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粟

关键词：《说文释例》;本字本义;假借;声符

摘要：江沅《说文释例》是《说文》学研究中的一部力作，其中，《释字例》指明了《说文》所收字的本字本义，阐明了《说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典籍用字之例，批评了后人不知《说文》本字本义而造成的错误，阐释了后世用字的变化，对研究古代汉语的词义、汉字用字的演变和古书的校勘有着重要价值;《释音例》系统地揭示了形声字的古音分部，完善和订正了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作为段玉裁的弟子，江沅《说文释例》中的一些内容又见于段玉裁的《说文注》，这就为研究《说文注》的成书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资料。

江沅（1767—1838），江苏苏州人，字子兰，又字鐵君，优贡生，屡次参加乡试不中，以教授终老。江沅的《说文释例》由《释字例》和《释音例》两部分组成，其中《释字例》完成在先，《释音例》完成在后，书稿写成后就被阮元收藏，阮氏还让其学生抄录副本以供流传。咸丰元年始有刻本出现，光绪二年、光绪十六年、民国二十四年又有刊行，可见《说文释例》这部书深受前人关注。

对《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研究，以清代的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大家的著作最为博大精深，然而这一时期的“小书”大多也十分精审，江沅的《说文释例》就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主要表现在文字和字音两个方面，同时还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说文注》）的成书有着一定的关系。

前人论及江沅，总是会讲到他是江声的孙子、段玉裁的弟子。江声和段玉裁都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在这种“光环”下江沅的学术成就就显得略逊一筹，再加上《说文释例》与王筠的《说文释例》同名，谈及《说文》研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段、桂、王、朱四大家，所以对江沅的《说文释例》关注不够，致使这部书的价值湮没不显。鉴于此，本文拟对江沅《说文释例》的价值进行阐释，并就其与段玉裁《说文注》的成书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释字例》在文字学研究上的价值

关于《说文释例》的著书目的，江沅自言：“许所造《说文》无假借之字，以其由形以得音义，所说者皆其本形本义。本形本义既定，而后经传子史假此形而非本义者，皆有所依据而言为假借。故《说文解字》，苍颉字之真诠，凡经传子史假借用字之圭臬也。”[1]670他认为《说文》所收九千余字皆是“本形本义”，对于后世在用字过程中不知何者为“真字”的现象，以类例资料作了详细的论述。江沅所说的“假借用字”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假借”这一概念不尽相同，这里暂不深入讨论，我们主要讨论江沅所强调的本字本义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在文字学研究上有何价值。《释字例》在文字学研究上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阐明了《说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如下面一例。

侸：《人部》曰：“侸，立也。”故《立部》曰：“立，侸也。”此人侸立之侸，与“竖”“尌”二字义小异。今改“立”下为“住也”，则与“侸”下“立也”何以相应为转注乎？许书无“住”字，惟《马部》有“驻”，《辵部》有“逗”，与“侸”义亦少异，人立为侸，马立为驻。[1]671

江沅认为，《说文》中“立”训“住也”当为“侸也”传写之误，“住也”之训不合转注（即互训）之例，且许书无“住”字，不应以此为释。《说文》说解多用转注之例，江氏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朕：戴先生说此字本义曰舟之缝理曰朕，计许原书必是。故“瞽”下曰：“目但有朕也。”谓但有缝而无明也。《函人》谓革缝曰朕，亦是引申之义。今本《说文》“我也”，浅人用《尔雅》妄窜，而“瞽”下则改为“朕”。[1]681

《说文》中“朕”字在“舟部”而训为“我也”，形义不合;若训为“舟之缝理”，则不仅形义相合，且与“瞽”下训释和《周礼·函人》之义相统一。江沅采用戴震之说，指出“朕”字训“我也”为后人据《尔雅》改的，也是有道理的。

《说文》成书后，屡经传写和刊刻，清代所传之大徐本，既非许书原貌，亦非大徐本之真面目，所以《说文》的校勘问题就成了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江沅强调本字本义，指出了传世大徐本《说文》在说解中的错误，其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些材料在《说文释例》中还有很多，对《说文》的版本校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二，指出了典籍的用字之例，如下面两例。

仪：此许仪度字，故曰“度也”。“度”者，揆度也。《周语》曰：“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民之则。”又曰：“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周易》：“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江氏自注：陆氏绩、姚氏信本。）《少牢下篇》：“其脀体义也。”注云：“仪，度余骨可用者而用之。”皆仪度之证。其字或假“义”为之，如《左传》“女待人，妇义事也”、《晋语》“臣请荐所能择而君比义焉”、《楚语》“其智能上下比义”，又“教之训典，使知祖类，行比义焉”是也。有叚“议”为之者，如《左传》“昔先王议事以制”是也。（江氏自注：《周语》曰以下皆王氏引之说。）按：“谊”“义”“仪”三字古多通用，而详分别划然，治经者宜以许说分求，令各得其所。[1]675

