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艾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68)

0 引言

仅仅在一百多年前，上海还只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与其它江南一带的城镇并无太大分别。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历史选中，由此开启现代化的进程。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上海从不起眼的渔港变为中国文明璀璨的东方明珠，其繁荣的经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发达的科技水平吸引着全世界人们的目光。现代都市的实力往往以发达的科学水平为重要标志。如今，上海的科技水平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无数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安营扎寨。从沿海的小渔村到中国的科技重镇，上海地区重科学研究、重探索发现的风气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近代中西文化不断交汇碰撞的过程中，为何西方科学旅行至上海这个小渔港便落地生根，甚至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人文积淀，这些复杂的因素是否共同促成了近代以来上海作为西学集散地的命运？本文将从上海的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学术传统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揭示上海成为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码头的原因。

1 上海开埠前后(1843-1844)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由于多年闭塞和妄自尊大，清政府根本不了解外敌的军事实力，官兵们使用的还是刀枪弓箭之类的冷兵器，他们所依赖的八旗体系腐朽不堪，持久的稳定和实战训练的缺乏使得军队的战斗力严重退步[1]。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节节败退，最终决定妥协退让，接受英军的议和条件，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军代表璞鼎查在英国军舰康沃利斯号(HMS Cornwallis)上正式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约》中第二条对五口开埠的条约原文如下：“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根据这一条款，除广州外，中国应向英国开放另外四个港口，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城市从事贸易并合法居住，英国政府也将派领事官员前往各港口进行管理。在1858年清政府与俄、美、英、法正式签订《天津条约》之后，英国传教士也正式得到许可，可进入中国内地旅居游历。

根据周育民[2]的梳理，在条约签订后，各口岸事实开埠的日期是不同的。广州开埠时间最早，为1843年7月27日，这一日期甚至早于《南京条约》补充的新海关税则的签订日期。自1757年乾隆颁布一口通商政策后，广州便作为中国唯一正式对外开放的口岸。因此，经过了近百年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广州已有相对系统的对外通商制度。英商在此地寄居和贸易数十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比较了解。在条约规定的几个港口中，广州开埠的条件相对最成熟，从而成为最早开埠的口岸城市。第二个开埠的口岸是厦门，正式开埠日期为1843年10月26日，英国任命记理布(Henry Gribble)为厦门领事。此后不到一月，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在上海道台宫慕久的安排下租赁了顾家的四层楼房敦春堂①，暂设为英国领事馆。宁波开埠日期为1844年1月1日，福州开埠最晚，为1844年10月。

自五口开埠后，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不断地输入口岸城市，并与当地文化接触反应，最终形成特定时期的口岸文化。正是在这一阶段，英美的新教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他们从沿海深入内陆，大力开展出版、医疗、教育活动。从1843到1844一年间的时间里，五个港口陆续开埠。商业贸易的开放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传教士主导的西学东渐活动也随之开启。上海虽然不是第一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但在西学涌入后，上海地区的科学传播活动却是最蓬勃的，西学翻译出版行业也远远领先于其它口岸城市。据熊月之[3]统计，1860年以前在上海翻译出版的西方科学书籍远远多于其它四个港口，共计33册；而其它四个城市则分别为：广州13册，厦门1册，宁波20册，福州16册[4]。为何科学翻译活动在上海尤其繁荣呢？按理说，在几大口岸开埠时间前后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各派传教士进入各港口的几率类似，科学翻译活动的进度也应相对平均。并且，广州开放的时间远远早于当时尚为一座县城的上海，与外部接触往来之风气已有百年历史，正如熊月之所说，广州最有条件成为传播西方科学的中心，但为何历史偏偏选择了上海呢？

2 上海西学繁荣的成因分析

2.1地理环境

实际上，早在英国政府商议通商口岸选址之前，就曾派人趁行商之机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调查：1832年，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沿海岸北上，在沿海城市盘旋半年之久，顺势对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各港口的地形、气候以及当地物产经济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从地理位置上看(如图1所示)，上海地处中国东部海岸线的中间位置，长江三角洲最东部，东临东海，南临杭州湾，扼守长江入海口，下接黄浦江，左接扬子江，上接京杭大运河。因此，与其它几个港口城市相比，上海的水上运输条件最为优越，纵横交错的内河水系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使上海可以辐射整个中原腹地——通过长江可以直达南京、九江和武汉，而京杭大运河则可以到达山东、天津和北京，通过黄河还可以辐射河南、陕西等地。而作为港口城市，上海的位置去往海外国家也同样航行便利，顺风的时候东至日本或者南下至南洋马六甲地区都十分快捷。在季风季节，从上海搭乘船只，三天即可抵达琉球群岛。

