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顾言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一、问题的提出

自疫情以来，我国对社会进行了严格、有效的管制，主要表现在确保合法流动、做到有痕流动、控制聚集规模等。这些举措在我国边境的疫情反复地区，尤其是西南边境执行得尤为严格与细致，防控的效果也尤为显著。但其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同时，也对西南边境存在的大量跨境事实婚姻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边境地区事实婚姻家庭的稳定不仅关乎其自身，更对边境地区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探究特殊防控期间西南地区跨境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变化对于落实社会有效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国内有关跨境婚姻家庭的研究概述

我国关于跨境婚姻的研究整体上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学术界对于跨境婚姻最初的研究是从其形成机制开始。学界普遍认可的跨境婚姻形成机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认为跨境婚姻的形成是基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在特定社会环境的社会群落中产生的[1]；二是从边民互动着手研究跨国婚姻的形成，认为边民跨国婚姻是边境地区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也是两国边民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中频繁互动交往的结果[2]。第二，学界还从婚姻家庭的角度展开论述。有的从外籍妇女身份认同着手讨论其社会适应，呼吁政策关注跨国妇女国籍问题[3]，也有学者将跨国妇女及其子女的身份困境问题高度概括为“他者认同与制度排斥”的问题，例如，认为那些无法肯定自我的越南妇女当中必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拒斥性认同[4]。第三，由于跨境婚姻家庭是跨境婚姻现象的主要社会治理主体，因而其家庭自身的稳定性对于研究分析跨境婚姻现象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当前我国关于跨境婚姻家庭稳定性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种观点。其一，从跨境婚姻缔结的自身机制来说，有学者从买卖婚姻出发评价这种缔结方式对家庭稳定性造成的影响，认为通过买卖婚姻组成的家庭极不稳定，“守不住，养不熟”[5]。其二，从跨境婚姻面临的社会适应而言，有学者认为基于经济吸引而嫁进来的越南女性难以适应当地社会，容易被外界因素影响，当现实与理想出现落差，越南女性往往会改嫁或离开[6]。其三，从跨境婚姻面临的社会制度约束来说，有学者关注到了跨境婚姻家庭的制度保障问题，呼吁政府调整相关政策，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7]。

纵观学界对跨境婚姻的相关研究，对跨境婚姻形成机制以及跨境婚姻家庭的研究重点在于从社会结构（无论宏观、微观） 的角度考察跨境婚姻（家庭） 这一社会现象以及其连带问题产生的社会机制。虽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外部的静态视角，没有认识到跨境婚姻及跨境婚姻家庭间的区别，忽略了婚姻的分析主体——家庭，因此较难深入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本身。当前关于跨境婚姻家庭稳定性的研究事实上也重复了我国跨境婚姻研究第一和第二个方面的缺点，依然是从宏观、外部视角分析相关因素对跨境婚姻家庭稳定性的影响，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从这些家庭内部自身的结构、动机等方面来分析这些家庭的稳定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关于跨境婚姻稳定性的研究中，鲜有关注疫情对家庭稳定性的影响。本文尝试从跨境婚姻家庭的自身结构类型角度出发，分析新冠疫情对跨境婚姻家庭稳定性的影响。

本文主要依据身份合法性对不同跨境婚姻家庭进行分类，进而对疫情下不同类型家庭自身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阐明何种结构下的家庭面对新冠疫情管制时其稳定性最强，而何种家庭结构下的家庭稳定性最为脆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进而在当前我国后疫情时代的现实背景与推进乡村振兴、治理相对贫困的政策背景下，为地方政府治理跨境婚姻提供政策指导。

（二） 田野点概况

滇东南M县的边境国界线有近三百公里，M县的壮族、苗族、瑶族、彝族、傣族和仡佬族都属于跨境民族，与边境另一侧的居民属于同源文化民族，相互地域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同或相似，交往历史悠久。2019年前，跨境婚姻呈现一种逐年上升的趋势，2018年甚至多达一千余对，边境往来走访频繁，但由于2021年以来疫情严防严管，跨境婚姻数量没有明显增长，反而呈现断崖式下降。公安系统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大约只新增几十个跨境婚姻家庭。据当地公安局统计，县内目前有近5000 个跨境婚姻家庭，其中进行了合法登记的仅占总数的4%，外籍人员有近6000 人，无法取得户口的外籍子女约占外籍人员总数的5%，即“黑人黑户”①。

