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范弟

一

湘中新化刘氏始迁祖玉盛一支历代族谱，都以玉盛之高祖刘驹为启祖，并记载玉盛曾祖刘嚣“唐时以功赐爵楚王，谥仁忠”，这“赐爵楚王，谥仁忠”之说，其实是不太可靠的。赐封王爵，这是朝廷大事，任何朝代都要记入实录载入国史，唐代这方面的制度尤其完备；可是查遍有关唐五代的史料，完全没有关于刘嚣的任何记载。

◇先进公塑像（新化刘氏文史编委会编：《刘氏文史》，1999年）

关于玉盛的仕履，笔者已于《新化刘氏始迁祖仕履及落籍茅坪考释》（《寻根》2022年第1期）一文作过考辨，此处不赘。有关先进的仕履，《世系宗派分衍述》说“事详神道碑”，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先进公神道碑所记，应该是非常可靠的。据族谱，先进公神道碑文为北宋欧阳修所撰，目前所能见的最早版本，收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远公裔所修的《刘氏族谱》残本首卷中，咸丰四年、民国19年族谱对之也有收录（但咸丰、民国二谱对碑文有很大的删节，尤其民国谱将原文1752字删得只剩218字）。我十多年前在《刘氏文史》中初次读到此文，就对之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其中的疑点实在太多，最近因参与玉盛公族谱事，看到了嘉庆旧谱残卷，其中收有此碑文，于是重新仔细研读，更证实了我十多年前的疑问是有根据的。

二

关于先进公神道碑的立碑和撰文问题。神道碑，立于墓道之碑，也指刻在神道碑上的文字，唐代以前只有天子和诸侯死后才有立神道碑的待遇，唐宋及以后也只有三品以上大员才有立神道碑的资格。清代通儒徐乾学说：“例，三品以上神道碑……唐宋大臣，例有神道碑，大都奉朝命而为之。”（《读礼通考》卷九十八）这是读史者的共知常识。据先进公神道碑文及历代族谱，先进公最高官职为后周成都知府，知府为四品或五品官员，本身如果没有其他更高品级的兼职，其死后是没有立神道碑资格的。还有，即使先进公够得上立神道碑，神道碑一般都是在碑主去世之后当时或不久即要建立，且“大都奉朝命而为之”。先进公去世于周显德六年（959年），其神道碑文为欧阳修所撰；欧阳修生于景德四年（1007年），如果他22岁撰此碑文，那也已是在先进公去世的70年之后。这时早已改朝换代，而且时间又过了70年之久，玉盛公怎么可能再“奉朝命”为其父立神道碑，而欧阳修又怎么可能应邀为前朝官员撰写神道碑呢？查看历代文献和出土文物中的神道碑文，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先进公神道碑（嘉庆《刘氏族谱》原件扫描）

关于神道碑文中先进公几个官职的问题。一是秘阁学士，这是北宋才出现的官名。北宋学士有某某殿大学士、某某殿学士之衔名，这是执政大臣的荣誉虚衔；另有龙图阁、天章阁、秘阁等阁学士、直学士、待制，这是一种文学侍从官，秘阁学士即属此列。秘阁是北宋端拱元年（988年）才设立的宫廷藏书之所，此后才出现秘阁学士。先进公去世于北宋之前的后周，他当然不可能担任过秘阁学士这个官职。二是秘阁修撰，这也是北宋才有的官职。官书明确记载：“秘阁修撰，政和六年置，以待馆阁之资深者，多自直龙图阁迁焉。”（乾隆《五礼通考》卷二百一十八）政和是宋徽宗年号，政和六年才设秘阁修撰之职，此时先进公已去世157年，他当然也不可能担任过此职。三是内阁中书，这更是迟至明代才设立的官职。乾隆《钦定历代职官表》说“内阁中书，其官置自明初”（卷三），因此先进公更不可能担任过此官职；《钦定历代职官表》又说，“内阁中书，康熙初定制，专以进士举人注授”（卷四），碑文载先进公“周显德年登进士第，授内阁中书”，正与“专以进士举人注授”的清代制度相合，当然明代也会有以“进士注授”的情况，这说明这篇神道碑文的作者极可能是一位生活在明清之际的人士。

