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双 李小琴

一、理论建设与进路转向

城市生态文明命题起始于国外生物多样性研究。早期研究面向多局限在二元的自然系统思维里，强调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反思现代化进程对城市造成的伤害。后来在西方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园林设计、建筑规划、环境科学、生物资源开发等学科进驻该命题并开启了一系列实践之路。承继以上学科研究进路，我国生态文明城市理论研究起始于20世纪中后期，生态学者马世骏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希望建立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环境，这继承着传统中国古人的哲学在世观。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的指标着重于资源优化利用、体制创新改革、城乡协调发展等，同时期的理论文章便分野在水资源、稀有金属、城市道路、大气污染等显性实际问题治理对策上。在类似的论文中作者都围绕着提出现实问题，利用技术解决的思考逻辑，将现代性科学技术的使用作为解决困境的良药。自雷吉斯特提出“社会生态学”概念，打开了一扇关注城市内部人与人关联的生态观，并较为系统构建出建立生态城市十项原则后，无疑给予了此命题的人文关怀色彩，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并非只局限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更非简单的环境保护，其思想与智慧对任何生态都具有普适性的指导价值即“用文明的方式对待生态”[1]。随着社会向后现代进程推进，生态文化价值取向、生态哲学思想逻辑、生态美学批判研究等新萌芽而出的研究视角相继补充着生态文明议题的内涵，扩充出更多层次的边界。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创新，为其注入了新的思路及明确了具体举措，同时激励着广大城市管理者颁布市民生态文明倡议书，调动全社会主体树立维护城市生态文明意识，加强对人类城市生活空间的感知力与参与度。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不是管理部门一己之力，更需赋能全员行动力以形成可持续、可对话、可聚焦的实践空间。媒介作为现代城市的反光镜和万花筒，谱绘社会生活的日常议程、塑形社会价值取向、触及社会伦理话题，其本身不仅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可作为探析生态文明新内涵的调试器和显微镜。有学者认为通过以媒介生态整体观来定位生态城市、以媒介生态互动观传播生态理念和以媒介生态规划观构建城市景观都是构建城市生态形象的可行性路径[2]。

二、建构偏差与生态评价

新兴技术运行下的社会有着全新的发展逻辑，主体对社会风险的感知愈发敏感、信息流更新频率愈发快速，社会生活内部要素交叠裂变。此刻从媒介即环境出发，感知社会的皮肤肌理——媒介生态，便可把脉城市生态文明内核，感知个体在世存有。喀什位于中国新疆西南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关口城市，具有“五口(岸)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得天独厚的经济区位优势，地处国家级塔里木河荒漠化防治生态功能核心区。爬梳喀什地区媒体布阵，包含大众媒体、新媒体(数字广播、数字报纸)、融媒体中心、自媒体等媒介形式，基本完成点—线—面的蛛网联结结构，但若比照生态学中生态位的经纬网会给予我们关照该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缺失信息。

媒介生态学强调媒介系统是动态平衡与外部环境自相协调的，多元的主体生态位是影响生态空间的重要因素。大众传播时代媒体建设主体是信息的选取者，是行动的号召者，长期占据重要的上游位置，而处于下游的受众则以接受者姿态默化信息。当前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各式媒体入场，如北京市围绕“生态文明”工作，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创建了“北京生态环境”公众号，“北京市生态局”数字网页，“京环之声”“北京生态环境”等官方微博。民营企业开发了关于生态粮食、生态旅游、生态印刷、生态民宿等领域的小程序。这释放出生态文明不仅可视为一项被理论、被实践的城市建设工作，还能在当前融媒体环境中作为一项主体本身打造自我塑造交流领域。参照多元主体生态观，目前喀什政府职能部门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独立创建了“文明喀什”微信公众号、“喀什地区环境保护局”官微，但更多将其工作实践视为一个单点，即以单篇新闻报道形式嵌入到当地综合性媒体及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宣传，从而忽视了筹建独立专属IP的重要性，也不利于生态文明议题系统形成共振效益。

媒介环境学大家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介的进化遵循着“人性化趋势”“补救性媒体”发展规律[3]。换言之，媒介围绕生态文明命题时应避免单纯宣传模式，回归最原始、最自然的人性化沟通方式，即开启媒介功能生态位全方位服务。遗憾的是该地区相关媒体角色定位未能明确，板块设置未能激活功能生态位，让其处于缺失偏向状态。其表现为媒体多以会议文章作为单一信息传播服务，或在媒体导航上简单分类为信息发布、投诉举报两大板块。借鉴成都市相关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媒体在生态功能上努力做到了宣传、科普、引导、预警、公益等社会功用。“成都生态环境”官微开通了拟以制作征集生态小视频的音频号，“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城管局”官微则以以案说法的形式进行环境卫生保护法制教育，“武侯生态环境”官微上更开通了医疗废物处理便民渠道等，这都契合着莱文森所言的媒介人性化服务交流和媒介互补相生机制。生态文明工作若在如此媒介生态系统中运行就能破题该工作各项维度，实质贯彻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核，加强公众对此工作的深度全面认知。

