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

[摘           要]  探索大学生健康风险认知及信息搜寻行为干预机制，为健康风险认知提高及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优化提供实施参考。分析健康风险认知及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运用行为动机假设、风险信息寻求与加工模型，识别两者关联中介变量，构建健康风险认知下的信息搜寻行为动态关联模型。通过问卷、实验获取关联中介变量对大学生健康风险认知及信息搜寻行为影响程度及趋势，提出健康风险认识下的信息搜寻行为有效干预机制。分析发现内部干预变量绩效期望、自我效能对健康风险认知及信息搜寻行为会产生直接影响，而外部干预变量信息质量、社会支持会对其产生间接影响。

[关    键   词]  健康风险认知;信息搜寻行为;大学生健康;干预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2）26-0076-03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在2016年发布时，就明确了健康的战略发展地位，但直到2020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才首次达到规划纲要中20%的目标要求，且仅为23.15%。自2020年以来，公众愈发认识到自身安全行为和健康风险意识的重要性。公众更加倾向于通过计算机网络、移动终端及社交软件来搜索、寻找与分享健康信息，从而提高自身对疾病的知晓程度和预防应对能力。大学生作为网络的主体，其健康风险认知和信息搜寻行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我国大学生健康风险认知水平和信息搜寻能力较差，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

因此，本研究聚焦大学生群体，分析健康风险认知与信息搜寻行为关联关系，针对性提出健康风险认知下的信息搜寻行为干预机制，有利于大学生有效获取健康信息，增强健康风险认知，为学校、医院、政府及健康管理机构对个体健康行为干预提供实施参考。

一、健康风险认知与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

（一）健康風险认知方面

代亚君等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入手，对健康风险认知的未知性、严重性、可能性、可控性四个维度进行公众风险认知量表编制[1]。王心瑶等对307名医学生健康风险认知和新媒体运用开展研究实验，分析得出性别、健康风险关注度和可信度对风险认知水平影响显著[2]。Kim YoungHo等通过对韩国首尔北部诺顿地区的625名青少年（314名男性和311名女性）健康风险认知进行调查，发现不同性别、年龄对健康风险认知偏差有显著差异[3]。

（二）信息搜寻行为方面

张悦基于9名专家给出的主体因素指标及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指标，运用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等，研究人口学因素、健康状况、人格特质、认知风格和社会支持5个维度，各个主体因素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中任务时间、搜寻策略、搜寻结果处理和搜寻效果满意度评价4个维度具体行为指标的影响关系[4]。金帅岐等从健康信息环境因素、个体因素、搜寻行为因素三个方面运用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三者交互模型，得出自我效能、情绪智力、信息检索能力、感觉迷失、健康焦虑等9个因素影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5]。Hong Jin等构建一种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社会化移动网络信息搜寻行为模型，认为信息的实用性、可用性及人机交互等影响信息搜寻行为[6]。

综上所述，健康风险认知和信息搜寻行为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信息人因素，如人口学因素、健康情况因素、性格因素和认知因素等;信息因素，如信息内容描述特征、信息呈现方式特征等;信息环境因素，如群体信任、社会保障等，健康风险认知与信息搜寻行为之间存在动态关联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和实证。

二、健康风险认知下的信息搜寻行为研究模型设计

（一）模型结构基础

本研究以行为动机假设、风险信息寻求和加工模型（RISP）为基础，将健康风险认知下的信息搜寻行为视为一类意义构建过程，研究个体由健康风险认知到情感响应，最后到为满足信息需求完成搜寻行为的整个过程[7]。将两者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中考量，识别两者关联中介变量，建立健康风险认知下的信息搜寻行为动态关联模型。

