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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本位:童书出版传播的理念转向与实践路径

2022-07-09王志刚仝飞

新闻爱好者 2022年6期
关键词:儿童本位

王志刚 仝飞

【摘要】家长是童书出版传播的把关人,不仅主导亲子阅读,更决定童书评价,因此也逐渐导致了童书出版的家长中心倾向。由此提出的儿童分级阅读策略多年来推进效果不佳,没有在实践层面走出我国儿童阅读和童书出版的困境。因此在童书出版理念层面应该回归儿童本位,让儿童阅读回归家庭。具体实践路径,应通过“儿童本位”宣传教育,明确家长在儿童阅读中的陪伴角色,从单一的童书传播“把关人”转变为儿童阅读网络的“连接者”,逐步带动全行业回归儿童本位,优化儿童阅读和出版环境。

【关键词】儿童本位;童书出版;理念转向

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强调了电视媒介对童年的负面影响,也集中大量笔墨阐释印刷媒介如何创造“童年”,印刷读物如何为儿童成长提供至关重要的智力支持。而在数字网络时代,尽管各种数字媒介读物层出不穷,但出于儿童身心健康原因考虑,书籍等纸质出版物仍是各个家庭给予儿童的优先选择。虽然童书出版的终端受众是“儿童”,但家长却是童书传播环节极为重要的“把关人”。所以关于儿童出版物的一切风吹草动都能撩拨起对教育越来越重视的家长们敏感的神经,童书出版生产环境也日益受到家长观点的影响,逐渐偏离“儿童本位”的初衷。

立足现实,针对家长对教育的紧张状态与儿童出版业界的困境,聚焦儿童阅读的内容和儿童本身,四个问题亟待厘清:一是目前童书出版中的冲突原因何在?二是分级阅读是否可行?三是童书出版适用什么理念?四是如何在现实中落实?本文力图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思路,改善童书出版环境,优化儿童阅读效果。需要说明本文所指出版物,仅指通过规范审查的一般合法作品,而不探讨那些本身创作目的不端正、内容危险的非法出版物或伦理失格的自媒体作品。

一、问题显现:“把关人”认知决定童书出版评价

家长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物质资源供给者和精神世界引领者,因此在童书出版后最终走向终端儿童受众的传播过程中,家长是最为重要的把关人,因此,家长的认知影响着童书的出版传播过程。

作为童书传播的把关人,家长对童书内容极为關注,甚至会与出版方发生争执。2018年,文汇出版社引进的一套汤米·温格尔的儿童绘本就在出版后引起了一些争议。该绘本中含有许多扭曲、恐怖、血腥的画风元素,内容上还有政治和社会隐喻,如对种族歧视、阶级冲突等现象的揭露和讽刺。许多家长认为这不应该给孩子们看,称其为“邪典”,甚至还采取了激进的行为。这样的事件看起来只是一场闹剧,但类似声音在行业中却不绝于耳。诸如有孩子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将两个同伴绑在树上点火烧成重伤;杨红樱系列作品被指责教孩子们调皮捣蛋。就此类现象,有评论认为“儿童的情感世界是纤细和敏感的,成人读物与儿童读物的界线也是清晰、不可混淆的。‘儿童读物’不是宣扬‘社会竞争’的聚集地,‘儿童读物’就该有儿童读物的样子”。这里不以学术眼光分析这句表述,而是透过它,我们能够洞悉大众对儿童出版物的一些认知特点:主观性强、态度严肃、有区分的意识、要求天真和积极的内容。因此,大众与出版方的争执在于:“童书出版应该给孩子提供什么内容?”

家长作为购买主体决定了儿童的观看内容,因此童书评价取决于家长的认知状态。家长对教育的重视,使得他们变得如此敏感,进而儿童出版行业和家长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严肃而紧绷,给儿童出版行业带来了困境。既然儿童出版的市场主体对标成了家长,那么业界出版理念逐渐契合多数家长的追求,出版这些“把关人”认为适合给孩子们看的东西。家长们将儿童出版物视为一个统一的类目,认为既然如此出版,就可以随便让孩子们去看了事。而作品体现了作者的创作观念,比如汤米·温格尔认为“保护孩子最好的方式,是让他们看到真实的世界”。[1]我们应该给儿童看什么样的作品,是否应该将现实中的阴暗、复杂的一面写入儿童文学在学界还是一个尚未盖棺定论的问题。1949年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上海座谈会上对儿童文学应否描写社会阴暗面的争论此后也不断闪现[2],笔者看来争论原因在于双方缺失了儿童本位观,一刀切地看待儿童阅读。只要将儿童看成会思考的独立个体,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解能力和价值观,那么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这些出版物究竟是否造成了负面影响,回到儿童本位论,重点是儿童的“理解”而非“接触”。真实世界的展现对孩子而言并非真实,因为这超出了他们的兴趣、经验、活动。然而当下的童书出版环境,只要图书内容违背家长的认知,冲突便会出现,于是“把关人”代替终端阅读受众给出关于一部童书的优劣价值判断标签。

