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妤,卢 乐,黎巧信,陆宏伟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西安 710061；2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外科；*通讯作者,E-mail:luler2008@163.com)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可以诱导机体产生急性和慢性肝病，对全球人群的健康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群感染HBV后，部分可逐渐转变为慢性肝炎(chronic hepatitis, CH)，在体内免疫反应的介导下，可逐渐发展为肝硬化(cirrhosis of liver, LC)、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甚至重型肝炎[1]。HBV感染后能否被机体清除，与宿主的免疫功能强弱密切相关[2]。与免疫调节呈负性相关的几个重要的免疫抑制性分子—程序性细胞死亡分子-1(programmed cell death-1, PD-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4, CTLA-4)、T细胞免疫球蛋白及黏蛋白分子-3(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mucin domain-3, TIM-3)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3,4]。这些分子高表达后，可引起T细胞、树突状细胞、单核细胞等免疫细胞功能下降，导致机体不足以抑制HBV的感染以及由这些感染造成的损伤[5]。

这些免疫抑制性分子不仅与病毒感染相关，也在肿瘤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参与肿瘤细胞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免疫逃逸和免疫应答。许多研究发现，肿瘤微环境能影响某些免疫调节因子的功能，而这些因子通过调节机体免疫应答进而促进或者抑制肿瘤生长[6]。CTLA-4可以与T细胞表面的协同刺激分子受体(CD28)竞争结合抗原提呈细胞表面的CD80/86，抑制CD28传导共刺激信号，阻止T细胞的增殖与活化。TIM-3则在维持免疫平衡和肿瘤免疫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肿瘤细胞可利用该基因逃避机体的免疫监视[4,7]。

HBV感染机体以后的临床转归和HCC的发生发展不仅与宿主的免疫功能有关，也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