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蕾，冯均科（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为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国务院在2014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旨在通过改革审批制度、加强产业政策引导等措施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自此，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并购重组的浪潮，“高估值、高商誉、高业绩补偿承诺”的背后隐藏了巨大的商誉减值风险。2018年，我国资本市场商誉减值事件集中爆发。为规范商誉的后续计量问题，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加强对企业商誉减值事件和商誉减值审计工作的监管。2018 ～2021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先后约谈了大华、大信、利安达、天健、普华永道中天、致同等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其在年报审计工作中应当重点关注被审计单位商誉减值的相关风险。与此同时，由于未能适当执行与商誉减值有关的审计程序，各地证监局先后对中审众环、大华、大信、中天运、瑞华、致同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警示函。虽然2019 ～2020年的商誉减值损失总额有下降的趋势，但商誉资产的规模依然很大，其占净资产的比重仍然较大，再加上近两年疫情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商誉减值的相关风险有可能会受宏观环境的影响而进一步扩大。因此，审计师需要增强风险意识，充分关注并妥善应对商誉减值事项中的审计风险。

审计师对审计风险的应对最终会反映到企业的审计费用上。已有研究发现，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1，2]，但是现有文献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不够充分，大多数研究只关注业绩补偿承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二者关系的影响[3-6]，并且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一直以来，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是学术界重点讨论的话题。行业专长一方面能够通过规模效应给会计师事务所创造成本领先的竞争优势，进而降低审计收费[7]；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给会计师事务所创造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进而提高审计收费[8-10]。鉴于此，本文基于2014 ～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将商誉减值、行业专长与审计费用纳入一个研究框架，研究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以及审计师行业专长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以期为上市公司、审计师以及监管部门妥善应对商誉减值的相关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将商誉减值、行业专长与审计费用纳入一个研究框架，探讨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从而丰富了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二，探讨审计投入是否在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从而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路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

审计师对审计风险的应对最终会反映到审计费用上。商誉减值主要通过提高审计成本和风险溢价继而提高企业的审计费用。

一方面，企业发生商誉减值意味着审计师可能面临较高的重大错报风险。为了降低检查风险，审计师会加大对审计资源的投入，审计成本会因此提高。首先，商誉减值会增加管理者财务报告的自由裁量权[11]。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相比，管理者拥有更多与企业经营状况有关的一手信息，而这些信息恰好是商誉减值测试的基础，如与划分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与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等有关的信息，并且商誉减值测试本身就涉及较多的职业判断，如确定公允价值及处置费用、未来现金净流量及折现率等关键参数。因此，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基于商誉减值信息的难以核实性和利用商誉减值损失进行利润操纵行为的隐匿性，管理者可能会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实施盈余操纵行为，进而会导致审计风险提高。卢煜和曲晓辉[12]的研究也证实，我国企业会利用商誉减值损失来实施“洗大澡”“盈余平滑”等利润操纵行为。其次，企业确认大额商誉减值损失往往意味着其当初并购决策失误和并购后整合失败，这也反映出企业的内部控制存在较大的缺陷[5]。在并购决策阶段，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企业并购行为背后的资产套利动机，减少决策失误和估值过高的并购行为的发生。在并购整合阶段，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实现协同效应，降低整合失败的风险，这都会减少商誉减值的发生。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其审计师通常面临较高的重大错报风险。最后，对于发生商誉减值导致重大错报风险水平提高的客户，会计师事务所倾向于将其交给具有丰富的相关经验的高年资审计师来负责，并为审计项目组配备较多的审计人员。根据审计风险模型，为了降低审计的整体风险，审计师需要提高努力程度、增加审计程序以降低检查风险，如利用专家的工作等，这都意味着审计成本的提高。

另一方面，企业发生商誉减值可能意味着审计师面临较高的监管风险和诉讼风险。为弥补这些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首先，企业发生商誉减值会引起股票市场的负面反应[13，14]，进而引起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监管部门不仅会关注确认大额商誉减值损失的企业，而且会关注为其出具审计意见的审计师。例如，各地证监局对未能适当执行与商誉减值有关的审计程序的审计师出具了警示函，证券交易所在给企业发出的问询函中要求审计师就商誉减值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做出说明。其次，确认大额商誉减值损失的企业可能会面临较高的诉讼风险[5，15]。商誉减值一方面会造成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企业财务风险的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下降，使得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的提高会加大企业及审计师的诉讼风险，并且商誉减值会给市场投资者带来利益损失，进而可能诱发其向企业及审计师提起诉讼。根据审计需求保险理论，审计师对诉讼风险高的客户会提高审计定价水平[16]。最后，监管风险和法律风险都会给审计师的声誉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甚至还可能会造成审计客户的流失。因此，为弥补可能的监管损失、法律损失以及声誉损失等，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商誉减值会增加企业的审计费用。

