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云，杨 慧，李红燕，冯海艳，陈静儒，刘赛赛

2020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显示，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11.4%和18.0%，仍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1]。非小细胞肺癌病人约占全部肺癌病人的80%～85%，手术是早中期治疗的首选方案[2-3]，但术后Ⅰ期、Ⅱ～Ⅲ期复发率分别为20.3%、45.5%，Ⅰ期术后5年生存率为60%～73%，Ⅱ期仅为30%～40%，因复发而死亡者高达27%[4-6]。近年来，随着人们体检意识的提高及高危人群早期筛查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肺癌被早期确诊。研究显示，约49%的新诊断癌症病人存在中重度的癌症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FCR)心理[7]，主要指害怕、担心疾病可能会复发或进展的心理状态[8]，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和生存质量。据国外调查显示，肺癌病人发病中位年龄是73岁[9]。老年人作为肺癌的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的特殊群体，其具有独特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特性，可能存在多病共存、躯体功能下降、衰弱、术后过度应激等情况[10]，新诊断癌症后到整个疾病期间又遭受焦虑、极度恐惧和抑郁等心理问题[11]，严重影响术后恢复和生活质量，亟待引起学者关注。目前，我国对新诊断老年肺癌术后病人FCR的关注较少，影响因素尚不够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医护人员早期评估老年肺癌手术病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制定针对有效的管理和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6月—2021年8月在河南省某所三级甲等医院胸外科病房住院治疗的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60岁；②影像学或病理学首次诊断为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时间小于1年；③手术方式为胸腔镜肺叶切除术；④术后意识清醒、病情平稳。排除标准：①听力、认知功能障碍无法有效沟通；②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或严重脏器(如心脏、肝脏、肾脏等)疾病或术后严重并发症；③有精神障碍或家族病史。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采用自行编制的问卷收集病人的一般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包括病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居住环境、职业、家庭月收入、宗教信仰、医疗付费方式、有无合并慢性病、疾病确诊时长、病理分期等。

1.2.2 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 由Mehnert等[12]于2006年研制，我国吴奇云等[13]于2015年汉化而成。共12个条目，包括生理健康和社会家庭2个维度，主要用于测评癌症等慢性病病人的疾病复发恐惧水平。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5分，总分12～60分，得分越高表示病人对疾病复发的恐惧程度越高，总分≥34分提示心理功能失调，≥50%的条目得分在4分及以上为中等程度复发恐惧，≥75%的条目得分在4分及以上为高等程度复发恐惧。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86，信度和效度良好[13]。

1.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由肖水源[14]于1986年编制，共10个条目，包含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用于了解个体的社会支持情况。总分为12～66分，得分越高表示病人社会支持度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6，信效度良好。

1.2.4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由Folkman等于1978年研制，我国解亚宁[15]于1998年简化和修订而成。为自评量表，用于评估个体的应对方式。共20个条目，包含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不采取”至“经常采取”分别计0～3分。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重测相关系数为0.89，信效度良好。

1.2.5 简易疾病认知问卷(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BIPQ) 由Broadbent等[16]研制，我国孙伟铭等[17]汉化而成。共9个条目，采用0～10级评分法，总分为0～80分，得分越高表示病人对疾病各方面的看法越严重。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31，重测信度为0.931，心理测量特性良好。

1.3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和科室同意，选取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病人为研究对象。于病人术后出院前1 d，由研究者向病人解释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问卷填写方法及问卷的保密性，征得同意后，采用统一的指导语面对面指导病人填写问卷。对于文化程度低无法读懂问卷者，由研究者逐条解释后询问病人答案并代为填写。所有问卷当场发放、检查和回收，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4份，有效回收率为94.67%。

2 结果

2.1 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疾病认知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见表1)

表1 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疾病认知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2.2 影响FCR的单因素分析 284例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年龄为(66.25±4.22)岁，不同特征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得分情况详见表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环境、退休前职业、家庭月收入、医疗付费方式、病理类型不同的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不同特征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得分情况及单因素分析 单位：分

2.3 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疾病认知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总分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积极应对维度得分呈负相关(P<0.05)，与疾病认知总分呈正相关(r=0.512,P<0.001)，见表3。

表3 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疾病认知的相关性分析

2.4 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总分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及Pearson相关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对无序分类变量设置哑变量(自变量赋值及哑变量设置见表4)。结果显示，居住环境、病理分期、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疾病认知5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见表5。

