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杰 刘弋枫 郑 悦

(1.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2.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人与人之间空间上的隔离成为一种常态。两年多来，疫情不断在各地反复，疫情严重时期，“封城”、停工停课、居家防疫等措施在不同地区实施，空间隔离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受到空间隔离的限制，个体的时间表将会受到哪些影响？人们时时沉浸在时间之中，却经常忽略时间的重要影响。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安排着时间，却经常对时间表制定的逻辑及其背后的社会因素缺乏敏感。疫情期间的隔离状态，为我们观察社会时间与个体时间的关系提供了生动材料，也为我们反思后疫情时代的个体时间安排提供了契机。居家防疫期间，人们是如何安排自己时间的？其时间安排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背后的社会意蕴为何？本研究将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进行探讨。

一、时间社会学：一个观察疫情下社会的独特视角

时间社会学作为兼具哲学思考的社会学分支，将人们时时沉浸其中却对其缺乏敏感洞察的时间重新纳入研究视野，重点关注时间的社会性或者称之为“社会时间”。涂尔干较早指出了时间的社会性，他认为时间范畴所表达的是一个群体共有的时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社会制度，因此是“社会时间”(1)[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3页。。索罗金和默顿区分了社会时间与物理时间、心理时间的不同，指出社会时间是定性的、不连续的、流动不均匀的，也是人为的，它不是纯粹的自然法则和关系，而与社会惯例相关。(2)Sorokin P. A. & Merton R. K.,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2, no.5(1937), pp.615-629.例如，我国封建社会的纪年方式是以新皇帝登基的年份为起始年，典型地体现了时间的社会性。舒茨和拉克曼引入了主体间性的时间性概念，认为时间必须有一个主体间性，以便至少有两个人共享，因此时间既非完全主观，又非完全客观。(3)Schutz A. & Luckrnann T.,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刘易斯和魏格特进一步将时间划分为个体时间、组织时间和整体时间三个层次，并建立了“嵌入-分层-同步”的分析框架：个体时间嵌入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时间中，同时个体时间和组织时间又嵌入整体时间中。(4)Lewis J. D. & Weigart A. J.,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 Social Forces, vol.60, no.2(1981), pp.432-462.

在时间社会学中，时间表(timetable, schedule)是恰当的分析焦点，可以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分析支配社会生活的时间规律的主要制度和过程。(5)Zerubavel E., “Timetables and scheduling: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ime”,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46, no.2(1976), pp.87-94.时间表不仅关涉时间也关涉事件，是事件与时间的二维矩阵。(6)Roth J. A., Timetables: Structuring the passage of time in hospital treatment and other career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3.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决定时间表的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力量，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结婚的年龄、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制度、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这些时间安排不仅与人的生理状况有关，也受到社会规范和固有时间观念的影响。

既有的研究更关注宏观层面的时间表，微观层面的研究还不多。时间社会学不仅应该关心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之下社会时间表是如何制定和运作的，也应该关心微观层面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安排。时间表不仅关系现代社会生活过程的性质，也关系个体的心理健康。有学者研究了人们在工作与家庭上的时间分配，也有学者探讨了非正常的工作时间表对人们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工作日程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经济不稳定性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最终损害身心健康。(7)Schneider D. & Harknett K., “Consequences of routine work-schedule instability for worker health and well-be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84, no.1(2019), pp.82-114.Mette等人研究了德国海上风电工人的工作时间，周期性离岸工作可能会对工人的伴侣和家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近年来通信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发生家庭矛盾的几率。(8)Mette J., Robelski S., Kirchhöfer M., Harth V., Mache S., “Living the 14/14 schedul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among families of offshore wind work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vol.16, no.2 (2019), pp.241-260.罗伊考察了工人操作机器的时间分配过程，发现工人在狭窄的空间中与他人隔离，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就要想办法克服令人生畏的“单调猛兽”(9)Roy D., “‘Banana time’: Job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 Human Organization, vol.18, no.4(1959), pp.158-168.。

