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任妮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0)

0 引言

熙宁二年(1069)，苏轼权知开封府，呈《上神宗皇帝书》①，核心观点是认为台谏本应该是纠察官吏、肃正纲纪的监察机构，是与相权并驱的另一个权力中心。现在台谏却只敢静观，不敢进言，俨然已经成为宰执爪牙，长此以往，将导致佞臣当权，皇权旁落。

正如苏轼所言，王安石新法与祖宗家法相违，批判者甚多，基础薄弱，完全依靠皇帝的支持才得以推进。但君恩实在难测，若失了皇帝的信任，新法则寸步难行。所以王安石欲封锁保守派的言行，弱化台谏的言事职能，建立一套使新法恶评难以向神宗传达的政治结构。“乌台诗案”也正是发生在此种政治环境的延续下。

1 “乌台诗案”始末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接到朝廷凋令，改任湖州太守。

按照惯例，官员到达新任职处，需向皇帝上谢表，然而这封谢表却成为台官们弹劾苏轼的导火线。谢表中言：“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②大意为：我知道自己愚钝，已不适应万千变化的新世界，更难以追随当今新进之人。但年华老去，好歹也不至于多生事端，或许还可以承担治理、教化民众的职责。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对此首发责难，认为该文“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③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紧随其后，认为苏轼言辞讥讽时事，“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④

其实台谏之深意并不在此，正如“乌台诗案”之名，真正要批判的是熙宁四年(1071)冬到熙宁七年(1074)秋，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所写的诗歌。所收集的“罪证”多是苏轼与朋友间的赠答书信文章。通过“赠予、承受讥讽文字”的罪名，网罗党羽，使得包括司马光、曾巩、张方平、黄庭坚等守旧派代表人物几乎悉数列入名单，加以惩罚。

八月入狱，十二月被释，苏轼经历了四个月的牢狱生活。御史们责问的焦点不仅是苏轼本身的罪行，还有与其交好、批判朝政的其他官员名录。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尽可能多的政敌牵涉其中。据当时因涉嫌包庇罪而同处狱中的苏颂诗词记载，受审应当是非常严厉的：“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吴兴守即指湖州太守苏轼。苏轼诗《狱中寄子由》中也能找到印证，因御史“稍见侵，自度不能堪”，字字恳切，不忍卒读。

十月上旬审问完成，事情最终迎来转机。太皇太后曹氏病危，神宗纯孝，欲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曹氏提到当日仁宗得苏轼甚喜，是为子孙谋人才也。因诗歌入狱，很可能是政敌陷害，“捃至于诗，其过微矣”⑤，请神宗释放苏轼。最终苏轼幸免于难，只被贬谪黄州。苏轼后作挽词《己未十月十五日狱中恭闻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诗》表达对曹氏的担忧，但同时也透露着九死一生的欣喜。

2 “乌台诗案”与印刷媒体

新法后期，吕惠卿、王安石都相继离开政治舞台，蔡确为参知政事，登上权力的核心，众多疑案不断被台谏扩大化。但苏轼长期担任地方官员，即使被列入起用名单中，但却不曾真正担任核心职务，按理并不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促使这桩案件的兴起呢？以下将以此为中心进行探讨。

“乌台诗案”的详细内容在各种史料中均有记载，主人公苏轼通常是以受到新法派小人攻讦的被害人形象呈现，得到后世文人士大夫的深切同情。是非对错，历史自有纷说。但除去北宋党争因素外，印刷媒体的推广，亦成为此案的一大推动点，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近代性。

2.1《湖州谢上表》通过邸报传播

何正臣、舒亶的弹劾原因是谢表“宣传中外”、“流俗翕然，争相传诵”，但除了相关政府部门能看到谢表的内容，何至于会流传如此广泛呢？这就不得不提及新的社会条件给士大夫们的言论环境带来的巨变。

通常，具有较高公共性和时效性的政治信息，由于具有较高的社会需求度，更容易与印刷媒体相结合。据朱传誉先生《宋代传播媒介研究》考证，满足这一需求的邸报在仁宗时期就开始通过印刷出版渠道，大量传播朝廷信息。

邸报是由进奏院制作，主要刊登皇帝诏令、官员的迁黜、奏章、谢表、刑狱、诗文等。熙宁四年(1071)设枢密院检详，与中书检正共同检阅内容。雕版印刷术下，每版平均印刷百部左右，虽与今日的技术不能相提并论，但毕竟比手抄本先进不少。邸报成为士人获取官场信息的重要途径，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但与地方获得中央信息的极度渴求形成对比，邸报的制作、官员的审核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往往消息出版后却早已过时，缺乏时效性，新闻价值不高。为求最新消息，很可能出现了未经审核就刊登的情况。谢表与刊登的其他信息略有不同，是具有一定格式的礼仪性文章，时常会有被贬官员借此向皇帝陈情诉苦，或批判当时朝政，也属于着重审查的内容之一。但直到崇宁元年(1102)，尚未有完整的审核谢表的制度出台。因此，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很可能也是未经审核而直接刊登，且广泛传播了。

《诗经大序》自古就有乐府作品“言之者无罪”的传统，历来作为士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但在新的社会条件的推动下，该原则大受动摇，事件的本质也另有所在。御史台弹劾苏轼，是因为其诗歌内容言语有失，更是因为被媒体刊载，并大肆传播、流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苏轼本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所以最终给苏轼定罪为“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严厉打击此种社会现象。