M 县跨境婚姻的主要特点:（1） 通婚对象以越南人为主，且呈现女方单向的嫁到中国的特点；（2） 分布广，几乎全县域内都有分布；（3） 族内通婚明显，基本都是同源民族；（4） 女方年龄呈现低龄化趋势；（5） 女方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基本都是初中以下；（6） “滚雪球”[5]婚姻缔结方式，多为熟人亲戚介绍，即先嫁入我国边境的越方女性把身边的女性介绍到同一个村或邻村的女方介绍方式。根据调研，M 县跨境婚姻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地理条件便利，山水相连，没有明显的地理分界和地界区分； （2） 民族之间同源同宗，语言风俗习惯基本一致；（3） 村庄之间通婚历史悠久；（4） 两国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大，越南经济水平与我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差不多，对女方有吸引力，且我国妇女地位较越南高； （5） 两国国情，越南由于长期战争，国内女性数量比男性多，我国则是男多女少，双方互补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由于多数越南新娘都是通过中间人介绍嫁到中国，所以男女双方之前具有的感情基础并不深厚，在组成家庭的初期，男方并不着急外出务工，而是选择在家中与新婚妻子培养一段时间的感情，待有初步的感情基础或者子代出生之后才外出务工。在疫情出现以前，边境地区对外籍人员的管控并没有上升到红线的程度，外籍人员有多种途径可以获得收入（外地务工、打零工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跨境婚姻家庭在经济收入层面与本地婚姻家庭无异。而在疫情开始之后，我国严格限制外籍人员出入境，对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籍人员的监管上升成为工作的重点，一方面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禁止境外方偷渡国界，将“三非人员”驱逐出境，以至于没有身份证明的外籍人员想去内地打工已不可能。已构成事实婚姻的境外方配偶只能留在家中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种养殖或做些零工来获取收入，这极大地减少了家庭的经济收入。他们那些留在国外的亲戚由于是“三非人员”②也被限制入境，跨越边境的走亲访友是不被允许的，在当地有很多跨境婚姻家庭因此被迫分离。长期处于一种家庭不完整状态，也为家庭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二、分析框架

边境跨境婚姻家庭成员的构成与普通婚姻家庭成员的构成最大的区别在于，涉外婚姻会牵涉配偶方的境外身份，其次是可能会携带外籍非婚生子女入境。跨境方合法身份的有无直接影响跨境婚姻的合法性，也决定着个人的生计方式。生育子女是家庭血脉的延续，而抚育子女则是为家庭和社会培育新的劳动力的过程。子代成为劳动力之后可以为家庭创造经济价值，使家庭这个三角结构更加稳固，但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抚育周期，家庭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外籍子女在跨境婚姻家庭当中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地位，非婚生子女不能加入中国国籍，无法享受中国国民待遇，在求学和就业方面都受到不小的限制。其次，外籍子女同样需要较长的抚育期才能成为家庭的新劳动力，这样一来，短时间内边境婚姻家庭中的合法劳动力往往只有境内方一人。我们在分析跨境婚姻家庭构成中重点关注的是抚育周期尚未结束的家庭，处于这一阶段的家庭不仅不能依靠新生劳动力创造收入，反而需要不断地投入成本。

基于上述原因，边境跨境婚姻家庭成员构成涉及两个最核心的因素，一是跨境婚姻配偶方合法身份的有无；二是是否携带外籍子女。前者影响家庭的生计分工，后者影响家庭的供养压力。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因经济原因而导致家庭破裂的可能性就能降低。所以根据这两个核心因素将边境婚姻家庭区分为三类:“理想”家庭、“半理想”家庭和“非理想”家庭（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发生之前，不具有合法身份的越南女性外出务工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生计方式上的灵活为其增加了很多劳动机会，家庭的收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疫情到来后，严格的管控缩小了她们的可活动范围，劳动机会与收入也随之减少，家庭经济收入主要靠男性外出务工获得。虽然现实中确实可能存在越南男性娶中国媳妇组成家庭然后留在中国的情况，但在调研走访过程中遇到的村民、村干部均表示该地近几十年来没出现过这个情况，所以不存在家中男主人是外籍人员的情况。故在对边境婚姻家庭成员做分类的时候，默认家中的经济支柱是男方，特此说明。

