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帅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青海西宁 810001）

引 言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发展以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口，国家层面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在国内层面，探究东、西部在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存在的差异以及分工合作的方向，有助于引导政策体系按客观规律调整完善，突出东、西部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使生产、消费在国内形成完整统一的大循环、大市场，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均衡。因此，研究东、西部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的差异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产业结构变迁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往更多的是关注经济增长方面，近年来才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国外的学者大都肯定了产业结构变迁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认为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初期，经济增长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而到达某一临界值后，收入差距才会缩小，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劳动力要素的部门间 流 动（Kuznets，1955；Adelman and Morris，1973）。但也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变迁通过改变收入的功能性分配造成不平等改善（Sherm and Robinson，1976）。

国内学者对于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国外成熟理论的具体应用。从作用机制看，主要是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验证“倒U型”效应是否存在（徐朝阳，2010；林毅夫等，2013）。从实证关系看，对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差距的研究，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郭平等，2014）；二是认为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动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赵立文，2018）。这些研究并未区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作用差异，因此带来了研究结论的分歧。从研究对象看，在研究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时，主要是基于全国层面（吴万宗等，2018），对于具体的区域研究相对较少，尤其对东、西部的研究更少。同时，对收入分配的选取对象，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任元明等，2014；朱天星等，2020），对于东、西部内部的收入分配研究也相对较少。

一、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的界定及东、西部特征比较

（一）概念界定

1.产业结构变迁。通常而言，在一个经济体中，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指的是产业间、产业结构与其他经济结构的契合水平。考虑到产业结构演进的差异，学术界一般使用泰尔指数进行构建，其公式为： ，其中TL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Y代表产业增加值，L代表就业人数，所以Y/L便表示劳动生产率，i表示某一产业，n为产业总个数，通常来说，国民经济结构划分为三次产业结构，所以n取3。Yi/Y是不同产业的权重，用某一产业的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最理想的状态是经济处于均衡时，TL值等于0；任何偏离了0的数值均表示产业结构不合理，而TL值越大代表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度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依据配第·克拉克定律用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度量指标。另一类度量指标主要采用了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技术形塑，制造业不再仅仅提供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进一步创造产品服务和增值的使用价值，满足更多的服务需求，工业化后期的经济服务化或制造业服务化特征明显。因此，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以便更好地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服务化发展方向。具体公式为： TS=Y3/ Y2，其中，TS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Y3代表第三产业增加值，Y2代表第二产业增加值。TS数值越大，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就意味着产业结构在向服务化的方向演进。

2.收入不平等。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方法以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等为代表。由于基尼系数具有权威性高、适用面广以及取值介于0~1之间的优势，故本文选取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度量指标。

对于基尼系数的具体测算公式采用田为民（2012）改进的公式：

其中，P为总人口，W为总收入，Wi为累积到第组的收入。上式避开了等分组这一难题，只按居民收入进行分组，若已知每组的人数和收入，就可以计算基尼系数。

利用上式可以直接计算出各省（市、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然后利用“分组加权法”计算出总体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其中，Gc、Gr分别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Pc、Pr分别表示城镇人口、农村人口比重，Uc、Ur分别表示城镇、农村人均收入，u表示全省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

（二）东、西部产业结构变迁、收入不平等的特征

1.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特征。图1显示，从变化趋势上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都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①由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反向指标，所以合理化水平的下降其含义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若依据含义解释，此处的变化过程也可表述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经历了先提高再下降再提高的过程。，基本上反映出产业结构合理化经历了前期以工业化为主发展阶段和近期的去工业化发展阶段。同时，目前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合理化速度也快于西部地区，说明东部现阶段处于去工业化发展过程，而西部地区主要在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处于工业化发展过程，因此表现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东部地区的追赶。随着合理化程度逐步提升，东、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会达到收敛。

图1 东、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变化趋势（1978~2019年）② 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2010-2019年的各省份统计年鉴。其中，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省（市）。因此，这里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表示的是东、西部地区各省份加总的平均水平，下同。