饗：此许乡人饮酒字。从食从鄉，鄉亦声。按：仓颉造字，为《乡饮酒》造此会意兼形声之字。《豳风》：“朋酒斯饗。”毛传：“饗，乡饮酒也。其牲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广部》“癕”下曰：“天子饗饮辟雍。”《水部》“泮”下曰：“诸侯饗射泮宫。”“侯”下曰：“春，饗所射侯。”“饗”皆谓乡饮酒也，此“饗”之本义也。郑笺《诗·彤弓》曰：“饗，大饮宾也。”此[引]申之义。凡言“饗食”“饗燕”当作此“饗”，而《左传》作“亯宴”，与三《礼》用字不同。[1]679

在以上两例中，江沅“以经证字，以字证经”，在阐释《说文》本字本义的同时，指明了古代经书的用字体例。他指出，因经书不同、时代不同，用字就会有所不同，丰富了古代训诂学的内容和方法，对古代汉语词义的研究和古书的校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如此，江沅还批评了后人不知《说文》本字本义而造成的错误，如下面一例。

閤：此许闺閤字，门旁户也。《尔雅》曰：“宫中之门谓之闱，其小者谓之闺，小闺谓之閤。”与“阁”音义皆殊。而宋元以来迄今，随处皆讹为“阁”。如公孙宏之“开东閤”，三公署有“南閤”“西閤”“东閤”，又“黄閤即南閤也”，杜诗“黄閤老”、李肇《国史补》“宰相相呼为堂老，两省相呼为閤老”，以及上书称“閤下”犹言门下，以及“唐天子出閤”“藩王出閤”，俗称嫁女曰“出閤”，或言“后閤犹后门也”，或言“小閤子谓小室也”，今人无不讹“（閤）[阁]”者，其义安在乎？明之大学士称“阁老”，谓文渊阁也，古则无此称。今杭州西湖上立许郑祠，误书许君神室为“南阁祭酒”。[1]677

在这个例字中，江沅指出了“閤”和“閣”二字各有本义，后人不知，以致多妄改“閤”字为“阁”字。

其三，阐释了后世用字的变化，如下面两例。

曼：引也。凡“曼延”“路曼曼”古皆用此字。今人作“漫”，乃俗字也。又“烂曼”亦当如此，今作“烂熳”，大误。作“烂漫”亦俗。[1]674

研：“研”下曰：“也。”“”下曰：“石硙也。”此与“揅”“摩”二篆转注正同。而义一属手，一属石。今人“辗”字乃“研”之俗字也。以“辗”代“研”，而以“研”代“砚”。[1]672

这些例子在江氏书中还有很多，江沅首先明确了各字的本义，进而指出了由于文字分化、同音替代和避讳等原因，出现了后世用字的变化。这些材料，为我们研究汉字的形体演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释音例》在上古音研究上的价值

《释音例》的主要内容是完善和订正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的第二表，事情缘起于戴震。戴震曾致信段玉裁说：“谐声字半主义，半主声，《说文》九千字以义相统，今作《谐声表》，若尽取而列之，使以声相统，条贯而下如谱系，则亦必传之作也。”[1]684因段氏“频年欲为之而未果”，故“岁乙丑，乃属江子子兰谱之，略以第二表之列某声某声者为纲而件系之。声复生声，则依其次第”[1]684。由此可知，将《说文》中的形声字按照古音分部并且“件系之”这一重要课题是由江沅完成的。

对于江沅所作的订正，《清史稿》上有记载：“沅于段纰讹处略笺其失，其言曰：‘支、脂、之之为三，真、臻、先与谆、文、欣、魂、痕之为二，皆陆氏之旧，而段氏矜为独得之秘，严分其界以自殊异。凡许氏所合韵处，皆多方改使离之，而一部之与十二部，亦不使相通。故皕之读若秘，改为逼;肊之乙声，删去声字，必之弋亦声，改为八亦声。而于开章一篆说解极一物三字，即是一部、十二部、十五部合韵之理，于是绝不敢言其韵，直至亥字下重文说之也。十二、十三两部之相通者，惟民、昬二字为梗，故力去昬字，以就其说……凡此皆段氏之症结处也。’”[2]13233-13234《清儒学案小传》卷八也记述了这一情况：“先生依其次第为《说文解字音韵表》，凡十七卷。段氏之讹者，亦加驳正焉。”[3]江沅的这些观点都隐含在《释音例》中。

