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羡芳 徐文彬

(1.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2. 闽江学院人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路网络，也是中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相互传输的纽带。(1)姜波：《海上丝绸之路：环境、人文传统与贸易网络》，《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印尼，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成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2)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2013年10月3日，雅加达)，《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期深化改革，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要决策。从历史维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源远流长，然而古人对其并无清晰的认识，直到20世纪60年代，此概念方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3)三杉隆敏:《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 ——東西やきもの交渉》，东京：創元社，1968年，第1页。提出，后在饶宗颐(4)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4年第45期。、陈炎(5)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页。等学者的推动下，逐渐在国内普及。但研究者多只能借助古籍文献对其加以勾勒，或考证古地名、古航道，或分析中外贸易互动、人员往来，较少结合申请世界文化遗址点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综合系统的考察。

世界文化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6)姜敬红：《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法》，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缔约国应提前一年将《预备名录》向秘书处呈报,列入预备名单的遗产应“在世界范围内凸出普遍价值，具有良好的真实性与完整性”(7)单霁翔：《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1页。。在我国，申报列入预备名单的遗产遵循“地方申报、专家审核、从严把握、规划先行”(8)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编：《中国文化年鉴》，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93页。等原则，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应获得国家文物局审计和认可。可见预备名录遗址群评审严格，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故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点可视为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群的典型代表，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

目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址点(申遗点)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和理论对单个或若干个遗址点加以分析，并侧重现实、诠释其历史价值，探讨如何开发保护、成功申请世遗。如泉州、福州、广州等地考古文博工作者对当地海上丝绸之路遗址开展田野考察，勘察其空间位置、时代、形制和主要出土文物，绘制详细的考古报告。张星烺(9)张星烺：《泉州访古记》，《史学与地学》1927年第4期。、李庆新(10)李庆新：《南海一号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年，第2页。等剖析了泉州海丝遗址、南海一号遗址的深刻历史内涵与重要价值。赵云等认为海丝申遗策略能够准确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特征，政府应重视此方面工作，扩大宣传，加强保护工作。(11)赵云：《当青瓷遇上海丝：关于上林湖越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思考》，《世界遗产》2017年第5期。从整体来看，现有成果主要通过梳理文献资料结合考古调查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定性分析，对客观事实描绘性居多，较少进行定量分析。本研究运用地理学和统计学方法系统考察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时空分布，分析其特征及形成机制，以揭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演变的内在规律，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随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成为重大文化举措。地方政府重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动员各界力量，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贯彻国家发展战略、塑造地方形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2012年，我国正式将海上丝绸之路列为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后有泉州、广州、福州、南京等26个城市组成联盟，共同申报。2017年广州被确定为牵头城市，2018年广州、南京、宁波、福州、北海、三亚、淄博等24个内地城市共同发起成立海丝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随后，长沙、澳门加盟其中，使联盟成员由24个城市增至26个。此外，2019年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名义单独申报世界遗产。本研究选取2019年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联席会议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所公布我国63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遗产点和关联点预备名单以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预备名单的22处遗址，共85处申遗点为样本，并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作为工作底图，导入 ArcGIS 10.3软件中，绘制海丝申遗点的空间分布图，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12)李亚娟、陈田、王婧、汪德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地理研究》2013年第8期。

二、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址点的空间分布特征

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址点的空间分布极为广泛，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及沿海通往内陆的交通要冲(图1)。从省份分布来看，以福建(31处)、广东(13处)、江苏(13处)、浙江(6处)四个省份分布较为密集，共有遗址点63处，约占遗址总数的74.1%。从城市分布来看，泉州(22处)、广州(7处)、福州(6处)、连云港(6处)4个城市共有41处，约占遗址总数48.2%，凸显这四个城市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13)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与地理格局》，《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内陆的城市亦有少量遗址存在，如长沙铜官窑遗址、晋江磁灶窑址、德化瓷系遗址等等，这主要是受港口与腹地效应影响，内陆特色产业得以发展，从而形成海丝节点。

图1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址点分布

从时间序列分布来看，85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址点，汉代有14处，主要分布广西北海、山东淄博、广东广州等地。魏晋南北朝有3处，主要分布江苏连云港、浙江宁波等地。隋唐遗址有11处，主要分布海南三亚、江苏扬州等地。宋元有41处，主要集中于福建泉州、浙江丽水、广东广州、山东淄博等地，但空间分布极为广泛，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带均有分布，尤其是泉州遗址点达到22处之多，凸显其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地位。明清有16处，主要分布南京(4处)、漳州(2处)、潮州(4处)、汕头(1处)等地，其遗址点数量较之宋元时期已大幅减少。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址点分布的时空变迁，彰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隋唐之前，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时期(图2)。其中先秦时期，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得滨海之利，重视商业，“通利末之道”，颇得“鱼盐之利”，开辟与海外诸国的海上航线“越海而东，通于九夷”。(14)张华：《博物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第5页。此处的“九夷”主要指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等地，两国先后出土产地位于齐国的文物，证实当时海上通道已经开辟。秦汉时期，中央王朝的建立通过对百越、闽越的征伐，将福建、两广等地纳入王朝版图，开辟前往南海的新航线。汉武帝派船队从徐闻港、合浦港出发“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直抵今越南半岛南端、印度半岛南部。(15)(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1页。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成熟，佛驮跋陀罗、菩提达摩、拘那罗陀(真谛)等高僧渡海来华，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翻译佛经，不仅契合当时民众因饱受战乱而寻求精神寄慰的需要，而且受到梁武帝及北魏道武帝等统治者的尊崇，使佛教迅速发展，兴建寺院颇多，对中华文化影响深刻，在人文景观上颇有反映。