图1 家庭类型图

（一） “理想”家庭

“理想”家庭指婚姻双方都具有合法身份、在我国民政部门进行了婚姻登记、各方面权益受到合法保障的家庭。由于没有身份的顾虑，男女双方都可以外出务工，家庭的经济供养模式是双线供养，婚后生育的子女可以落户，且待抚育成人后也可以成为劳动力。这类家庭即使伴随外籍子女的进入，其外籍子女的户口也有寄托。与我国男性结成家庭后，家庭的经济供养模式依然是双线供养，外籍子女的存在反而为家庭的收入多提供了一条路径，家庭分工属于典型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模式[8]。基于这种考虑，该类家庭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家庭的稳定性相对较高。

（二） “半理想”家庭

这里说的“半理想”家庭是指女方没有合法身份，没有携带外籍子女的家庭。后代经亲子鉴定确认是亲生子女即可落户中国，将来也可以成长为家庭潜在的劳动力。由于女方身份受限，轻易不会选择外出务工，所以这种家庭的经济供养模式多为以男方的单线供养为主、女方灵活就业的副收入为辅的家庭双线收入模式。经济环境理想的时候劳动机会多，女方的生计方式也较为多样，可以就近务工也可以外地务工。这类家庭的供养模式看似依靠男性单线供养，实际女方灵活就业获得的收入与本地一般家庭相差无几。就算女性选择在家务农，在经过一个正常的抚育周期后，子代也能成为新的劳动力，从而使得家庭形成一个较稳定的三角结构，稳定性虽较理想家庭弱，但也能维持基本运转。

（三） “非理想”家庭

“非理想”家庭是女方没有合法身份，同时也携带了外籍子女入境。家庭潜在劳动力育成需要很长的周期，婚生子与外籍子女同时存在的家庭需要负担双重的抚育成本，即使夫妻双方都有收入，家庭的经济压力仍然较“半理想”家庭重。而且由于外籍子女无法在我国落户，求学就业等也就无法享受国民待遇，医疗和社会保障仍旧需要依靠家庭的供养。在非特殊时期，外籍子女可以同母亲一样从事灵活就业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但在特殊时期外籍子女不仅无法获得收入，反而需要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加重家庭经济负担。总而言之，外籍子女是家庭中的不稳定因素，极易受环境的影响进而影响家庭的经济情况，故此类家庭处于一种低稳定状态。

三、疫情前后的家庭生计模式变化

在M县，“理想”家庭仅占跨境婚姻家庭总数的大约4%，数量极少且实际上此类家庭与本地婚姻家庭几乎没有区别，可以视作学界一般研究的普通农村家庭。疫情对于此类家庭的影响与本地婚姻家庭一样，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因此不在本文重点讨论的范围之内，仅依照分类穷尽原则列举，但下文不赘述。

（一） “半理想”家庭：双线收入到单线收入

从M县公安局登记的外籍子女数量上看，“半理想”家庭是M 县跨境婚姻家庭的主要构成类型。经济环境较为理想的时候女方既可以跟随男方一起前往外地灵活就业，也可以留在家中就近务工，同时与长辈一起经营农田。此时家庭经济来源以男方外出打工收入为主，女性灵活就业收入为辅，生活水平基本可以与本地一般家庭持平。而在疫情的影响下，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失去了前往外地打工的机会，被迫在家留守。家庭的经济压力主要由男方一人承担，女方在家中就近打零工或者在自家农田里种植一些作物，对家庭的经济收入所能起到的辅助性作用下降。疫情后这类家庭的生计模式从之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生计模式转变为：男方外出务工（家庭经济主要来源） +女方与长辈在家从事农业（家庭收入次要来源） +业余从事打零工/黑工（家庭不稳定收入来源） - 抚育子代（潜在劳动力的养成）。