我们在《释音例》中还可以看到江沅对段氏的直接批评，如下面两例。

咅声。此字《说文》从否声，从、（声），而从“咅”则四部字，一部与四部俱有之，且重文从豆，则四部也。盖此乃一部与四部通合之理，今疑不能析，且两收之。“己”“巳”“咅”字古音在一部，而汉人转入四部。诸字《说文》在一部，段氏改四部，与《音均表》相矛盾。[1]685

由声。“褎”重文“袖”从重文入由乃变例也。褎，音当入十五部，阀疑。段以为声字衍文。[1]691

如果我们将《六书音均表二》和《释音例》每部相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江沅改动段表而没有注明的地方颇多，这主要表现在对声符字的删除和增补上，例如，《六书音均表二》的“弟”六部前三个声符为“瞢声、梦声、蝇声”，而《释音例》的“弟”六部前三个声符为“瞢声、朋声、曾声”。江沅在“瞢声”后系联“薨声—梦声—”，“”后注明“又转入九部”，同时删除了“蝇声”。再如，《六书音均表二》的“弟”十部前三个声符为“王声、行声、衡声”，而《释音例》的“弟”十部为“王声、行声、声”。江沅在“王声”后又系联“皇声”，在“行声”后又系联“洐”，并注明“洐”“此与衍异义异音”且删除了“衡声”。这些删除和增补贯穿了整个《释音例》，可以说江沅的《释音例》完善了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二》，为上古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从《说文释例》看江沅与《说文注》的成书关系

段氏注《说文》，先作长编《说文解字读》（以下简称《说文读》），而后整编成《说文注》。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段玉裁《说文注》的许多内容与江沅《说文释例》所述相同而不见于《说文读》。

《说文释例》：苟：艸也。假借为诚也，为苟且。其字从艸，句声。古厚切。四部。籀文作。”[1]683

《说文注》“苟”下注：[艸也]。孔注《论语》云：“苟，诚也。”郑注《燕礼》云：“苟，且也，假也。”皆假借也。[4]45

《说文读》“苟”下注：《广韵》“苟”字下曰：“又姓，出河内、河南、西河三望。”《国语》云：“本自黄帝之子。”今按：《晋语》司空季子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家，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巳、滕、箴（段氏自注：依宋本从竹）、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字作“荀”。若依《广韵》，则各本《国语》皆“苟”字之误。王伯厚补注《急就章》引《广韵》删去“《国语》云”三字，以求《国语》无有也。《广韵》纪姓多本旧籍，非漫然者。颜师古注《急就篇》“苟贞夫”乃云：“一曰本晋大夫苟氏之后。”《广韵》“任”字下又曰：“黄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为姓，第一为任姓。”则今《国语》首姬氏不知何说也。[5]72下

从以上可以看出，《说文释例》认为“苟”本是指一种草，在后世出现的各个用法都是其假借用法。《说文注》与《说文释例》的解释基本相同。《说文读》没有谈及本字本义的问题，就其注《说文》来看，甚至偏离了主题，因为“苟”在《说文·艸部》，为何不言与“艸”的关系呢？

《说文释例》：莫：此许之“暮”字，俗作“暮”。[1]678

《说文注》“莫”下注：[日且冥也]。且冥者，将冥也。《木部》曰：“杳者，冥也。”《夕部》曰：“夕，莫也。”引伸之义为有无之无。[4]48

《说文读》“莫”下注：且冥者，将冥也。《广韵》“且”讹作“旦”，非。日在茻中为且冥，日在木下则为杳冥矣。“茻亦声”三字锴有铉无，则锴本为长。茻读如冈而为莫声者，变声也。此字隶变作“莫”，辗转引伸他用，而本义乃别制“暮”字，分别入去二声，皆非也。今《说文》莫故切，又慕各切。[5]76

从以上可以看出，江沅指出“莫”与“暮”是正字与俗字的不同，《说文注》则没有谈及字体的变化。《说文读》虽谈及“莫”“暮”的字体变化，但是认为隶变后“莫”表引申义，别制俗体“暮”字表本义，并从读音上加以区分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个例子很典型。《说文读》中很多字确实谈到了用字的变化，也明确了字的本义，但是缺乏系统性的明确表述，这与《说文释例》把它们作为一类字例系统地来研究是不同的。

关于《说文释例》的成书，《清史稿》有明确的记载：“沅先著《说文释例》，后承玉裁属，以段书《十七部谐声表》之列某声某声者为纲而件系之;声复生声，则依其次第，为《说文解字音均表》凡十七卷。”[2]13233这说明江沅的《说文释例》成书早于《说文注》，至于早到什么程度现在已无从考证。

