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怡

中国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在中国五千多年灿烂的文明中，利用植物资源有很长的历史，这在众多农书、草本、中药书籍都有详细的记载。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等历史巨著。在清之后，中国逐渐开始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其中博物学、矿物学、动植物学这些对大自然的探索开展进入人们的视野。博物学是近代欧洲构筑帝国体系的重要工具之一，博物学的探索也随之深入中国各港口城市和内地。

自16世纪开始，不断有欧美人士到中国采集植物，并将标本带回国研究，编写出版关于中国某一区域之植物志书、名录。如在17世纪中叶，赴华的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就利用中国的本草书籍撰写了有关中国医药的著作。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西文明交汇处，同时也是遭受列强进犯侵扰，接受了现代西方植物学知识和现代植物园的研究。这些可以被视作欧洲列强，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植物学帝国以及科学帝国主义的一部分。

在帝国主义的阴影下，英国建立的殖民地植物园是延伸世界多处的“神经网络”，为帝国收集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产品和用于欣赏的园艺产品。香港植物园连同英国在华领事机关、中国海关以及新教传教士一同成为参与博物学研究的在华主要机构。在帝国的背景下，“博物学的活动——制图、采集、整理、分类、命名等——不止代表探求事实的科学研究，也反映出（某种文化定义下的）认知领域的侵略性扩张。”18世纪西方殖民地对全世界植物考察、收集、鉴定、分类、研究承继了文艺复兴后期自然科学和园林艺术的崛起。

香港植物园（Botanic Garderns, Hong Kong）曾是中国最古老的植物园之一，成立于1871年，也被人称作中国第一个现代植物园。有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植物园是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在北京、南京、江西庐山等地创办的植物园，而香港植物园虽然是在英国殖民时期由英国人筹划建立，但也是众多中国植物园中的一分子。

一、在港植物学的发展与香港植物园

18世纪欧洲探险家带来许多来自远方的外来植物，导致植物园的急剧扩张。许多欧洲国家的人第一次看到不寻常的植物，民众渴望了解所在帝国在海外扩张的领土。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持续扩张导致植物园概念的延伸源于“英国海外殖民管理者的实用主义”，他们热衷于扩大他们的商业影响范围，尽可能利用当地植物产出更大商业利益，着眼于扩大贸易。英国在许多海外领土建立植物园，包括在墨尔本（1846）、阿德莱德（1855）、布里斯班（1855）、牙买加（1857）、新西兰惠灵顿（1870），以及印度、缅甸、新加坡和非洲。在亚洲先后建成新加坡植物园（1822）、缅甸仰光植物园、印度新德里植物园和马达拉斯植物园。1919年《自然》（Nature）杂志中一篇文章提到：“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科学活动的显著特征，是整个大英帝国都建立了植物园和植物站。”而建立植物园动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在18世纪，随着邱园（the Royal Gardens，Kew）、西印度群岛圣文森特植物园（the Botanic Garden at St.Vincent in the West Indies，1764年成立）的建立，从之前追求美学和经济学上的新颖和价值基础上，更加稀有的植物日渐获得关注。邱园就像范发迪所说的一个“卫星系统”般，牵制着帝国在全球的植物园和研究站。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条约中规定的口岸，致使英国人占据香港，不断欺凌中国。范发迪论述道，在这些政治剧变的促发下，英国人对中国的博物学研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不同的地区，收集对象从园艺和装饰植物过渡到有商业价值的植物上。

在一份芬兰植物学家1907年的记载中，描述了他看到的香港植物园的场景：

“在一座从狭长的海岸陡峭上升的山上，维多利亚市，又称香港就建在上面，花园则优美地坐落在山顶的斜坡上。从花园露台上可以欣赏到海港绝美的景色，漫步其中，观赏中国植物的有趣收藏是一种享受。许多异国的树木和灌木也生长良好。这里最有趣的树种之一是翠柏（Libocedrus macrolepis），它是最近从中国大陆引进的。一棵非常大的榕树（banyan tree）引人注目。樟树（camphor tree）在这里生长气候适宜。花园中央矗立着香港前总督的雕像。下面的露台上有一个喷泉被花坛环绕。一个保存完好的暖房（plant house）里是极好的蕨类植物和兰花的集合。花园的一个部分是管理员的房子和植物标本馆大楼。这些标本是最全的中国植物标本收藏。主管经常远行到中国大陆，本地收集者也时不时带来标本。”