宋朝尚“右”，以文立国。士大夫的政治空间相对历代而言都是比较大的，但这种较为宽松的环境，若得到了传媒这一新兴技术的强力支持，可能会导致肆无忌惮的批判，导致政治失衡，动摇统治。诗案中的御史台对这种失衡现象颇为忌惮，抱有极大的危机感，所以试图利用手中权力，对失衡进行及时的矫正。这种充满急躁与不安的做法，亦使事件呈现出某种近代性，即日益普及的传播媒介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2.2《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的广泛传播

印刷媒体在仁宗时代逐渐广泛使用，此时处于宋代文坛核心的当属士大夫欧阳修，他曾担任翰林学士六年，期间监修《新唐书》，改革科举，荐举王安石、苏轼等后学，颇具声望。但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文集在当时被广泛印发，可见诗歌与印刷还未完全结合。

王安石任宰相，长期处于政坛漩涡中，其文学素养亦十分深厚。但在他生前也只有《三经新义》作为指定教科书被刊行，并不属于文学作品。

再往后便是苏轼了，他是最早能证实本人在世时作品被印发的案例。《钱塘集》并非苏轼本人辑刊，而是因为传播甚广，被民间逐利出版。上文所提到的对其的弹劾中还有记载：“轼所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⑥，“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⑦就连苏辙向神宗陈情的文章中亦提到“但其旧诗已自传播”⑧。同处狱中的苏颂作品中更是提到杭州书肆经有苏轼作品集售卖，有高丽使者经过，求买苏轼文集。因此，可以清楚的看到，苏轼因诗歌被弹劾，是因其诗歌在当时已广泛刊印传播。

2.3印刷媒体对苏轼的影响

被贬到黄州后，苏轼给友人写信：自知因诗获罪，不愿再作诗文，不仅是因为笔砚荒废，更是因为担忧有好事者过度揣测，“不肯见置，开口得罪”⑨，再遭横祸。此前的狱中经历让苏轼终身难忘，并由此产生了自我控制的想法，出狱后，所写批判政治的诗文数量的确大幅度下降。

但是新兴出版业的发展却不能为苏轼个人所控制。陈传道是苏轼的忠实粉丝，他收集苏轼在密州和徐州是所作的诗歌，编成《超然集》、《黄楼集》，寄给苏轼，希望苏轼允准其刊行。但苏轼婉言谢绝，因为市人逐利，多有刊印，害怕广为出版后会暴露其短处。且元祐四年(1089)苏辙出使契丹，甚至也发现自己与哥哥苏轼、父亲苏洵的作品皆为人传诵，十分不安。这些都可表明民间以盈利为目的广泛收集刊印苏轼诗词的现象十分严重，苏轼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也比诗案之前更为高涨。

元祐年间，苏轼恢复名誉，第二次出任杭州。作诗《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中有一句“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其中“跳珠”二字最妙，曾也被白居易、杜牧等人引用，意味诸如雨滴之类飞溅的水珠。但在这里与“西湖雨”、“十五年”连用，明显是与其十五年前在西湖所见之骤雨“白雨跳珠乱入船”⑩相呼应。是极为明显的次韵手法。可以理解为相隔十五年风雨，再度临杭州时，听到街头巷尾有人传唱自己当年所作，有感而发。而这正是得益于印刷媒体的强大影响力。

3 “乌台诗案”后印刷媒体的发展倾向

“乌台诗案”是以印刷媒体的广泛使用为文化背景的，其中最有力的“罪证”《钱塘集》的刊行，实则也是杭州民间出版业自北宋中期以来空前繁荣的表现。此后，宋朝书稿审查制度逐渐趋于详密。

首先是严格规制私自采集、撰写、编制国史或朝廷重要讯息的行为。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为时务策，常以本朝故事为题。这种倾向直接导致士人对国史、时事的需求大为增长，民间出版议论时政、军机等文字泛滥，机密易为外国使者窃取，危害国家安全。且民间编书，内容亦多有谬误。所以，为了加强对民间出版的管理，宋代统治者多下令严格审查。如仁宗天圣年间，与北戎关系尚可，官商之间来往颇为密切，有大量包含军机事宜的臣僚文集泄露他国。仁宗下令刊印文集均“须差官看详”，经过检验后才能开版雕印，否则按例处罚。同时禁止对未经审查、私自刊印的违禁作品的收藏、传习、交易等行为，如徽宗时下令：“凡非先圣之书若元祐学术政事害于教习者悉勿习”，鼓励民众告发，赏钱一百贯。

官方邸报有比较严格的审核制度，与之相印，对小报的管理也逐渐加强。所谓“小报”是指专门登载小道消息的报刊，是各地为迅速探得朝廷内部消息而私自印刷的。小报的消息来源非常广，甚至出现了专门以探听消息为生的职业---内探、省探、衙探。人们都喜欢探听新奇之事，所以小报在宋代发展极快。宋廷多次查禁小报，如淳熙年间，孝宗曾下诏，对今后私撰小报、议论朝政之人“许人告首，赏钱三百贯文，犯人编管五百里”。

4 结语

宋代雕版印刷术的迅速发展客观上打破了国家对知识的垄断，使得文化知识日趋平民化。“乌台诗案”的发生也与苏轼诗集在当时通过印刷媒介而在社会上产生巨大轰动有直接关系。而朝廷对本案的处理，实则体现了印刷出版盛行时期，官方管理上的不成熟和封建王朝在新时代下愈来愈深的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