个体生命中的特殊事件或者社会重大事件会引起个体时间表的偏离。罗斯因肺结核住进疗养院时发现，住院患者因为没有确定的出院日期导致了一种狂乱行为。(10)Roth J. A., Timetables: Structuring the passage of time in hospital treatment and other career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3.科恩和泰勒研究了监狱中的囚犯，发现囚犯失去了正常的时间结构，可能会产生陷入“迷雾的深渊”的恐惧。(11)Cohen S. & Taylor L., Psychological Survival: The experience of long term imprisonmen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在监狱里，时间不再是稀缺资源，而是一种过度资源，变成一种负面的惩罚手段。相比于个体事件，社会重大事件可能会影响社会进程，在更广的范围内对个体时间表产生影响。2003年“非典”时期，很多身处疫情严重地区的农民工不顾劝阻停工返乡，引发了农民工返乡潮(12)车鸣：《对“非典”引发的农民工返乡潮的思考》，《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年第4期。，打乱了某些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节奏，体现了社会重大事件对个体时间表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社会进程，打乱了大多数人的时间安排。疫情引起的居家防疫、停产停学给人们带来了时间上的富余，同时带来空间上的紧缺。这在社会流动性极强、时间紧缺的现代社会是非常罕见的。在有限空间中，时间的安排有诸多限制。本研究访谈了疫情期间居家防疫的各类群体，在时间社会学的脉络下深入探究个体时间表在疫情之下的变化，以期丰富特殊事件下时间表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个体的时间安排提供启发。

二、研究方法和资料搜集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两年多来，全国多个地方不同程度进入了疫情管制状态。疫情严重时期，不少居民临时处于自我居家防疫状态，生动体现了疫情影响下的空间隔离。本研究主要访谈了疫情发生后曾经历过居家防疫的人群，笔者基于自身的社会关系寻找访谈对象，鉴于不同人群的时间安排可能存在差异性，因此在研究对象选取时尽量涵盖不同地区、年龄、性别、职业等不同类型，最终访谈五十余名居家防疫者，就其居家防疫期间的日常时间安排和感受进行了在线访谈，部分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除此之外，一些微信朋友圈的内容、网上的报道也纳入了本文的分析材料。应当指出的是，本研究的目的是呈现社会大众在安排时间表中的普遍问题，而非已经感染正在集中收治的患者的特殊问题，因此本研究没有访谈已感染患者。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部分)

三、社会进程骤变下个体时间表的脱嵌

(一)角色脱嵌与个体时间表的失序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社会进程骤变，疫情防控成为社会进程的焦点和中心，原有的社会进程在短时间内进入了异常状态。疫情暴发太过迅速，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严重扰乱了组织和个体原计划的时间表。传统春节是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特殊时期，人们会大规模返乡、走亲访友、参加各种家庭聚会。由于疫情，多地政府取消或减少了春节期间的大型公众集会，并对公众广泛宣传防疫知识、防疫措施等信息。多地市民也被强制或自发取消了家庭聚会、走亲访友等活动。春节期间固有的时间安排已经形成习俗，但由于疫情突发而骤停。为了更好地防控疫情，复学、复工时间纷纷推迟。例如，大多高校采取线上授课方式，暂缓学生返校，寒假连接暑假，有的学生在家时间长达七八个月。

每个人都有多面的社会角色，不同的社会角色对个体有不同的行为期待。可以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人的期待而进行时间安排的，其中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至关重要。稳定的角色关系为人们提供了方向和规则，将个体锁定在一系列社会期望和非正式的支持之中，这种锁定带来的责任感保证了个体人格的稳定,同时也保证了个体生活的稳定。(13)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在疫情影响下，人们在有限空间内，个体的时间安排与其所在的工作单位、社交网络暂时断裂，个体的社会角色也暂时脱嵌于社会。

当个体的社会角色失效，个体就有可能暂时失去其社会性，不再以社会角色期待作为行动指引，而是以个体生理需求为行为指针。私营业主J说：“吃了睡，睡了吃，吃了睡。完全是属于动物般的生活。”私营业主J的表达具有典型性，多位受访者表达了类似的说法。原本由社会角色所决定的活动暂时失效，导致个体时间表失去了多样性，很多受访者表达了空间限制下“无聊”的感受。公司职员E说：“在家无聊烦躁啊，哪里都不能去，每天就是客厅、餐厅、走廊的三点一线。”因为不用上班，所以不用按时起床，不用按照习惯的一日三餐时间表进餐，很多人的作息时间出现了紊乱，不少人还出现了作息时间日夜颠倒的状况。银行高管F说：“我现在每天都是凌晨两点睡觉，快中午才起床,如果明天叫我上班,我还真爬不起来。这个‘假期’把我的生活规律全部打乱了。”工作时间表的骤然失效，导致个体的时间混沌一片，缺乏明确的界限。