（二）商誉减值、行业专长与审计费用

根据波特竞争理论，审计师行业专长一方面能够通过规模效应给会计师事务所创造成本领先的竞争优势，提高审计工作效率，进而降低审计定价[7]；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给会计师事务所创造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得到被审计单位的认可，进而提高审计定价[8-10]。基于此，笔者推断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结果。

一方面，审计师行业专长可以通过规模效应的发挥来减弱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为了占领更大的审计市场份额，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会优先选择成本领先的竞争战略，通过降低审计成本来降低审计定价。面对发生商誉减值导致重大错报风险水平提高的客户，审计师需要增加实质性程序以降低检查风险。与不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相比，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不降低审计质量的前提下，能够以更少的审计资源投入来复核企业管理者在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依据的数据资料和做出的职业判断，并且可以收取适当的风险溢价作为风险补偿，进而能够减弱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例如，对企业管理者在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时选择的折现率、增长率、预测期等关键参数的合理性进行判断时，与不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相比，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更加了解客户所处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为搜集这些与行业相关的关键参数资料所付出的成本会更小。

另一方面，审计师行业专长可以通过产品差异化战略来增强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为了满足被审计单位更为具体的审计需求，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会优先选择产品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来提高审计定价。与不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相比，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可以对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进而可以对企业管理者确定的与商誉减值测试有关的关键参数的合理性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最终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从审计师的角度来看，为了成为特定行业的专家，审计师在前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及物力资源。因此，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会通过提高审计定价来补偿前期的资源投入。从被审计单位的角度来看，根据审计需求的信息理论，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能够向资本市场传递被审计单位高质量的信号。鉴于商誉减值会引起股票市场的负面反应，被审计单位更愿意为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支付更多的审计费用。由此推断，审计师行业专长可以增强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此外，与不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相比，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在特定行业中占据着较高的市场份额，商誉减值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监管损失、法律损失以及声誉损失会更大。因此，为弥补更多的预期损失，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2a：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审计师行业专长能够减弱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H2b：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审计师行业专长能够增强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国企业的商誉资产规模从2014 年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趋势，说明商誉减值风险是从2014年起骤然增加的，其对审计师风险应对的影响在这一期间应该更加明显。因此，本文选取2014 ～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为确保研究数据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对初始研究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商誉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和商誉资产期末余额同时为零的样本，因为这部分样本不会涉及商誉减值测试事项；（2）剔除ST、∗ST 样本；（3）剔除金融保险行业样本；（4）剔除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5）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0368 个有效观测值。实证研究所需的上市公司和审计师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和WIND 数据库。本文使用STATA 软件对构建的实证模型基于稳健标准误的方法进行OLS回归分析。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以及审计师行业专长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本文参考Simunic[17]、权小锋等[18]的做法，构建模型（1）和模型（2）。其中，CONTROLS 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如表1 所示。此外，本文对年度（YEAR）及行业（IND）的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

表1 变量定义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行业专长（IMS）、行业专长和商誉减值的交乘项（IMS×GWI）。被解释变量是审计费用（FEE），使用企业本期支付的审计费用合计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解释变量是商誉减值（GWI），参考邓茜丹[3]的做法，本文设置了商誉减值虚拟变量（GWI_DUM）和商誉减值规模变量（GWI_LNA）。GWI_DUM 取值为1 表示企业本期确认了商誉减值损失，否则取值为0。GWI_LNA为企业本期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金额加1 之后取自然对数。调节变量是行业专长（IMS），参考Zeff 和Fossum[19]的做法，本文采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市场份额来衡量，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分子是i 会计师事务所向k 行业的客户（用j 表示）收取的审计费用总额，分母是k 行业的审计费用总额。当IMSik大于或等于10%时，则认为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审计费用（FEE）的均值为14.009，中位数为13.911，说明样本数据分布比较均匀。商誉减值虚拟变量（GWI_DUM）的均值为0.274，可以看出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有27.4%的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商誉减值规模变量（GWI_LNA）的最大值为20.472，均值为4.581，表明商誉减值情况在不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一些企业确认了大额的商誉减值损失。行业专长（IMS）的均值为0.307，可以看出样本中有30.7%的企业是由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3 报告了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3 第（1）、（2）列是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影响的检验结果（H1）。可以看到，商誉减值虚拟变量（GWI_DUM）的系数是0.062，商誉减值规模变量（GWI_LNA）的回归系数是0.004，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没有发生商誉减值的企业相比，审计师对发生商誉减值的企业的审计定价水平更高，并且企业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金额越高，企业的审计费用就越高，H1通过检验。

