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华康

鄂东士人陈光亨生逢传统中国在中西文明激烈碰撞中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型的关键时刻，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见证、参与了晚清大变局时代的诸多重要事件。道咸年间，他先后居翰林院编修、山东道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等职。陈光亨在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与当时声名卓著的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名臣贤达过从甚密。在挂冠归田后，他又为赈灾、慈善、筹饷、练兵、裁漕等地方事业四处奔走。晚年还在家乡书院讲学，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影响当地世风转变，有力推动了鄂东地方社会的发展。

《养和堂遗集》是陈光亨去世后学生冯达夫为其整理的文集，共八卷，收录奏疏、书牍、序跋、诗赋、墓志等数十篇。作为陈光亨存世的唯一作品集，《养和堂遗集》对于考察其生平行迹、思想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其生命史的梳理，可以从一位普通士人的视角管窥晚清道咸同光年间政治生态、经济发展、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具体情形与演变过程，探讨清末乡居绅士的角色定位及其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

陈光亨及其《养和堂遗集》一直以来并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虽然在近年来晚清政治史、财政史、文化史、湖北地方社会等一些研究中，陈光亨都曾进入相关学者的视野（尤其是在《养和堂遗集》被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大型丛书的情况下），但以往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佐证相关论题的个案。就目力所及，学界尚无围绕陈光亨及其文集进行专门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以《养和堂遗集》为中心，辅以年谱、书信、日记、方志等史料，就陈光亨的生平经历与思想、陈光亨与晚清鄂东地方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略作探讨。

家庭环境与成长经历

清嘉庆二年（1797年），陈光亨出生于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东南部的一个殷实之家，曾祖父经商起家，祖父曾入国子监学习，贡生出身，父亲陈晓泉死后被赠中宪大夫。陈光亨的家庭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且具一定经济实力，这为其日后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奠定了基础。家族的重学风气对陈光亨早年成长也起到重要引导作用。祖父敬亭公对年幼的陈光亨既十分喜爱，又严格管教。祖父待孙辈很亲，以至为他们在科举上的成功欣喜到“拊掌而舞”。陈光亨在为伯父自如公七十大寿写的序中回忆了祖父和伯父的不同秉性。据其门生何撰写的《陈秋门先生行状》记载：“先生幼颖慧，敬亭公甚爱之，而课读綦严。”非凡的天资加之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得年轻的陈光亨在同辈中卓然而立。

◇《陈秋门先生年谱》书影

陈光亨是江州义门陈氏家族的直系后裔。义门陈氏自唐代以来作为名门望族，家风谨严，忠孝双行，且格外注重教育。陈崇所作的《义门陈氏家法三十三条序》中有“吾家袭秘监之累功，承著作之贻训，代传孝悌，世业诗书，由是子孙众多，上下雍睦……今设之以局务，垂之以规程，推功任能，惩恶劝善。公私出纳之式，男女婚嫁之仪；蚕事衣妆，货财饮食，须令均等，务求和同。令子子孙孙无闲言而守义范也”的记载（陈月海主编：《义门陈文史考》，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义门陈氏修身立德、勤学济民的家风家训潜移默化地激励着后代子孙。陈光亨传承着义门陈家族“崇文修德”的精神根脉，道光三年（1823年），他曾为续修的家谱作序，深感振兴家族责任重大。

陈光亨十岁时拜入当地大儒柯道（字息园）门下学习儒家经典。他十五岁应童子试，即补弟子员。陈光亨为人温和敦厚，待人宽仁，颇有气度。凡挚友、同僚请求之事，他往往未及稍有迟疑即慨然应允。孝感人沈祥祖在给陈光亨的一封书信最末处提到：“前承通融之项，近欲奉还，适以家用次第告乏，用济眉集，是以为得带呈。容俟冬间即图归赵，尚希谅之。”（沈祥祖：《致陈秋门给谏》，湖北省文史研究馆编：《湖北文徵》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可以想见在他极尽困厄之时，陈光亨慷慨借资解其燃眉之急，不料意欲归还欠款之日，突遭变故，遂无法如期奉还。按照陈光亨的品性为人，定会在回信中对其百般宽慰并主动延长借期。江夏人童廉在《致陈秋门给谏书》的信中用“不以前事之疏见责，式钦汪度，弥切感忱”表达对陈光亨不计前嫌的感激和对其为人处世气度恢廓的钦佩之情。他告诫诸生“宜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从这些细节中实可看出陈光亨对儒家“君子立德”理想的追求和力行。

