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电影的特点与提升路径分析

2022-07-25王露

今传媒 2022年3期

王露

摘要：近年来，“新主流电影”成为我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其发展流变具有分析探讨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以建党百年之际在2021年7月2号之前上映的《悬崖之上》《1921》《革命者》三部新主流电影为例，对新主流电影如何表现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弘扬时代主旋律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新主流电影在制作、叙事、内容、传播和符号上可提升的路径建议。

关键词：新主流電影；主流意识形态；电影叙事；伴随文本

中图分类号：J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2）03-0052-06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在这个特殊时刻，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和时代主旋律同时又结合商业元素的新主流电影在国产影片版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行业的变动也会作用于学界的研究方向，在学术层面对新主流电影进行探讨和研究能为新主流电影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研究缘起

（一）新主流电影类型化渐成潮流

1987年3月，《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中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1]。由此，电影界兴起了一些将商业电影技巧和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的“主旋律”电影，如《大转折》《开国大典》《周恩来》等。

21世纪以后，评论家马宁写出了《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2000年：新主流电影的真正起点》等文章，并提出“新主流电影”的概念[2]。随后，新主流电影的称呼被社会各界广泛使用，但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学术定义。笔者认为，新主流电影即以弘扬时代主旋律要求为中心，以多元类型商业元素为表现，以输出主流意识形态为目的，以积极健康向上、国家政策倡导、主流价值观为主题的电影作品。

有学者认为，依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文化机遇，2019年被认为是新主流电影之年[3]。在口碑和票房的保证下，新主流电影逐渐成为电影行业中的大热门，融合历史、军事、动作、喜剧等多种类型的新主流电影也形成潮流，备受观众喜爱。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特殊献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4]。由此可见，党史学习至关重要。

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举国上下为迎接建党百年积极组织各类学习、宣传活动。其中，一批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峥嵘岁月的优秀影视作品也纷纷上映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如《觉醒年代》《叛逆者》《悬崖之上》《1921》《革命者》等。

在此特殊时代背景下，这些影视作品随之成为人们争相关注的焦点。而本文就以其中的三部电影作品：《悬崖之上》《1921》和《革命者》为例，对建党一百周年时期的新主流电影进行探讨。

（三）现有研究成果综述

以“新主流电影”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国内，发表于2020年和2021年。对新主流电影的关注越来越深入到高校学术研究的视野中，未来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必将山包海汇。

从研究对象上看，以新主流电影概念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居多，比如，《战狼2》《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等。其中，将新主流电影相同类型归类集中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有对一部电影深入剖析的，比如，张珂珂对《我和我的家乡》电影中展现出的言语文本符号、画面符号、音乐符号，站在对国家认同建构的角度总结其优势和不足，结合新主流电影的发展现状提出建议[5]；有对几部现象级新主流电影做叙事研究，如方乐认为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一点就到家》《夺冠》《我和我的家乡》是值得分析其叙事策略与主题表达的新主流电影佳作，可从其成功原因之中总结一定的因素和规律，为同类型影片提供借鉴和参考[6]。

从研究内容上看，可分为三类：一是新主流电影作品中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建构特征及策略，比如，沈祺、沈鲁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探讨影片如何在五个故事情节中建构起精准扶贫的主旋律，总结了电影的叙事特征、影像表达及创新策略[7]；二是叙事及创作风格的展现、嬗变及发展路径，比如，牛梦笛对《悬崖之上》的主流叙事与商业元素，谍战美学的细节和边界结合总结出特点，又提出该片的创新之处[8]；三是新主流电影的问题及创新路径，比如，马宁站在复兴中国电影的时代高度，分析了主流电影存在的成本、档期、观众、模式等问题，并以上海为例分析了未来新主流电影的机遇并提出建议[9]。由此可见，当前学术界对新主流电影的研究面十分宽广，也极具前瞻性。

从研究方法上看，目前研究成果多是站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质化研究，对文本、叙事、视听元素等进行内容分析，存在不足和片面化取向。可以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融入其他的质化研究方法，比如，以深度访谈和量化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等数据分析的形式，更加客观地分析当下新主流电影的特征和问题等。

