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荣

广东地区的青铜器出土主要在西江地区，而西江支流南江流经的罗定，是西江地区青铜器的重要集中点。据《罗定出土青铜墓葬的十个未解之谜》载：考古发现，随葬青铜器物超过100件的大墓，在岭南只有3座，其中1座在西江流域的肇庆，2座在南江流域的罗定。

云浮南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不少，但作为乐器的铜鼓，出土并不多：广东省博物馆藏云安区出土铜鼓1面；云浮市博物馆馆藏铜鼓1面；罗定市馆藏铜鼓2面；郁南县馆藏铜鼓1面；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罗定州志》载，罗定州城隍庙有铜鼓1面；据民国26年（1937）《西宁县志》载，光绪十八九年间，桂河木蔃村出土铜鼓1面。

笔者试对广东云浮地区南江流域出土的铜鼓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以窥战国秦汉时期云浮地区的历史、军事、文化、艺术等概况。

一、云浮和南江流域的概念及范围

云浮古属百越地，秦代后，汉、壮、瑶等民族长期在此繁衍生息。唐天宝元年（742）设立云浮郡，明万历五年（1577）建置东安县，民国3年（1914）改称云浮县。1958年11月与新兴县合并称新云县，1961年4月恢复云浮县建制。1992年9月，撤销云浮县建制，设立云浮市（县级）。1994年4月，设立地级云浮市。

南江全长200多公里，是珠江水系重要河流，发源于茂名市的鸡笼顶，流经信宜市、云浮罗定市和郁南县，在郁南县河口镇汇入流经云安区的镇安河，最后在郁南县南江口镇注入西江。

南江流域河口磨刀山遗址出土了距今60—80万年前的旧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广东人类起源因此由13万年前的马坝人前推了数十万年。

南江流域是百越文化的聚集地。唐宋之问《过蛮洞》诗称南江为“蛮溪”。其《入泷水》一诗中有“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句，表明至唐代，南江流域还生活着百越中的纹身、凿齿部族。凿齿是将门牙凿掉，作用是在染上瘴疫后，牙关僵硬，可以通过凿掉的门牙灌药治疗。

二、云浮南江流域出土铜鼓简析

铜鼓分滇系、粤系两大流派。滇系铜鼓多为小体型，粤系铜鼓多为大体型。云浮出土的战国、秦汉铜鼓属于粤系铜鼓。

郁南县馆藏的铜鼓，是1975年出土于东坝龙塘村的战国铜鼓。鼓身高46厘米，鼓面、底面直径均为79厘米，腹围217.5厘米。中部空。鼓面北东南西四方铸有通体镂空的青蛙4只，2逆2顺，两两相对。自边至中央有9重圆晕；中央为击鼓点，以点为轴心，附铸有8条射线，分布均匀，每条直径5厘米，高1厘米。鼓腰两侧各有耳环2只。全鼓呈铜绿色。

图一：汉雷纹四蛙铜鼓 （郁南县博物馆藏）

省博物馆藏的云安六都南乡南胜村出土的汉代铜鼓，鼓身高43厘米，面径74.4厘米，胸径70.4厘米，腰径66.2厘米，足径74.5厘米，重量34.4公斤。鼓面中心饰太阳纹，光体凸起，八光芒短小，相间四芒顶端分三叉。三线弦纹分9晕，全部饰雷纹。鼓面边沿铸4蛙，两两相对，蛙四足各有三爪，前足分开较阔，后足分开窄。

图二：汉雷纹四蛙铜鼓 （广东省博物馆藏）

市博物馆所藏铜鼓，是1995年1月在云安镇安镇河东杠两千背岭村戈岗山（村民陈亚灿、陈广芬、陈大生挖树头时发现）出土的汉代铜鼓。鼓身高48厘米，面直径89厘米，腹围236厘米，重36公斤。鼓面饰4伏蛙，中心饰太阳放射图案，鼓身饰雷纹。

