，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湖北儒家经典因屡经兵燹而损失殆尽”[25](P160)，书院功能日渐落后且毁废现象十分严重[23](P254)。其次，清政府也曾努力恢复湖北地区的经济，但优先考虑的是有着优越地理位置的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区，荆州地区的恢复与发展则相对迟缓。最后，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宣布实行新政，在教育方面的措施主要是广办学堂，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光绪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之《会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下令“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30](P273)，遂废除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

三、清代荆州府进士的空间分布特点及原因分析

清代荆州府进士的空间分布极为不均，整体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特点，且不同区域之间进士人数相差较大，如江陵与宜都二县相差48人，见表2、图1。区域社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势必会对科举事业的发展产生影响。现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上述特征的形成原因。

表2 清代荆州府进士人数分布

(一)自然地理条件

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马克思认为自然环境的差异导致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差异，进而导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产品的差异。[31](P407)自然条件越好，越有利于开展人类活动。

清代荆州府地势整体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长江贯穿全境，自西北流向东南(见图1)。西北以虎牙、荆门二山与宜昌府相隔，地势较为险峻；多条河流在此汇入长江，因落差较大，水流湍急。东部、东南部地势较低，水流平缓，多丘陵、湖泊、冲积平原。整体而言，东南地区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

资料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图1 清代荆州府地形简图

宜都县内群山环绕，多洞穴、江心洲。复杂的地形加上发达的水系，使得水灾频发，据光绪《荆州府志》记载，从顺治元年(1644)到光绪五年(1879)，宜都共出现18次“大水”。枝江靠近河流凹岸，容易受到河水冲击，共出现22次“大水”；此外，顺治四年(1647)、五年(1648)、十五年(1658)及道光五年(1825)还曾出现虎灾。[5](P2996)公安县内多湖泊、沼泽低地，容易受到洪水影响，共出现21次“大水”。江陵因靠近河流交汇处，经常出现水涨堤决的状况，府志中共有21次“大水”记录，但因其为府治，抗灾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县。相较之下，松滋出现“大水”的频率就少了很多，府志中共有10次记录。石首与监利发生洪水的次数较松滋少，石首出现“大水”的记录有7次，监利只有1次。

受制于先天的自然条件，宜都、枝江二县的发展条件不如其他县，在基础本就薄弱的情况下，还频繁遭遇水灾，枝江还受到虎灾影响，势必会对生产及教育活动产生阻碍。

(二)政治因素

一个地区的发展，除了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还必然会受到国家战略的影响。荆州“据上游，滇、黔、巴、蜀往来所必经”[32](P1)，自古便是形胜之地。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始定驻防之制，设协、佐、防、校等官，而以将军、都统为之帅”[32](P1)。咸丰年间，东南数省遭到战火蹂躏，荆州受到的影响较小。清廷将荆州作为战略要点，“其后官胡诸帅因无回顾忧，乃得以其间筹饷练兵，克安庆，援江皖，收复金陵”[32](P1)，从而扭转战争不利局面。由此可见，清代荆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军事职能更为突出。“在府域范围内，只有各种条件最好的县城能成为府城”[33](P204)，府治城市作为地方治理的中枢，本身就拥有其他县城无法比拟的优势，能有效整合各方资源，促进人才培养和科举事业的发展。从府学和县学的师生员额来看，府学的规格为“国朝教授、训导各一员，廪膳生员四十名，增广生员四十名，附县生员不限额”[5](P533)，而县学的规格为“国朝教谕、训导各一员，廪膳生员二十名，增广生员二十名，附县生员不限额”[5](P542)。相较之下，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办学规模，府学都更胜一筹。由此可见，江陵作为府治城市，在办学方面享有由政治中心带来的独特优势。