总之，当前学术界对新主流电影的研究尚在起步。虽然已有不少极具见地的观点，学者们基于问题提出的策略也比较到位，但成果并不丰富，多局限于电影艺术、文化经济和新闻与传媒等学科中，部分研究还不够深入，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因此，该领域的研究还尚有可为，其发展的空间和潜能也是巨大的。

二、发展特点：从主流到新主流

（一）叙事形散神聚，主题凝生合力

20世纪初，大卫·格里菲斯执导的《党同伐异》开启了影片的多段式叙事[10]，而后被新主流电影所青睐。如《我和我的祖国》通过七个故事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观众都因感受到祖国的发展而自豪；《我和我的家乡》同样是以短视频为脉络串联起五个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助农扶贫故事，两部新主流影片最后都赢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好”成绩。

2021年“七一”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当天上映的《革命者》，对李大钊革命历程的讲述也跳脱出传统的因果式的线性叙事结构，以组合式的蒙太奇结构展现李大钊在革命中与不同伟人共同“战斗”的各个阶段。

在李大钊行刑前的38个小时里，通过张学良、庆子、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与李大钊个人视角一一回顾过往革命岁月。这些片段致敬在革命道路上的无名英雄，而且从分散的叙事中聚合革命先烈们义无反顾为人民谋幸福的精神主题。由此，部分新主流电影形成了叙事上形散神不散、突出影片主题的特点。

（二）刻画小我人物，感召大我情怀

以往的主流电影多刻畫革命烈士或时代伟人，这无疑能拉近历史英雄与普通大众间的距离感，但也存在着观众共情效果不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11]。诚然，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精神的践行主体。这也意味着扎根人民、讴歌人民是电影创作最为重要的方法论，也是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

新主流电影不只对单一人物进行宏大叙事，还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着手，达到多数人的共情，从而感召观众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被誉为“票房黑马”的《悬崖之上》中，四位经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就是革命历史潮流中平凡却又伟大的“小人物”。这些剧情中的“小我”感召着剧情外的“大我”。张宪臣和王郁是夫妻，而小兰和楚良是情侣，他们因执行任务不得不分开重组，在任务进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危险而生死相离。在这时，完成党组织安排的“大我”任务远胜过他们“小我”的个人情感。

张宪臣被特务围追堵截时，本可从容脱逃，但当他看到要饭的儿子后便不顾危险下了车，这是他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小我”。被捕后受尽折磨也不叛党，有出逃机会却选择保护隐藏在特务科的同志周乙，放弃活下去的可能则是他作为一名“队友”和一名党员的“大我”。这些角色情怀被演员精湛的演技刻画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小角色小人物，也能感召出“大我”情怀。

（三）社交媒体宣传，制造热点话题

新主流电影能制造现象级的关注度和讨论热潮，这往往离不开社交媒体的宣传。“两微一抖”如今在移动客户端APP中属于头部产品，其操作的便捷性和社交的互动性吸引了大量的忠实用户，活跃在新媒体平台中的用户更是不在少数。

新主流电影的出品方常常在电影上映前，就在新媒体平台进行“预热”，用拍摄时的花絮、角色定妆照、预告首发等与电影作品相关的内容来制造热点话题，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在影片上映前后会有相关微博热搜“频频出现”，吸引大量新媒体用户的关注和讨论，为影片的宣传助力。比如，2021年五一档，关于《悬崖之上》就有“悬崖之上细节”“悬崖之上于和伟演技”等话题热搜。“七一”建党节后，又有“革命者看哭了”“1921票房破亿”等话题热搜。

这些热点话题、热搜无疑能提升新主流电影在网络平台中的知名度，也会吸引一部分用户到线下影院去观看电影，更为重要的是，新主流电影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在此过程中得到有效宣传。