图三：汉雷纹四蛙铜鼓（云浮市博物馆藏）

罗定市博物馆藏铜鼓2面。一面是1980年3月在罗定罗镜镇水摆三窑坑山腰出土的汉代铜鼓。鼓身高55厘米，面直径97厘米，重65公斤。鼓心太阳纹八光芒，三弦线分晕，共10晕，有裙边。鼓间4蛙，两两相对。鼓身四环耳，遍体饰精细的云雷纹。

图四：汉代铜鼓（罗定市博物馆藏）

另一面是1985年5月在罗定船步镇垌心村委白石坑猫地脊出土的晋代铜鼓。鼓重约25公斤，鼓面直径68厘米,各晕之间有排列有序的半边重圈雷云纹饰，状若鱼鳞。鼓面边缘饰立体小青蛙4只，两两相对。鼓身高37厘米，三弦分晕，共26晕，晕距相等面密窄，饰有梭形几何雷云纹。鼓胸最大处偏下束腰，腰与足之间的分界处有突起的折棱。腰和足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残，足部仅有10厘米左右较为完好。

图五：晋代铜鼓（罗定市博物馆藏）

罗定州城隍庙铜鼓，已佚。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罗定州志·卷十·古迹》载：

城隍庙旧有铜鼓，高二尺五寸，径二尺，制作精巧，不知始于何代，在本庙座隅，邑人争讼不平及被诬，欲白者击之，则祸有归，无事而击则祸系者，其能警世如此。后失之。明怀宗崇祯年间，州东南十里许地中，每遇风雨即有钟磐之音，里人发之，得一铜器，击之有声，制作甚古，高、径俱合，疑即此物，时献兵宪，遂留之。

清光绪十八九年间，桂河木蔃村出土的铜鼓已佚。民国26年（1937）年《西宁县志·卷二十九·金石·铜鼓（附）》载：

右铜鼓藏都城华帝庙，光绪十八九年间，桂河木蔃村农掘地所得，邑绅梁夔笙、廖尽臣、吴阳秋醵资购置庙中。鼓身高一尺二寸七分，而圆径六尺一寸，腰围径五尺一寸，底大如其面而空；……重五十一斤，铜色苍绿斑斓，两旁有耳环，可用两人舁行击之，其声鼕鼕然。盖未建县前古瑶人所用之物也。

三、云浮南江流域铜鼓起源

一般认为，铜鼓是由铜釜演化而来。对云浮铜鼓的来历，民国26年（1937）《西宁县志·卷三十四·前闻志（四）》认为：

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桂海虞衡志》）或云诸葛忠武征蛮时所作。（按：《赤雅》云：伏波铜鼓夷俗赛神宴客时时击之，重资求购，多至千牛，小过半者，诸葛鼓也，价差别矣）而《岭表录异》云：唐时有牧童闻田中蛤鸣，往捕之，跳入深穴，乃蛮酋冢，掘之，得铜鼓。其旁多镈，鼂黾之状。据此，则当时蛮俗原有此体制。今铜鼓两粤、滇、黔皆有之，或以为作于伏波、诸葛者，不必尽然也。又《岑溪县志·杂记》（何梦瑶撰）：铜鼓，南蛮所制乐器，粤西所在皆有。

这段记载得知：（1）传说铜鼓为伏波将军马援遗留（其实不一定）；（2）南方少数民族在设祭酬神宴请客人时经常敲起铜鼓；（3）铜鼓十分贵重，必须重金求购，贵的要1000条耕牛，小的也要500条耕牛；（4）铜鼓也是南越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的陪葬品；（5）郁南县（古称西宁）与广西毗连，也是古代瑶族人聚居的地方，经常会发现铜鼓。

学界认为，岭南铜鼓是从云南传入，时间约为春秋战国之际，岭南越人对传入的滇系铜鼓加以创新，形成了粤系铜鼓。云浮南江流域的铜鼓，也应当是如此。

四、云浮南江流域铜鼓特点

（一）形体大

云浮出土的铜鼓属于粤系铜鼓，因此体型普遍较大。（晋）裴渊《广州记》说：“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云浮南江流域郁南桂河木蔃村出土的铜鼓，鼓面直径也有6尺1寸（约203.33厘米）。最小的也有2尺（约66.67厘米）。器物重量最重的65公斤，最轻的也有25.5公斤。

