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心仪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清乾隆以前的“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梁的述评反映了多数方志因未能纲举目张而显得芜杂无序的情况。在宏观层面上，县志作为官修志书系统中的基本，相对“一姓之书”的正史记载了大量有关民间生活的信息，同时又反映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常常被学界当作无可置疑的史料来利用；但从微观层面看，县志本质是一种经由时人建构的地方性文本，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县志的编纂实则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复杂生态。

以往学界对地方志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源流、性质、体例等，相对较忽略方志编纂者与方志内容书写的逻辑关系。以《龙川县志》为例，以往关于《龙川县志》的研究，多数只是将其作为史料，用以佐证其他学术主题；而具体到一些问题，如《龙川县志》与苏辙的研究，也只局限在通过县志内容分析苏辙在龙川的文化影响。其实县志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增补、删减极有可能反映了编纂者的立场与意图，因而结合不同版本的书写变化分析其所反映的历史内涵，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拟参照明清至民国时期不同版本的《龙川县志》，探讨影响《龙川县志》呈现不同书写变化的因素及其意义。

一、现存龙川县志的编纂

关于明清至民国时期《龙川县志》的修撰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的《龙川县志》对此作了一番整理。

续表

自明至清两代，龙川县志共有十一个版本问世。目前已知最早的版本是明宣德元年（1426）宋常所纂，有旧志盛熙祚序“志乘前明邑令凡三镂板，始于宣德间宋公常”的记载可证。龙川县志的编纂年代集中在明清两代，尤以清康乾时期为多。其修纂年份基本与当时王朝为贯彻一统理念而推行修志相呼应。

目前明清至民国时期的《龙川县志》只存有四部：明万历七年（1579）林庭植版本、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书图版本、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胡瑃版本以及民国23年（1934）古云琼版本。此四部县志连同其他广东历代志书于2010年由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影印出版《广东历代方志集成》。

明万历七年（1579）的《龙川县志》，林庭植纂修。林庭植，福建福清人，隆庆辛未（1571）进士，万历五年（1577）任龙川知县。万历六年，林庭植始修县志，次年刻本出，载事至万历八年，校雠旧章，参考一统志规制分门别类，讲求“其故有益者虽微必录，无稽者宁缺弗书”。全书分十二纲六十九条目，正文分舆地、地理、建置、秩官、贡赋、选举、祀典、兵防、列传，条例分明。现存手抄本共九卷，缺建置、秩官、贡赋三卷。丁和平评价此县志“门之下细分子目，义例分明。其地理门之沿革目从秦赵佗令龙川始记沿革；事纪目则详载邑之政治大事、农民暴动以及自然灾害等。兵防门之记载也较为详尽。是志体例上缺艺文一门，为美中不足之处”。现存清钞本。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龙川县志》，书图修，杨廷钊纂。书图，长白人，满洲镶黄旗人，举人出身，乾隆二十三年（1758）任龙川知县。杨廷钊，广东龙川人，举人出身。该志收录了此前已散佚版本的序言及纂修姓氏表，因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志共分32部分，丁和平评价“是志体例上分类甚为繁碎，未能纲举目张。属性上各门较详细。星野门记载有自然灾害数据。田赋门详记邑历朝赋役情况。人物之记载颇多。是志将食盐附坊都门，义例不明”。现存刻本。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龙川县志》，胡瑃修，勒殷山纂。胡瑃，江西湖口人，贡生，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龙川知县。勒殷山，江西新建人，副贡。据杨德棠序介绍，该县志内容按天、地、人三部划分。“以星野等目归天部，以疆域、山川、古迹、城池等目归地部，以人物、户口、田赋、艺文等目归人部，纲举目张”。丁和平评价“是志舆图独立成册，……职官册最具特色，具列邑职官前，陈述为官之道有十，即清洁、正直、宽厚、威严，兴学校、重农桑，绝钻遗、戒请托，绝逢迎、戒奔竞，俭于衣食，仁于催科。另撰职官考一文附其后。此入人部。是志体例、属性均具特色”。现存刻本。

民国23年（1934）的《龙川县志》，古云琼修，张日帆纂。古云琼（1889-1966），字苑如，梅县莲塘人，民国6年（1917）毕业于广东法政专校，曾任广东龙川、福建永定县县长，1945年选为梅县参议会副会长。张日帆，即张镇江（1847-1941），字日帆，龙川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庠生，毕业于惠州初级师范，曾任龙川县立中学校长。该志共46卷，按志书体例分类为地理志、建置志、民事志、经政志、食货志、职官志、人物志、艺文志及杂志，纲举目张。现存手抄稿本。