同时，植物园第二任总管邓恩（S.T.Dunn，1868-1938）也在一篇报告中写道：“标本馆、图书馆、以及香港政府的植物和林业部（the Botanic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of the Hongkong government）都在植物园内的一栋大楼里，其位置可以俯瞰整个园子和海港。”香港植物园在建设之初就不仅是一个参观游览的地方，更是进行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成为帝国博物学的先驱。当时的殖民扩张和对外贸易使得许多商人、学者痴迷于培育外来植物，随着“植物猎人”探索世界上更远的地区，外来植物变得更容易获得。这一概念的高潮是为渴望了解更多帝国遥远地区的民众建立了大型植物园。这一想法还传播到了英国联邦的各个地区，植物园很快在仰光、新德里、马德拉和新加坡兴起，当地人第一次能够熟悉世界其他地区的植物。除公共利益、博物学研究以及城市美化外，植物园还服务于其他更实用的利益，因为植物园可以用来栽培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给英国及其殖民地带来巨大收益。

图1：1868年的香港植物园[11]

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时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官，1848年在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一个集会上提出兴建香港植物园的想法。随后殖民政府提出议案，希望能筹建植物园，并且能在植物学和园艺方面得到英国相关机构的支持。在经过殖民政府和甚至包括一些商业公司的多次商讨后，作为一个殖民地，似乎香港也应该跟随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的风尚。1848年时任港督戴维斯（Sir John F.Davis, 1795-1890）有意修建植物园，但因为财政问题一直搁置。1854—1859年的港督宝宁（Sir John Bowring, 1792-1872）对文化事业非常感兴趣，还成为在香港的皇家亚洲研究会分会（the local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领头者之一。他同时也对设立植物园有很高的热情，并且在皇家亚洲学会上宣传植物园对传播中国植物知识的益处。港督夏乔士·罗便臣（Hercules George R.Robinson, 1824-1897）在1861年批准相关议案来成立一个公共花园（public garden），考虑到这样的花园对于一个快速扩张的城市有极大的吸引力，并且可以花掉税务的盈余。香港殖民者为改善气候“决定种植大量绿荫树来绿化全岛”，同时还想建造一个主要供英国居民休闲的公共花园。1864年，植物园第一期工程竣工并开放给公众参观。

1871年，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 1817-1911）在对他主管下的英国邱园的汇报中，表明未来香港植物园潜在的经济价值：“（植物园）可以引进大量有价值的但在欧洲完全未知的蔬菜作物。”以香港植物园为代表的一系列19世纪植物园，有了比之前世界各地植物园更多公众娱乐和教育方面的意义，承载着服务大众的使命，香港植物园的几任总管也意识到了植物园在科学教育和作为公共花园的内涵。

在英国本土邱园园长约瑟夫·胡克的认同下，查尔斯·福特（Charles Ford, 1844-1927）于1871年到达香港，成为植物园第一任主管，在他长达三十年的管理下，植物园初见规模。1903年，来自邱园的邓恩（S.T.Dunn）继任。1912年，香港植物园出版了《广东香港植物志》（Flora of Kwangtong and Hongkong）。这是由第二任植物园总管邓恩和他的助手德邱（W.T.Tutcher）在进行大量研究后而共同完成的。这本书在当时的世界华南植物研究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1916年植物学家李开定和吴续祖寄了一些广东植物标本送到日本植物学家Sadahisa Matsuda（1857-1921）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方面也依据此书进行研究。