表4 自变量赋值及哑变量设置

表5 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显示，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总分为(30.21±9.22)分，略高于张成彬[18]的调查结果[(27.86±10.06)分]，其中FCR评分≥34分的病人占36.97%(105/284)，低于王乾沙等[19]的研究结果(77.93%)，可能因为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其年龄、疾病确诊时间、病理类型及治疗方式不同有关。本研究FCR各维度得分中生理健康维度得分(15.41±4.80)分，略高于社会家庭维度得分(14.80±4.95)分。分析可能的原因：①病人处于术后阶段，较关注当前的治疗和手术对身体的影响。②病人处于退休状态，不用担心工作及工作对家庭的影响。提示医护人员应关注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病人术后的治疗和护理，加强术后用药知识、疼痛管理及康复锻炼等方面的健康教育。本研究中FCR得分最高的条目为“我担心如果我发生什么事情，家庭会怎么样”，得分最低的条目为“我的日常生活可能不得不依靠陌生人，这使我焦虑”，与吴奇云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因为两组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较为接近，该年龄段病人更关注自己给家庭带来的影响；也可能与两组病人的自理能力有关，自理能力高的老年病人自我照顾能力较高。提示医护人员应关注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病人术后的心理变化，通过评估、沟通、共情等鼓励病人自我情感表达，并给予心理疏导，提高其对疾病的认知，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

3.2 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受多种因素影响

3.2.1 居住环境不同，病人的FCR水平不同 本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在农村的病人其FCR得分[(31.69±9.91)分]比居住在城镇的病人FCR得分[(28.72±8.24)分]高，与程洋等[20]研究结果不一致。分析可能的原因：①农村地区肺癌死亡率在60岁以上人群中呈上升趋势[21]；②受城乡地区病人文化程度、吸烟、空气污染、饮食习惯、身体锻炼水平等差异的影响，居住在农村的新诊断老年肺癌病人在最初诊断期间更感到焦虑、恐惧、不知所措和抑郁。这提示医护人员应帮助病人正确识别肺癌发病的高危因素，帮助病人建立正确的生活行为，缓解不同居住环境病人的复发恐惧心理。

3.2.2 病理分期越高，病人的FCR水平越高 病理分期是评估肺癌病人复发和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22]。本研究结果显示，病理分期高的病人复发恐惧较高，与张贤贤等[23]的研究结果相近。可能与医生在术前已充分告知病人根据影像学判断的分期、手术方案、治疗方式及预后等有关；也可能与病人的自觉症状和疾病认知有关。国外研究表明，病人对自身疾病复发风险的认知越消极，其复发恐惧水平越高[11]。分析原因：可能因为病人术后的主观体验直接影响其焦虑、抑郁情况，而焦虑、抑郁是FCR的独立预测因素[24]。提示医护人员应关注病人术后的主观体验，适当采取正念减压疗法、接纳与承诺疗法、问题解决疗法等来调整病人的心理状态，降低FCR水平。

3.2.3 社会支持与病人FCR呈负相关 本研究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得分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维度得分呈负相关(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是主要影响因素，表明病人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FCR水平越低，与Niu等[25]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可能的原因：①病人从亲人、朋友处获得的尊重、支持和理解等情感体验有助于提高其心理调适能力；②为病人提供的内外部资源可降低病人应激水平，促进其乐观面对疾病。提示医护人员可采取支持性表达疗法、团体干预等帮助病人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其心理健康[26-27]。

3.2.4 疾病认知与病人FCR呈正相关 FCR模型指出，疾病认知是影响病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疾病的负性认知可加重病人的FCR水平[28]。本研究结果显示，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对疾病的认知越严重，其FCR水平越高，与王乾沙等[19]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与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对术后并发症及术后康复认知不足有关；也可能因为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对术后出现的疼痛、胸闷、刺激性咳嗽等症状较敏感和重视，从而加重病人对疾病进展和复发的恐惧心理。提示医护人员可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等重建病人对疾病的认知[29]，可结合互联网和专业指导，以短片、动画、图片、面对面咨询、电话咨询等形式给予个性化宣教，教会病人术后症状识别和症状管理的方法，缓解其心理负担。

4 小结

本研究中，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总分为(30.21±9.22)分，处于中等水平。主要影响因素有居住环境、病理分期、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疾病认知。在临床实践中，医护人员为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提供健康宣教和干预措施时应重点考虑病人的居住环境、病理分期、社会支持和疾病认知等情况，及时有效地识别病人存在的心理问题，提供安全、专业、适宜的应对措施，促进其心理健康。本研究受时间、人力限制研究对象来源和纳入分析的影响因素较为局限，有待扩大样本来源、增加纵向研究以便更全面掌握新诊断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病人FCR水平的动态变化，为后期临床干预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