二、分级之路:标准化阅读遭遇实践困境

对于童书出版而言,其受众——儿童,仅指尚未进入成人阶段的孩子,其内部也有着复杂的阶段性,单一的“儿童出版物”这一区别无法与所有的孩子相匹配。由于在童书出版环节中并没有做好适合国情的分类,所以许多人直指出版内容不明晰的困境,提出推动儿童分级阅读的方法论,试图用标准来缓解争议。基于此,加之海外经验,我国普遍的观点是推动儿童分级阅读。

然而儿童分级阅读在我国存在诸多问题,经过多年探讨仍然难以推进。大量的研究文章表明,以分级制为目标,可以说困境重重。[3]儿童出版的研究文献普遍能够从出版行业抛出问题、指出困境,或从文学角度分析内容、探讨思想,这些现状研究已经非常完备,而对对策的探索仅停留在基于困境提出的简单而理想化的改进方向上。许多研究都将解决方法落在了推进童书分级上,最终形成了一个无效循环:行业问题推给分级,分级问题推给标准,分析标准之后又推回行业。多年的探讨只出论文不出效果,得不到行业上的进展。

究其原因,分级阅读其实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将“儿童出版物应不应该表达某些东西”这个问题,变成了“分级的儿童出版物应不应该表达这些东西”,也就是分级标准与落实的问题。然而“儿童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业界的分级,是面对儿童和成人这两大群体之间显著差异而采取的措施。现实中不同儿童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包括但不限于年龄、地域、受教育程度,以及家长的文化水平、教育观念等,这一系列因素错综复杂,使得任何对标某项“标准”的分级措施都难以实现内容和目标的对应。所以将问题简单地转化到分级标准和比较研究上来,很可能又陷入到无尽的分级争议之中,并没有解决问题。

三、理念转向:回归儿童本位的受众观

事实上分级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真正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为儿童选择阅读内容,怎样将其落实在社会中?《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曾有“推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的表述,而新《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不再有分级制度的相关内容,加入了“加强亲子阅读指导”“完善儿童社区阅读场所和功能”的要求。可见党和政府已经开始进行新的尝试,优化儿童出版和儿童阅读。儿童本位论提出了兴趣中心、经验中心、活动中心的儿童立场,不是我们试图去“体会或代入”他们(不是简单的主体间性),而是要清楚他们的生活和这种生活所形成的思想。也即真正以他们为本位,而非我们以为的他们。[4]因此就童书出版而言,应该坚持回归儿童本位。

儿童本位的童书出版,其基本要求是儿童能读懂作品的表达内容。一方面是形式上能读懂,知道作品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论述了什么理论,教了什么技能。主要体现在作品形式上,比如动画片、绘本、注音读物、长篇故事、文言文等。另一方面是内涵能够看懂,所讲的道理、宣扬的精神、表达的思想、背后的隐喻,儿童能够理解。主要是指作品的叙事、论证和领域等,比如少儿理解不了社会学和政治学,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

以儿童为本位,就应将儿童当成独立的读者来看待。就童书阅读而言,儿童和成人的理解有所不同,他们很难具备与所理解内容相关的阅历,也没有构建较为明晰的价值观,因此不能对儿童的阅读想法进行主观臆测。作为独立的阅读个体,儿童在读懂的基础上自己会选择阅读内容。此时在内容上的干涉毫无意义,还可能起反效果,真正需要的是对接收信息之后的解读过程进行引导,家长的主观能动性应当体现在这里。

四、实践路径:强化家长儿童本位教育,优化儿童阅读环境

童书出版的现实困境以及争议,一个关键矛盾点在于全行业没有以儿童为本位。处于主导地位的家长大多数对儿童阅读和教育的认知差异较大,他们对儿童出版和阅读的干涉主观且盲目,导致出版方为了市场逐步开始以这些家长为本位。家长不仅是童书传播的“把关人”,更应是出版业界与终端阅读儿童受众的“连接者”。所以需要打破家长本位,建构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阅读环境。重要的实践路径,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明确家长亲子阅读的陪伴角色定位,同时发挥家长的“连接者”作用,构建儿童本位的出版环境。

