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金 徐 彬

明代沱川余氏家族突出的仕进成就

婺源，古属徽州，是徽州著名的“茶乡”“书乡”。“婺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婺源人注重子弟教育，注重科举应试。明清时期，沱川余氏是婺源乃至徽州府有名的大族。

沱川位于婺源县北部，周围群山环抱，水源丰沛。余氏所在村落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郁，保存诸多古代建筑，是婺源具有鲜明个性的一个村落。余氏一族相传由桐庐迁来沱川，据清代余懋学、余光绍修《婺源沱川余氏家谱》记载，沱川“在邑北九十里，先世居下邳，徙浙复迁之桐安。宋有讳道潜者，登重和元年戊戌进士，桐庐县簿，避睦寇，于宣和二年（1120年）庚子，由桐安迁此”。余氏始迁祖余道潜为避方腊起义，在北宋宣和二年由桐安县迁至婺源沱川，经过十代的繁衍发展，余氏一族开枝散叶，子孙兴旺，逐渐发展至篁村、鄣村、燕山、理源四个村落，至明洪武年间，形成了篁村百三公派、鄣村闰三公派、燕山震四公派、理源闰五公派四大派

系。其中理源一支最为兴盛。南宋初，郭村余闰五建村于小坑溪源头，初名“里坑”，后取余光耿为族人南京吏部尚书余懋衡书“理学渊源”而改称“理坑”。

沱川余氏家族现存家谱三部，分别为《婺源沱川余氏宗谱》《沱川余氏家乘》《婺源沱川余氏家谱》。由十七世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余懋学修，二十世余光绍辑，成书于清康熙年间。该谱自北宋余氏始祖迁于沱川开始，记载北宋至清初沱川余氏家族历代情况，包括婺源沱川余氏族谱、沱川余氏派衍源流、沱川余氏宗支歌、理源松房世序诗、忠贞堂本系祖德颂五部分。该谱现藏于美国犹他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沱川余氏家乘》纂修者不详，有清道光间抄本二册，现存一卷《仕进》，记事至清道光间，记载家族世代成员入仕情况，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婺源沱川余氏家谱》是最晚成谱的一部，作者为清末附贡生余家鼎。该谱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撰写，记录沱川余氏始祖迁至至清末余氏家族的世系、科第、人物、礼俗等情况。该谱一共四十三卷，卷首、卷二至卷三十七为世系，卷三十八为仕进，卷三十九为人物，卷四十为遗文、礼俗，卷四十一为奠居（村图），卷四十二为奠居门（墓图），卷末为领谱字号和跋，现藏于私人手中。本文依据以上三部家谱，整理并探析明代沱川余氏家族的仕进情况。

余氏族人“性嗜书，手不释卷”，自始祖辈始，余氏家族子弟便在仕途上不断进取。根据《婺源沱川余氏族谱》，宋元时期该族已有成员取得官身：

北宋重和年间，始祖余道潜“登重和元年戊戌进士，主桐庐县簿”。

南宋咸淳时期，六世余德润“授宣州路教谕”、余忱叔“初授都官，转为国学上舍”。

元代壬戌年（1322年），七世余维甫“领乡荐为江浙三衢金川教谕，迁杭州路学正”；大德年间，八世余苏翁“授衢州路明政书院教谕”；至正年间，九世余元启“授本州路明经书院山长，历池州路判”。

这一时期取得官身的家族成员多担任地方教谕、学正、山长等学官，重视家学、家教的形成与发展，这不仅推动了家族子弟文化素养的提升，也铸造了家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根基，为后续族人的“仕进”奠定了基础。

明弘治、嘉靖年间发展迅速，40余人入仕，隆庆、万历年间达到顶峰。入仕途径有科第、岁贡、荐辟、材武等多种方式。官员任职广泛，在中枢、地方两级均有任职。

中枢机构任职，诸如：南京工部尚书余懋学（正二品）、南京吏部尚书余懋衡（正二品）、南京大理寺卿余启元（正三品）、南京太仆寺卿余一龙（从三品）、大理寺右评事余（正六品）等。这些人物让余氏一族的根基更加稳固，声望愈发扩大。