(二)约束失效与个体自主安排时间表的失能

时间表与目标相关，是朝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根据时间规划的结构。(14)Roth J. A., Timetables: Structuring the passage of time in hospital treatment and other career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3.居家防疫期间，很多人日常安排的时间表忽然失去了目标，个体的工作目标、学习目标暂时让位于疫情防控的社会目标。然而，疫情结束的日期既不确定，又不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加以解决，只能被动等待疫情结束。疫情防控的目标不能为个体日常时间表提供参考，也难以帮助个体形成具有秩序感的时间结构，容易让个体感受到无力、无聊和迷茫。大多受访者表示，希望早点上班、早点恢复正常。律师H说：“时间过得比较慢，平时很忙，突然闲下来感觉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做什么，希望早点上班。”

由于居家防疫，原计划的时间表无法执行，个体需要重新制定时间表。个人日程安排的改变会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其他人之间产生影响，形成相互影响的时间网络。(15)Gerstel N. & Clawson D., “Control over time: Employers, workers, and families shaping work schedul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44, no.1(2018), pp.77-97.个体的社会网络越是复杂，其时间表受到的制约越多。居家防疫期间，个体与家庭以外的他人几乎处于隔绝状态，此时个体的时间表更多的是与家庭相关，或者更多的是取决于个体如何自主安排时间。在调查中发现，父母为了照顾和教育孩子，会更有序地安排时间，例如按时起床、按时准备一日三餐。相比之下，家庭角色弱化或者处于独居状态的个体可以更为自主地安排时间，其时间表的结构性更弱。博士后Z说：“在家要写论文、报课题，本来计划得好好的，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晚上干什么，结果一天下来发现啥都没干。没有状态，干扰的事情太多，一会儿陪小侄子玩，一会儿看看电视，一会玩玩手机，一会困了想睡会。感觉压力山大，但是一动不想动，就想葛优瘫。”银行管理人员H说：“有挺多想做的事情,不过心里排斥，没心情，没有那种紧迫感，变得懒散了，而且老想着疫情的事情。”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在居家防疫期间制定了一些安排和计划，但由于存在外界干扰或者缺乏强制力，自主安排的时间表很难执行。当个体置于社会网络之中，更容易实现时间表的有序安排。一方面是因为组织具有强制力，例如学校、监狱、医院等组织具有强制的时间表，使得置身其中的个体不得不遵从。另一方面，组织的时间表实际上有利于在个体与他者之间建立一种连接，这种连接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促进了时间表的执行。Jennifer Tan研究了书面的时间表对福利院孩子们的影响，福利院通过安排时间来调节孩子们的日常行为模式，它就变成了“隐形的监控器”，对那些住在福利院里孩子的日常活动有支配性的控制。(16)Tan, J., “Regulating life in residential care: The unassuming authority of the timetable”, Literacy, vol.44, no.1(2010), pp.37-42.福柯指出，在现代社会，个体被置于他者的“凝视”之下，人们成为被管制的、自我监督的主体。福柯在批判的同时也承认“凝视”的积极作用，认为其目的是“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平，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 。(17)[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33页。居家防疫期间，个体与他人隔绝，与社会网络断裂，这种“凝视”作用被削弱了，进而导致自主安排的时间表难以被有效执行。居家防疫没有给个体带来更多自由，却让很多人出现了低效能感，影响了个体的自我认同。牙科医生Z说：“我太缺乏自制力了，这么多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做成，真是太失败了。”大四学生L说：“防疫在家期间，每天的时间安排，就是玩玩手机、玩玩游戏、看小说、吃好吃的然后睡觉。没事还喝喝茶、打打麻将打打牌。照实说生活太糜烂了。”

(三)时间结构的破坏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失衡

现代社会时间安排具有高度精确性，相互关联性极强。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让不少企业和个体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企业的生存周期和时间安排以社会时间为背景，又与个体的生活节奏和时间安排息息相关。个体、企业、社会的时间表层层嵌入、互相关联，一旦出现断裂，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压力甚至是生存问题，进而引发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私营业主F说：“因为我们没有单位，都是靠自己拼。如果不能出门的话，我们就没有经济来源。每天的心情都是非常的郁闷。”酒类代理、KTV服务员F说：“去年买了房，一个月要交六千多的房贷。为了还贷，我找了两份工作，白天跑业务卖酒，晚上在KTV当服务员，两份工作加起来每月收入有六千多。因为疫情，酒卖不出去了，KTV也不营业，房贷还不了，信用卡还款又要逾期，首付借了别人的钱还没还完。今年本来还计划结婚的，太难了。”