（二）模型变量分析

个体特征主要由人口学因素、相关风险经验及政治观念组成，在研究健康风险认知时，相关风险经验特指健康经验，而政治观念主要调控公共风险事件，故在研究个体健康风险认知和搜寻行为时删除这一因素。知觉风险特征主要指对风险的评判。情感响应主要包括对健康风险的忧虑和担忧。经过情感响应后，个体当前知识储备与信息需求存在的差距明显，信息的充分性明显不足以满足当前个体认知，个体信息搜寻和加工的意愿更加凸显。信息特征主要包括信息描述和信息呈现两个方面，运用正负向描述或不同呈现形式，对于个体接受程度和引起风险认知有着不同的影响，行为决策也有所不同。知觉信息收集能力是指个体在面对风险时，表现出对自身信息收集能力水平的自信程度，主要集中表现在信息收集时的自我效能方面。信息主观规范是描述个体在感受到社会的压力后，选择某一特定行为的绩效期望，而相关渠道信念是个体对社会信任水平的重要体现。在个体健康受到威胁时，通过社会支持来约束、规范和保障健康信息，建立人际信任关系，促使个体产生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绩效期望，帮助建立高质量风险认知，从而有效调动信息搜寻行为。个体的信息寻求和加工行为是在表达自身信息需求并通过自我认知和情感响应后，不断与信息进行交互的一个过程，本研究中信息寻求与加工行为特指信息搜寻行为。

（三）健康风险认知下的信息搜寻行为关联模型

健康风险认知受到个体特征、信息特征、社会支持及自我效能直接影响，而个体的信息搜寻行为由信息充分性、社会支持及自我效能共同决定。根据上述变量分析，得出健康风险认知下的信息搜寻行为关联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过程与结果讨论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研究主要观察大学生认知和搜寻行为变化，验证关联模型中变量与健康风险认知、信息搜寻行为在特定情境下的关系。将某大学有不按时早睡习惯的84名在校大学生，按关联模型中变量类型划分为内因检测组、外因干预组。对内因检测组发放问卷调查，并对外因干预组开展干预实验。因大学生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因素相似，故内因检测组主要对大学生的内因包括性别、健康经验、自我效能、绩效期望进行问卷测试，运用健康风险认知水平高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有无衡量变量对两者影响情况。外因干预组主要对大学生外因包括信息描述、信息呈现、社会支持进行干预，通过干预前后风险认知提高和搜寻行为改变人数的变化，分析评价干预效果。深入分析两组数据，探明认知提高和行为改变的机理。

（二）研究策略和措施

从84名大学生中筛选出内因一致的42名大学生进入外因干预组，将其随机分为3组，每组14人组建微信群，其余进入内因检测组。向内因检测组发放调查问卷，而外因干预组的所有干预方案均通过微信群实施，每周发布不按时早睡相关健康信息2次，实现主动或被动接收信息10分钟以上，干预的周期设置为12周。

内因检测组的调查问卷包括性别，是否有不按时早睡影响身体健康的经历，是否认为不按时早睡会影响身体健康，在知晓不按时早睡会影响身体健康后是否有实现身体健康的能力的信心，是否有较高的期望改变不按时早睡对身体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否会搜索不按时早睡的相关健康信息。

外因干预组实验包括：首先，对3个分组进行健康风险认知和搜寻行为实验，获取健康风险认知高和有搜寻行为的大学生人数;其次，对3个分组微信群进行干预，分别发布不按时早睡的危害和按时早睡的益处相关信息，各种内容呈现形式的不按时早睡的危害和按时早睡的益处相关信息，不按时早睡的危害和按时早睡的益处相关科学及政策信息;最后，对干预后健康风险认知高和有信息搜寻行为的人数进行统计。

（三）研究结果

由表1可知，在内因检测组中，自我效能和绩效期望高，相应的健康风险认知也高，并伴随着信息搜寻行为。有健康经验的大学生，拥有更高的健康风险认知和信息搜寻行为能力的可能，而性别对健康风险认知和信息搜寻行为影响不明显。

由表2可知，在外因干预组中，对大学生进行健康信息内容的不断刺激，大学生在干预前后健康风险认知和信息搜寻行为人数显著提高。而通过改变大学生接收的健康信息呈现形式，对大学生的健康风险认知有着显著影响，但对激发大学生信息搜寻行为反而起到副作用，出现了倒退情况，很大可能性是大学生在获得丰富多样的健康信息同时形成了心理疲倦，导致后续信息搜寻行为中止或撤回现象的出现。大学生在获得社会支持信息后，对健康风险认知有着明显正向影响，但信息搜寻行为并未随着健康风险认知提高而增多。