自然系统中生物多样、资源充沛、发展平衡是良性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人文社会中环境宜居、素质文明、科学统筹是和谐社会生活的重要指征，媒介环境学逻辑下感知生态文明工作重要肌理还取决于媒体对报道对象重视度、议题报道属性框架两个层次的内容生态位。公众在有限的时间尺度里无法与整个社会环境保持联系，他们在想什么、了解什么离不开媒介的报道对象和数量。在此选取当地综合性新闻平台“中国喀什网”公众号和专业性“喀什地区环境保护局”公众号作为研究文本，将“生态”作为搜索关键词并截取2021年7月至12月半年来发布文章(表1)情况，可以看出综合性媒体对相关主题的报道密度偏小(该平台日发平均数量为8篇)且本地性自创文章占比不高。此外，另一公众号的更新发布频率不高，文章更新时间多为3-5天，且以一周要闻的栏目形式呈现。覆盖率和曝光度影响着公众对此议题重要性的察觉，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公众对此议题的敏感性，降低主动接近该议程开展的欲望。媒介在决定公众“想什么”时往往也左右着对此会“怎么想”。本文将“生态文明”议题属性划分为事件性报道、知识科普类报道、政策讲话类报道、其他形态类报道，对此梳理做出如下分析：表2显示的是2021年7月至12月以来两个媒体围绕“生态文明”发布的文章归类情况。其中可以看出两家媒体在生态文明建设报道中首先倾向于政策/讲话层面，其践行担负着党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同时将生态文明事件性报道(先进个人事迹、示范村建设、污染治理等)置于议题关注的显性层面。此外，若考究以上两个类别报道文章的词汇性质还能发现政策会议类信息报道多以“正面”性质的宣传报道为主，事件性报道则以“负面”性质的舆论监督为主。“喀什地区环境保护局”将生态文明建设本身的理论知识和相关文学作品融入议题设置，使其传播内容的维度更加立体，协调教育公众对于生态文明的深度认知。

表1 中国喀什网2021年下半年“生态”文章发布表

表2 2021年下半年媒体围绕“生态文明”发布文章归类表

三、媒介伦理下的生态重塑

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重塑主体的情感与认知，建构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鉴于此，媒介环境学试图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社会的共栖关系，以期达到生态平衡。从格迪斯的“人类生态”到芒福德的“技术复合体”，从伊尼斯的“时空平衡”到麦克卢汉的“感官平衡”再到波兹曼的“恒温器”，媒介环境学学者们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利用媒介在现代社会的巨大作用，帮助文化及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以推动社会协调发展[4]。

人作为媒介与环境的核心主体，人的所作所为勾连着社会场域中的权利、资源、技术等要素，构建生态文明和谐社会需要“生态人”出世。旨在将“主我”与“客体”进行有机联系，视自然、社会、个体为一个完整体系，不再机械地依赖客体以及摒弃“经济人”所追寻的个体价值之上原则，着重塑造提升生态意识，培养创新解决生态问题的思维路径。在此，媒介便可作为平衡生态的重要法器以化解生态文明社会工作进程中的困境。通过上述该地生态位缺失情况，媒体首先应弥补主体生态缺失实际，置生态议题于更为显著的公共视野下，系于媒体报道历程各环节之中，开放公众参与对话机制，协调全球性与地方性生态报道占比。值得注意的是，缘于不同的环境差异孕育了具有地方特征的生命体进而支撑着地方文化身份，地方媒体又作为地域文化重要的传承者和建构者，其通过与地域文化进行互构，即地方媒体一方面建构着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地方文化也在媒体上有所展现，从而可以使当地人借助媒介产生地方归属感[5]。因此，聚焦本土化的生态图景不仅能加强主体对生活文化的认同塑造，还会在践行环境保护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大众科学话语进场成为破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利器，即创新添设科普形式及深挖生态议题人文内涵。媒介逻辑中的生态科学治理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一方面看到科技带来的实效功用但不忽略其科技发展本身携带的伦理风险问题，因此，做好生态文明的科学传播需要产品呈现形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如受众信息获取方式为交互式体验阅读，融趣味性和社会理性元素一起；内容上也需转向人文生态文明的科学领地，摒弃生态治理中对科技、资本的过度崇拜，迎接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的话语落地开花。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中，媒介的社会责任正义性亦是强大内燃剂。从新闻选题策划到流程加工制作，秉持不以经济效益为把关标准，不偏不倚凸显环境正义报道服从公众利益，健全媒体多功能框架和优化内部技术手段，引领生态本位回归，重塑人文关怀价值领域，疏通走向构建生态文明城市路径的传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