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古丽

我熟悉简单而不敷衍、简葬速葬的穆斯林式的葬礼。穆斯林的葬礼讲究逝后当日就下葬，没有花环、没有棺木、没有遗像、没有哀乐，没有灵堂，这些让人意识到死亡的标志和符号统统被简化为七尺白纱，一个土穴。我的生父下葬，迅速到我还没有把父亲的生和死切换过来，就与他天地永隔，好像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过渡。父亲埋葬三天以后，我一边洗晒父亲穿过的衣服，一边幻想着父亲回家可以穿了。穆斯林的习俗不允许女人去坟地，我没有亲眼见到父亲被埋葬，与父亲永别的镜头，一直停留在包裹埋体的羊毛毡子一角被掀开后他熟睡的面容上，那是与我无数次看到的，在大炕上熟睡的父亲一模一样的面容。我无从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没有了生命。以致多年以后，我依然不能接受父亲已经死亡这个事实。

有时候我会疑惑，直面亲人死亡那种不存在任何幻想的永离，相对于我父亲那种不被确凿的、让我抱着一丝“逝者的离去是一种假象”的幻觉，对生者来说，不知道哪一种感觉更仁慈。

直到那一年冬天，我参加公公的葬礼，比照我生父的葬礼，我突然有了一些体悟。这是我唯一从头到尾参加的汉民族丧葬仪式，这七天的丧葬程序，对我是全然陌生的。那些繁文缛节是我所不知的（除了在电影或小说、散文里看到的镜头或片段）。

公公的葬礼让我变得很勇敢，平时一些清规戒律，在死亡面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觉得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大，它打破了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所有界限。这于我似乎是行动上一个自然而然的意外。

《七日》看似写了我参加一个葬礼的全过程，实质上，我在这次奔丧和葬礼中体味到的，是死亡背后的那些幽微的东西，还有平时难得见光的人性。

亡者躺在灵棚里，冻成了冰坨子。我知道整个丧葬仪式，都是对活人的安慰。在盛大庄重的死亡祭奠背后，我止不住地体味于事无补的荒诞。

这个已经死亡的生命，已经听不到我的感恩，听不到我的哭嚎。我的哭嚎，是在哭我自己，与其说看到了公公的死亡，不如说我看到了多年以后自己的死亡。我在葬礼上感受自己的死亡，这种无所适从的自私感令我吃惊。

那几天，我没有感受对死亡的恐惧，如果说还有恐惧的话，我就是从丈夫、婆婆身上感受到的恐惧、内疚和不安，这种奇怪的感觉，诱发了我写作的冲动。

让我奇怪的是，在公公在世时，完全没有感受到的一些东西猝不及防地浮出来，比如我丈夫很少回父母家，他对父母的那种亏欠，还有我作为一个儿媳妇对丈夫亏欠父母的那种不安感。借着死亡，太多太多的感觉都叠加上来，加重了死亡的重量，愧疚感、亏欠感、不孝感等一系列的感受，在公公的葬礼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丈夫那几天甚至心脏出现了问题，我觉得在我身上所有的感受，在他那里都会几十倍、几百倍地放大，他的心脏承载不了，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跟丈夫到他父母的老家余姚定居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公公婆婆早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貌似被我们遗忘了。借着死亡，公公展示了他一直以来被我们忽视的存在和重要性，这真是种悲哀。这时候我才发觉，其實分离这一种东西一直压在我们的心头，压得很重很深。直到公公离开了这个世界，积压的那些离愁别恨一下子喷涌而出。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说服丈夫和自己的理由，也不知道该让谁去背负这种父子分离的责任，我只有自责，是我抢走了他的儿子，导致他们相隔千里。这一场悲剧的责任，好像应该由我来背负。

人性中那些幽微，平时深不见底，我们看不到也触摸不到的东西，似乎是借由这样一个葬礼才被捕捉。

人类的一些重要时刻是需要被见证的，婴儿的诞生、婚礼、葬礼，缺少见证，会让人感觉不真实，尤其是死亡。需要一场葬礼，似乎是需要昭示亡者的重要性。

葬礼就是这样一件又残酷、又暗含温情的事情，邀请很多人来见证，让死亡变得确凿。亲友一起互相抚慰失去的悲痛，一起承受那种割断与亡者的连接、与一个生命阴阳两隔的疼痛。

我相信，每一场葬礼都能让人重新认识活着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一位逝者的葬礼上，看似在重新认识和定义死者，不如说葬礼照见了我们的生活，同时让我们照见自己的死亡。

公公去世的隆冬，让我的生命真正触及了死亡的寒冷。公公的葬礼持续了七天，那七天，让我一步步确信，我每次去中卫，都会围上围裙，走进厨房的那个戴着近视镜的秃顶男人真的离开了。他喜欢，叼着烟、按下油烟机的开关，一边抽烟一边特意为我炒一盘羊肉青椒丝。现在他不再出现在厨房，他叫我名字时那种亲昵的声音，不会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响起。连续七天，我看到的是，他在楼下临时搭的一个灵棚里仰面躺着，他周围摆满了阴森的花圈。他一天比一天冻得更硬实，他的脸，他的眼珠，他盖在被子下面的一把瘦骨。

给公公行完擦拭面容的仪式后，丈夫告诉我，公公的脸都冻成了冰坨子，眼珠都冻实了，眼皮根本无法合上。他的口气和表情里透着掩饰不住的惊异，仿佛他说的这个男人不是他父亲，而是一个他第一次碰到的人。生死之间陡现的差异感，让他无法确信，棺材里那个冻得硬邦邦的人，就是生养了自己的父亲。

花圈、棺材、遗像、墓穴，飘飞的纸钱、沉重的哀乐、冗长的仪式，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吊唁，一点一点把我们拉近公公死亡这个事实。葬礼上的每一个元素，让我从心理上对公公的死亡有了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我告诉自己，这个生长在江南的少年，终于在北方的风沙中走完他的一生，心有不甘地躺在了宁夏中卫的黄土中。当我参加完葬礼离开的刹那，那个被我称作公公的男人，被镶进我手里捧着的一个黑白相框。

诞生与死亡是生命的两极。我们需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一个生命完结后亲人的悲痛。如同我们降生时，希望给人看到一个生命诞生的喜悦。

丧葬仪式的这七天，哀乐沉重的调子，生离死别的悲号充斥周围，葬礼上的很多画面，还有对死者的记忆，一幕一幕都定格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唯一救赎的办法，就是用文字记录下来。

葬礼之后，回到余姚，我把写好的《七日》用白纸打印了一份，让丈夫在烧纸的时候，烧给九泉之下的公公。

没有人能够写出另一个人真正的一生，也许我只是用文字的形式再次确凿了公公的死亡。我想要用文字抓住的，是死亡仪式中闪现的幽微的人性，希望被我捕捉到的那些细节，能确凿死亡，也能确凿一个生命在世上驻留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