个体的时间表尽管千差万别，但也有相同之处，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18)[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李睿编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年，第51页。，经济学家把休闲作为工作的对立面进行研究，并构建了经典的“工作(学习)-休闲”模型(19)郭鲁芳：《休闲消费的经济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社会学家则认为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平衡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20)Greenhaus J. H., Collins K. M., Shaw J. D., “The relation between work-family bal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vol.63, no.3(2003), pp.510-531.。由于居家防疫，人们的休闲时间占据主导，工作时间退居其次。即使在家中工作，也会受到休闲活动的影响，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既有研究表明，工作时间挤压休闲时间会导致幸福感降低，本研究则表明，疫情期间本来应该工作的时间被休闲时间占据，同样会破坏“工作(学习)-休闲”的时间结构，影响人的身心健康。

每天都存在吃饭、睡觉、工作、社交、放松等不同类型的时间，各类时间如何均衡分配，其标准是被个体生理特征和社会文化规范共同决定的。人们总是尽可能地借鉴其他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类似事件的经验，来减少他们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可参照的时间结构，时间的浩瀚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在心理上压倒个人。(21)Blount S. & Leroy S., “Individual temporality in the workplace: How individuals perceive and value time at work”,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vol.17, no.7(2007), pp.147-177.居家防疫期间，个体的时间结构被破坏，而且缺乏标准时间模式和他人经验作为参考，导致个体对时间安排的迷茫。广告设计师C说：“要疯了，每天睡到中午，玩一下，吃午饭后接着睡。人要废掉了。”高中老师X说：“在家久了，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很郁闷很烦躁，无所事事，不知道想干什么，看电视也没有哪一部电视剧好看的。就是没什么好心情，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心情更加抑郁。”大四学生W发微信朋友圈说：“睡醒了看新闻，看完了伤心或者生气，在家待着两周了，啥事都做不了。每天关于疫情的新闻看得人忧心忡忡的，近期总是心悸，呼吸不畅喘不上气，脾气还不好。”

在空间隔离下，个体的时间表只能单调重复，缺少多样性，容易使个体产生抑郁、烦躁的心情，不少访谈对象表达了居家防疫期间的苦闷和外出活动的渴望。延长的假期没有成为人人乐得的享受，反而让很多人生活时间表紊乱。许多访谈对象在居家防疫期间产生了负面情绪，自我价值感降低，再加上因疫情引起的恐慌、焦虑、愤怒情绪，共同导致个体心理健康的失衡。初三学生N说：“在家里太无聊了，不能出门就感觉整个人发霉了。”银行管理人员D说：“一直在家，感觉比较焦灼，比较丧气。”

当社会进程因为疫情而骤变时，企业、学校等正式组织以及家庭等非正式组织的时间表亦将变动，个体的时间表随之受到影响。居家防疫期间各类人群的时间安排，展现了社会时间、组织时间、个体时间层层传递的影响。由于居家防疫，个体角色从企业、学校等正式组织中脱嵌，时间结构无序化，诱发了负面情绪，降低了自我效能感，影响了身心健康。

四、个体时间表的重构路径

(一)互联网与社会时间的再嵌入

社会时间的结构为个体提供了时间感知的心理结构，个体时间表适当嵌入组织时间和社会时间，是个体生活秩序的重要来源。个体时间表的失序缘于其社会角色的脱嵌，而时间表秩序的建构，也要重新联结社会关系，恢复社会角色，将个体时间表再嵌入到社会时间网络之中。空间和时间是密不可分的,当个体出现在同一空间的时候，其时间表更容易趋于同步。个体与他者时间的交汇，形成了“共享时间”(time-sharing)的社会实践。(22)顾金土：《社会时空分析的类型、范例及特点》，《人文杂志》2013年第7期。居家防疫期间，个体在空间上是分散的，空间上的隔离导致彼此时间难以同步。若要实现时间上的同步，必须突破空间限制。而互联网工具的使用，使得空间的突破成为可能。