从半理想家庭开始，男性的家庭供养的压力已有所体现，疫情爆发后由于对外籍人员的管控上升到监控红线的程度，绝大多数老板不愿招收这些非本国籍的工人，导致劳动机会大大减少，女方只好退回农村从事小农经济。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变成仅靠男方一人支撑，女方通过小农经济为家庭收入创收成为次要来源，偶尔通过就近“打黑工”补贴家用，即此时家庭收入由原本的双线收入转变为单线收入。

ZLF③:“以前没有管得那么严格，厂老板需要大量招工的时候也不用看你身份证，符合条件就直接上岗了，所以那些越南媳妇就跟着老公去外地打工咯。现在哪里还有老板敢招外国人，他（老板） 也怕被抓嘞。”

QYT④:“有些时候是男的先去厂里做一年活，等环境都熟悉之后去问老板可不可以带他媳妇过来（打工），他媳妇没有身份证的，有些老板不在意这些，他媳妇就一起过去了。以前就是当上面有人来查的时候就让她们（外籍人员） 找地方躲着，不准出来，现在只有一些胆子很大的老板才敢这样咯。”

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家庭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情感基础则是日后慢慢建立和加深的，所以当家庭的经济情况出现问题时，情感因素在弥补家庭危机中起的作用也不大。比如男方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庭就失去了经济来源，经济危机也会破坏夫妻之间的感情，这些家庭就将会面临破碎的风险，感情基础相对较弱的家庭当中女方往往会选择改嫁。

HXL⑤:“家里男的如果病了或者残了，不能苦钱（挣钱） 了，就剩一个媳妇（越南媳妇） 在家守着娃娃，一般都守不了好久就走（改嫁） 咯。”

（二） “非理想”家庭：双线收入到双线内耗

非理想家庭的生计模式在半理想家庭生计模式的基础上多出了外籍子女这个不稳定项。据统计，M县外籍子女的母亲没有合法身份，与男方又不构成血缘上的亲属关系，所以无法在中国落户，年纪小的在当地跟随同龄人完成基本的义务教育后无法正常升学，较早地成了社会闲散人员，其主要生存方式还是依靠家庭供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外籍子女也更早地成了家庭新生代劳动力。

LJG⑥:“那些外来娃娃（外籍子女） 基本上初中毕业就出去找活了，不然就是在街上到处闲逛，父母也恼火得很，就把他们打发出去做活了，多少还能赚点钱回来。”

在疫情爆发之前，年龄大的外籍子女可以通过在家做农活、打零工或者去外地寻找更多的劳动机会，为家庭减轻经济压力。但是疫情爆发之后，他们面临着更严格的监管，被发现之后所承担的后果也更严重（轻则罚款，重则遣返），丧失了外出工作的机会，在家附近的“黑工”收入极不稳定，故而疫情爆发之后这类家庭由原本双线供养的家庭生计供养模式转变为单线供养、双线内耗的生计模式。体现在生计模式上表现为：男方外出务工（家庭经济主要来源） +女方与长辈在家从事农业（家庭收入次要来源） +业余从事打零工/黑工（家庭不稳定收入来源） - 抚育婚生子（潜在劳动力的养成） - 供养外籍子女（家庭的内耗）。

与婚生子一样，被携带入境的外籍子女消耗同样的家庭成本，但日后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却远低于婚生子，那些婚生子与外籍子女皆有的家庭则更是消耗双重抚育成本，所以有外籍子女的跨境家庭抗风险能力也就较其他家庭更低。

总而言之，我国对边境地区“三非人员”的管控一直存在。在疫情爆发之前，事实婚姻的存在为这些外籍人员的居留提供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家庭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庇护所，因此在非特殊时期，这种道德合理性可以大于外籍人员本身的制度合法性，为外籍人员就地务工甚至前往内地提供了可行性。但在疫情开始之后，严格的边境管控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强调了外籍人员的合法性，使其超越了非特殊时期跨境婚姻为外籍配偶提供的合理性。这些外籍人员的行动被严格限制，丧失外出务工机会，多改为在家务农或从事“打黑工”。因此，疫情期间“半理想”家庭与“非理想”家庭均出现了外出劳动力回归，家庭收入下降的局面。家庭供养模式由之前的双线收入变为单线收入加辅助性收入，家庭内耗增加，家庭经济下降，给跨境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带来了影响。