图2 中国海上丝绸主要遗址点(隋唐以前)

隋唐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时期。此时我国国势鼎盛、文化繁荣，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吸引各国商人、使者前来经商朝拜。其中以日本颇为典型，多次派遣唐使来华学习，邀请鉴真等僧人东渡弘法，扬州、登州是当时连接中日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故相关遗址甚多(16)龚缨晏：《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图3)。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兴起，陶瓷成为出口大宗。与此同时，长沙窑瓷器成为唐代最重要的外销瓷产地，产品远销东亚、东南亚、中亚等地，此从“黑石号”打捞出水文物可见一斑。南方广州，海外贸易繁荣，“外蕃岁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17)(宋)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87页。，云集数以万计的外国商人。

图3 中国海上丝绸主要遗址点(隋唐时期)

宋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加之中央王朝鼓励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臻于鼎盛。泉州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18)(元)吴澄：《吴文正公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9页。被马克·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19)陈冬梅：《全球史观下的宋元泉州港与蒲寿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图4)一方面大批番商来泉州经商，主要定居泉州城南一带。据《泉州府志》记载：“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20)(乾隆)《泉州府志》，清同治九年刻本。另一方面泉州商人贸易网络北至朝鲜、日本，南抵东南亚、西至中东半岛，成为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

图4 中国海上丝绸主要遗址点(宋元时期)

明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时期。明代中央王朝构建朝贡体系，郑和奉命七下西洋，从南京出发，途经太仓、福州等地，历时28年，经过3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与此同时，明代中央王朝却推行海禁政策，但素来“以海为田，蹈海为生”的漳州、潮州、汕头等地民众，冲破禁令，到日本、东南亚等地开展贸易，使民间海外贸易悄然兴起，对区域社会影响弥深，故有较多遗址留存。(21)李金明：《世纪全球贸易在东亚海域的形成与发展》，《史学集刊》2017第6期。随着新航路开辟，方济各·沙勿略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频繁，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图5)。

图5 中国海上丝绸主要遗址点(明清时期)

总之，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呈现从南北沿海向东南沿海集中的演变趋势，其中以泉州最为密集，福州、广州、宁波等地次之的空间分布特点。尽管早在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即已开辟，但受到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等方面的限制，直到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方趋于成熟。宋元时期，在官府的倡导下，海上丝绸之路颇为兴盛，遗址点数量颇多，但至明清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遗址点数量亦急剧减少。海丝遗址群的时空分布特点，反映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及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

三、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址点的历史成因

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址点时空分布特征的形成，彰显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受到地理环境、王朝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图6)。

图6 海上丝绸遗址点的形成机制

(1)自然禀赋。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主要分布在江海交汇地带，如泉州、福州、广州、苏州、宁波等，利用江海交汇的地理优势，汇集腹地物资，再通过海运，与域外商人开展贸易，实现物资与人员流通，进而促进文化的传播，故海丝遗址点颇多。南京、扬州虽未濒临海滨，但地处长江航运要冲，港口环境优越，为江海转运的重要枢纽。(22)姜波：《海港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21日，第003版。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海丝遗址点分布在内陆地区，如德化瓷遗址、永春瓷遗址、长沙窑址等等，主要是由于瓷器生产需要特殊的瓷土资源，德化、永春等地不仅此类资源丰富，还能依托水运将物资输送到下游，故能成为瓷器生产的中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构成环节。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海丝遗址点颇多，共达33处，约占遗址点总数的38.8%，呈现较为密集的空间特征，这主要是由于福建沿海区域多为盐碱地，农业开垦有限，加上人多地狭，迫使闽人贩海为生。时人即指出：“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23)(明)许孚远：《敬和堂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333页。形成海外经商的传统。

(2)历史底蕴。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址点涵盖瓷窑、建筑、船厂等人文景观，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如泉州曾是宋元时期世界商贸的中心，吸引众多番客前来开展贸易，基督教、印度教、回教等多种宗教于此碰撞融合，立庙设寺，在当地留下深刻的历史烙印。南京是明初首都，为郑和下西洋的起点，宝船多从此出发。扬州是隋唐时期重要城市，为鉴真东渡的起点。广州、福州均是因海而兴的城市，故遗存颇多。

