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秋瑞

关键词：东周盟书;材料刊布;盟誓制度;字词考释

摘要：东周盟书实物主要有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这些盟书资料为古文字、历史地理、职官和中国古代盟誓制度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学界对东周盟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取得了较大进展：目前侯马盟书材料已经全部刊布，温县盟书材料也得到了部分刊布，大部分东周盟书的刊布形式采用的是摹本和图版的形式;基本可以确定东周盟书的书写年代是战国早期;盟书主盟者的确定对盟书年代的确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还需新材料发表后展开全面研究;采用东周盟书中的盟誓制度与传世典籍记载的盟誓制度相对照的方法，解读了当时的盟誓程序和内容;考释出了盟书中的一些关键字和用字特点，为盟书各项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编著了一些东周盟书字表，集中表现了文字考释成果。今后，对东周盟书的研究还应重视对现有盟书材料的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扩大东周盟书的研究范围;将盟书文字与典型的晋系文字相比较，充分揭示盟书的用字特点，确定其时代，同时更应从微观角度加强对盟书材料中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等的考释;及时公布温县盟书材料，推动东周盟书在字词考释、用字考察、年代判定、历史文化信息探求等方面的研究。

盟书，亦称“载书”。《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古代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于盟所或沉于河，他本为与盟者所持，各自归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迄今考古发现的东周盟书实物主要有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这些盟书资料为古文字、历史地理、职官和中国古代盟誓制度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黄德宽[1]指出，古文字学的重大成就反映在出土古文字资料的整理、文字的考释和利用这些资料开展的综合研究等众多方面。东周盟书在古文字学尤其是在东周文字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拟从东周盟书的刊布与历史文化研究、盟书材料的文字学研究和研究展望三个方面，系统梳理目前东周盟书研究的新成果，以期对以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东周盟书的刊布与历史文化研究

王國维[2]曾说：“古来之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材料的刊布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东周盟书是早期毛笔书写的文字记录，其中大部分文字是朱书，少数文字是墨书，体现了毛笔书写的原始面貌。同时，盟书作为一份政治文件，所包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可以真实而且深刻地反映晋国末期的政治状况。

1.东周盟书材料刊布

1942年前后，河南省沁阳县发现了几十片有墨书文字的玉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有11片，其中8片有文字。陈梦家[3]在《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中刊布了这8片玉石文字的照片与摹本，同时结合出土的侯马盟书资料对沁阳载书做出了考释。何琳仪[4]对比了沁阳载书与温县盟书的书写风格和内容，认为这11片沁阳载书实际上是在温县遗址中发现而后流散出来的，目前学界普遍认可这种观点。196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东周遗址一些祭祀坑内又发现了五千余件有字石简、玉块和玉片，其中可识读的有六百余件。张颔[5]对这些材料作了初步介绍，郭沫若[6]确认它们是完整而有系统的盟辞，根据材料中出现的“明”读为“盟”，将这批材料命名为“侯马盟书”。侯马盟书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届的十大成果之一，张颔等[7]著的《侯马盟书》一书，全面系统地公布了这批盟书材料。

温县盟书发掘于1980—1982年，当时考古人员在河南省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上发现了土坎，从其中16个坎中出土了书有盟辞的石片达一万余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8]只发布了一号坎的材料，艾兰等[9]公布了17版温县盟书图版，王蕴智[10]也公布了一部分温县盟书图版。

目前，东周盟书材料的刊布，大部分采用的是摹本和照片图版两种形式，摹本虽能清晰反映文字形体，但不能准确反映材料的原貌;照片图版虽有公布，但不太清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材料刊布的水准越来越高，高清照片、清晰拓片和准确摹本三种展现形式在很多新材料的公布中得到体现，学界也更注重这些影像资料和实物。随着三维扫描和3D打印技术在楚简材料刊布中的全面应用，温县盟书材料的后续刊布必将全面运用这些技术，以促进古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2.盟书的主盟者和年代考订