2.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特征。图2所示，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基本反映产业结构逐渐趋于高级化。同时，目前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高级化速度也快于西部地区。反映出东部地区由工业化为主的发展阶段转向去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因西部地区经历了对东部地区的追赶阶段转向以工业化为主、兼顾服务化的发展阶段。

图2 东、西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变化趋势（1978~2019年）

3.东部、西部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及特征比较。

（1）东部收入不平等程度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具体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3年）收入分配相对合理；第二阶段（2004~2012）收入不平等缓慢上升；第三阶段（2013~2019年）收入不平等加速上升。从数值看，2015年已达到0.5的水平，说明东部地区内部存在收入不平等的问题③国际惯例把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图3 东、西部基尼系数和整体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1978~2019年）

（2）西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但与东部地区又存在差异。具体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3年）收入分配相对合理；第二阶段（2004~2019）收入不平等缓慢上升。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产业结构变迁契合我国产业结构演变整体情况，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也基本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事实，高度契合产业结构变迁趋势。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并不存在一致的变化趋势，这为下文将两者放在一起回归，排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二、模型、方法和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本文利用1978~2019年东、西部22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收入不平等的区域差异，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理由是：（1）随机效应模型主要针对的是样本量较大的随机抽样，并且这些解释变量不会随时间变化。但是，本研究分析的是22个地区，个体较少，且主要的解释变量都随时间而改变，因此将个体效应视为固定效应较为合理；（2）由于固定效应容许非观测效应与解释变量任意相关，所以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固定效应更为合适。据此将模型设定如下：

式（1）中i表示省（市、区），t表示时间，y表示收入不平等，lnTL、lnTS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指标的对数值，u是误差项，是地区固定效应。

为了避免控制变量选择的随意性，本文回避了控制变量的选用，借鉴干春晖等（2013）的做法，直接利用收入不平等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进行控制，计量模型变为：

进一步对上式进行差分处理以消除非观测效应，得到差分模型：

由于差分处理会导致差分模型的随机扰动项的相关性，因此在估计时需要采用面板稳健性标准差。同时由于回归变量中出现了含有因变量的交互项，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干春晖等（2013）将模型所有的解释变量视为内生，并以其滞后项和差分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广义矩估计，但是这样可能造成工具变量过度的问题，因此必须借助J检验计量，对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指标，采用上文基尼系数表示。产业结构变迁采用前文描述的泰尔指数和TS指数，所有数据资料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2010~2019年的各省份统计年鉴，在计算过程中的个别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补齐。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更为具体地分析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本文将1978~2019年分为1978~1984年、1985~1991年、1992~2000年、2001~2009年、2010~2019年五个阶段④这样区分的主要依据来自政策、制度、环境等的变化，如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及实施西部大开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以及保持区间年限的大致相同。。表2、表3中给出的Hansen检验值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估计结果是合理的。

表2 东部产业结构变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自身都具有收敛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但与其他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时，均显著扩大了收入不平等。若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的作用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就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言，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出两个阶段的差异：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此时为负而也为负，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lnTL值的变小）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其他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时对收入不平等存在扩大作用；第二阶段为1992~2019年，此时为正而也为负，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lnTL值的变小）会缩小收入不平等，但与其他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时对收入不平等存在扩大作用。

就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言，其对收入不平等作用具有稳定性。此时显著为负而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lnTS）的推进对收入不平等存在抑制效应，但与其他影响因素的相互影响反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为了在模型中区别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收入不平等的综合效应，需要在式（2）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求解偏导数，即：