二、追溯起源：苏辙及其《龙川略志》

关于龙川县志的起源，应始于明宣德元年（1426）宋常纂修的《龙川县志》。但根据旧志的相关记载，龙川县志的起源似乎还要更早。目前能看到最早的《龙川县志》是明万历七年（1579）林庭植版本，其序言中强调“绍圣初苏文正公谪居循（龙川），暇日稍为循志，循之有记载自苏公始”。其中收录的明成化癸卯（1483）版《龙川县志》旧序里甚至存有苏辙的《龙川志略引》。由此可见，至少从明代起，编纂者便将北宋苏辙居于循州时所作的《龙川略志》视为龙川县志的起源，记录在册。

然而，仔细阅读苏辙的《龙川志略引》后，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全文如下：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间，水陆几万里，老幼百数十指，衣食仅自致也。平生家无尤物，有书数百卷，尽付之他人。既之龙川，虽僧庐道室，法皆不许入。裒橐中之余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间，补苴弊漏，粗芘风雨。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与子远荷锄其间。既数月，韭、葱、葵、芥，得雨坌出，可菹可芼，萧然无所复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无可晤语者。有黄氏老，宦学家也，有书不能读。时暇其一二，将以寓目，然老衰昏眩，亦莫能久读。乃杜门闭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记所梦，虽十得而或详或略，盖亦无足记也。远执笔在傍，使书之于纸，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龙川略志》。

从上文看，苏辙的《龙川志略》，只是因为书作于循州，而该书内容其实是苏辙追忆往昔的笔记体文集，与龙川本地实则关系不大。因而将其视为龙川县志的起源似不恰当，有攀附历史文化名人、利用历史文化名人抬托之嫌。

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龙川县志，编纂者仍在强调“龙川之有志，则自宋苏辙始”。当然，也有人意识到这其中存在争议。清乾隆四年（1739）龙川县志的编者盛熙祚就在书中提到苏辙《龙川略志》的问题：

……潘阅旧本，咸□頴滨龙川志略实为邑志所自始，遂冠頴滨于志之首，祚取而卒读之，则所谓四十事皆追思平昔，而不及龙川一事，前此修志诸公皆后附会，而不知改耳。夫頴滨原不必藉龙志以传，而龙志亦正不必附会頴滨而传也。祚固不敢好为立异，以夸前人，然袭焉而不为之正其误，岂惟负惭頴滨，且贻后世以固陋之识，无以信今而传后矣。

显然，盛熙祚对旧志编者生硬比附苏辙《龙川略志》的做法并不赞同，直言“龙志亦正不必附会頴滨而传”，认为有必要作出修正。尽管今天无法读到盛熙祚版本，但单从其序言看，盛熙祚版本应是对此尽可能作出了修正，以弱化这一联系。

然而，盛熙祚的这一想法，在其后的县志版本中没有延续。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时任知县书图主修龙川县志，他对此前几版县志作了说明：

……世传頴滨龙川志略乃即循州而言，盖古之龙川非今之龙川，盛（熙祚）谓其不及龙川一事，旧志出于附会，无可疑也。然昌黎蓝关一诗，独不置一词，夫必有蓝田县，而后有蓝关，必是陕西地，而后有秦岭，此盖未可漫指一山一岭以名之矣。其云好收吾骨者，乃指后事，而言顾以瘴江为疑，痴人固不可与说梦耳。今邑中有蓝关韩文公祠，后人知景仰前贤，又无可厚非，故余亦存之而不删，有识者自能辨之。

书图尽管也意识到旧志有附会苏辙的嫌疑，但认为没有必要对此作出纠正。书图以龙川的“蓝关韩文公祠”为例，意在说明后人不管是在志书中攀附名人，还是在现实中修建名人祠祭拜，其初心最终还是落脚在“景仰前贤”上，因而“无可厚非”。即便解读有谬，作为志书编纂者也应有所保留，“有识者自能辨之”。

至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知县胡瑃主修龙川县志。然而此版本的序言中都避而不谈苏辙，只强调“龙之有志，由来旧矣”，在艺文志中继续沿袭书图版本，收录苏轼、苏辙关于循州的14篇诗文。然而，民国23年（1934）出版的龙川县志，却直接在艺文志中删去了以往旧志都会有所保留的苏轼、苏辙的诗文，此举显得颇为不同寻常。但同时，该版本又在新增的“艺文志·撰著”表中列举苏辙《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并选录《四库全书提要》言及二书的内容：“称辙元符二年（1099）夏，居循州杜门闭目，追惟平昔……皆论朝政”。此句亦可证实二者关联的确不深。这反映出此后的县志编纂者在“苏辙《龙川略志》与龙川县志之关系”问题上的一种矛盾心理，既对旧志过分宣传二者关系的部分作出修正，又似乎仍执着不愿割舍这一联系，以致仍能在志书中找到蛛丝马迹。