盟书主盟者的确定与盟书年代的考订密切相关。 关于盟书的年代，学界一致认为，已发现盟书都属于东周时期，但盟书的具体书写年代，目前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关于侯马盟书的主盟者，目前有四种说法;其书写年代，目前主要有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两种说法。长甘[11]认为主盟者是“子赵孟”即“赵鞅”，盟书是以赵鞅为首对付范氏、中行氏叛乱所举行的一系列盟誓，时间为公元前499—前489年，属春秋晚期。周凤五等[12-13]也主张盟书年代属于春秋晚期;郭沫若[6]认为盟书中的“章”指的是赵敬侯章，是盟书的主盟者，其他不同名字是与敬侯歃盟的人，由此推定盟书年代为战国早期;陈梦家[3]根据盟书中出现的“定宫”，结合史书中记载的诸公年号与历史地理信息，倾向于认为主盟者是晋国国君，盟书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段晋国的载书。唐兰等[14-16]认为，侯马盟书的主盟者是“嘉”即赵嘉，是典籍中的赵桓子;盟书中的“尼”是赵献子，盟书的书写年代是战国时期。李学勤[17]则提出，侯马盟书第16坑的年代是春秋晚期，而其他盟书的年代则在公元前470年前后。

温县盟书的主盟者，目前则有“韩氏宗主——韩简子不信”和“赵献侯”两种说法，其年代有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两种意见，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郝本性等[8]根据盟书中出现的纪年“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推算温县盟书的年代大致在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公元前496年1月16日，盟主是赵简子。冯时[18]也根据历法，推定盟书年代为战国时期。江村治树[19]认为侯马盟誓的发动者和主持者是晋国的君主。平势隆郎[20]指出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起源于同一时期的同一事件，并列出了“侯马盟书同一名参盟人表”，对参盟者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探究。曾志雄[21]对侯马盟书中主盟人与参与盟誓人的称谓形式、时代特点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汤志彪[22]提出，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关系密切，两批盟书的历史大背景相同，年代接近。侯马盟书中的“中行寅”是春秋晚期人。据《史记》之《晋世家》《赵世家》记载，与“中行寅”同时的韩氏主政者乃韩简子。可见，温县盟书的盟主可能是韩简子不信。

裘锡圭[23]提出，盟书的字体跟战国文字很接近。结合字体、用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基本可以确定东周盟书的书写年代应是战国早期。盟书主盟者的确定对盟书年代的确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还需新材料发表后展开全面研究。

3.东周盟书中的盟誓制度研究

《周礼·司盟》载：“掌盟载之法。”“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埋之，谓之载书。”[24]东周盟书为研究东周时期的政治面貌、法律和盟誓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陈梦家[3]结合侯马盟书对盟誓程序和仪节进行了研究;郝本性[25]探讨了盟礼的程序与仪节;吴承学[26]将传世文献与出土的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结合起来研究了先秦盟誓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意义;吕静[27]全面梳理了各种出土的

春秋时期盟誓

和传世文献材料，深入地研究了盟誓中宗教性与政治性的各种复杂关系，并对春秋盟誓的仪式、载书等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董芬芬[28]结合侯马盟书、温县盟书考察了春秋誓词与誓约文化。

东周盟书产生于春秋晚期，此时，诸侯国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非常尖锐，因而盟誓的出现频率也很高。盟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混乱的政治秩序，促进了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根据王国维提出的学术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东周盟书中的盟誓制度可以与传世典籍记载的盟誓制度相对照。对出土东周盟书相关制度进行解读研究，了解当时盟誓的程序和内容，同时与传世的盟誓制度相对照，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状况，也有助于推动先秦史的深入研究。

二、东周盟书的文字学研究

东周盟书材料的出土，扩展了文字考释、语法研究、史料研究等方面的范围。从文字学角度研究东周盟书，可以分为文字考释和字书编纂两个方面。

1.东周盟书文字考释于省吾[29]