表3 第（3）、（4）列是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影响的检验结果（H2a 和H2b）。可以看到，商誉减值虚拟变量（GWI_DUM）和商誉减值规模变量（GWI_LNA）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审计师行业专长（IMS）的回归系数为0.125 和0.126，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陈智和徐泓[9]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审计师可以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来形成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得到被审计单位的认可，进而提高审计定价。行业专长和商誉减值虚拟变量交乘项（IMS×GWI_DUM）的回归系数是-0.039，行业专长和商誉减值规模变量交乘项（IMS×GWI_ LNA）的回归系数是-0.002，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支持了规模经济假设，H2a通过检验。

表3 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

（三）进一步检验

1. 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检验。朱杰[6]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业绩波动性、盈余质量和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在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商誉减值的发生提高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以及违规行为的监管风险，进而导致审计师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但是，商誉减值导致企业审计费用增加仅仅是因为审计师收取了更高的风险溢价吗？面对发生商誉减值导致重大错报风险水平提高的客户，审计师是否会为了降低检查风险而提高努力程度，审计投入在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之间是否也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的研究，采用逐步法和Sobel 法对审计投入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建立了模型（3）和模型（4）。其中，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是审计投入（ARL），本文使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日与审计师签署审计报告日之间日期间隔的自然对数来衡量。模型（3）的回归结果见表4 第（1）、（3）列，商誉减值虚拟变量（GWI_DUM）、商誉减值规模变量（GWI_LNA）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026和0.002，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没有发生商誉减值的企业相比，审计师对发生商誉减值的企业增加了更多的审计工作时间，并且企业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金额越高，审计师的工作努力程度就越高。模型（4）的回归结果见表4 第（2）、（4）列，商誉减值虚拟变量（GWI_DUM）、商誉减值规模变量（GWI_LNA）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058和0.004，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审计投入（AR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审计投入在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Sobel法的检验结果也表明，审计投入是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的中介变量。由此可见，商誉减值导致企业审计费用增加也是审计师增加审计工作时间、提高努力程度所致。

表4 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

2. 不同行业中审计师行业专长调节效应的差异分析。商誉减值情况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电子设备等制造业（行业代码前两位为C3）、信息技术等服务业（行业代码第一位为I）中，上市公司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金额最多。因此，本文将这两个行业归类为商誉减值突出行业，将其他行业归类为商誉减值非突出行业。在商誉减值突出行业中，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可能通过“干中学”效应积累了与商誉减值审计工作有关的专门知识，进而可以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减弱商誉减值对审计成本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分组检验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不同行业中审计师行业专长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可以看到，在商誉减值非突出行业中，行业专长和商誉减值虚拟变量的交乘项（IMS×GWI_DUM）的回归系数是-0.009，行业专长和商誉减值规模变量交乘项（IMS×GWI_LNA）的回归系数是-0.001，但都不显著。在商誉减值突出行业中，行业专长和商誉减值虚拟变量交乘项（IMS×GWI_DUM）的回归系数是-0.078，行业专长和商誉减值规模变量交乘项（IMS×GWI_ LNA）的回归系数是-0.005，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Chow Test 的结果也表明，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在商誉减值非突出行业与突出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由此可见，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在商誉减值突出行业中更加明显。