在互联网工具的加持下，企业的“云办公”和高校的“云课堂”通过影音的在线传递代替身体到场，突破了空间的限制，改变了以往的工作形态和学习模式，是对传统方式的颠覆性变革。通过互联网，个体的时间重新嵌入到组织时间中，实现时间安排的秩序化，有利于形成规律的作息时间，促进个体心理健康。除了嵌入正式组织，个体也需要嵌入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之中。随着在线社交越来越发达，人们可以利用微信、QQ等在线聊天工具满足社交需求。在线拜年、云聚会等新鲜方式不断涌现，云端生活已经成为当下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虽然互联网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但不少访谈对象表示，居家防疫期间的工作和学习效率明显降低。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身份，在某些空间或者情境下，个体某种特定身份会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一个人在课堂上是学生，在家庭中是孩子，这些身份是经由空间加以增强的。空间不仅是禁锢身体的屏障，也能够屏蔽个体其他身份角色，使之专注于特定情形下的目标完成。空间屏障的缺乏，使得个体可能同时处于多个身份之中，从而导致角色的混乱。例如，在家办公期间的女性一方面要照顾孩子，扮演母亲的角色，另一方面要完成工作，扮演职员的角色。在此之前空间隔离可以将个体不同的社会角色一并隔离，但在家中这些角色缠绕在一起，将个体的时间切割，导致了时间的碎片化与工作效率的降低。因此，互联网依然难以代替身体在场，其时间连接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自主有效安排个体时间表的策略

社会时间表具有一种强制力，能够促进时间表按照既定的计划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个体的惰性，维持个体时间表的秩序。居家防疫期间，个体可以自主制定时间表，不过如何让自主制定的时间表获得足够的强制力或曰执行力，起到规范个体行动的作用，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通过访谈和总结，本文提出以下自主有效安排个体时间表的策略。

首先，要为时间表设定恰当的目标。如果缺乏目标，就难以建立起清晰的时间结构。人们都要生活在一定的时间结构中，如果时间结构缺失，人们就会感到迷茫。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冲击了原有的生活目标。面对不断延长的假期，居家者需要重新设定目标，促进个体时间安排的结构化。例如，健身、学习、发展兴趣爱好等目标可以分解为具体的活动嵌入到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大二学生X说：“我喜欢看古代小说，以前没空看的《红楼梦》，现在想趁着假期好好看一遍。”大四学生W在微信朋友圈上说：“这两天看新闻看得心浮气躁了，就练字让自己平心静气，硬笔软笔各种都练，一天坐上个把小时啥也不想，控笔水平和心态都有所好转。”

其次，主动标记时间，增强时间感知。标记时间是重建时间秩序的有效方式。从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如今的年月日、时分秒，都是标记时间的方式。然而，年月日、时分秒这类匀速时间标记方式太过客观，缺乏主观时间体验的映射。人们不仅关心客观时间的流逝，更关心自己在时间中是如何生活的。将个体的时间体验与匀速时间勾连，可以创制出具有个性化的时间标记，这种时间标记对于个体的时间感知和时间表安排更有意义。例如，写日记就是一种将匀速时间与个体时间体验结合的时间标记。在日记中，时间并不匀速，这直接体现在日记的篇幅上，一天的时间可以一句带过，一分钟的细微感受也可以长篇大论。日记不仅与客观时间相关，而且与时间中的事件、感受相关。通过写日记，个体以可视化的方式将过往时间结构化，进而影响新时间表的制定和执行。标记时间的意义在于使得时间流逝更加能被感知，增强时间利用的意识。居家防疫期间，研二学生W开始写日记，有意识地强化对于时间流逝的感知，增强对于时间安排的秩序感。他说：“每天写日记，记录一下今天做了什么。如果是荒废了，会感到自责，就想明天要如何不荒废。如果做了一些事情，就觉得很充实，很开心。”

最后，引入他者监督。居家防疫期间，个体与组织脱嵌，缺乏他人在场监督。通过互联网引入他者监督，可以促进个体时间表的执行，实现类似于前文福柯所称的“凝视”作用。例如居家防疫期间，有些人在微信朋友圈打卡，实际上是个体主动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主动接受他者的监督，并利用他者的凝视，降低时间安排的随意性，帮助自己获得执行时间表的动力，进而实现有序的时间结构。例如，有的大学生建立微信群，在群中互相报告学习进度，相互监督，促进学习任务的按时完成。如研三学生W，通过自主学习打卡：“学习不延期打卡挑战赛。第X天。”又如研二学生W，通过在线英语口语课程打卡：“学习第X天，希望能帮助自己捡回来。学口语第X天。”再如大三学生S，通过运动类软件打卡：“Day2运动打卡。”

(三)积极的时间安排与心理健康调试

居家防疫期间，个体的心理健康尤其值得重视。从本文的角度来看，个体心理健康失衡的部分原因是个体时间表的失序，以及无法自主安排时间导致的挫败感。因此，积极的时间安排，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健康的调试方式。