改革开放后，魏平等人于1994年撰成《龙川县志》，其附录的《历代修志情况表》中特别标注了“《龙川略志》，为宋元符二年（1099）苏辙居循州时撰写，主要追惟平昔，论国家朝政大事，故未列入此表”。至此，关于苏辙及其《龙川略志》在龙川县志中的定位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如今，龙川依然将苏辙视为其文化旅游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座历史名城的文化符号，那另当别论。

历代修志情况表

三、文本构建：县志中的编纂者

县志作为一种官修的地方文献，其涉及舆地、风俗、贡赋、物产等方面的内容仍具有相当的参考意义，因而在地方史相关研究中常被当作史料加以利用；但同时县志又是人为建构的文本，其编纂者在对内容的选取、增补或删减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县志编纂一般分主修、主纂两类。以龙川县志为例，主修一般是当地知县担任，负责筹集经费、选拔人才、监修等工作，如林庭植、盛熙祚、书图、胡瑃等人；主纂一般是当地文化较高、了解当地情况的士绅或考中科举的邑人，负责拟定义例、内容编写及校对等工作，如巫三祝、巫荣、杨廷钊、勒殷山等人，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出以编纂者为主体的地方官绅生态，特别是编纂者在编纂县志过程中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和个人目的。

各地编纂县志多为遵从中央王朝号令而编纂。不过，不同时期的编纂者在如何记录本地历史问题上，仍有着自己的考量。明万历七年（1579）龙川县志录有修志凡例，强调县志参考一统志、通志体例，主张删繁就简，“通典有实迹可口者，方敢采录，如无实处，宁疑以传疑，不强附焉”。清乾隆二十七年（1688）龙川县志中，知县书图指出旧志存在“开卷不列分野”“舆地纪胜……三百六十峰，旧志皆不载”的问题。对此，在该版本中做了许多内容上的补充。不过，书图主修版本尽管内容相对充实，但纲目较散。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龙川县志中，知县胡瑃强调“志犹史也，在国曰史，在郡县曰志，修史者必求实录而后信以传信，修志者必征实行乃免疑以传疑，故曰：志与史相表襄也”。这种观念或许是受到章学诚方志学思想的影响。基于此，胡瑃主修版本在纲目上较旧志更为细化，并将目录编排为“天”“地”“人”的架构，颇具特色。民国23年（1934）龙川县志则是在沿袭旧志内容的前提下，充分消化了因时代发展而衍生出的许多具有现代化性质的报告、文书，突出体现在有关天文地理方面，引用广东农林局出版的水源林报告书加以阐释，论证有力。

县志编纂者也会抓住机会在县志中书写自己的“私心”，作为主修的地方知县也往往会将县志作为自己的“政绩簿”，通过县志展现自身的领导能力、人脉关系以及不俗的政绩。以明万历七年（1579）龙川县志为例，参与编纂的陈梦麟、沙道初、黄孟经等人大部分都是在外地做官的本地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龙川人才济济，以及林庭植号召修志的组织能力。此外，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庞尚鹏及翰林院检讨刘克正也为县志作序，二人都是南海籍，前者官阶三品，从履历上看二人与龙川几无联系。林庭植能够邀请二人为龙川县志作序，可见他在岭南官场上扩展人脉圈子的能力。

被请来作序的二人在序言中也是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林庭植的赞许。庞尚鹏在序中列举龙川自古以来的官员，强调林庭植之“卓异”可比南越赵佗。而刘克正在序中从林庭植的政绩夸赞到学术，称其学术堪比苏辙。

时任广西永福知县、邑人陈梦麟则在序中对林庭植就任龙川知县时的政绩做了一个概括，并对林庭植主修的这一版本龙川县志予以充分肯定：

龙川天顺以前无刻，成化癸卯纂于黄公缙始刻之，今经九十余，□嘉靖间以岭表弗靖，令兹土者东支西吾不给，且纂辑是非有维持世教之虑者，孰主张之林父母，以名进士，奉天子简命，宰我疲邑，下车叹曰：譬之抚久病者，必调温和之饵，以补其元气，不致关格，庶可疗乎？于是审兴革，平徭役，苏困穷，抑强暴，行乡约保甲，创县堂公廨，与夫高城浚隍，兴学造士，凡百废，坠次第，笔新侯，欣然喜曰：迩者，譬如久隤之家，田园器具稍复其故，若非记载，后将何所考而守之？……

遂辄日开局以纂邑志，延梦麟、应龙、道初、晃、孟经相与襄其事……而山川土疆之宜，户口登耗之故，里巷什伍之习，祭祀供奉之节，人才淑慝之辨，是是非非，般若黑白，使后人一阅卷则知我侯治龙之政，经世之政也。