《说文释例》成书早于《说文注》，然而其中的一些内容却出现在《说文注》中，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其中“”字下的解释最为典型。江沅曰：“此许浅字也。《水部》‘’字下但言‘水名’，不列浅一义，由许意谓浅本字作‘’，其曰：‘，也。’直用《殷武》毛传以‘’释‘’者，以今字释古字之例。”[1]680-681江沅接着对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出现的错误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批评。这段长达六百余字的论述又见于《说文注》第七篇下《穴部》“”下注文，然而《说文注》并未言是“江沅曰”。

再如《说文释例》“”字下曰：“此许之綦字。”[1]13这条十分简单的话并没有更多额外的信息，然而《清史稿·列传·儒林二·江沅》中却说江沅指出：“字甶声，十五部也，从得声，而即古綦字，在一部，遂改字为凷声，以避十五部与一部之合音。”[2]13233《说文注》第十三篇上《糸部》“”字下注语也基本相同[4]651。

江沅绝不是抄袭了段玉裁的《说文注》。江沅的《说文释例》成书早于《说文注》，

当时段玉裁还在世，况且江沅数十年跟随段玉裁，抄袭的情况应该不存在。有意思的是江沅曾经说过如下一段话。

若膺先生由小学通乎经学，功深力邃，择精语详，钻仰弥年，高深莫磬，真集诸家之大成者。沅出其门数十年，略窥毫末。所有异同之处，当时面质，亲许驳勘。敢以蚍蜉之撼，效涓埃之诚，凡疏中不言沅案者，皆先生所自注，或先生所说也。[6]

江沅的这段话似乎在撇清一种情况，即他参加了《说文注》的撰写，然而又透露出“或先生所说也”这种微妙的话，似乎是说他在《说文注》撰写的过程中有代段玉裁编写的情况。

江沅的代写应该是事实，因为段玉裁编写《说文注》开始于乾隆五十九年，历时十三年，至嘉庆十二年完成，这十三年中“既抱病而多事”“两目昏花，心源枯槁”[7]402，与友人的信中屡屡哀叹《说文注》难以完成。段玉裁编写《说文注》时的身体情况在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里有清晰的记载，江沅也曾经说过段玉裁晚年的情况：“茂堂先生垂老，精神已衰，往往取有未定本入刻，而反遗定本者，《尚书撰异》者是也。”[7]440显然《说文注》在成书的过程中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江沅有可能就是帮助段玉裁编写《说文注》的主要人物。如果按照江沅所说“凡疏中不言沅案者，皆先生所自注”，那么《说文注》中注明“江沅曰”的共有九处，分别见于“祠”“璑”“正”“目”“睦”“疀”“才”“凡”“堑”等字注文中，这九处只有“疀”字出现在《释字例》中，且极为简单，江沅仅写道：“此许锹臿字。故云：古田器也。”这与《说文注》“疀”字下注文字又不尽相同。

如上所述，《说文注》中注明是江沅意见的条目不与《说文释例》相同，而《说文释例》与《说文注》相同的内容段氏又未标明为江沅所说，这种情况看起来有些让人费解。然据《苏州府志·江沅传》所记，江沅“平生最精《说文》，金坛段玉裁作《说文注》，多所商榷”[8]。这说明段玉裁在编写《说文注》时与江沅多有讨论，江沅的很多意见已经融入《说文注》中，并得到段氏的赞同，尤其是江沅“弟子服其劳”，又有为其代写的情况，《说文注》中没有过多地出现“江沅曰”也在情理之中。

总之，江沅的《说文释例》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为《说文注》成书時间的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但《说文释例》毕竟是乾嘉时期的作品，囿于时代的限制，其研究结论亦有可商榷的地方，如前所说的假借问题和上古音的韵部问题。此外，其书在刻印中错讹亦有不少。但瑕不掩瑜，《说文释例》仍不失为《说文》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

参考文献：

[1] 江沅.说文释例[M]∥上海书店出版社.丛书集成续编：第7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2]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M]∥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第6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163.

[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 段玉裁.说文解字读[M].朱小健，张和生，点校.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 徐世昌.清儒学案：第36册[M].天津徐氏刻本：卷七十六.民国二十八年（1939）：13.

[7] 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M]∥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8] 李铭皖，蒋启勋，谭钧培，等，修.冯桂芬，潘锡爵，雷浚，等，纂.苏州府志[M]∥周竹生，修.靳维熙，纂.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