◇《沱川余氏家乘·仕进》书影

◇ 《沱川余氏宗谱》卷四十一《沱川总图》

余氏族人更多的是在地方任职，如通过科甲入仕的广州府知府余自怡、合州知州余世儒、严州府判余镛。也有恩荫入仕的，如江西广信府同知余昌，其为余懋学次子；也有通过监选入仕者，如担任同知、判官。地方任官者以县一级最众，多通过岁贡、监选等方式入仕，担任县令、县丞等官职，级别均为七品及以下，这也使得该家族在地方事务中有更多的话语权与主导权。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余氏家族任官中亦存在学官一类。该家族担任的学官多为教谕，以岁贡入仕，如十四世余钊任闵县教谕、十五世余希杰任嘉祥县教谕、十六世余纯照任诸暨县教谕。明代教谕虽是未入流官职，却能为家族提供良好的教育支持，有助于家族优良学风的形成，以孵化更多的科举人才。

明代沱川余氏家族入仕途径

和众多大族一样，余氏渴望将家族的权势进一步扩大，于是对读书、科举愈发重视。但明代科举并非入仕的唯一途径，此外举贡、捐纳、军功等途径也扩充了平民的上升通道，这些入仕方式在明清两代的余氏家族中均有体现。《沱川余氏家乘》专列“仕进”以记录明清家族子弟的入仕情况。在徽州族谱中，并非所有家族都列有选举志、仕进志，只有当家族中入仕者达到一定数量，才能够在家谱中单独列出一块，可见沱川余氏的家族仕进成就之辉煌，文化底蕴之深厚。

《仕进》开篇有言：“史志选举，上取乎下，欲升于廷，先修于野，入不负学，出不负君。”这是家族对于朝廷的庄严承诺，也是家族对于子孙后代为学为官的要求。

《仕进》目录索引包含府县学生员、科第、岁贡、荐辟、正途监选、正途例贡例衔、正途例监、俊秀监选、俊秀例贡例衔、俊秀例监、封、恩荫、掾史、材武十四项。具体内容可归为正途、异途两类。

可惜的是，《沱川余氏家乘》传世过程中，因保存不当，“恩荫”“掾史”“材武”三部分内容遗失，但是通过《婺源沱川余氏宗谱》第三十八卷《仕进》进行了补充。现根据以上材料，明代沱川余氏共有生员（秀才）239人，登第（进士）13人，贡生13人。清代沱川余氏有生员（秀才）176人，进士6人，贡生16人。

通过对沱川余氏家族明清两朝入仕情况的梳理，有如下发现：

首先，家族入仕情况整体而言是长盛不衰的。在明代前期生员数、入仕者并不多，但整体是向好的态势发展，到隆庆、万历时期达到巅峰，此后一直到清代虽有下降，但未有明显的断层下跌。族内父子、兄弟、叔侄等同为进士、举人且任官的情况屡见不鲜，如理源相公房十四世余莹—十六世余世儒—十七世余懋学、余懋孳一脉，理源楷公房十七世余懋衡—十八世余自怡—二十世余光耿一脉，篁村文则公房十四世余、余兄弟等。

其次，家族入仕的途径趋于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既与沱川余氏强大的家族实力有关，例如“封”“恩荫”“捐监”以获得官衔，虽然严格而言不算入仕为官，但却必须仰仗族内的高官先辈或是雄厚的家族财力。另外，入仕途径的多样化也是时代变化的具象反映，如明清交替之时，时局动荡，有“材武”的入仕形式出现，说明国家需要尚武型人才。最后，通过纵向比较可发现，从明中期开始，捐监入仕者数量逐渐增加，清代的捐监入仕人数几乎是明代的3倍，但是关于此类族人的介绍并不多，多是只提及字号、所属派系，不比前部分关于生员、科举高中者的介绍之详细深入。捐监的扩大与明清时代发展的背景息息相关，是封建政府筹措资金以解决军饷、自然灾害等难题的策略。而余氏家族在明清时期捐监数量之大、增长比例之快也体现了封建社会传统大家族对于政治身份认同的渴望，以财富与政治地位的转化来捍卫家族荣耀。