(三)社会经济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明清之际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剧烈的社会动荡，造成了全国性的生产破坏、经济衰退”[2](P236)，荆州所属的江汉平原地区也不例外。清初统治者沿用了明朝垦辟河湖地区的政策，先后出台了不同程度的鼓励垦荒的政策，推动着土地垦辟的发展，江汉平原湖区低地在清代得到有效利用与开发。[2](P236)越往河段下游，土地垦辟难度越小。除了府治所在地江陵占有绝对的后天优势外，荆州府进士人数较多的监利位于河段下游，土地肥沃，易于耕作；而位于河段中上游的宜都、枝江、松滋三县，土地垦辟难度相对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各县人口规模的差异也是影响荆州府进士人数空间分布不均的重要因素。清代荆州府各县人口规模如表3所示，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江陵的人口数量远超其他六县，故其进士人数高居榜首，实在情理之中。监利的人口数量仅次于江陵，其进士人数也位居其二。江陵、监利的进士人数与人口规模大体保持一致，而松滋、宜都、枝江三县的进士人数却与人口规模不匹配，松滋、枝江二县的进士人数不及人口更少的公安和石首，宜都更是只有一名进士。公安比石首多将近七万人，但进士人数却与其持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规模越大，进士人数越多；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人口增长很难对人才培养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3 清代荆州府人口数量分布

(四)文化教育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各地区教育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区域性科举发展水平的高低。

清代荆州府官学及书院分布如表4所示，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府学、县学所在地江陵，有荆南和龙山两所书院，其中荆南书院是清代荆州府新建时间最早的书院。公安、石首、监利、松滋四县的县学重建时间较早，均在清军入关之后的十五年内，而枝江、宜都二县县学的重建却推迟到康熙初年才进行。除江陵外，各县均只有一所书院，且多为乾隆年间修建。监利的大关书院在前朝的基础上重建，有着良好的文化教育基础，并于康熙二十年(1681)重修，咸丰九年(1859)增修。同样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宜都清江书院，却年久坍塌，咸丰十年(1860)才得以重建。公安县学因水患几次倾圮，书院更是“屡修屡圮”[34](P106)。枝江县也曾因水患致书院倒塌，当地政府不仅要想办法治理水患，还要修缮书院。这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还无法为士子求学提供一个持续稳定的环境。

表4 清代荆州府官学、书院分布

家学、家风也是影响士子成才的关键，他们大多数家学渊源，崇尚读书科考。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李震生，其祖父李华国曾登崇祯丁丑明通榜，其父李在恪，为顺治丙戌举人[5](P1745)，其子李文辉为康熙年间进士。刘懋夏的祖父曾任建昌行都司断事，其父专心好学，声名远扬，其子鸿诰为康熙己未进士，两为县令，以廉洁、能干著称。[5](P1803)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邹养赤为名臣之后，其先祖邹文盛为弘治六年(1493)进士，除吏科给事中。[5](P1689)熊世谟“祖梦祥，明万历癸酉举人，官宜良知县”[5](P1748)。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戴纵为“明四川兵备宾之裔孙。家世蕃衍，为荆南望族。父昌隆，孝友力学，以经术成就后进”[5](P1749)。这些进士能取得功名，大多得益于良好的家庭环境，而在其取得功名之后，又致力于下一代的培养，形成良好的家学、家风。江陵的进士人数最多，从家风、家学看，江陵的优势无疑是最大的。

四、总结

统而言之，清代荆州府进士人数占全省比例不高，自顺治朝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下降过程中又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顺治朝为尽快平息战乱、安抚汉族精英的情绪，取士人数多。康熙、雍正两朝，国家逐渐步入正轨，取士人数也随之恢复到正常水平。乾隆、嘉庆两朝得益于盛世的发展，荆州府进士人数较前代有所突破。乾隆后期及嘉庆初年开始频繁爆发的农民起义标志着清朝由盛而衰，后期不断有农民起义波及荆州，加上道光至清末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着这一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太平天国的冲击、近代教育的兴起及传统书院的没落，进一步加剧了科举制度的衰落，所以即使光绪年间荆州府进士人数在全省的占比呈缓慢上升趋势，仍旧无法挽救江河日下的局面。

进士的空间分布大致与其地势走向保持一致，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特点，且区域差异较大，江陵几乎独占半壁江山，而宜都只有一名进士。江陵因是府治所在，具备各方面的发展优势，其他地区的发展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西北地区的发展水平整体不如东南地区。一言以蔽之，国家政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清代荆州府进士的时空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