据陈氏家谱记载，陈光亨由于早年家庭藏书甚少，以至不足以资学，他效仿古人，走遍富河两岸，遍求借于书香之家，然后将书中精妙非常之处抄录，留下副本。“先生性敏好学，经史研究甚精，尤工制艺辞赋，在词垣交际名藉甚然。”（何璟：《陈秋门先生行状》，《养和堂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5册）

晚清名臣郭嵩焘在《冯树堂六十寿序》中写道：“兴国陈秋门给谏尝语嵩焘‘楚北人才不足与比方楚以南，有由然矣。男士游京师者，类能任事，务实行，以文章气节相高。人心习尚如此，欲无兴，得乎？’楚人奋起，事业功名，震动天下……而秋门给谏独先知其然。”陈光亨自己正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楚南士人的杰出代表。

仕宦生涯与晚清政局

清道光六年（1826年），三十岁的陈光亨在科举会试中表现优异，得中进士。道光帝钦点其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开启了他的仕宦生涯。他在回乡闲居一年后入都，奉谕留馆教习修书武英殿。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被提拔为专司监察的御史，陈光亨围绕朝廷内外诸多亟待解决的时务，频上奏折，以笔为刀，针砭时弊，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朝廷内外风气、典章制度之重振与革新。他所上的奏章内容周密翔实，往往切中肯綮，所提建议多具体可行，且用词考究得体，颇具文采。据《年谱》记载，其奏章“凡所指陈，皆国计民生之大事，谏草一出，人争传诵”。江夏人童廉在给他的书信中也称赞道：“东壁之文昌久耀，西台之奏议争传。”（湖北省文史研究馆编：《湖北文徵》第10卷）

道光十八年（1838年），陈光亨奉谕补山东道监察御史一职，到任后的他针对山东运河挑夫有名无实以致漕运迟误的现象，上奏陈情，并建议“不准其开销如此则责有所归，不得置身事外，挑挖沙即将节省之银酌加通用。将见经费有常益足以利漕运而经久远矣”。陈光亨为官清廉，处事干练公道，全无半点私心。对于朝廷每年徒然浪费的银钱，他往往锱铢必较，必使其裁汰以挪作他用。值得注意的是，陈光亨是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但他并非迂腐不通事务，相反，从其向皇帝呈举的奏折来看，举凡财政、水利、刑罚、吏治、治安等方面无不显示出陈光亨精于经世致用之学的一面。“然先生立志务实用，雅不欲以文章自见。”这些无不来自他心中对天下苍生黎民的热忱和关心，以及他对社会、官场现象细致入微的洞察。

次年，由于看到官场内外臣僚竞相拜认师生易生结党营私的弊端，他向道光帝上《奏请禁臣僚拜认师生》一折。奏折中详细分析了当时臣僚互相拜认师生的种种现象，提出“人臣之义，公而无私”“国家设官分职，有统有属，此其名分”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竞相拜认师生的实质是“以势利为结纳”，主张“今使阅卷之大臣有严兴正气之风，则私谒无由而进矣……使封疆之大臣裕正己率属之方，则私类咸知所警矣”。道光帝深以为然，御批如下：

御史陈光亨奏请饬禁内外臣僚竞认师生一折，所言甚是。乡会试考官凭文取士，中式者感其识拔，谊等师生，尚属礼缘义起。然在官言官，在朝言朝，断不可以私废公。至新进士殿试朝考，一经馆选，即与阅卷官认师生，已属非是。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者，与本官上司认师生，是身荷简擢之恩，心感保举之力，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甚非国家考绩求贤之义。至近来外省风气，州县辄与道府认师生，府道辄与督抚认师生，是以势利为结纳。拜门下者，品已不端，难保不恃门生之情面，专事请托；假上司之声势，相与招摇。种种夤缘，皆由此起，又安望其持正策公各尽职守耶？嗣后内外臣工，总当守分励品，断不准借师生称谓，以为攀援、干进之阶。至部院大臣及各省督抚等，尤当正己率属，以人事君。遇有借端干谒者，即行面为屏斥，概不准因逊词卑礼，稍事姑容。庶属吏共知敦品，用以杜奔竞而肃官方。（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十六，选举三，商务印书馆）