明代沱川余氏家族仕进兴盛的动因

从家谱记载的情况可以看出，沱川余氏在明代可以说是仕进望族。如前文所述，群山环抱、山水掩映的大好山水对家族子弟的读书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徽州地区良好的人文环境也为余氏子弟成才入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若从人文风貌的角度来分析，不失为余氏家族仕进兴盛的动因之一。

（一）强大的家族势力

沱川余氏在北宋年间便移居此地，是徽州较早的移民。由于占据相当好的地理位置，沱川余氏很快发展壮大，开枝散叶，从篁村开始，子孙遍布鄣村、燕山、理坑等地。在沱川，余氏为该村落宗族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可想而知，余氏在基层组织中的主体位置。首先，沱川古属婺源十六都，对于十六都的图甲编制，《婺邑户口都图》抄本记载：“十六都一共有四图、四十甲，而余姓占其中百分之三十三，有十五甲为余姓单独编制。”其次，从沱川宗室祠堂分布来看，沱川计有22个祠堂，其中余氏有14个，为沱川宗族分布最广的姓氏。最后，该村落设约正副共6人，其中余姓5人，朱姓1人。可见，余氏为该村落的强族，掌握着管理沱川地方社会的主导权力，控制并约束着沱川其他姓氏，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加之家族内出有南京工部尚书余懋学、南京吏部尚书余懋衡、南京大理寺卿余启元、南京太仆寺卿余一龙等诸多身居高位的入仕子弟，也为家族势力的维持与扩大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使家族仕进得以良性循环。

（二）良好的家学渊源

郭培贵认为：“一个家族能考出一名进士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并有若干获得秀才、监生、举人等功名的士子作为基础和支撑。”科举及第是最高级的入仕形式，沱川余氏家族自成化朝中进士，代不绝中举者。考察沱川余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在明代出现仕进的辉煌，与其宗族建设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人才培养上。根据前文梳理科举情况，余氏家族明代的13名举人中，治《尚书》8人、《易》4人、《春秋》1人；清代共有6名举人，可考的治《尚书》2人、《易》1人。可见明清两朝，科举治书比例较大，这也反映了本家族的专经传统，一代代耳濡目染，相互影响，可以说沱川余氏这绵延数百年的仕进，正是在传承家学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

（三）殷实的财富保障

殷实的家境更是家族仕进的物质保障。虽然目前无法计算出沱川余氏的家产如何，但是能够从余氏家族任粮长的经历进行推断。族谱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沱川余氏的余定广任“区赋长”，区赋长也叫万石长，也就是明代粮长。据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洪武四年，朱元璋在江浙一带首先建立了粮长制度，规定每纳粮一万石或数千石的地方划为一区，每区设一粮长，由政府指派区内田地最多的大户充当，责成后者主持区内田粮的征收和解运事宜。粮长虽然能够借助权力盘剥乡民，但是主要任务是主持区内田粮的征收和解运事宜，这就要求粮长需要具备一定的地方影响力和实力。能够担任粮长，余定广的实力可见一斑。从族谱的记载来看，余定广从事木材生意，而且生活奢侈，“所居室必涂以漆，几席什器必求精备”。正是由于沱川余氏家族中的余定广们拥有的财力，才让沱川余氏家族的捐纳层出不穷，在科举正途之外，进一步增强宗族的仕进之路。

通过对婺源沱川余氏家族仕进情况的分析，可知该家族自北宋迁于此地，而后历经了二十多代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宗族势力，成为世代仕进不绝的簪缨望族。优越的家学渊源、教育环境，让家族内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学风、士风。雄厚的财力背景，也助力家族子弟得以在明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捐监的特殊途径进入仕途，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一代代族人的入仕让家族内形成了良好的仕进循环，从而巩固了家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这种模式也正是明代诸多大家族发展的范式，可谓是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