三、新主流电影的提升路径：多角度共同发力

（一）制作上：培养专业团队，打磨口碑精品

一部电影上映前，需要经过剧本创作、确定导演和演员、组建摄制组、进行拍摄、剪辑、发行等多项工作，这离不开团队的齐心协力。好的影视作品离不开专业团队的精心制作，培养一批全能型团队至关重要。

在揽获2021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众多奖项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其导演张永新、执行制作人姚永君及其制作团队，在对电视剧的制作和呈现效果方面始终坚持精益求精。除了以极高的要求反复打磨剧本，艺术化地后期制作外，在电视剧里，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和场景中不仅是1：1复原的历史场景，而且剧中的服装、道具也都是请专业人士指导制作的，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试问由如此专业和一丝不苟的团队制作的电视剧，又怎能不会不成为口碑载道的精品呢？

同理，新主流电影的制作也离不开专业团队的精雕细磨。为真实还原雪落下的“厚重感”，《悬崖之上》的导演张艺谋携团队到哈尔滨零下二十度的冰雪环境中进行实地拍摄，演员们也都是实打实地在雪地中行走、翻滚。

观众能从一部作品最终呈现的内容看出主创团队的用心良苦，而精心打磨的作品最终也会获得一致好评，从而形成口碑效应。今后新主流电影作品要想保持其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就必须注重培养专业团队的意识，不求多、不求快、只求好，最终打磨出一个个口碑精品。

（二）内容上：优化意识呈现，突出主流价值

以往的主流电影往往因意识形态过浓，输出过于生硬死板而折损了影片的影响力，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不到位，不易被观众接受。互联网的分众、小众化特征更强调要以受众为中心，以观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只有真正符合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内容呈现才能吸引观众，留住观众，影响观众。

一部好的新主流影片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应是“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的。《悬崖之上》整部电影里演员没有夸张的演技，叙事上没有平铺直陈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是通过共产党特工经受的磨难和牺牲来调动观众的情绪，让观众意识到当下的幸福都是无数英雄先烈饱受折磨和痛苦换来的。片尾的字幕“谨以此片献给心向黎明，舍生忘死的革命先辈们”点明了主题，让我们不忘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而舍生忘死的先辈们。

《革命者》中通过一次次对李大钊过往革命经历细节的展现来塑造角色品格和意识形态，通过李大钊一次次振聋发聩的呐喊来带动观众的情绪。在这些细节不断累积的过程中，观众已被革命先烈的精神所感化，主流价值愈发凸显。

新主流电影最终都要达成弘扬时代主旋律，输出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如何把这种目的减弱，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减少观众的抵触心理，最终突出主流价值观来感化观众是新主流电影的重要命题。

（三）叙事上：创新表达形式，讲好中国故事

在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的《什么是电影叙事学》中有言：“实际上，在多个镜头的连接明显不是根据空间逻辑或时间顺序的时候，显示的就是一种动机的价值。”这种动机的价值就是新主流电影作品中用来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方式。

《革命者》采用了不同以往主流电影常用的线性叙事结构，也没有根据空间逻辑或时间顺序连接镜头，而是用不同人物的视角将李大钊在革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一一串联。李大钊为了报童阿晨的死领导了游行示威，最终迫使外籍凶手被逮捕问罪；他为了让人民觉醒、革命能够继续进行，不愿和前来营救的庆子逃出监狱而选择英勇就义；他为了壮大革命队伍，了解群众的需求，深入群众之中，和群众同吃同住、鼓舞群众勇于抗争等，这些镜头已不再只单纯地告诉观众“他是多么伟大”，更潜移默化地让观众感受到一个党员的伟大，党组织的伟大。这种创新的叙事形式更利于中国故事的讲述、传播和弘扬。

此外，影片《1921》在对北京、上海、湖南、巴黎等地的叙事中展开不同空间上的镜头连接，以1921年这个时间节点和中共一大的筹备、组织及开展为主线，但影片的叙事又不仅仅局限在1921年，而是不停闪回毛泽东、刘仁静、陈独秀等风云人物的记忆和经历中。在该片的表达形式也一改主流电影的单调乏味，更好地讲述了中国的故事。

