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莉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以甘肃泾川方言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老派泾川方言到新派泾川方言的变化规律和特点以及当下泾川老、中、青三代人方言差异的规律和特点，分析其产生变化和差异的原因以及理论渊源。

(1)从历时角度，本研究选取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泾川方言作为研究对象，总结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以及21世纪初至今，各个时间段泾川方言的语音特点，以及整个历程中泾川方言受语言生态环境变化影响而呈现出的变化规律，并深入探析引起其发展变化的原因。

(2)从共时角度，本研究以当下泾川老、中、青三代人说的方言为研究对象，总结其各自的语音特点，以及受语言生态环境变化影响老中青三代人的语音差异发展变化趋势所呈现出的规律，并深入探析引起其发展变化趋势的原因。

(3)从语言自身的系统性角度，对泾川方言的发展及未来前景作出全面的分析。

泾川方言中存在严重的声母平翘舌音不分现象。以下例子中(表1)的黑体字发音，声母在普通话和泾川方言中完全不同，泾川方言中b/p,d/t,j/q,zh/z,ch/c,sh/s等声母发音混淆现象普遍。

表1 泾川方言声母发音对照表

泾川方言中部分韵母发音也存在混淆现象，如以下例子中的黑体字发音韵母在普通话和泾川方言中发音完全不同。如e/uo,e/ei。例如，口渴[kě]发成[kuò],上课[kè],发成[kuō]；热[rè]发成[reī],车[chē]发成[cheī]。

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泾川人进行访谈，了解泾川方言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以及21世纪初的发音特点，发现声母的平翘舌音不分现象以及韵母混淆的现象逐渐减弱。同时，通过田野调查、读字、电话等形式发现，在当下泾川老、中、青三代人的发音中，以上两种现象总体上在减少，但分别就三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发音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老年人中间，大部分人还是会出现以上两种发音现象；在中年人中间，这两种发音现象越来越少；在年轻人中间，很少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泾川方言发音不断发生变化。受语言的自为自在环境，即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及人本身的影响，新老派泾川方言的演变以及泾川老、中、青三代人的语音差异与其语言生态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即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善、经济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的发展，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增强，泾川方言的发音规则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和冲击而不断变化。从历时角度看，这种影响和冲击不断增强，使得泾川方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共时角度来看，该影响和冲击使得老、中、青三代人的语音差异不断缩小，逐步向普通话靠拢。

然而，由于语言本身较强的系统性，即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泾川方言完全被普通话取代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首先从使用者的心理意识上，泾川方言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是日常交流的语言。另外从地理位置来看，周围也不具有普通话的使用环境；其次在泾川人的语言系统里，普通话和方言是两种语言系统，即使有人在外地时是使用普通话，但是回到家乡后，交流时就不再使用普通话。这些因素决定了泾川方言向普通话的转变过程是缓慢的，只能是在某些语法上的变异，并不会是整个系统的替换。

二、拟开展研究项目的背景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生态语言学，又称语言生态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从生态学的角度，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视角。从广义来说，生态语言学的根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关于“语言与环境、语言与人的关系”的研究。这一思想受到了语言历史学家施莱歇尔的继承和发扬，在《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中，他将生态与语言关系结合在一起，借鉴达尔文对动植物的研究范例来研究语言系统，被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语言生态学研究的第一人。1921年，萨皮尔发表其代表作《语言论》，其中已经可找到生态语言思想的痕迹。萨皮尔在讨论语言中的成分时指出词汇是可以反映其使用者的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语言的接触会带来语言的变化，语言的特征与其分布的地域有直接的关系。2004年，乔姆斯基指出语言是自然客体，是人类生物禀赋的一部分。他对儿童语言习得能力的探究也是试图揭示人类语言能力的生理原因，乔姆斯基的生态语言思想比萨皮尔更加清晰和明确。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豪根出版《生态语言学》(TheEcologyofLanguage)一书，把“语言生态”定义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972)，标志着语言生态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1]。豪根对“语言生态”的正式提出给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隐喻式的视角，逐渐被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者接受，奠定了语言生态学的主流研究范式。随后，韩礼德在1990年的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的报告进一步提出将语言学和生态学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将语言学纳入生态研究的范式之中[2]。自此，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作为语言学分支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并蓬勃发展。

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家李国正发表多篇论文指出结合汉语实际，构建生态语言学理论体系。1991年，李国正出版《生态汉语学》一书，这是国内最早有关生态语言学理论的著作[3]。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内生态语言学发展缓慢，举步维艰。进入21世纪，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积极探索研究生态语言学，相关理论著作丰富，并呈现出多维度、多元化的特征。