图1 中国水系图(局部)②

不仅如此，上海地处温带，上海港属于内河型海港，较少受到海潮和台风的影响，即使在冬季港口也不会结冰，因此可以四季通航。从英国政府的角度看，他们的规划是在未来的殖民区建立一个据点，这个据点的辐射面积大、影响区域广泛。上海四通八达的交通水路则正好符合这一条件，为商品货物和思想文化的输出提供了便利条件。虽然在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垄断了欧洲的贸易市场，但上海却与日本和南洋地区贸易往来频繁，因此也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善的贸易机制。此外，上海物产丰富，很早就向江南其它地区输入丝绸、茶叶、大米、棉布等产品。综合来看，上海便利的交通与丰饶的物产资源是上海脱颖而出的前提条件。

2.2文化氛围

在开埠之前，上海的文化氛围与江苏、广州甚至武汉的都无法相提并论。正如白吉尔[5]所说，“上海从来就不是一座闪光的文化重镇”。在开埠之前，上海并没有形成极具本地特色的文化特征。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上海老城的建筑布局得到印证。从上海老城的地图可以发现(如图2)，上海的区域规划与北方四四方方、排列有序的城市布局完全不同，在环形的城墙内，居民区、市场和县衙都随意地拼凑在一起，看不出任何“体现政治意愿的”城市规划，也找不到与传统文化或帝国意识形态相关的痕迹[5]。松散随意的建筑布局反映出当地居民随和通达的思想态度。如果外来的思想观念旅行至此，一般不会受到强烈的排斥或抵抗，至少所受到的阻力将会远远小于北方那些有着深刻帝国统治痕迹的城市。

图2 1882年上海老城地图③

从人群性格特点来看，上海居民性情温和稳健，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也比较友善，这一点与其它几个口岸有所不同。广州是鸦片战争的首要阵地。在大大小小抵抗英军的战争中，清朝军队伤亡惨重。因此，当地百姓对英国颇有怨恨，对英商强烈疑忌和排斥，就连夷商寄居和贸易的十三行也不时遭到挑衅。虽然《南京条约》后，广州最先开埠，但广州人民始终坚决反对外国人入广州城。从1842年到1849年，中英双方因此事大小摩擦不断。与之对比，上海在鸦片战争中，受损轻微。虽然英军占领了上海，但伤亡较低，损毁财物不多，因此上海人对英国人并没有广州百姓那样相对强烈的憎恨及不满。福州与广州类似，一直以来较为闭塞，且民风强悍，对夷人缺乏了解，没有建立起良好的沟通交流机制。而厦门和宁波此前与外界交流不多，在综合实力和地理优势上更无法与上海和广州相比。总之，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可以得到比其它几处口岸更充分宽松的生活和贸易空间，相对来说也更加自由和安全，至少不会遭受当面的侮辱甚至殴打，而这种情形此前在广州是较为常见的。正如周武[6]所认为的，19世纪的上海文化已经具备一定现代性，生长于这种社会文化空间的上海人更易于接受环境的变迁，对外部的思想观念适应性更强，甚至已经明显具有“海洋民族的性格特征”。因此，开埠之初，外国人在广州、福州等口岸，与在上海遇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显然，后者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得到了外国人的肯定和推荐。

上海位于江南地区的边缘地带，虽然此前虽然没有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但多少都会受到江南文化的渲染。开埠之前，江南文化圈的核心是苏州和杭州，苏杭之地的富饶秀美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精华的区域。江南文化是界定天下雅俗的尺度标杆，即便是在军事力量上颇有优越感的满族统治阶级，面对江南优雅的气质和艺术品味也不由得英雄气短。钟灵毓秀的水土孕育出厚重的文化底蕴，繁荣的农业生产以及蓬勃的贸易市场造就了这一地区浓厚的学术风气，使之成为备受瞩目的科甲之乡。