四、干预机制提出

从问卷调查和干预实验研究结果来看，可将干预机制分为内因干预与外因干预。

（一）强化绩效期望支持

从大学生健康心理来分析，绩效期望低是健康风险认知低及搜寻行弱化的重要内因。进行期望绩效重建，让大学生知晓健康風险认知和信息搜寻行为能给自身带来一定绩效，激励其提高健康风险认知与搜寻健康信息。在大学生绩效期望计划阶段，鼓励大学生积极开展健康认知学习计划的制订，对健康知识学什么、可以做什么、为什么做、何时做进行探讨，促进大学生健康风险认知;在绩效期望设置阶段，指导大学生按照自身健康特征，科学、合理设置短期及长期绩效期望值，以确保在满足大学生多样性健康需求的基础上，让每个大学生都能确定切合自己实际的健康目标，从而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在绩效期望评估阶段，通过合理的评价方法和衡量技术科学评价自身健康绩效期望值，激励大学生积极进行健康信息搜寻。

（二）提升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可使大学生在面对健康风险时做出良好选择，并在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中得到落实。因此，开设健康讲座并分发健康宣传手册，高效识别健康风险;分享真实治疗案例，指导大学生在面对健康风险时进行自我心态调节，增强其信心;通过制订针对性的健康指导方案，树立效能感，能在提高健康风险认知基础上，督促大学生进行信息搜寻。

（三）提高信息质量

信息呈爆发式增长后，导致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冗杂、冲突、难辨真伪的健康信息，加剧了大学生倦怠情感、紧张焦虑等情绪产生，导致其形成错误的认知，并对搜寻行为和信息决策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大学生面对重大疾病信息时，相比于信息形式，其更关注高质量健康信息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对于重大疾病健康信息要弱化载体属性，提高信息质量，减少信息规避;面对一般疾病信息时，其对信息质量要求相对不高，可以集中精力寻求信息呈现的方式，从而提高接受率和认知感;面对养生健康信息时，对其健康没有潜在风险，在保证信息质量和信息载体多样的前提下，通过大数据建立智能跟踪审核和信息推送机制，运用个性化多渠道推送感兴趣的优质健康信息，有效提高认知和搜寻行为，以减少用户信息过载。

（四）加大社会支持力度

目前大学生关于疾病交流互动增多，社会和群体的支持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当身边人对健康风险认知和搜寻行为持积极态度，则会激励大学生产生主动认知心理。当大学生搜寻健康信息时，社会对健康风险认知和信息搜寻行为的支持，直接决定了大学生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可能性。

目前，健康信息内容质量良莠不齐，传播渠道及方式五花八门，由于大学生对健康信息的甄别能力明显不足，容易造成自身安全损失。因此，政府要发挥政策主导及调控作用，制订并完善健康信息和搜寻行为法律法规，防止健康安全事故发生，创造和谐、安全的健康信息传播和使用环境。

参考文献：

[1]代亚君，郝艳华，吴群红，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认知量表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公共卫生，2020，36（2）：227-231.

[2]王心瑶，郝艳华，吴群红，等.新媒体对哈尔滨市某医科大学学生健康风险认知的影响[J].医学与社会，2018，31（2）：18-20，34.

[3]Kim YoungHo，Park InKyoung，Kang SooJin.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health risk perception[J].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8，26（1）.

[4]张悦.用户主体因素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9.

[5]金帅岐，李贺，沈旺，等.用户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三元交互模型[J].情报科学，2020，38（6）：53-61，75.

[6]Hong Jin，Yunting Miao，Jae-Rim Jung，etal.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based on data min-ing[J].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2019.

[7]曹锦丹，兰雪，邹男男.健康风险认知与信息交互行为关联模型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6）：12-19.

◎编辑 司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