从道光帝的御批“所言甚是”中可以看出，陈光亨这道奏折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内外臣僚拜认师生是结党营私、威胁皇权的开始。以表面上的所谓“学缘”为纽带的权力利益网络一旦在朝堂内外形成，它就必然导致官员暗中勾结、欺上瞒下，甚至官位在利益支配下私相授受，以致奸佞沆瀣一气，满朝权臣悍将。久而久之，皇权独揽的局面就很可能受到不小的挑战。意识到陈光亨所陈问题的严重性，道光帝当机立断，严厉申诫“断不准借师生称谓，以为攀援、干进之阶”，力图将这种不良现象的萌芽斩断。

陈光亨有感于州县官吏调动频繁，又上了《奏请定州县调繁年限折》，提出州县官吏历俸三年以上才允许拣选调动的建议，道光帝朱笔御批：“吏部议奏。”针对狱卒番役肆意凌虐人犯的现象，上《奏请禁狱卒番役凌虐恶习折》，道光帝御批：“著各直省督抚认真查禁。”湖北候补知县孙楚镛私创刑具，对人犯进行刑讯逼供，他闻讯后当即上了《奏请饬查知县创造非刑》的奏折；四川广安知县刘有仪、内江知县吴勤邦“贪酷殃民”，他上了《奏参四川州县贪酷殃民请饬查以肃吏治》的奏折，道光皇帝御批：“著该督复奏。”陈光亨的奏折由于切中时弊，常得到道光帝的赏识和采纳。担任御史时的陈光亨在奏折里秉笔直书、匡时济世，有力扭转了晚清政坛乱象迭生的局面，为巩固清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对陈光亨自己而言，为官一任，辅弼圣君，始终以天下百姓为念，为生民立命便是对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忠实践行。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陈光亨升任户科给事中，是年巡视北城，维持京城治安。从1839年到1843年，他曾两次巡视西城。巡城期间，他秉公执法，尽职尽责。据《年谱》记载：“公性直心慈，闻民间疾苦，必思拯救，遇人诉冤苦，非申理之不安。巡城时，不妄押，不积案，不轻传妇女，不多送刑部，一年之内，结案五百余件，民咸德之。”在任期间，除监察、巡城，他还从事了监顺天乡试、监翻译考试等公务。无论职位如何变换，他始终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因此权贵见到他“莫不深自敛抑”。

陈光亨在仕宦生涯中，始终以黎民苍生为念，深入体察国运民情后，所上奏折每每切中肯綮，针砭时弊。他一心讲求实务而不重浮名虚利，这或许成为他选择早早抽身官场之一重要思想根源。由于他为官清廉坦荡而无求私利，面对权贵人物他向来刚直不阿、持守原则。道光、咸丰年间正是清朝国门洞开、时局艰危的关头，也是社会变革转型的前夜。陈光亨在晚清历史舞台上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干与曾国藩、胡林翼等名臣力图除弊救亡。他的奏折既反映了他对时局的洞若观火，也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晚清社会的革新。

挂冠归田与晚清鄂东地方社会

道光二十六年（1646年），年方五十的陈光亨毅然告老还乡。辞官时他正在户科给事中任上，朝中同僚均认为其升迁有望。仕途发展依然处于高峰时期的陈光亨却突然选择急流勇退。根据《陈秋门先生年谱》的相关记载，促使陈光亨做出如此抉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被擢为御史后，他“守正不阿权要，屡遭嫉忌”。晚清时代官员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官场乱象丛生，政治生态一度持续恶化。陈光亨在官场上受到权臣奸佞的排挤，选择离开权力场，回到鄂东的家乡实实在在为百姓造福。

其二，除在朝廷屡遭不虞遭受谗言攻击外，陈光亨也念及家中双亲年事已高，意欲尽早抽身官场，回乡侍奉双亲以尽孝道。而就在此时，其弟陈春赴京参加会试不幸身患重病，思乡心切。陈光亨决意辞官偕弟共归故里。在血浓于水的亲情面前，对于利禄功名，陈光亨并不太在意。这一点与其骨子里深厚的儒家宗法思想不无关系。在为《旌孝录》所作的序中，他写道：“自授书，至仕宦，至归养，六十年中所以事我两人者，无不有惭于先生，则抚此一编，益深不可为子之憾矣。”