在邓恩对建立香港植物园标本馆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他来自殖民主义的傲慢：“中国人很适合做这项工作，因为他们喜欢这项任务，通过训练很快便能上手。目前利用中国人进行工作的困难在于他们不懂得分类学，又不认识植物的拉丁语名字。对于他们来说，外国文字的书写也难以辨认。”此时的香港植物园与其附属研究机构具有浓厚的英国对东方殖民统治的现实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植物园受到很大摧残，许多树木被毁，进而被日军占领。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香港殖民政府将之前的植物和林业部改为单独的林业部和植物馆部，植物馆部实行对植物园的重建和复苏计划。当时标本馆的收藏在日占之前于1940年被送到现马来西亚槟城（Penang），之后又被送到保存尚算完好的新加坡植物园，1948年这批4万件标本才回到香港。1975年，植物园被重新命名为动植物园（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标本收藏也增加了珍稀动物和鸟类。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动植物园坐落于城市的黄金位置，是一个受欢迎的户外活动场所和教育中心。

二、广州近现代植物学研究及与香港的交流

在中国境内，除香港植物园及其标本室外，美国设立的教会大学，如岭南大学、金陵大学、福州大学等也都设立了标本室。中山大学的动植物研究也颇有成就。“该校设农科研究所，下分农林植物与土壤二部，同时还拥有国内各大学中唯一的一所植物园，研究条件较好。”农科所采集大量广东（包括海南岛）地区植物标本，所长陈焕镛著有《中国经济树木学》及《中国植物图谱》（与胡先骕合著）等，并“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置的五个科学研究教授席中大学的唯一一席。”

20世纪20年代末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是中国生物学发展的兴旺时期。胡先骕在《中国植物学杂志》发刊辞上有一段精辟的话足以证明：“专研植物分类学之研究所有四，此外尚有各大学之研究标本室，遂使斯学之进步，有一日千里之势，分类学专家已有多人，皆能独立研究，不徒赖国外专家之臂助。关于中国蕨类植物之研究，且驾多数欧美学者而上之。在具普遍性之形态学、生理学、细胞学诸学科，亦有卓越之贡献。此种长足之进步，殆非20年前所能梦见者也。”南京当时是中国植物学发祥地，中国科学社于1922年在南京成立。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32年第一次十年报告中提到：“而胡步曾博士又尝遣人远旅青藏，以搜求奇花异卉。所获动植物标本，盖已蔚然烂然矣。乃谋于科学社曰：海通以还，外人竟派遣远征队深入国土，以采集生物，虽曰致志于学术，而借以探察形势，图有不利于我国者，亦颇有其人。……则生物学之研究，不容或缓焉。”科学文明的进步日渐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构成部分，为了抢先做出研究，不给外国侵略分子可乘之机，中国科学家付出了艰辛努力。

1928年中山大学兴建农林植物研究所，在1954年归中国科学院管理之前，这里是华南植物学研究重地，长期致力于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植物考察和标本收集。陈焕镛（1890-1971）作为中国植物学发轫时期主要专家之一，一开始也集聚在南京，后来成为华南地区植物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中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曾前往美国留学，191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科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曾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

1927年他担任中山大学理学院教授兼植物系主任，“多次到香港、广州、北江、鼎湖山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在短短一年内采集了标本二千余号。”1928年，中山大学农学院接受陈焕镛设立植物研究室的建议。1930年，该所从事广东植物分布状况调查以及“担负起促进广东农林经济事业发展的使命”。该所为发展中国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以该所为基础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陈焕镛为第一任所长。

胡先骕（1894-1968）与陈焕镛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也为华南植物学和中国科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胡先骕1914年先赴美留学，学习森林植物学；1923年再次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1929-1933与陈焕镛编纂并出版《中国植物图谱》第二、第三卷。后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云南农林植物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33年，在胡先骕倡导下，原有的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农业院合作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由中国蕨类植物学奠基人秦仁昌（1898-1986）承担建园工作。