(一)打破家长本位,明确亲子阅读的陪伴角色定位

家长应在儿童阅读中发挥陪伴作用,主要做好阅读引导工作。因此在具体阅读中要以儿童为本位,不能居高臨下地教育规训或自以为是地理解孩子,而是应当“蹲下来”共同对话,在陪伴中引导。作品若能被儿童已构建的认知覆盖,便是有意义的;如果认知还达不到理解作品的程度,至少要给出解释引导,哪怕是在差距过大的时候采取告知和搁置的方式。正如前文解释的,作品只要符合、对应儿童的兴趣、经验、活动,就是合适的。四大名著中虽然有讽刺社会和打打杀杀,但是儿童可以理解他们能理解的部分,伴随着了解经典故事学习民族传统文化,并在未来起到相应的作用。另外,儿童的乐趣也包含刺激的内容,如冒险、怪诞、恐怖,即使其目的是娱乐而非教育,只要故事能够读得懂、思路能够跟得上,儿童就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所看的内容。

(二)发挥家长连接作用,优化童书出版行动者网络

儿童本位的出版环境建构关键环节在于家长教育。在童书出版系统各个主体环节中,受众家长盲目性强但有着最强的动力,儿童反而没有发挥很大作用;发行渠道与读者最贴近,是最灵活的环节;出版方有着持久的积累,控制内容但不完全做主;政府把握着整体目标,强制力也使其有着最强的能动性。我们不难发现系统优化的突破口在家长和发行渠道之间。在两者传统的市场关系中,受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存在长久的利益,也就没有改进的动力。我们需要在这里切入,建构“利益相关者价值形态”,对家长引导和教育,协助其发挥好前文所述的主导作用,进而带动市场中的其他环节,最终有效提高全社会儿童阅读效果。

针对家长的儿童本位宣传,初期是给盲目阅读以引导,后期则是优化认知的教育。从而逐渐重构关系,让儿童成为主体。国家推动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儿童阅读是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5]。因此,落实的第一步需要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下沉基层大力宣传,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社区、图书馆、文化站、新华书店等基层场所的文化服务职能。其目的是引导家长,宣扬儿童本位的阅读和教育观,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中的关键,逐步转变目前落后的认知。具体工作中不仅要有传统的组织社区阅读、读书沙龙、文化旅游等活动,更要利用好新技术新媒体,才能真正将宣传深入人心。然后进一步带动整体发行渠道全面推广儿童本位思想,利用市场活力在全社会进行宣传。明确提倡家长存在的意义正是陪伴和引导,以儿童为本位而不是站在成人的立场上,用所谓的保持童心来看待,“应该把选择童话的权利交给孩子自己”[6]。

回归儿童本位的家长教育一旦在业界形成风气,很容易在各种出版活动中实现良性互动,然后将出版方解放出来,发挥其在出版业的中流砥柱作用。只要出版的中心回到真正的儿童阅读,不再被错误地干涉,行业利益也随之流向优秀的童书出版。同时完善的出版环境还能在创作领域吸引人才,生产好的作品。这样,作者、出版发行商、家长和儿童阅读,整个环节在利益上达成一致,进而可以自发地实现社会整体的进步。

五、结论

儿童作为童书的终端阅读受众,有其主体特殊性,处于成长阶段的这一群体需要家长在内容选择层面为其“把关”。然而这种把关应该只是儿童本位的一种辅助性服务,但家长却在童书传播环节中发挥着强大主导作用,使得本应是次要角色的“把关人”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背离了儿童本位的初衷,也侵害了儿童的权利。不仅如此,由于家长主体的强势把关,使得童书出版生产者不得不考虑以家长为服务中心,因此出版业界最初服务儿童成长的初心也发生错乱。由此可见,家长在童书出版环境建设中影响很大。而童书出版环境建设,就应该从家长“儿童本位”教育入手,明确家长在儿童阅读中的陪伴角色定位,并且发挥家长在童书出版行动者网络中的积极“连接”作用,建构多环节协同发展的童书出版环境。家长从儿童阅读的单纯“把关人”到童书出版行动者网络的“连接者”转变,能够促进儿童阅读的儿童本位回归,解放出版方,逐步向行业上游辐射,最终激发整体活力。

参考文献:

[1]何安安.汤米·温格尔:他是童书界的顽童与国王[N].新京报,2019-02-15,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5022020214005.html.

[2]侯颖.儿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J].文艺争鸣,2005(5):133-136.

[3]武艳芹.我国少儿出版物分级阅读标准现状及思考:基于国外少儿出版物分级阅读现状的梳理[J].编辑之友,2018(6):29-33.

[4]朱自强.论“儿童本位”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效用[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9-117.

[5]张柯.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活动的创新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9(12):138-140.

[6]蔡朝阳.让童年的阅读之灯照亮远大前程[N].新京报,2019-04-29,https://www.bjnews.com.cn/culture/2019/04/29/573743.html.

(王志刚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仝飞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博士生)

编校:王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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