另一方面，在体现知县政绩方面，县志中也有许多正面的阐述。如在就任期间，林庭植主持修建社学、名人祠、官署等各项重要工程。

知县在将县志作为自己政绩簿的同时，也会借机输入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从二贤祠变成三贤祠的修建过程中，林庭植关于“将吴潜列入，合为三贤祠”的提议显然起到关键作用。吴潜（1196—1262），宜州宁国（今属安徽）人，宋嘉定十年（1217）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右丞相兼枢密使，因力主抗金而被贬于循州，最后遭政敌毒杀而死。吴潜到龙川后，一面将治理水患的技术带来此地，一面还联合当地士大夫传道授经，发展当地文化。吴潜身故后，“循人闻之，咨嗟悲恸”。林庭植感慨于此，评价吴潜“正人君子之所历，清风徐韵，足以维风教而贻后世……正人云亡，安知不眷眷于此邦也，且尝倡正学于循者，乃并祠于二贤。”林庭植对吴潜品格的赞扬与惋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朝视野下儒家士人的人文关怀。

参与编纂县志的地方士绅也会借机表现自我。明万历七年（1579）龙川县志中记载了修建方公祠。参与方公祠迁建工程的，除知县林庭植外，还有黄孟经、沙道初、庞文卿等县志编纂人员，显然此三人在促成修建方公祠的决策和实施上，发挥了极大作用。

乾隆二十七年（1762）龙川县志记载了知县兼主修书图上呈关于官盐一文。呈文内容大致是以往龙川“民间食盐系近埠无业居民赴埠买标，肩贩官盐，沿村零卖”。近年要求邑民需自己到商埠购买食盐，对于农事甚忙的大部分龙川平民来说尤为不便，因而书图与当地士绅一起“请照旧便买官盐以恤穷黎，以安农业事切”。此次联名具呈的当地士绅包括“进士巫荣，举人黄南伟、曾廷玉、杨廷钊、王弼、谢汝佩，贡生罗继祥，生员黄良拔、巫居广、曾晟、谢缵烈，监生黄世俊、何炳文，子民袁美玉、刘焕、何天保、邓云山、黄河清、曾四琏、吴文海等”。其中巫荣是乾隆四年（1739）龙川县志主纂，而黄南伟、曾廷玉、杨廷钊、罗继祥皆是乾隆二十七年书图所修的龙川县志的编纂者。请求官盐购买照旧例一事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这是为民谋福祉的大事，对于地方官绅来说无疑是表现自己的机会，因而联名具呈的人数颇为可观。这些事迹及人名到最后都会被诚实地记录在县志中，县志编纂者希望借此尽可能地突出自己及家族在龙川社会中的影响力，进而维持其在当地的地位和威望。

值得注意的是，县志编纂者在当地拥有较高声望，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县志编纂的进程。黄治鑑，清代贡生，本县名门望族出身，曾于1921年担任龙川民选县长；同时期张镇江被选为候补县长。后来黄治鑑、张镇江在1930年纂修龙川县志时，被聘为主纂和名誉主纂，最终在时任县长古云琼的支持下，县志于民国23年（1934）付梓。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苏州：古吴轩出版社，第263-268页，2018。

[2]李晓方所言，参其《县志编纂与地方社会——明清〈瑞金县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页，2015。

[3]见王海：《明清粤赣通道与两省毗邻山地互动发展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刘正刚、乔玉红：《明清客家女性的社会形象：以龙川为例》，《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林雅斯：《清至民国粤北地区茶业研究》，华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许东：《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古学派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20年等。

[4]见罗春娜：《苏辙被贬龙川期间的文学与思想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苏辙在龙川——兼谈苏辙对龙川的文化影响》，《岭南文史》2014年第3期等。

[5][7][10]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十四》。岭南美术出版社，第226、213-214、481页，2010。

[6]张天禄主编，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人名志》。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第286-287页，2007。

[8][9][11]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下），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第19-63页，1996。

[12]政协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梅县文史资料第27辑《城东镇专辑》，第161-162页，1994。

[13]刘国钰、谭元亨编著：《龙川名人》。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第47页，2016。

[14][15]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十四》，第7、14-15页。

[16][17][18][19]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十四》，第218、226、207-209、480页。

[20]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十六》，第1288-1290页。

[21]龙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川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664页，1994。

[22][23][24][25][26][27]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十四》，第18、207-209、478、1-6、7-9、213-214页。

[28][31][32][33][34]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十四》，第292-293、130-131、357、132、257-258、256页。

[29]杨倩描主编：《宋代人物辞典（下）》。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第880页，2015。

[30]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0册。杭州：杭州出版社，第4982页，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