偏效应的结果显示，东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但产业结构高级化比合理化要高出1.85个单位，这意味着目前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时，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扩大作用在逐年收敛，而高级化的扩大作用却在不断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前后高级化作用发生了变化，考虑到这一时期正是我国积极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节点，因此在产业结构发展上，表现出比较优势，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为缩小作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东部地区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西部转移，自身去发展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从而带来短期的收入分配收敛，但是这一过程并未一直持续下去。这说明若一味地推进高级化，相应的劳动力、资本、技术、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等要素不能匹配，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表3显示，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较为显著地扩大了收入不平等，而高级化则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其他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时，都表现出扩大了收入不平等，但是合理化不具有显著性。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作用都存在时期波动。

表3 西部产业结构变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具体来说，产业结构合理化在1978~1984年和2010~2019年两个阶段表现出收敛作用，但在1985~2009年的三个时期，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扩大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在1978~1984年和2001~2009年两个阶段表现为扩大作用，但在1985~1991年、1992~2000年、2010~2019年三个阶段缩小了收入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近10年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缩小了收入不平等。

从偏效应和交互作用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不存在稳定的作用。具体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在1985~1991年、1992~2000年两个阶段表现出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但在1978~1984年、2001~2009年、2010~2019年等三个阶段，体现了扩大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在1978~1984年、2001~2009年两个阶段呈现出收敛效果，但在1985~1991年、1992~2000年和2010~2019年三个阶段扩大了收入差距。

尚需进一步指出的是：第一，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在2000年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迁跃。产业结构合理化从缩小作用变成扩大作用，高级化从扩大作用变成缩小作用，但高级化的缩小作用在2010~2019年期间并未持续，仍然表现为扩大作用，这说明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中，达到了短期升级产业结构的效果，使经济收入收敛。但由于存在产业结构变迁背离其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这一收入收敛并不能持续。第二，在所有时期，合理化和高级化在与其他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时，都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但唯一例外的是，2000~2009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并未在与其他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时发生变化，而是依然体现出合理化的扩大作用。交相证实了第一点的问题，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迁是违背经济发展阶段的，所以合理化依然是扩大了收入不平等，高级化的缩小作用也是不可持续的。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探讨产业结构变迁对收入不平等的东、西部作用的差异，并利用1978~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对上述的研究结果进行如下总结，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偏效应来看，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更大。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缩小了收入不平等，高级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并且高级化的效应大于合理化。总体上来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偏效应大于西部地区。这一结果验证了有关学者对目前东、西部收入差距收敛的不同看法，即区域发展政策将资源配置到地理劣势地区，虽然缩小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却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使得东部地区生产成本上升，西部地区投资回报率下降和债务高企。

从交互作用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收入不平等均存在稳定的扩大作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变动，其中合理化的作用不具有显著性。

（二）政策建议

1.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一是制度层面需要进一步以新发展理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注重以人均收入为代表的区域平衡发展；二是在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力度的同时，应该加强对财政政策的效果和效率的评价，减少资源错配和要素扭曲，培育西部地区的自主发展能力；三是东、西部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和政绩评价上应加强对不同区域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合理、分类、有效的引导和评价，使当地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符合自身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以及形成国家内部统一的市场分工合作体系，减少市场分割以及人为不合理的干预。

2.推进“放管服”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传统的管理体系下，政府承担了过多分配资源的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和市场机制的扭曲。尤其在产业政策方面，由于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具有全国的引导和支持效应，对于有着不同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地方政府存在“引导陷阱”，使得有些产业政策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做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更多体现服务功能、平台搭建功能、制度体系建设功能，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从而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同时，地方政府在支持本地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布局时，应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做好取舍，避免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短视化行为，从而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使之能推动经济增长，实现收入均等。

3.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引导要素合理流动。收入增加和产业结构变迁关键在于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除激发劳动力、资本、土地、企业家精神等传统的生产要素外，同时应探索生态环境等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过程，为东、西部产业结构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优势互补又相互竞争的要素集。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应进一步培育服务业（金融、法律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方向，从而使之产业结构变迁能尽快实现对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对于受资源约束型的西部地区，要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经济、现代农业以及旅游业等产业合理化方向，克服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约束，尽快收敛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