◇先进公神道碑（嘉庆《刘氏族谱》原件扫描)）

关于神道碑文中的弟子员和科试食饩。碑文说先进公“年甫十六，首太和弟子员，科试食饩”，这又是将明清教育考试制度混同于唐五代的制度。所谓弟子员，汉武帝时始设，全称为博士弟子员，为太学学生，以后历代以此名沿称太学生（《文献通考》卷四十）。碑文称“首太和弟子员”，意思是说先进公在太和县学学生中考了第一名，而县学学生从来就没有被称为弟子员的。至于科试食饩，碑文作者更是以今例古，完全不懂官学制度沿革。明代以前，从来就没有什么“科试食饩”的说法和制度。所谓“科试食饩”，是指明清两朝官办学校对学生定期进行考试，根据成绩给予供给膳食的制度。明朝初年沿袭前朝制度，各级学校生员定额很少，“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学生在校膳食由官府负担，“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生谓之廪膳生员。不久朝廷“命增广（各级官学生员）不拘额数”，这些增加的学生“谓之增广生员”，不能享受免费膳食。他们要想成为廪膳生员，必须岁科两试成绩优秀才可（《明史·选举志》）。到了清朝，成为廪膳生员条件更严格，朝廷规定“凡诸生考课入学，生员各治一经，本学教官，月有课，季有考，别其等差，册报学政，岁科考取其最优者食饩于官，曰廪膳生员”（《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二）。进入各级官学的学生，只有在岁科两试中成绩最好的生员，才能享受供给膳食，这就是所谓的“科试食饩”。

先进公神道碑文还说，先进公“会四子之书而自强不息”。其实南宋朱熹之前，根本就没有“四子之书”的说法。所谓“四子之书”，即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种儒家经典，其书出自孔子、孟子、曾参、子思四人。朱熹首次将此四书编为一本，此后就有了“四子书”之称。朱熹死后，“四书”被定为官书，到元代延年间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定“四书”之内，明、清科举考试，更是“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邵懿辰：《仪宋堂后记》）。科举考试内容决定了读书人的读书取向，进而影响一般人的话语，所以明清之时，“四子之书”也成为一般人耳熟能详的流行之语。

先进公神道碑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众所周知，此话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范仲淹死后，欧阳修为之写了《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中有“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文忠集》卷二十）的话。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他怎么可能会在另一篇碑铭中重复同样的话？而且此碑铭之主人还与此话毫不相干。这种写法是为文之大忌，就是一般的文人也会明白此理，不会授人以柄的。

先进公神道碑文中，还有一处硬伤。碑文开头就说：“显德六年（959年），敕秘阁学士原任成都太守，起行获疾，卒于官舍。”下文却忘了这句话，又说先进公“于建隆十七年卒，年四十九”，自相矛盾如此，夫复何言！且北宋建隆年号只有四年，是从960年到963年，这位碑文作者，真是糊涂得可以。

此外，先进公神道碑文中许多用语也不符合先进公的臣下和知府身份。如以下这些赞颂先进公的词句，“虽五方之风土不齐，六服之性情各异，而公之与聚勿施，各如其量而止”“惟本此有严有翼者，足以靖四方；兵刑之气不僭不忒者，足以兴一代礼乐之风。当清和咸理之日，日星昭其华，山川献其瑞，嘉祥亦迭现矣，而公仍秉修己以安百姓”，其中的“五方”“六服”“靖四方”“兵刑之气”“兴一代礼乐之风”“当清和咸理之日，日星昭其华，山川献其瑞，嘉祥亦迭现矣”，每当读到此处，我的后背都会直冒冷汗。这些词句用语，岂是能用来描述和赞颂一位臣下和地方官员的，这都是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才能使用的用语和赞辞啊！幸亏先进公神道碑文只是刊在族谱中，且没有外姓人仔细阅读，更没有仇家留心到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

以上这些疑点说明，先进公神道碑文绝不可能是欧阳修所撰写的。为了弄清碑文抄袭所自，我查检了大量宋、元、明文献，终于找到了碑文抄袭之出处。主要为：南宋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晦庵集》卷八十九）、朱熹《朱子语类》（胡氏门人·张敬夫）、朱熹《四书或问·孟子》、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记张）和元人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传）等五种。并逐一作了核对。

核对的结果是：《周纂修赠文景刘公神道碑》文共1752字，抄袭文字共965字，其余787字，除“起行获疾、年甫十六、首太和弟子员、科试食饩、诸昆益广、周显德年登进士第、出宰成都任大责、子玉盛嫡孙政顾守庐墓、仲孙远季孙滔尚幼”等58字为纪实外，其余733字，全为当时习见浅陋八股时文之滥语。

四

上文已经论述，先进公神道碑文所记先进公担任过的四个官职中，秘阁学士、秘阁修撰和内阁中书都是后世才设置的，先进公不可能担任这些职务，那么成都太守（知府）一职，他有没有可能担任过呢？逻辑上是有可能的。但到目前为止，除了此神道碑文和玉盛公一支元、明、清以来历代族谱所载，还没能从其他史料中发现任何有关先进公的记载。要知道，唐宋以来的知府是重要官员，想了解某位知府，只要查有关正史、杂史、野史、政书、笔记、诗文总集和别集、方志，基本上都可找到线索和记载；成都是西南重镇，其长官比一般地区知府更为重要，但先进公却没有在上举任何史料中留下丁点儿痕迹（至少目前还没查到），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担任过成都知府。远公裔明代天顺元年（1457年）族谱，中有族人户部主事刘显所作谱序，序中对先进公根本就不着一字。由此可见，明代中期进士出身的刘显对其先祖先进公担任成都知府一事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