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帕蒂古丽的散文极具辨识度。这缘于她的特殊身份。她身上，流着维吾尔族（父族）和回族（母族）的血，而她自己，从北疆到江南，最后在被称为“东南最名邑”的余姚栖身。多元文化的泅染使她能跨文化书写，多维度思考。虽然这种身份也曾经令她焦虑、无所适从甚至有割裂感。文化的碰撞、杂糅、融合使她有了丰富的底蕴和开阔的视野。她不仅剖析自我，剖析自己的家族，以文字的方式返乡，而且，还走出书斋，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她以行走的笔墨，记录移居民族真实、鲜活的生活样态，书写这些土地上人们的热血、汗水、温情和乡愁。于是，就有了《被语言争夺的舌头》《百年血脉》《模仿者的生活》《蕴情的土地》等一系列力作。

散文《七日》和《墓畔回声》，涉及的都是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话题：死亡。而文中的“死亡”都是客死他乡。无论是高贵的王者，还是普通的庶民，有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次灾荒、一波运动，也许就改变了命运的整个走向。那么，这些因为种种原因客死异乡的人，他们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返乡？作家以自身的命运和忧患去观照他人，字里行间充满着深深的悲悯。

在《七日》中，作家以极其绵密细腻的文字记录了公公亡故后的七天里家人的行动和感想。从丈夫接到公公的死讯落笔，由奔丧至入殓，由棺木到遗像，复原了那位可敬的老人的一生。他是余姚赴宁夏中卫的知青。他通文墨，一手字写得颇有古意。他思想开明，能接受儿子和异族女子通婚，也能客观地看待女儿失败的婚姻。他一生勤勉，待人宽容。大半生在外，他渴望叶落归根，但种种原因阻碍了他的还乡之路。出生在温润葱郁的江南的他，如今葬在开满沙枣花和苹果花的地方。公公离去后，作者和丈夫满怀愧疚，把他的遗像带回来放在家中客房内，以这种方式让他返乡。在整整一代青年人大转移、大迁徙的洪流中，公公的命运只是其中的一粒泥沙，悄无声息，沉淀在了历史深处。但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他们一生的经历和情感体验构成了独特的个体的生命价值。《七日》写的是这位可敬的老人，写的是对亲人的悼念、愧疚和忏悔，但写出的是在第二故乡扎根的知青这一群体。在剖析自己的家人和自己时，古丽往往用第一人称，毫不掩饰，袒露那些幽昧的心灵中的隐秘。多少年了，她感受过散失、压抑和焦虑，因为在暗夜痛过，才有一颗悲悯的推己及人的心。在她的散文中，除了这位知青公公，我们还可以认识她的家人：从南疆到北疆，在大梁坡扎根，扛负着养家重任历经磨难的父亲、疯癫了半生走失的母亲、终日劳碌与命运抗争的弟弟.....作家在对自己家族的内省中写出了一个群落、一个民族以及一种文化。以小人物显现大历史，在对自身命运的观照中思索着时代沧桑和民族融合。

《墓畔回声》写明朝时苏禄国东王率使团返程途中至山东德州殒殁，他的王妃和两位王子及守墓者长居德州，后人发展成“温”“安”两族。他们在清真寺接受伊斯兰教普及教育后，也学习汉字以及《三字经》《百家姓》等。家族中出了十几位秀才，清代还有人入仕，民国时期西北军中“不侍二主”的名将安树德也是他们的后人。如今，苏禄国动王的后裔完全融入了回族。他们样貌改变，原有文化断裂，只留下一种精神气质。于是，作家在苏禄国东王的墓边感慨：生活，已在另一片土地打开，但还有一个“回”字可守。

叔本华对死亡哲学有这样的阐述：“由于对死亡的认识带来的反省，致使人类获得形而上学的见解，并由此得到一种慰藉……所有宗教和哲学体系，主要即为针对这种目的而发，以帮助人们培养反省的理性，作为对死亡观念的解毒剂。”死亡是每一个人的宿命，但是看待死亡的视角，却可以让人获得拯救和意义。作家从一位古时的王者，从一位当下的普通人的身上，都进行了反省和追问。人的肉体会消亡，但是，精神的原乡却是永恒的存在，需要返回，需要守护。这也是人类共性的东西。