在民国时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广州和香港就植物知识和研究有密切交流。1926年陈焕镛曾前往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还亲自带领秦仁昌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查阅有关标本和搜集材料。1929年，胡先骕也曾偕冯澄如前往香港研究，尤其是前往香港植物园访问研究。冯澄如作为静生所绘图员，前往香港植物园绘制所藏植物标本之图，作刊印《中国植物图谱》第三、第四册之用。当年还随即从香港赴爪哇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汇集众多中国所派科学家代表，足见当时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世界科学界的各项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日军南进并轰炸广州。为保存文化教育事业，若干大中小学走上搬迁的道路。广州由于临近香港，所以，香港成为迁移学校的首选地，先后有岭南大学、南华大学、广东国民大学和广州大学迁往香港复课。国立中山大学迁往广东罗定，而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往香港。该所拥有“当时国内最齐全的设备仪器”，研究专刊——英文《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专刊》（Sunyatsenia）科研水平得到国际公认，这也是中国首次发行的英文版植物学学报。

国内的植物研究中心转移到香港。“该所幸先机搬走，材料设备，均获保存，研究工作，遂得继续，因此内迁之各研究机关均与该所联络，遂造成该所为现今植物研究机关之中心地位，且有欲派遣人员来该所借助材料图书，以供研究者。”陈焕镛作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1938年春自行将标本、图书、仪器等迁移到香港九龙，本人也不得不放弃精心耕作的石牌植物标本园，而前往香港继续主持植物所研究工作，在香港与日军周旋。1942年香港沦陷后，植物所克服困难，几经波折，将标本、图书运回广州。在这些标本中，尤以海南岛地区的为珍贵。

《陈焕镛纪念文集》也记录了1945年农学院院长邓植仪给中大校长王星拱的报告：“该员（指陈焕镛）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之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在这段融合广州与香港两地辛劳、奔波的为保全中国植物学发展火种的历史中，陈焕镛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中山大学植物所改隶中国科学院后，改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当年另选北郊龙眼洞开辟植物园和设立鼎湖山树木园。华南植物所迁到此处，现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它是“开发华南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研究植物的引种驯化和普及植物学知识”的宝贵园地。迄今，中国植物园总数达 162 家，已步入快速建设和稳步发展阶段，为“中国植物科学研究、资源利用、多样性保护及环境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已发展成为国际植物园体系的中坚力量和发展主流。”

三、今日粤港植物园发展与生态文明

香港植物园在1975年更名为香港动植物公园（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在香港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并回归祖国之后，是著名旅游景点之一。在广东省，1956年建立了鼎湖山树木园，1983年建立了深圳市仙湖植物园。从民国时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包括植物学得以建立，到如今21世纪中国科学文化的全面高水平、高速度发展，这期间植物园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一个缩影，也体现了粤港跨区交流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历史。

植物园与当今生态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至21世纪，植物园不再是博物学时代的帝国科学主义下的产品，而是一个涉及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体。它兼有“物种保护、科研、科普、旅游的内容，又涉及资源开发和商品化”，其核心和灵魂是生物多样性。在建设粤港澳人文湾区的大背景下，植物园可以称为大湾区生态文明的一张名片，成为市民科普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位置、纳入总体布局，正是顺应了人民的新期待，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植物园作为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民众提高科学素养的重要场所。植物园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是野生战略性植物资源保护的主体。粤港澳大湾区中植物园也是科学文化、生态文明的代表性场所，对推动植物学新思想新方法、基础和应用研究依然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将助力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创新发展。

[1]王楠：《帝国之术与地方知识——近代博物学研究在中国》。《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236-244页。

[2]范发迪著，袁剑译：《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3页，2011。

[3]李猛：《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12页，2019。

[4]此处garden用复数表示。

[5][6][34]许霖庆：《中国第一个现代植物园——香港植物园（1871—2009）》。《中国植物园》2009年第12期。

[7]104，263–264 （1919）.

[8]邱园1759年建立，1841年成为英国国家植物园，如今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国际最著名的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见林恩·帕克、基里·罗斯–琼斯著，陈莹婷译《邱完的故事》，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

[9]Pehr Olsson-Seffer, “Visits to Some Botanic Gardens Abroad,” The Plant World, vol.10, no.3,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07, pp.58–62.