曾提出，甲骨文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但文字考釋是一项基础工作。对东周盟书的研究来说，文字考释同样是其最基础性的工作。由于东周盟书都是当时“诅祝”人的手写体，书写较为草率，文字省减随意性和变化的繁复性给文字考释带来了很大困难。在文字考释方面，美国学者魏克彬[30]取得了突出成绩，他将温县盟书未发表材料中的“”释为“岳”，认为当时晋国的“岳”即是今天的太岳山（霍山）。侯马盟书中相同位置的字，以往释为“晋”“出”“顷”“敬”的，魏克彬皆将其释为“岳”。魏克彬[31]还对“温县盟书”作了细致分类释读：认为“付中心”中的“付”应读为“剖敷”，并据此考释侯马盟书中的“判其心”之“”为从“肉”“付”声，亦读为“剖”;考释出盟主名为“”，从“立”“”声，表示韩烈侯的名字“取”;释“讨”，指出盟书中从“”声之字与从“微”声之字表示同一个词。程燕等[32-33]结合清华简，将旧释为“弧”的字改释为“尼”。对这些盟书关键字的考释，为盟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前期基础。

此外，李家浩[34]结合天星观楚简中的“”，考释了侯马盟书中的“弁”字。

汤志彪[35]结合传抄古文的写法，将温县盟书中原来释为“县”的字改释为“纲”;将盟书中的“纲书”读为“抗书”，指揭发告密之书。董珊等[36-37]对“明亟之”的考释，陈梦家等[3，38-41]对“麻夷非是”的解释等，也都推动了盟书文字释读工作的顺利开展。

裘锡圭[42]指出，我们所说的用字方法，指人们记录语言时用哪一个字来表示哪一个字的习惯，用字习惯从古到今有不少变化。在盟书用字方面，张颔[43]归纳出侯马盟书四个方面的用字特点，张守中[44]总结了东周盟书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何琳仪[4]对出土东周盟书的用字做了比较，秦晓华[45]归纳了侯马盟书文字异形现象产生的三个原因，陈英杰[46]探讨了侯马盟书异体字的研究方法。不同时代的文字使用状况及其变化，是不同时代文字发展的真实记录[47]。对盟书用字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盟书的用字特点，确定盟书的国别与年代。

2.东周盟书字书编纂

文字编即字表，它以简明扼要的形式，集中体现了文字考释成果。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于1976年编著的《侯马盟书》[7]后附字形表，2006年的增订本[13]也附录了“侯马盟书”字表，吸收了近几十年来盟书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后人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近年来，又有两本专门的侯马盟书文字编出版：张道升的《侯马盟书文字编》[48]虽收录字形较全，但对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吸收不够;张守中的《侯马盟书字表新编》[49]在原字编的基础上，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但字表采用摹本形式，个别字形不免失真走样。此外，汤余惠等[50-53]研究了部分盟书字头，曾宪通等[54]对盟书中出现的字词做了集释，这些成果必将推进今后盟书研究工作的深化。

字形研究对于提高盟书考释水平是至关重要的。研究者们全面利用现有资料，既有对前人成果的总结运用，也有个人创新的观点，代表了东周盟书的研究水平。由于温县盟书材料没有完全公布，一些字的考释仍存在争议，因而在东周盟书字书编纂方面，虽然大部分能反映最新的考释成果，但仍然未能充分反映东周盟书研究的全貌。随着东周文字资料的日渐丰富，文字编纂出版工作的加快，文字考释水平的提高，东周盟书的研究将会取得新的突破。

三、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学界对东周盟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目前在材料刊布、断代研究、历史文献价值探讨、文字考释、字书编纂等方面虽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有以下一些方面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应加大对现有盟书材料的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力度。随着东周盟书材料的不断刊布，盟书研究应及时跟进，如以往东周盟书字书在资料搜集上尚需补充，辨识工作时有不精，不能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二是应扩展东周盟书的研究范围。应以目前考释成果为基础，将盟书文字不仅放入晋系文字中考察，还应将其放入整个春秋战国文字系统中考察，增强考察结果的可信性。

三是应注重将盟书文字与典型的晋系文字相比较，充分揭示盟书的用字特点，确定其时代，同时更应从微观角度重视盟书材料中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等。

四是应及时公布温县盟书材料，推动东周盟书在字词考释、用字考察、年代判定、历史文化信息探求等方面的全面研究。

随着温县盟书的即将全面刊布和考释工作的日益推进，对东周盟书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和汇总编纂，构建盟书资料库，以适应多学科的需要，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对盟书考订的新成果进行深入研究，汇编整理，进而研究东周盟书的构形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将是未来该项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黄德宽.中国文字学研究大有可为[M]∥黄德宽.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68.