四、疫情对边境跨境婚姻家庭稳定性的影响

家庭稳定性和家庭生计模式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家庭成员的分工间接地区分了不同的家庭生计模式：夫妻双方的“双线供养”，男方一人的“单线供养”。其次，家庭生计模式影响着家庭的经济收入。最后，家庭的经济收入高低决定了家庭稳定性的高低。疫情爆发后的内地农村家庭，夫妻双双外出务工或者一方留守是家庭的主动选择，但边境地区婚姻家庭的特殊性导致女方的留守往往是被迫的，也就是说这些家庭的生计模式在疫情爆发后已转向以“单线供养”为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明显受到影响。

基于家庭生计模式差异，疫情导致的家庭整体收入下降对半理想家庭与非理想家庭的稳定性均有影响，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二者下降的幅度不一，其中非理想家庭下降的幅度更大。

（一） 半理想家庭：经济危机

边境地区男女双方成家背后的行动逻辑存在差异，男性主要是“家本位”，女性则主要是“钱本位”。在我国传统价值观中，男性往往是“先成家，后立业”。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边境地区的男性在建立家庭、生育子代后才能安心在外务工。所以那些在本地婚姻市场受到挤压的男性为了建立家庭，就选择了向外求偶，与越南媳妇构成家庭。而当地的越南女性愿意嫁到中国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越南，在这边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这种男女双方结婚成家的目的取向不同就造成了价值追求的不同。男性成家后的思考逻辑是“家本位”，基于家庭逻辑做出行动，婚后育有子女培养出一定感情再外出打工；而女性是基于经济诱惑才嫁过来成家，感情是后来培养的，当下的生计稳定则家庭稳定，这是出于“钱本位”的个人逻辑。二者的不对等导致对家庭经济情况做出的选择也不一致。

疫情爆发后的半理想家庭，由于女方没有合法身份丧失了外地的劳动机会，为了补贴家用几乎都选择做农活，比如种庄稼、养猪。在当地也可以通过给一些工厂打“黑工”获得收入，只不过风险较大，一旦被警察发现可能面临高额罚单甚至遣返回国，家庭经济收入较疫情以前减少。在这样的家庭角色分工当中，男性是家中经济的支柱，女性则是依附者角色，男方稳定的收入加上女方来自务农、零工等的辅助收入也能够维持家庭运转。但男性一旦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家庭经济状况出现问题，后天培养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成为家庭不稳定的隐患。

（二） 非理想家庭：经济、情感双重危机

经济收入受到家庭生计模式的影响，而外籍子女的有无则是影响家庭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另一变量。实际上，那些有外籍子女的越南媳妇大多是二婚甚至多婚，迎娶她的家庭本身条件就一般，以至于男性很难娶到初婚女子。没有合法身份的外籍子女从养育到成年所需要的周期较长，成年之后也不能正常打工，即使有婚生子女作为后备合法劳动力，同样需要漫长的抚育周期。因此，家庭一直处于巨大供养压力之下，抗风险能力不高。男性承担抚育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子女更多是基于夫妻之间的义务，其中的义务性大于情感性，这种情感偏向在婚生子出生之后可能更加明显，但是由于家庭经济还比较稳定，这种感情矛盾还不至于上升到家庭矛盾。但疫情导致这类家庭陷入经济的窘境，却比半理想家庭还多承担一份不见回报的供养压力，久而久之，对非血缘关系的子女的不满很可能就会上升到夫妻层面的矛盾，从而动摇家庭关系。

LT⑦:“小的嘛就跟着老娘在屋里，大一点的嘛这几年出不去啦，不敢出，去远了被警察抓到可能要坐牢嘞，怕人得很，很多老板也不敢要了，所以这几年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在家帮着盘盘地喂喂鸡，挣不到钱哟。”

非理想家庭在疫情的影响下家庭功能失能的情况比前两类家庭都更为严重，可以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缩减为只有家中男主人一人，但是需要供养的人口数量没变，家庭的经济功能受损。当地政府部门依照政策为这些低收入家庭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即以家庭为单位对他们进行补贴，减轻其经济压力，保障家庭的基本运转，也允许他们正常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也可以得到我国政策的优惠，但是大头依旧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撑。外籍子女的成家立业也是问题，家庭无法进行再生产，没有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加剧了家庭的脆弱性。基于与外籍子女的非血缘关系纽带建立起来的情感非常容易被外界影响所打破，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影响家庭稳定性的一大因素。