2002年，邢福义、吴振国在《语言学概论》中强调“语言环境对于语言的运用有很强的制约性”。2004年，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中探讨了民族接触和地域文化与语义演变的关系。同年，范俊军翻译了奥地利语言学家艾尔文·菲尔的《当代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为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广阔视野。2007年以来，冯广艺将语言生态学的理论运用到汉语研究中，主要议题包括语言生态变异、语言和谐、语言规划、濒危语言等。除此之外，国内学者在各级各类期刊上发表了与生态语言学理论相关的论文数百篇，包括理论构建、语言保护、语言规划、语言教学、语言翻译等。如黄知常(2004)，范俊军(2005)，朱长河(2007)，冯广艺(2008)，陈立中(2010)，韩军(2013)，辛志英、黄国文(2013)，黄国文(2016)，黄国文 、赵蕊华(2017)，何伟、魏榕(2017)，周文娟(2017a，2017b)等[4]。

特别要指出的是教育部“长江学者”黄国文教授在国内生态语言学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2016年，黄国文教授正式以“生态语言学家”的身份活跃于国内外学术舞台上。2016年，黄国文发表《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5]。2017年，黄国文、赵蕊华发表《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探讨生态话语问题，勾画生态话语分析的目标、原则与方法。2018年，黄国文发表《导读：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从生态语言学和生态话语分析两个方面勾画了当时生态语言学学科关心的问题和研究重点。2019年，黄国文、赵蕊华发表《汉语生态和谐化构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6]。

此外，有关生态语言学的学术研讨会也在不断发展。2016年，在华南农业大学召开了“首届生态语言学研讨会”。2017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生态语言学战略发展研讨会”，并且成立了“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2017年8月底，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2018年10月，在贵州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大会的主题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语言学研究”。2019年10月，在昆明理工大学举行了“第四届全国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主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

方言作为语言的地方变体，是一种语言中区别于标准语并且只通行于某一个地区的话。晋葛洪《抱朴子·钧世》：“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从生态语言学的视域看，汉语方言形成于原始中原汉语被当地语言生态环境化的过程中。国内有关生态语言学方言的研究也颇多。2003年，顾小微作了天津方言语音变化的社会语言学分析的研究。2007年，赵红梅发表《汉语方言现象的生态语言学诠释》。2011年，王敏探讨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方言生态位研究——以杭州方言为例。2015年，张善富、黄玉雪进行了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汉语方言消亡现象的研究。2016年，葛煜宇进行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丹东方言词汇研究。此外，李金黛(2011)，章颖(2014)，曹峻盛、顾珊、杨文轩(2019)等也做了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方言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研究甘肃泾川方言。泾川县位于甘肃省陇东地区，黄土高原中部秦陇交界处，东与庆阳宁县及陕西省长武县交界，西接崇信县、崆峒区，南邻灵台县，北靠镇原县。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泾川一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方言。泾川方言是一种相对封闭性的语言，相比周边语言，语音、词汇、语法发展都比较缓慢。泾川县历史悠久，金大定七年(1167)改名泾川县，因水得名，元、明、清相沿。根据地理位置和语音特点，泾川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目前有很多人在使用这种方言。2017年，孙依晨、杨万里发表《甘肃泾川方言本字考》《甘肃泾川方言的连续变调研究》《甘肃泾川方言古语词例释》等文章，对泾川方言进行了相关研究。通过阅读文献、查阅资料，本研究作者并未发现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研究泾川方言的相关文献。

三、研究方案，包括所需理论基础、具体研究路线与方法

由于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语言社会也出现了高度一体化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现代汉语方言出现了“整体势力萎缩，逐步让位于普通话”的演变趋势。虽然推广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但方言在强势的普通话面前，萎缩甚至消亡是难以避免的。本研究以甘肃泾川方言为例，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探析随着泾川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受普通话的影响，老派泾川方言到新派泾川方言的发音变化及当下泾川老、中、青三代人方言差异的变化的特点。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如下：

(1)制定《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等社会因素，还包括了和调查对象社会经历及语言态度有关的问题。制定《泾川方言调查字表》，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制的《方言调查字表》，根据泾川方言的特点，选取部分字进行研究。

(2)通过抽样的方式选择60位发音人。其中老、中、青三个年龄组每组20人，男女各10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老、中、青年龄界限的新划分，44岁以下为青年人，45-59为中年人，60-74岁为年轻的老年人，75-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是长寿老年人)。除了年龄和性别因素，在调查对象的选取过程中也考虑到了职业和文化程度的因素，尽可能地使调查的范围比较全面。因此，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并不是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而是带有选择性。

(3)通过访谈、田野调查、读字、电话等形式了解老派泾川方言到新派泾川方言的变化规律和特点以及当下泾川老、中、青三代人方言差异的规律和特点。

四、研究内容的创新点

本研究利用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全面详细地对甘肃泾川方言进行研究，创新点如下：从语言系统内部及其演变模式及语言外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解释泾川方言入声的动态变化过程。从历时角度研究泾川方言的变化规律；从共时角度研究老、中、青三代人语音差异变化的规律。

五、研究预期取得的成果

(1)以图表形式直观呈现新老派泾川方言的演变以及泾川老、中、青三代人的语音差异。

(2)以研究报告形式阐释新老派泾川方言的演变以及泾川老、中、青三代人的语音差异与其语言生态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3)发表与本研究相关学术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