（四）传播上：融合多元渠道，延长生命周期

票房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是衡量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而一部电影的“生命周期”在上映的时间影响下也是有限的。因此，要想扩大新主流电影的传播效果，增强其传播影响力，就一定要尽可能地融合多元渠道来延长电影的“生命周期”。

一方面，新主流电影可以采取线上线下多渠道发行的方式增加受众群体。除了线下院线上映，影片发行方可以提前签署网络平台，在院线下映后，影片立刻接档线上网络视频平台的播出。如爱奇艺、腾讯、优酷等视频平台都有大量的用户基础和完善的影片播出机制，其中“会员可免费观看”和“付费观看”等机制也能保证新主流电影在院线下映后，还能收获线上的“票房”。

另一方面，可以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新主流电影的传播护航。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确保在制度和政策上帮助、扶持影片传播渠道的畅通无阻，影片的生命力蓬勃了、强大了，才有论其延长生命周期的可能性。

（五）符号上：重视伴随文本，提升电影附加值

赵毅衡在《符号学》中提出了“伴随文本”的概念，即“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着大量的社会约定与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并不显现在文本之中，而仅仅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是文本的边缘，但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着意义解释”[12]。换句话说，伴随文本就是“那些伴随着符号文本，一同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13]。而一部电影中除了电影内容本身的文本以外，伴随文本中的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都发挥着重要的符号意义和解读作用。

副文本是电影中的导演、演员、出品商、电影名称等，比如，《悬崖之上》有著名导演张艺谋，还有于和勇、秦海璐、张译等“老戏骨”演员，这些名导演和名演员的口碑与影响力集合成副文本，使电影能在上映前就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型文本可理解为电影的题材、类型或主题，直接决定着受众群体。《1921》和《革命者》作为建党献礼片，兼具剧情、历史和革命等电影类型。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放映，也为电影加深了意义塑造。为了扩大受众面，一部好的电影应适当扩大型文本数量，满足不同受众的审美需求，从而获得更好的票房，更深远的影响。

每一种伴随文本都能和电影文本本身在传播过程中影响受众的解讀。新主流电影要想在电影类型中继续保持好评和票房，就要在稳住电影文本质量的基础上把伴随文本的优势最大化。学界内也有学者认为“只有使电影文本和伴随文本双管齐下、相辅相成，才能提升电影的附加值，推动电影的成功”[14]。

四、结语

在新主流电影的发展迭代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创新性叙事和表达，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界限呈现消弭之势，新主流电影也逐渐成为口碑和票房的保证。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电影作品从主流到新主流会经过多少变化，其中蕴含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正向引导群众的目的是永远不变的。希望本文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三部新主流影片的分析，能够为更多影视作品提供参考和可拓展的思路，从而创作出更多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传统，满足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

[1] 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电影创作的广阔道路[J].当代电影，1991（1）.

[2] 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J].当代电影，1999（4）；2000年：新主流电影的真正起点[J].当代电影，2000（1）.

[3] 陈旭光.发表在略论中国“新主流电影”[J].齐鲁艺苑，2021（2）.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党史是各项事业前进必修课[EB/OL].人民电视网，http：//tv.people.com.cn/n/2013/0626/c141029-21983820.html，2013-06-26.

[5] 张珂珂.新主流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国家认同建构研究[J].东南传播，2021（3）：59-61.

[6] 方乐.试论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与主题表达———以2020年国庆档电影《一点就到家》《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为例[J].艺苑，2021（1）：35-39.

[7][10] 沈祺，沈鲁.“新主流电影”的范式承袭与策略创新———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J].电影文学，2021（7）：108-111.

[8] 牛梦笛.悬崖之上：谍战片的主流叙事与美学表达[J].当代电影，2021（6）：16-19.

[9] 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J].当代电影，1999（4）：4-16.

[11] 习近平：文艺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EB/OL].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6/c164113-25844956.html，2014-10-16.

[12] 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