（二）主要纹饰

1.立体青蛙饰

蛙纹最早出现在马家窑彩陶文化中。蛙纹的寓意众说纷纭：一是图腾崇拜说；二是生殖崇拜说；三是蛙神崇拜说；四是自然说。结合南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当归蛙神崇拜说。由于地处西江流域和南江流域，水患严重，人们只能在精神上期盼神灵的庇佑，而水陆两栖动物青蛙不怕水，有强大的生殖力，自然就成为神灵的载体，所以云浮出土的铜鼓多有立体青蛙饰。

广东省博物馆藏的云安区出土汉代雷纹四蛙铜鼓、云浮市博物馆所藏汉代雷纹四蛙铜鼓、罗定市博物馆藏的汉代和晋代各一面铜鼓、郁南县博物馆藏的战国雷纹四蛙铜鼓均有4个青蛙。

2.云雷纹

云雷纹是云浮铜鼓的主体纹饰，分布在鼓面和鼓身上。云纹的图案由中心逐渐向外一圈一圈展开，即“如螺丝形”。雷纹的图案几层菱形相套叠成回形或回形的变体。云纹和雷纹交融使用，常被合称为云雷纹。云雷纹是对云雷自然现象的描摹，一方面是因为古人对自然现象的崇尚，另方面也是因为云雷纹富有韵律感、神秘感、美观感，所以运用历史最久、范围最广。

五、云浮南江流域铜鼓的社会功能

南江流域的铜鼓功能主要三个：一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二是战鼓；三是乐器。

（一）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民国26年（1937）《西宁县志·卷三十四·前闻志（四）》载：

（铜鼓）重资求购，多至千牛，小过半者。

《明史·刘显传》也说：

鼓声宏者，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

拥有如此贵重的铜鼓，可以显示拥有者的财富，可以说，拥有雄厚的财富者才可能拥有铜鼓。

拥有铜鼓，就拥有了社会地位。《隋书·志·第二十六地理（下）》载：

（诸僚）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

裴渊《广州记》也说：

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尅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

拥有铜鼓，不但拥有社会地位，更拥有权力。《明史·刘显传》说：

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击鼓山岭，群蛮毕集。

（晋）裴渊《广州记》中说：

鸣以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强。

《隋书·地理志汇释》说：

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所以，铜鼓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二）乐器和战鼓

1.乐器

铜鼓最基本的功能是音乐演奏。《太平御览》载：

《风土记》曰：越俗饮宴，即鼓伴以乐。……乐器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县、同锣钹具等九种为一部，二十二人，歌曲有沙沙疆，舞曲有文曲。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载：

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

铜鼓则是禾楼舞的主要乐器。

2.战鼓

铜鼓声大，传得远，凡遇战事，掌权者击打铜鼓召集部族人马应战。《隋书·地理志》载：

诸蛮铸大铜鼓，俗好相杀，多构仇怨，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

《宋史·蛮夷传（三）·抚水州》：

其族铸铜为大鼓……相攻击，鸣鼓以集众。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载：

铜鼓南蛮至今用之于战阵、祭享。

铜鼓既是西瓯国的战鼓，也是瑶族人的战鼓。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三·山语·锦石山》载：

藤弦响绝对，铜鼓声死。

是说南江流域罗旁瑶乱平定后，砍断大藤峡的大藤，瑶区从此不乱，瑶人的铜鼓，不会再作为战鼓被敲响。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西宁县志》卷十二·诗中，西宁知县张溶《武岫晴烟》有诗：

敢云花雨销铜鼓，喜见晴烟澹玉岑。

也说瑶人作为战鼓的铜鼓被销毁了。

六、云浮南江流域铜鼓与秦瓯战争

西瓯又称西越。《逸周书·王会解》附书《伊尹朝献》佚文中，商王朝开国君主成汤王命伊尹作《四方献令》说：

臣请诸侯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

由此可知西瓯在商代已出现。而列瓯人为第一，显示出西瓯为南方的主要民族。赵佗在《报文帝书》中说：

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面称王。

指在南越没有立国之前，西瓯已是一个有人称王的“国”了！先秦时期，西瓯文化比较发达，普遍使用青铜器。在西瓯国家范围内，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大量上至周、下至秦青铜器时代大墓遗址，罗定南门垌、背夫山就是其中的两处墓址。

