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晓雯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1 引言

国内外关于FDI和GDP相关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等领域研究的重点，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关于FDI和GDP的国际溢出问题。其中，关于FDI对东道国的经济溢出效应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Vujanović et al.，2022；Saibu et al，2021)，也有学者认为，IFDI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不显著甚至具有抑制作用(Hanyu，2021；袁苗，2021)；而关于FDI对母国的逆向经济发展溢出是否显著上也颇有争议(贾素真，2021；雷小飞，2021)；关于FDI对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的讨论，相关文献较少涉及。Vujanović (2022)将FDI和GDP同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提出的IDP发展理论，认为FDI具有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进而会促进GDP上升。此后，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该研究框架进行了丰富，如朱于珂等(2021)对双向FDI的演化进行了研究与分析。现有文献对于两者的关系研究不一，本文通过梳理2009—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FDI和GDP数据并分析演化趋势后，运用向量自回归中的脉冲效应函数讨论FDI对于GDP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政策意见，以期对相关部门有借鉴作用。

2 长三角地域FDI对经济发展的演化趋势

在长江三角洲的地域经济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状况中，本文挑选了2009—2019年江苏、浙江、上海的GDP总量和FDI数据比分别进行演化趋势的分析研究。从图1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在2009—2019年处于相对稳定波动或上升的趋势，上海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2009年的规模为105.38亿美元，逐渐上升至2019年的190.48亿美元，同比上升了约90%，这反映出上海地区近十年来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上海的FDI吸引力和外商投资幅度也产生了正向效应；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上海相比稍显逊色，近十年的增长水平比上海稍快一些，2009年浙江省的FDI规模为99.39亿美元，2019—2018年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处于上升阶段，2018年达到了186.4亿美元，同比上升约100%，处于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趋势；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上海和浙江相比，处于一个先上升而后下降的态势，2009—2013年江苏的外商直接投资从253.2亿美元上升至357.5亿美元，同比上涨了41%，2014—2015年处于下跌趋势，从218.7亿美元下降到了242.74亿美元，在2016—2019年处于相对稳定且缓慢上升的趋势，虽然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前些年有一定回升，但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依旧领先于浙江和上海，属于长三角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头部地区。

图1 长三角地区近十年FDI演化趋势图

通过分析2009—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GDP演化趋势(见图2)，长江三角洲的三个地区省市的GDP规模上升速度较快，江苏省大幅领先于上海和浙江，从2009年的3.44万亿元上升至2019年的9.96万亿元，同比上涨了近200%。上海和浙江的GDP规模也处于高速发展态势，分别从2009年的1.5万亿元和2.29万亿元上升至2019年的3.8万亿元和6.23万亿元，经济增长幅度较快。在演化趋势中，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FDI规模占GDP总量的百分比处于下降趋势，一方面由于长三角地区的GDP发展速度远超于FDI的投入规模，另一方面可以反映出二者存在一定正向演变趋势。

图2 长三角地区近十年GDP演化趋势图

3 长三角地域FDI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

为探索长三角地域FDI对GDP增长的相关性，本文对各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的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选取了ADF检验方法考察主要变量(FDI和GDP)的平稳性。并运用SPSS22.0进行了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针对变量FDI，二阶差分后数据ADF检验结果显示p=0.023＜0.05，有高于95%的把握拒绝原假设，此时序列平稳，证明长三角地区的FDI和GDP数据序列稳定，随后利用VAR向量自回归计算后，导出脉冲效应函数。

表1 FDI和GDP的ADF检验结果

在进行ADF检测后得出双向FDI的序列是平稳后，本文借鉴Saibu(2021)引入脉冲效应函数来验证长三角地区FDI和GDP之间的脉冲互动关系。在进行脉冲函数的倒入之前，本文运用Eviews 12进行了FDI和GDP的VAR向量自回归分析，运用了FPE准则、赤池信息量(AIC)、SC和HQ准则分别选择了滞后阶段，从中选取了最佳滞后阶段，如表2所示，由表2分析可知最佳滞后阶段为2。