2.3学术传统

清朝后期，学者们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了对经书典籍的考据，经义和文章成为士人最关注的焦点，江南地区的学子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在经学之外，江南地区却在一个特殊的科学研究领域出类拔萃，几乎代表着当时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最高成就。这就是传统天学和算学研究，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从明清两代上溯至久远的汉唐时期，(与其它学科相比)天文学和算学在中国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天文与政治在封建时代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联系，能否准确预测天象和历法一直与封建统治者执政的合法性有着某种密切相关。每当新王朝成立，新的统治者往往试图推翻旧的历法，以此告知天下百姓新的权力中心和话语秩序的到来。为了保证成功地预测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并及时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者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指导农民们在恰当的季节播种灌溉，对天文现象的观测以及对自然气候的预判，便成了封建时代除医学外唯一一项被历代官府重视支持的科学活动。而算学知识作为历书计算的支撑性条件，在诸多科学类别中，相对受到统治者的关注较多。并且，算学的发展与工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呼应。比如，唐代时科考的科目中就设有算学一科④；宋朝虽未将算学列入正式科考科目，但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和对理工人才的实际需求，十分重视算学人才，因此宋朝产出了大量的数学著作。

江南地区算学与天学研究的鼎盛之风，受到了统治者的褒奖与青睐。从1684到1707年，康熙六次南巡，头两次就与天文相关。康熙曾多次登临南京北极阁观星台，与福建籍学士李光地、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以及在南京守制的熊赐履等人讨论天文[7]。在1702康熙南巡至德州，通过李光地认识了清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阅读其著作《历学疑问》后十分赞叹。1705年康熙再次南巡，期间于德州运河舟中召见梅文鼎三次，讨论历算与天文，康熙被梅文鼎深厚的学术功底折服，大力称赞并支持他复兴传统历算、融合中西天文学的事业

事实上，江南地区发展天文历算之风由来已久。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昭少年时期随父亲在杭州居住，其父秦季槱为工部侍郎，掌管各项工程、屯田、水利、交通等事物，因此秦九昭从小便耳濡目染，在江南地区广泛学习星象、音乐、算术等知识。1247年九月，他在湖州完成了著名的《数书九章》，该书提出的秦九韶算法远远早于英国数学家威廉·霍纳求解一元高次多项式的霍纳算法。南宋数学家杨辉为浙江钱塘人，著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杨辉算法》等书，他发现了几何序列中的“杨辉三角”规律，早于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393年，代表着中国数学史的伟大成就。这些数学家诞生或成长于经济发达富庶的江南地区，承袭了江南的算学研究传统，同时也不断发展这股学术风气。

与外部文化的交流使得江南地区对外来学术思想持有更包容的态度，在明末耶稣会士来华时就有不少江南人士热衷、倡导西学。与利玛窦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就是当时的松江府上海县人，他身体力行，引入了大量的欧洲科学书籍。明末著名的“圣教三柱石”中的另外两人李之藻和杨廷筠都是浙江杭州人。明朝之后，江南地区的士人继承了这种倡导西学、中西会通的学术风气。然而，到了康熙朝后期，出于政治目的或其它原因，“西学中源”逐渐成为流行的观念，在清朝士大夫之间广受欢迎，梅文鼎、阮元等学者对此大力阐扬。于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和士大夫们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回溯中国古代典籍，将中西算学思想进行对比、穿凿附会，试图从天文历算古籍中证实西学中源说，试图以此维护民族自尊心，或增强民族自信心。而这一学术风潮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数学复兴，进而孕育了清末江南区域的数学家群体[8]。

综上，在以江浙沪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士人眼界相对开阔。明末与耶稣会士的接触开启了中西知识观念会通融合的传统，也使得这一地区对西学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天文和历算等学科上，江南地区的学者一方面是中国正统学术研究精英群体的代表，往往具有很高的学术素养；另一方面，受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影响，他们有一定的西学基础，还具有较强的学术包容性。这一特征是广州、香港等地的知识分子或士大夫所没有的。

3 结语

19世纪50年代，上海逐渐成为西方科学、文化和观念进入中国的码头。上海的科学译书事业的繁荣程度远超过其它口岸，成为口岸科学的杰出代表。上海优渥的地理交通条件、适宜的气候、对外国人自由友好的态度以及深厚的历算传统为此提供了条件。实际上，除了这些地理人文等条件之外，上海的租界也同样对上海出版业和西学传播的繁荣有促进作用。1845年之后，上海逐渐成为西方人士在中国最大的居住地，租界一方面搭建了中外人士和中西文化相遇沟通的平台，另一方面则提供了一块相对稳定、自由的土壤，从而孕育出上海这颗中国东南沿海的明珠。通过以上种种分析，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何开埠以后，上海的西学传播事业迅速发展，逐渐超越广州、福州等省会城市，最终成为西学东渐运动的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