[2]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M]∥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175.

[3] 陈梦家.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J].考古，1966（5）：271.

[4]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114.

[5] 张颔.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J].考古，1966（2）：1.

[6] 郭沫若.侯马盟书试探[J].文物，1966（6）：4.

[7] 张颔，陶正刚，张宗中.侯马盟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8] 郝本性，赵世纲.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J].文物，1983（3）：78.

[9] 艾兰，邢文.新出简帛研究（图版四—十八）[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0]王蕴智.中原文化大典：古文字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11]长甘.“侯马盟书”丛考[J].文物，1975（5）：12.

[12]周凤五.侯马盟书年代问题重探[M]∥中国文字：新19期.台北：艺文印书馆，1994：126.

[13]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M].增订本.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76.

[14]唐兰.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J].文物，1972（8）：31.

[15]高明.侯马载书盟主考[M]∥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103-115.

[16]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506-507.

[17]李学勤.侯马、温县盟书历朔的再考察[M]∥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华学：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165-168.

[18]冯时.侯马、温县盟书年代考[J].考古，2002（8）：69.

[19]江村治树.侯马盟书考[J].文物世界，1996（1）：81.

[20]平势隆郎.春秋晋国侯马盟书字体通览[M].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1988.

[21]曾志雄.侯马盟书字的文字学内涵[C]∥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学社有限公司，1993：379-391.

[22]汤志彪.三晋文字编[D].长春：吉林大学，2009.

[2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6.

[24]李光坡.周礼述注[M].北京：商务印书館，2019：375.

[25]郝本性.从温县盟书谈中国古代盟誓制度[J].华夏考古，2002（2）：107.

[26]吴承学.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J].文学评论，2001（1）：102.

[27]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神灵崇拜下的社会秩序再构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8]董芬芬.侯马、温县载书与东周“盟国人”仪式[J].甘肃社会科学，2013（2）：111.

[29]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9：3.

[30]魏克彬.侯马和温县盟书中的岳公[J].文物，2010（10）：76.

[31]魏克彬.温县盟书T4K5、T4K6、T4K11盟辞释读[J].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2013（9）：280.

[32]程燕.清华七札记三则[M]∥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87.

[33]石小力.据清华简考证侯马盟书的“赵尼”：兼说侯马盟书的时代[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59.

[34]李家浩.释“弁”[M]∥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391-395.

[35]汤志彪.说温县盟书中的纲字[M]∥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古文字研究：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2020：647-649.

[36]董珊.侯马、温县盟书中的“明亟视之”的句法分析[M]∥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古文字研究：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358.

[37]沈培.侯马、温县盟书“明亟视之”及传世古籍相关问题合论[J].中国语文，2017（3）：353.

[38]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J].考古学报，1972（1）：73.

[39]戚桂宴.麻夷非是解[J].考古，1979（3）：272.

[40]李裕民.古字新考[M]∥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古文字研究：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115.

[41]唐钰明.重论“麻夷非是”[C]∥高智.侯马盟书研究论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7：310-320.

[42]裘锡圭.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C]∥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4）.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64.

[43]张颔.侯马盟书丛考续[C]∥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98-99.

[44]张守中.论盟书书法艺术[C]∥中国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175.

[45]秦晓华.侯马盟书文字异形研究[J].韶关学院学报，2010（4）：68.

[46]陈英杰.侯马盟书异体字研究浅论[J].中国文字研究，2016（1）：55.

[47]黄德宽.古汉字字形表系列：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48]张道升.侯马盟书文字编[M].合肥：黄山书社，2017.

[49]张守中.侯马盟书字表新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50]汤余惠.战国文字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51]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2]汤志彪.三晋文字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53]吴国升.春秋文字字形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54]曾宪通，陈伟武.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