表2 最佳滞后阶段选择

其中变量FDI和GDP的内生性、个体和时间效应都被考虑在内，参数的估计采用系统的广义矩，固定效应在估计过程中采用前向差分Hermlet变换来消除。IFDI和GDP的脉冲响应函数采用999次蒙特卡洛模拟得到，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得出结果(见图3)。

如图3所示，得到了FDI和GDP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其中，途中的横坐标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年数)，纵坐标表示被解释变量的态势，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一个标准差的外生冲击导致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第2期出现巨大的正向波动，但在第6期以后就逐渐平稳，处于收敛状态。当外商直接投资FDI受到了一个GDP标准差的冲击后，也会受到一个显著的正向波动影响，但处于一个开散左右。因此，通过了脉冲函数的选择，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图3 FDI与GDP的脉冲效应图

4 长三角地域FDI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启示

4.1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其FDI的引入规模是中国目前所有地区中的领头羊，政府需要高度关注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建成。首先，地方政府应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查缺补漏，尤其是针对长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的引入外资法规，地方政府应与国务院积极讨论，深入研究国际金融体系中关于FDI的引入条款和配套法律法规，尽快完善针对FDI与地方小微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其次，政府需要考虑到FDI引入后对于中国服务贸易、制造业出口、服务业投融资和其他产业的影响，综合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和效应，进行详细的优惠条款制定，并在条款中进一步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规定优化，目的是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并在引入FDI的过程中运用优惠条款，缓解不必要的招商引资矛盾，减少贸易冲突。

4.2 加大FDI引入的金融支持力度

第一，长三角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十分庞大，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长远的促进作用，基于持续增长的外商投资规模，中国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金融外汇制度，增强地方政府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意识，充分强化长三角地区政府的服务性质，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便捷性，要从层级和审批上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高效和便捷的服务，营造更加宽松的投资引进氛围，政府工作人员在与外商资本沟通和对接中，要秉承“真诚、公正、公开”的态度，为外商投资创造优厚的金融环境。第二，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深化落实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扩大长三角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标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加快长三角地区的基础建设，还能投资各大服务项目，除了传统制造业和工业的投资标的外，政府还需要积极运用FDI投资到第三产业上，进一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为更多中小企业和上市公司获取必要性融资，从而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4.3 提升长三角地区的FDI差异化溢出效应

从前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更好地度过这一缓和期，应当在长三角地区采用差异化的行政管理策略，长三角地区的高度经济发达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这些城市的基础建设和配套设施条件优越，更多的是缺乏信息新兴技术的开发利用，发达城市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侧重于高新技术开发与先进管理理念引进，进一步加强城市的创新活力；而对于一些长三角经济欠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政府需要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以区域性基础建设和发展为主要引入的投资项目，获得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便更好地支持经济发达城市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开发，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迭代和经济溢出效应，从而更好地获取技术支持和产业进化能力。

4.4 全力支持相关企业的FDI引入工作

对于企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带来相应的技术支持：第一，国家政府部门应与外国领事馆进行积极沟通，获得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计划和目标，积极搭建外商直接投资与受众企业的交流平台，应该让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标准与相关企业进行对接，并协助相关企业进行招商引资，进一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效益。第二，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后，也要强化对于投资退出的抗风险效应，当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受到不可抗力的投资风险损失时，相关地区政府应当积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帮助受灾企业渡过难关。

5 结语

在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本文基于2009—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FDI和GDP的数据演化趋势分析，发现FDI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能起到更加明显的正向作用，对此，相关部门要积极运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便捷优势和技术溢出效应，为长三角地区的受众企业提供后备支持力量，从而更好地运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辅助功能，促进地区经济、城市建设、技术迭代等优势共同产生溢出效应机制，进而不断加强国内的投资引入，树立良好的国际金融环境，对长三角地区不断增加投资引入，进行企业融资支持，更为有效地进行经济发展的良性生态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