辞官回乡后的陈光亨一直以造福桑梓为己任，劳碌奔波于鄂东地方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兴国州大水为灾，他多次给地方督抚写信，详细陈说灾情实况。他还亲赴省城申领赈灾白银，并在汉口购米运回州城，与陕西知县李煜夫一同设立赈局，在城隍庙中发放赈粮，使众多饥民受益。为了表达济人洁己之心，他在庙中悬挂一联：“半点徇情难逃神鉴，分文入己自有冥诛。”其后，他又集资重修了被大水冲塌的文庙。

除此之外，他多次给湖北巡抚胡林翼写信，要求裁减日积月深的钱漕规费，减免各小镇厘金，千方百计为地方百姓减轻负担。在信中，陈光亨不厌其烦地详细列举了兴国州上下规费，并单独注出认为可裁减之项。然而胡林翼在回信中却百般犹豫不决，“（林翼）遵旨大有可疑，匿而不言，转失诚敬之义”。“欲保楚莫如谋吴，欲养兵则不能不任劳怨以筹饷，故宽其意于钱漕；所以培本计而致厚于农民；严其法于厘金，所以开财源而致力于兵事。”（胡林翼：《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8年）陈光亨在复信中态度坚决地指出：“至钱粮应裁应剪之事一力担承，必成此善举……疆场有事，原可从容处理，惟此次身在侍己，身在行间，大局必可支撑。”（《答胡中丞书》，《养和堂遗集》第2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5册）在陈光亨的多次回信论争、协调、劝说下，钱漕规费裁剪的措施才最终得以落实。“尤为人所称颂者莫如裁剪钱漕一事。”（石荣编：《陈秋门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149册）咸丰元年（1851年），陈光亨开始主讲兴国州富川书院，“公教人为文一宗，先正居恒，循循诱掖，改削文艺，理析微茫，故经指授者往往知名。”（石荣编：《陈秋门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149册）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次年，有感于州志失修百余年，他开始在旧志基础上增删改订，编修《兴国州志》，该志直到1874年成书，刻本12册36卷。《兴国州志》的修纂为保存、整理鄂东地方历史留下重要参考资料。

修志同年，太平天国攻陷武昌，陈光亨奉命帮办兴国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兴国州民风尤为反复可虞，现则责成在籍给事中陈光亨总办保甲、团练事宜，其武昌、大冶等处亦经敕令一律办理以冀良莠攸分，邪恶自化，于积年瘤弊或冀稍有起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咸丰五年（1855年），兴国州被太平军占领，陈光亨入江西避难。是时正值曾国藩办理江西军务，陈受邀入曾国藩幕府，为其出谋划策、稽查营务，并一度统领水军。其后湘军将领罗泽南请他担任幕僚，他虽然答应了，但最终未能成行，不久得到罗泽南在战场身亡的消息，他悲痛不已，作诗哀悼。

咸丰六年（1856年），陈光亨返回兴国州，应湖北巡抚胡林翼之请总办团捐事务。“该匪铤而走险，由德安瑞昌窜入兴国，经代理知州向先薰会商补知府刑高魁在籍给事中陈光亨，齐集团练，扼要防守……地方未遭蹂躏。”（胡林翼：《胡林翼集》第1册）他派李光斗等人筹议厘金，为过境清军筹措粮饷。1858年，因胡林翼上奏称“给事中陈光亨廉正自矢，信义相孚故能使闾里志切同仇，急公好义，应请优叙”（《陈秋门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149册），咸丰帝为陈光亨赏加四品卿衔。陈光亨在谢恩疏中写道：“此皆职分之所当为，尚恐事宜之未善……惟有倍加勉励，益慎防维……身江湖而心魏阙。”（《加四品卿衔谢恩疏》，《养和堂遗集》第2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5册）兴国州百姓曾商议在州城内建“陈公书院”作为其燕居讲学之所，在他的力辞下最终作罢。光绪三年（1877年）农历七月初一，八十一岁的陈光亨卒于家中。

《陈秋门先生年谱》中对道光二十六年（1646年）陈光亨归乡后所做的事业总结道：“告养回里办理赈务、团练、牙厘、接征、均输等事凡二十年，从未受薪奉分文，而所计资费以数十万计。”

陈光亨是晚清鄂东地方社会建设、转型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他自道光二十六年辞官乡居后，为鄂东地方社会的赈灾、减赋、教育、团练各项建设而四处奔走，殚精竭虑。而促使其做出如此努力的因素，一方面是他为国为民、造福桑梓的热忱，另一方面的是他始终不渝地践行着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