HXL⑤:“谁愿意养别人的儿子，那不是没得办法吗，自身条件也讨不着更好的了，凑合过过日子，就当家里多一个干活吃饭的，成家的事情以后再说。”

彭大松基于云南省7 个贫困县的调查数据统计显示：家庭贫困加剧了婚姻脆弱性。贫困程度越深，家庭收入越低，婚姻稳定性越差；个人收入对婚姻稳定性有非线性影响。在低收入阶段，收入的增加显著降低离婚风险，在高收入阶段，收入的增加推高了离婚风险[9]。疫情给边境跨境家庭带来的最大冲击来自经济层面，也是影响跨境家庭稳定性的直接因素，由于情感因素会受经济因素的波及，后天培养的家庭情感如果力量薄弱，则会间接成为家庭稳定性下降的因素。

五、结语

家庭是社会群体的最小单位。健全和健康的家庭是国家与社会稳定、安宁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若家庭出现问题，社会就会有麻烦；若众多家庭同时出现问题，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国家不宁。在疫情下，边境跨境婚姻家庭中半理想与非理想的家庭由于生计变动的影响，其家庭稳定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具体表现为，半理想家庭其生计模式由双线收入转变为单线收入，进而其家庭面临经济困境，动摇了以经济为取向而结合的家庭；非理想家庭则面临更大的困境，其生计模式由双线供养转变为双线消耗，使得其不仅面临经济危机，更会导致情感危机，进而危及家庭完整。而这种家庭稳定性的削弱，带来了复杂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和赡养功能的失能以及社会治理成本的提升。

云南边境线漫长且双边多为同源民族，存在大量事实婚姻家庭。一旦放松管理会造成大批边民涌入，给我国边境地区的疫情防控和管理带来巨大工作压力，但完全禁止他们入境又会对跨境家庭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同时，对于已经在我国境内生活且缔结事实婚姻的境外人员，其生计问题的落实是保障其婚姻家庭稳定的关键。

基于多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从完善边境地区边民通婚法规、跨国婚姻登记制度的角度出发，或许可以改善跨境婚姻家庭人员的身份合法性困境。半理想家庭与非理想家庭的形成受家庭成员身份的合法性影响，跨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完善可以为他们的婚姻提供法律保障，继而可以为他们的身份进行担保，便于他们在我国境内合法流动，有助于降低边境地区半理想与非理想家庭的数量。从创新边境地区社会管理模式的角度思考对策，对陷入经济困难的跨境婚姻家庭提供社会帮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为经济紧张造成的家庭危机。从半理想家庭开始，家庭经济供养压力开始逐渐递增，尤其在疫情的影响下，不少家庭的经济收入减少。对受影响程度较大的家庭提供一定的帮扶可以有效地减轻他们面临的经济压力，保证其家庭的稳定性。

疫情波及广大家庭，而边境的维稳从来不只是家庭或政府单方面的事情，它有赖于国家、家庭等多主体的参与。边境稳定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跨境婚姻家庭的稳定是边境稳定的基石，家庭的稳定是家庭功能维持常态化运行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因此，如何在保证防疫大局的前提下，实施更加人性化的边境治理，真正做到凡边境之内壮有所用、幼有所养，是对当前边境管理工作的重大考验。这考验不仅关系到疫情防控，更关系众多家庭的完整与稳定，关系到社会的和谐。

注释：

①此处对调查数据做模糊化处理，下文涉及到相关数据亦然。

②“三非人员”是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人。

③ZLF，男，43 岁，滇东南 M 县人，访谈时间为 2021年 7月。

④QYT，男，45 岁，滇东南 M 县人，访谈时间为 2021年 7月。

⑤HXL，男，42 岁，滇东南 M 县人，访谈时间为 2021年 7月。

⑥LJG，男，53 岁，滇东南 M 县人，访谈时间为 2021年 7月。

⑦LT，女，50 岁，滇东南 M 县人，访谈时间为 2021年 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