从西瓯国范围内出土的铜器品种判断，西瓯国已有家的组织和社会生活，贵族阶层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把编钟作为“明器”，掌握了金银冶炼技术，美术工艺有玉器、漆器、陶器，且有定型的花纹。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朝，开始发动南征。但秦军遇到以西瓯为首的百越人的顽强抵抗。当时的西瓯国已进入奴隶制阶段，社会生产力和武器制造都高于其他小国，战斗力强。《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载：

（秦军）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西瓯军队充分利用当地的环境打游击战，最后大破秦军，“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军进攻南越不利，旷日持久，粮食绝乏。秦始皇于是命令“以卒凿渠，以通粮道”，历史上有名的人工运河——灵渠由此诞生，从根本上解决了秦军的军需运输问题。秦始皇还迫使中原地区的百姓“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这样才使得被围困在岭南的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逐步在战场上掌握了主动。秦始皇还征集“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有近10万人之多，加上原先剩下的20万秦军部队，此时的秦军兵力已达到30万。秦军以绝对优势向西瓯在内的百越军队发动最后的总攻，最终一举统一了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以加强秦政权。

南江流域的西瓯人参与了秦瓯之战。陈大远在《西江青铜文化与岭南部族文化的探讨》中说：

西瓯是岭南生产水平最先进的部族。首先，手工业有了重要的进展，青铜器铸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南门垌墓葬中出土的43件铜钺，背夫山墓出土的52件箭镞，铸造精良，有相当先进的三叶矛和三翼箭镞，有的还铸有血槽。

南江流域的南门垌和背夫山都在罗定。出土的青铜兵器，是秦瓯战争中的遗物；而在这场历史大战中，作为军事战鼓的西瓯铜鼓，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郁南东坝出土的战国铜鼓，应该就是参与秦瓯战争的铜鼓之一。

七、云浮南江流域铜鼓与禾楼舞

禾楼舞是古代南江流域的舞蹈。相传源于先秦乌浒人的巫舞。乌浒人在农事结束的岁末报赛中，常常为庆祝丰收，祈求兴旺而跳起这种舞蹈。

南江流域是乌浒人聚居地。禾楼舞，源于乌浒人。禾楼舞的服饰为黑色，其实是乌浒人对黑色崇尚的印记。舞蹈中女巫师高举牛头，是乌浒人崇拜耕牛体现。

至隋唐时期，瑶人开始南下，云浮南江流域逐步成为瑶人聚居之地，形成了汉瑶杂居的局面。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西宁县志》卷一·风俗载：

按往时，瑶壮窃据，俗皆侏离。

清康熙十一年（1672）《东安县志》卷二·舆地·风俗载：

县治初辟，民瑶杂处。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罗定州志》卷三十·古迹·附外志也有详细记载。

明万历五年（1577），朝廷平定了罗旁“瑶乱”，设立罗定州、东安县、西宁县，南江流域的汉人逐渐成为禾楼舞的继承主体，云浮地方史志文献都有记载。

民国24年（1935）《罗定县志》地理志·第一：风俗载：

十月田功既毕，架木为棚，上叠禾稿，中高而四垂，牛息其下，仰首啮稿，以代刍养。村落报赛，田租各建小棚，坛击社鼓延巫者饰为女装，名曰禾花夫人，置之高座，手舞足蹈，唱丰年歌，观者互相赠答，以为乐，唱毕，以禾穗分赠，俗为之跳‘禾楼’。

关于近世禾楼舞的表演，张富文《南江文化纵横》有比较具体的描述：

身披红袍的女巫师头戴黑凉帽，左手执牛头锡杖，右手执铜铃。在铃声号召下，众女巫依次出场，男扮女妆，身穿黑裙起舞，过火门，拜女巫师，双手将稻穗举过头顶，庆祝五谷丰登，祈求上天赐福。随后，伴着牛角淳朴而雄浑的声调，禾楼舞者迎火起舞。