3. 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异质性检验。

（1）高管持股。高管持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21]。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可以促进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趋同，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进而降低审计师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水平。因此，笔者推断高管持股能够减弱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高管持股比例（MSHARE）、高管持股比例和商誉减值的交乘项（MSHARE×GWI）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见表6第（1）、（2）列。高管持股比例和商誉减值虚拟变量交乘项（MSHARE×GWI_DUM）的回归系数是-0.164，高管持股比例和商誉减值规模变量交乘项（MSHARE×GWI_LNA）的回归系数是-0.010，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管持股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2）审计任期。随着审计任期的延长，审计师会产生学习效应优势[22]。由于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逐步深入，审计师对商誉减值事项中审计风险的应对能力会得到提高。因此，笔者推断审计任期能够减弱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本文采用会计师事务所任期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审计任期，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审计任期（TENURE）、审计任期和商誉减值的交乘项（TENURE×GWI）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见表6第（3）、（4）列。审计任期和商誉减值虚拟变量交乘项（TENURE×GWI_DUM）的回归系数是-0.027，审计任期和商誉减值规模变量交乘项（TENURE×GWI_LNA）的回归系数是-0.002，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审计任期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表6 高管持股、审计任期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3）市场化程度。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核实性与可靠性就越强[23]，商誉减值信息的可核实性与可靠性也就越强。本文采用王小鲁等[24]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市场化程度①，以分析其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市场化程度（MKT）、市场化程度和商誉减值的交乘项（MKT×GWI）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见表7 第（1）、（2）列。市场化程度和商誉减值虚拟变量交乘项（MKT×GWI_DUM）的回归系数是-0.013，市场化程度和商誉减值规模变量交乘项（MKT×GWI_LNA）的回归系数是-0.00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市场化程度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4）证券集体诉讼制度。2019年，修订后的《证券法》开创性地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默示加入”方式下诉讼赔偿金额的“积少成多”和诉讼门槛降低下诉讼案件数量的显然增多会导致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大幅提高。为检验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实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本文设置了证券集体诉讼制度（POST）变量，将2019 年之后（包含2019 年）的样本取值为1，2019 年之前的样本取值为0。这是因为《证券法》的修订时间是2019 年12 月，正式施行时间是2020 年3月，由此推断《证券法》的修订可能会对2019年及以后年度上市公司年报的审计费用产生影响。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证券集体诉讼制度（POST）、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和商誉减值的交乘项（POST×GWI）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见表7 第（3）、（4）列。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和商誉减值虚拟变量交乘项（POST×GWI_DUM）的回归系数为0.029，但不显著，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和商誉减值规模变量交乘项（POST×GWI_LNA）的回归系数为0.002，并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落实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和商誉减值虚拟变量交乘项（POST×GWI_DUM）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企业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金额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会给市场投资者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进而会明显增加企业和审计师的诉讼风险。

表7 市场化程度、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通过更换变量度量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重新检验。首先，更换被解释变量（审计费用）的度量方法，采用境内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FEE_D）来衡量，回归结果见表8；其次，更换解释变量（商誉减值）的度量方法，采用商誉减值损失金额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GWI_ASSET）来衡量，回归结果见表9；最后，更换调节变量（行业专长）的度量方法，在计算行业专长时，将审计费用替换为被审计单位的资产总额，回归结果见表10。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商誉减值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行业专长和商誉减值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H1和H2a均通过检验。

表8 审计费用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9 商誉减值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10 行业专长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4 ～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以及审计师行业专长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具有正向影响，审计师行业专长能够减弱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论支持规模经济假设。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投入在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在商誉减值突出行业中更加明显。此外，高管持股、审计任期、市场化程度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我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落实对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二）对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上市公司、审计师以及监管部门的角度就如何妥善应对商誉减值的相关风险提出如下建议：

1. 对上市公司的建议。基于降低公司成本的考虑，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在并购决策阶段，公司应当针对并购重组事项建立严格的议事机制，包括如何选择合适的并购标的、如何对其展开充分的调查、采用何种估值技术以及采取何种并购方式等，目的在于控制公司不要刻意追逐市场热点，抑制并购的套利动机，从而减少决策失误和估值过高的并购行为，缩减商誉规模。在并购完成阶段，公司应当针对并购后的整合事项建立明确的资源整合计划，包括战略、管理、财务、人事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整合措施，目的在于降低并购整合的风险，努力实现经营协同及财务协同效应，从而减少商誉减值的发生，降低公司的审计费用。与此同时，公司应当提高治理水平，如通过管理者持股的方式来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公司的审计费用。在年报审计阶段，公司管理者应当加强与审计师的交流，通过降低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来降低审计师面临的风险，从而降低公司的审计费用。