(3)区域开发。海上丝绸之路反映空间互补，通过中外贸易，实现互通有无，故不仅应具有便利的港口条件，还与区域开发程度、经济繁荣与否密切相关。从我国历史进程来看，北方较早开发，如山东在先秦时期即以富庶著称，颇得“鱼盐之利”(24)朱亚非：《论古代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变化》，《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江南等地逐渐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极大地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扬州、宁波、南京成为海丝重镇。宋元时期，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徙，加速福建开发历程，使其从蛮荒之地成为人烟辐辏之地，生产力得以飞跃，纺织业、瓷业、茶叶种植均得到较大发展，为泉州、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集散地奠定基础。(25)龚缨晏：《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广西尽管在汉代即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但由于此后区域开发较为缓慢，生产力发展有限，故其海丝遗址数量较少。

(4)王朝政策。王朝的海外政策，对海上丝绸之路影响尤为深刻。宋元时期，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市舶之利最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招徕外夷”，对其极为宽容，“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26)(明)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403页。。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遗址留存甚多。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推行朝贡体制，禁止私人海外贸易，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故明清海上丝绸之路遗存较少。就地方而言，海外贸易能否发展，与市舶司设置颇有关系，如泉州、宁波、广州均曾设立市舶司，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泉州，宋代设立市舶司后，海外番客云集，城市兴盛，迅速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明代中后期，市舶司迁至福州，导致泉州海外贸易衰落，以致这段时期未有较大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存。除此之外，明代南京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甚多，概因其为明初京师，为郑和下西洋始发地，朝贡体系的中心。

(5)遗址点的保护状况。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能否列入申遗预备名录，与保护状况颇有关系，若保护不佳，即使曾经为海丝重镇，亦难以进入申遗预备名单。(27)费格斯·麦克拉伦、安得烈·梅森、张柔然、田佳佳：《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探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旅游管理的挑战》,《中国文化遗产》2020年第1期。漳州月港曾经是明代中后期中国民间海外贸易的中心，与菲律宾马尼拉、西班牙塞亚维亚、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等地贸易频繁，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其兴盛时间较短，遗址所存甚少，并且遭到严重破坏，虽从2011年开始，当地政府试图将其修复，但难以复原，导致其未能列入国内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名录，只能采取跨国联合的形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总之，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多处江海交汇地带，具有优越的港口自然条件，水运发达，经济腹地开发成熟，生产力先进，并得益于王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与海外互通有无、深具文化底蕴的海丝重镇，故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形成，是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驱动因素。从时空分布来看，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演化。秦汉时期，遗址点主要分布在山东、广西等地。隋唐时期，遗址点主要分布在江南、广东等地。宋元时期，遗址点主要分布在泉州等地。明清时期，遗址点又呈现空间扩散的特征，遍布江南、东南、华南等地，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与时空拓展。

从入选世遗预备名录的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遗址点是人类和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地理环境尤为重要，多数遗址点地处江海交汇之处，凭借良好的航运条件，与腹地形成外向型产业链，成为物资交汇的集散地，参与国际市场网络。(28)曾庆成、吴凯、滕藤：《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王朝的外贸政策亦是影响海丝遗址点时空分布的重大因素，不同历史时期中央政权奉行相应的外贸政策，导致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发生转移。宋元时期，中央王朝鼓励对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蓬勃发展，遗存甚多，尤其在泉州、广州、宁波等设立市舶司的城市更为明显。明清王朝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海外贸易开展，导致海丝遗存大幅减少。除此之外，腹地开发成熟与否、农业是否发达，亦是影响海外贸易开展的重要因素。(29)王列辉、朱艳：《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国际航运网络演化》，《地理学报》2017年第12期。

(二)讨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3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页。从历史经验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区位因素与自然禀赋是首要的，良好的港口条件、地处交通要冲，是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形成的前提条件。因此，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应根据当地的自然禀赋，因地制宜，明确定位，不能盲目迎合，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政策的导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塑造开放、稳定、包容的营商环境，提供便利的公共设施服务、减轻税负，能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促进与丝路国家的往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还应增强港口的辐射作用，实现腹地的开发，并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形成产业链，参与跨区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形成共赢发展的经济共同体。

诚如李小建教授所言：“对中国独特的经济地理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凝聚理论创新。”(31)李小建：《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思考》，《经济地理》2016年第5期。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活动空间格局，颇具研究价值，对其深入剖析，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预备名录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蕴含深厚的历史价值，彰显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见证蓝色文明。(32)涂明谦：《关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0期。加强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保护，不仅能展现中华文化的辉煌灿烂，延续海洋文明，塑造文化品牌，亦能为推动当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历史借鉴，裨益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