古丽的散文，除了哲理和诗性，还在于她叙述方式的灵动和对细节的运用。她能够在对历史的缅怀和对日常的描述中切换自如，能够在个人的遐想和现实的场景中自由穿梭，纵横开阖，收放自如。文中遍布细节，高度还原日常。看似“碎碎念”的表达，其中蕴藏着关于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的丰富的信息，充满情味。“那些饭每次倒在一个陶盆里，入殓前，阴阳师把盆子里结了冰的饭菜，用钉棺材的铁钉撬碎，装进一个小瓦罐，那只没有盖子的瓦罐最后用馒头封口，用红底碎花的纸包起来。阴阳师让我用红线帮他捧住包了花纸的罐子，在罐口打了几个活结，说口不能扎太紧，吃的时候不方便。我知道那个被打扮得像一件艺术品一样的瓦罐，第二天出殡是要被带到坟前砸烂的，听他这么一说，心跟着一热，仿佛那罐子里冰冻的吃食也让这句话化开了。”这一段文字就形象地说明了当地葬礼中最有特色的一个环节。而且，从文中还可以了解到，汉族人家中挂亲人遗像，做“七”，穆斯林则没有这样的习惯。同样，在《墓畔回声》中，作家把德州的少数民族的来龙去脉和生存现状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融历史知识、人文掌故和现实思索于一体。有时候，读古丽的散文，不仅跟着她进行了一次曲折而且深入的情感之旅，还获知了不少关于地域和民族文化的知识。

古丽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对要表达的主题，她总能迅速找到一个切口，直达内核。她的着眼点，通常是一个小物什、小细节甚至一句话，然后就会深度打开。这使我想起维吾尔族著名的英吉沙小刀，虽小，却刀刃锋利，直击要害。比如，她的慧眼，关注到苏禄国东王那绕着水泥护围和墓地砖墙恰巧踱出一个“回”字。又比如她抓住“赑屃”这种在汉文化传说里具有神力的动物着笔。“没能在活的时候驮着苏禄东王漂洋过海，回到他远隔重洋的国度。在他死了以后的六百年里，赑屃驮着墓碑，高昂着头，似乎一直在行进中。”同样，她写到苏禄国东王墓前农民模样的中年男人的回答：“我爷爷知道，听他说是一个外国人，我们祖先守过这个墓。我们早就改种地了，现在这里是景点，不管墓里头埋着啥人，时间过去太久了，跟我们也没有啥关系了。”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触发了读者几多感伤和喟叹。最后，古丽又用一个别出心裁的细节，给了自己和读者强烈的“回声”：墓地的围墙外，一幢接一幢守墓者和他们子孙的白房子，远看一片缟素，一重一重朝远处延展，像一个套一个的“回”字，似乎千万张口在重复一个字：回！回！回！”

我记得有一年，浙江省作协开“作代会”，我和古丽恰好住同个房间。她接打电话，一会儿用汉语，一会儿用维吾尔语。她普通话的标准程度让我这个南方人汗颜。而读她的文字，我更惊诧于古麗对汉文字的驾驭能力，无论是语词的丰富妥帖、各种修辞手法的娴熟运用，还是节奏、气息，丝毫不逊于汉族作家。而且，因为她的维吾尔语思维，天生给人一种新奇感。大量的通感和譬喻，因为一些维吾尔族独特的意象而意趣盎然，生动幽默。有的时候，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那种在阅读那些西方名家译作的感觉。我想，古丽的头脑中有一架翻译机，她在汉语和维吾尔语之间切换、移接、融合。这种融合，如水中被一圈圈涟漪打碎、拉长而又相互交织的万物美丽的倒影，更加炫丽更有情味。“生者，也可以像树一样移植异国他乡，守望一座经世之墓。一眼望去，墓葬周围，谷子一样一茬一茬长满守墓者的后人”“大地上的人们在不断地迁徙，每个人的命运都在无奈地搬迁和无奈地挪移中变幻莫测。”“每天走在路上一片怅惘，脚下的青石板上的苔藓，都摆出一副不认识我的吃惊模样，仿佛提醒我，为何煞有介事地错踏在南方的青苔上。”这样的语言，在散文里俯拾皆是。我想，作家从小就读汉语学校，她有着天生的语感，这为她的汉语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语言是思想的外衣，是心灵的泉水，是沟通的桥梁。她游弋于两种语言之间，也自然地成为两种文化的居间者。

作家的写作都是在写自己，其标志是：散文里，作家要在场。《七日》和《墓畔回声》中，古丽写了知青公公，写了明代的苏禄国东王。其实，也是写自己失散的故乡、内心的隐痛以及寻觅和希冀。在文中，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曾被割裂的压抑的古丽，也看到一个把自己缝合得坚毅的蓬勃的古丽……生活，不乏岁月静好却更多的是负重前行。斑驳的文化图景和千折百回的心境，这是一个作家最丰赡的财富。

古丽喜欢漂亮衣服，生活中的她，有时一天换两套衣裙，大都缀着精致的绣花和蕾丝。她对我说起过喜欢换衣服，她以换衣服的方式来怀念她那个逝去的做裁缝的父亲。于是，我想，这位裁缝的女儿，她有多块布料，维吾尔族、回族、汉族甚至哈萨克族的，有着完全不同的质地和风格，她能让这些布料在身上弥合。而且，“衣裳”上独特的文化、精神之花，在经历了漂泊和长夜的期待后灼灼怒放，光华炫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