首先，居家防疫期间，个体应规律安排作息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居家防疫期间，很多人日夜颠倒、作息规律紊乱，扰乱了心理秩序。恢复心理秩序，可以从恢复时间表秩序开始。规律的时间节奏能带给人秩序感，有利于身心健康。个体要适当控制休闲时间，实现“工作(学习)-休闲”时间的平衡。居家防疫是形势所迫，但个体也可以转换视角，将居家防疫当作提升能力、增加才干、培养兴趣的好机会。

其次，个体要提升自律能力，增加对时间的掌控感。有的人自制力差，沉迷于玩游戏、刷抖音、看微博，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危害身心健康。例如大三学生Z长时间玩手机之后，感觉：“头晕目眩，而且因为浪费了时间感觉到失败和沮丧。”如今，智能手机的APP采用智能算法，根据用户特点推荐信息，极易导致上瘾。个体被APP诱导花费了过多时间，其时间被掌控，而非掌控了时间。个体要提升时间上的自律能力，拒绝诱惑、避免沉迷，增加对时间的掌控感，成为时间的主人。

最后，个体要学会从时间安排中获得正向激励。居家防疫期间，不少人感觉虚度了时光，因此感到懊悔沮丧、否定自我。此时，个体可以适当设定一些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在任务完成中获得正向激励。例如，研一学生G设定了写完一篇论文的目标，一直难以推进，这让G感觉到沮丧。后来，G将目标调整为每天看完10篇相关文献，调整后的任务G每天都能完成。G不仅从完成任务中获得了激励，提升了效能感，而且从文献阅读中夯实了理论基础，推进了论文写作进度。

五、余论：时间脱嵌下的孤岛危机

居家防疫期间的反常状态，让人们暂时从社会时间中脱嵌。随着居家隔离的结束，个体的时间表将很快与社会再度连接，但疫情期间个体“宅”在家中，在云端学习和生活，似乎正是未来一部分人生活的缩影。随着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以及个体化的不断加剧，人们的空间隔离和时间脱嵌将更加普遍，新冠肺炎疫情则加剧了这一进程。本研究所呈现的疫情期间时间表安排的困境，指向了一个更为普遍性的问题：当人们从社会网络中脱嵌，标准化的时间表遭遇挑战，个体如何更自主地安排时间？

长久以来，人们都是在社会时间的约束下生活，个体的时间安排受到社会时间的刚性制约。公共服务、学习、就业的年龄结构通过法律实现制度化，使生活过程更有秩序(23)Kohli M., “The world we forgot: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life course”, In V. W. Marshall(Ed.), Later life: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ging. Beverley Hills, CA: Sage, 1985, pp.271-303.，时间表变得更加制度化和标准化。法定的结婚年龄、法定的义务教育时限、法定的工作和休假安排，为各种生活过程建立了标准化的时间表。社会时间的节奏会让个体主动适应，成为一种特定的规训形式，个体也正是在社会节奏规训中实现集体认同和对群体情感的皈依。(24)徐红曼：《社会时间：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然而，时间表的个性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个体正在从既有的社会时间表中脱离出来。虽然个体仍然受到社会文化和体制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加分散，而且不那么普遍。在约束少、选择多的情况下，生活过程变得更加多变、更加不统一。(25)Shanahan M. J., “Pathways to Adulthood in Changing Societies: Variability and Mechanisms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6, no.1(2000), pp.667-692.很多人开始不按照社会广泛认可的时间表结婚、生子、拥有稳定的工作。如今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宅”在家中，可以更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不必再遵循上五休二、朝九晚五的生活节奏。在互联网和个体化的双重作用下，个体时间表有望挣脱空间与社会结构的束缚变得更加个性化，个体越来越成为自己时间表的掌控者。

但是，个体与社会时间脱嵌，也是从社会网络中脱嵌。在极端情况下，“宅男宅女”可以几个月不出门，日夜颠倒，完全与社会时间脱嵌。与社会时间断裂以后，个体又将如何在无垠的时间之海中锚定自身？个体在拥有时间安排自由的同时必将承担更多对于生活和自我的责任，合理的时间表将促进个体的自我实现，失控的时间表则有可能将个体带入虚无和绝望。时间的利用方式不仅是外在于个体的影响因素，更是个体存在的基本方式，自主合理地安排时间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然路径。居家防疫期间个体关于时间安排的种种问题已经凸显人们自主安排时间能力的缺乏，在未来社会，如何增进个体自主安排时间的能力，将成为更加重要的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