[10]S.T.Dunn.“The Hongkong Herbarium.”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Kew），vol.1910，no.6，[Royal Botanic Gardens，Kew，Springer]，1910，pp.188–92.

[11]Griffiths，D.A.，and S.P.Lau.“ The Hong Kong Botanical Gardens, A Historical Overview.”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26，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1986，pp.56.

[12]李猛：《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68页，2019。

[13]“The Public Botanic Garden of Hong Kong.”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17，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1977，pp.234–35.

[14]Robert Peckham，“Hygienic Nature：Afforestation and the greening of colonial Hong Kong，”Modern Asian Studies 49，4 （2015） pp.1177–120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Jos.D.Hooker, “Report on the Progress and Condition of the Royal Gardens at Kew, During the Year 1871.” Report on the Progress and Condition of the Royal Gardens at Kew, 1871, pp.7.

[16]Stephen Troyte Dunn, William James Tutcher,, London:Published by Stationery Office, 1912.

[17]A List of Plants from Kwangtung，植物学杂志/30 卷 （1916） 359 号/书志，370。

[18]S.T.Dunn.“The Hongkong Herbarium.”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Kew），vol.1910，no.6，[Royal Botanic Gardens，Kew，Springer]，1910，pp.188–92，https：//doi.org/10.2307/4113302.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第八卷，第十一章：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学术研究•第二节学术研究的奠基与发展•三高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及社会各界对学术的促进。中华书局，第1版，第1页，2011。

[20]钱迎倩等：《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生物学》。福建教育出版社，第5-7页，2004。

[21]胡宗刚：《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引言”，第1页，2013。

[22]林丽成、章立言、张剑编注：《中国科学社档案整理与研究 发展历程史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248页，2015。胡布曾（1893-1968），文学评论家、生物学家。

[23]见胡宗刚：《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

[24]《华南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丛书》编委会：《稻花香：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业绩特集》，广东科技出版社，“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陈焕镛教授”，2009。

[25][27]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第665、141页，2008。

[26]胡先骕、陈焕镛编：《中国植物图谱（第三卷）》。静生生物调查所1933年1月出版。本卷收有植物50种，分述每种植物的外部形态特征和产地，并附有形态图版50幅（从101图至150图）。

胡先骕、陈焕镛编：《中国植物图谱》（第四卷）。静生生物调查所1935年3月出版。本卷收有植物图版50幅（从第151图至第200图），并分述每种植物的分类特征和产地等。

胡先骕、陈焕镛编：《中国植物图谱》（第五卷）。静生生物调查所1937年3月出版。本卷记述植物50种的形态、分布和生态等。附有形态特征插图50幅。见盛广智等主编：《中国古今工具书大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第785页，1990。

[28]李志军：《抗战初期广东高校迁港的历史意义》。《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798页。

[29]叶华：《抗战以来的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教育杂志》第31卷第4号，1941年第28期。转引自李志军：《抗战初期广东高校迁港的历史意义》。

[30]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编：《陈焕镛纪念文集》，第308页，1990。

[31]胡宗刚：《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第191页。

[32]黎盛臣主编，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协会编：《中国植物园参观指南》。金盾出版社，第183页，1991。

[33]焦阳、邵云云、廖景平、黄宏文、胡华斌、张全发、任海、陈进：《中国植物园现状及未来发展策略》。《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年34（12）：第1351-1358页。

[35]贺善安、顾姻、褚瑞芝等：《植物园与植物园学》。《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2001年10（4）：第48-51页。

[36]黄勤：《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的特殊功能》。《光明日报》2014年2月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201/c40531-24272856.html。

[37]周薇：《为什么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南方日报》，2013年1月18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118/c159301-20244128.html。

[38]焦阳、邵云云、廖景平、黄宏文、胡华斌、张全发、任海、陈进：《中国植物园现状及未来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