2. 对审计师的建议。基于降低审计风险的考虑，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在审计业务的承接阶段，审计师需要审慎选择客户。商誉减值监管的加强和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落实使得审计师面临较高的监管风险与诉讼风险，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建立严格的目标客户审查流程，对商誉减值的相关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必要时可以放弃对风险太高的审计业务的承接。在审计业务的实施阶段，审计师需要充分识别并妥善应对商誉减值事项中的审计风险。面对发生商誉减值导致重大错报风险水平提高的客户，审计师需要增加实质性程序并出具恰当的审计意见。尤其是在我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实后，审计师应当增强风险意识，必要时可以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以弥补可能的法律损失和声誉损失等。鼓励审计师通过积累行业专门知识成为行业专家，从而既可以采取产品差异化战略以获取更多的审计收入，又可以采取成本领先战略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3. 对监管部门的建议。基于保护市场投资者利益的考虑，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对企业商誉减值事项和商誉减值审计工作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完整披露与商誉减值测试有关的信息，从而降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提示作用，并加大各地证监局对会计师事务所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从而推动审计质量的提高，降低财务信息使用者面临的信息风险。监管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增强市场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在改善地区法律制度环境的同时，积极推进我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落实，不断降低市场投资者的诉讼门槛，加大民事责任的追究力度。通过推动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的建设来提高公司的违法违规成本，通过震慑作用的发挥促使公司遵守规则、加强内控建设、提高治理水平，从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更好地保护市场投资者利益。

【注 释】

①由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中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数据只更新到2019 年，并且2017 ～2019 年的数据与2008 ～2016年的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参考赵渊贤和吴伟荣[25]的做法，使用以前年度数据的平均增长率来预测2017 ～2020 年的数据。

【 主要参考文献】

［1］叶建芳，何开刚，杨庆，叶艳.不可核实的商誉减值测试估计与审计费用［J］.审计研究，2016（1）：76 ～84.

［2］曹曦子.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10）：61 ～65.

［3］邓茜丹.外部可验证的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基于业绩补偿承诺的视角［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0（4）：20 ～28.

［4］杨成文，周晴.商誉减值损失、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费用［J］.会计之友，2021（9）：33 ～39.

［5］李明辉，王宇，张晗，李苗苗.审计师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风险应对［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1（6）：1368 ～1382.

［6］朱杰.并购商誉减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1（6）：50 ～63.

［7］王守海，刘志强，张叶，吴韶珺.公允价值、行业专长与审计费用［J］.审计研究，2017（2）：48 ～56.

［8］Bills K. L.，Jeter D. C.，Stein S. E.. Auditor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evidence of cost efficiencies in homogenous industrie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5（5）：1721 ～1754.

［9］陈智，徐泓.审计师行业专长、品牌声誉与审计费用［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7）：114 ～124.

［10］张睿，田高良.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行业同质性与审计费用——基于地方层面的考察［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6）：101 ～113.

［11］Ramanna K.，Watts R.L..Evidence on the use of unverifiable estimates in required goodwill impairment［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2（4）：749 ～780.

［12］卢煜，曲晓辉.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7）：87 ～99.

［13］Li Z.，Shroff P. K.，Venkataraman R.，et 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oodwill impairment losse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1（4）：745 ～778.

［14］曲晓辉，卢煜，张瑞丽.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3）：122 ～132.

［15］Gu F.，Lev B.. Overpriced shares，ill-advised acquisitions，and goodwill impairment［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1（6）：1995～2022.

［16］姜涛，尚鼎.公司诉讼风险对审计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异常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证据［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0（3）：13 ～22.

［17］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1）：161 ～190.

［18］权小锋，徐星美，蔡卫华.高管从军经历影响审计费用吗？——基于组织文化的新视角［J］.审计研究，2018（2）：80 ～86.

［19］Zeff S. A.，Fossum R. L.. An analysis of large audit clients［J］.The Accounting Review，1967（2）：298 ～320.

［20］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 ～745.

［21］韩亮亮，李凯，宋力.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基于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经验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6（4）：35～41.

［22］刘启亮，唐建新.学习效应、私人关系、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J］.审计研究，2009（4）：52 ～64.

［23］杨书怀.公允价值分层计量、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质量［J］.审计研究，2018（2）：104 ～112.

［24］王小鲁，胡李鹏，樊纲.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25］赵渊贤，吴伟荣.企业外部规制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4（4）：126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