禾楼舞的乐器以唢呐、鼓、锣、铙为主，同时也配以牛角号、铜铃。历史上，乌浒人以及之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禾楼舞，所用的鼓都是铜鼓，是乌浒人的主要乐器。《南州异物志》有“击铜鼓歌舞”的记载。

据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整理者叶旭明先生介绍，如今南江第一湾禾楼舞表演场地，舞台布景是一个大铜鼓，但因为不知道如何雕塑铜鼓，改为皮鼓。

云浮市各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约107件，铜鼓4件，仅占0.37 %，但均属于青铜重器。其实，云浮南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远远不止文中所列的数量。民国26年（1937）出版的《西宁县志》卷二十九·金石·铜鼓（附）载：

近代邑地间有发见铜鼓，大小不一，但以无文字款识，非世所珍，故罕有收藏者。

省博物馆张维在《广东罗定县船步区垌心乡发现铜鼓》一文中说：

罗定是广东地区出土铜鼓较为密集的县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先后已经出土了十余面铜鼓，但由于保护不力，大部分已经散失，现仅存二三面而已。

云浮南江流域出土的铜鼓历史文化丰富，是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加强对南江流域铜鼓的研究，挖掘南江流域古代史、少数民族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陈大远：《罗定出土青铜墓葬的十个未解之谜》[J]。《广东文物》千年特刊，2008年8月 。

[2]刘锁强：《广东郁南县磨刀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7年第5期，第13页。

[3][27]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罗定州志》卷三十·古迹，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四三][M]。岭南美术出版社，第211、212页，2008。

[4][31]民国26年（1937）《西宁县志》卷二十九·金石·铜鼓附，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51）》[M]。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第290、1159页,2013。

[5][6][7]民国26年《西宁县志》卷三十四·前闻（四），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四九][M]，第1158—1159、1391页，2013。

[8][11][明]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二《列传一百·刘显》[M]。中华书局，第162、164页,1984。

[9][16][唐]魏征等：《隋书》第二十六《地理志》[M]。中华书局，第127、342页,1973。

[10][12][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编：《广州记》卷七百八十五《太平御览》[M]。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9、283页，1935。

[13]谭其骧主编：《隋书·地理志汇释》[M]。安徽教育出版社，第182页，2019。

[14][宋]李昉：《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第163页,1985。

[1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铜鼓[M]。中华书局，第435页,1985。

[17][元]脱脱等：《宋史·列传》下第二百五十四卷《蛮夷三》[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之八，第1609页，1986。

[18]陆游：《老学庵笔记》[M]。三秦出版社，第149页,2003。

[1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三·山语·锦石山[M]。中华书局，第102页,1985。

[20]康熙二十六年（1687）《西宁县志》卷十二·诗，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四四]（民国）罗定志（一）[M]，第421页。

[21][汉]作者不详：《逸周书·王会解》附书《伊尹朝献》[M]。台湾中华书局，第75页，1970。

[22]王宁点校：《前汉书》卷九五傅五[M]。商务印书局，第392页，2020。

[23]陈广忠：《淮南子全书全注全译丛书》（上册）[M]。中华书局，第96页，2020。

[24]陈大远：《西江青铜文化与岭南部族文化的探讨》[J]。《东南文化》1993年1期。

[25]宋德云：万历二十二年（1594）《西宁县志》译注本[M]。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8页，2020。

[26]清康熙十一年（1672）《东安县志》卷之二·舆地•风俗，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一六][M]，第24页，2008。

[28]民国24年（1935）《罗定县志》地理志·卷一·风俗[M]，广东人民出版社，卷一第3、4页，1994。

[29]张富文：珠江文化丛书之《南江文化纵横》[M]。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第64页，2008。

[30]江平主编、陈直夫校释：《南州异物志辑稿》[M]。出版社不详，第72页，1987。

[32]张维：《广东罗定县船步区垌心乡发现铜鼓》。《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专题资料汇编）[J]（第五期），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