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在突发疫情风险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及其逻辑

2022-07-08陈霞吕仕林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

关键词：专家

陈霞吕仕林

关键词：专家;风险治理;独特功能;作用逻辑

摘要：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专家在突发疫情风险治理中具有重要价值，发挥着独特作用。以专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为例，探析专家在突发疫情风险治理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及其逻辑，发现：专家在疫情风险认知阶段的作用体现为关键信息的捕获与专业的风险识别和分析;在风险预警阶段的作用体现为发布双向的风险预警和提供专业的疫情防控建议;在风险治理阶段的作用体现为制定诊疗方案和塑造社会共识。专家在疫情风险治理中的作用逻辑主要由理性机制和信任机制构成。

2020年伊始，一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中国，公共安全遭受严重危机。风险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1]。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专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功能，专家及其团队对疫情的研判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基于专家与疫情风险治理的特殊关联性，从风险治理的结构视角和功能层面认识专家在疫情风险治理中的独特功能及其逻辑，对于我国疫情风险治理能力的提升乃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1.现代性进程中的专家地位反思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现代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在对贫困风险、技能风险、生态风险和高科技风险的反思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概念与自反性现代化概念密切相关[2]。风险社会是人类必经的新的现代性之路，而作为科学知识的创造者和科学技术的推动者，现代专家群体与风险社会和现代性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专家通过科技创新将人类的生产能力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开创者;另一方面，专家对科学技术工具理性过度追求，使得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现代性风险，这正是贝克所说的“文明的火山上”的题中之义。贝克认为没有什么风险专家，因为在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和灾害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专家，对那些技术专家来说更是如此[3]。伴随风险社会议题的凸显，专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地位经历了从备受尊崇到饱受质疑的转变过程，普通大众说起科学专业知识，通常是敬畏交加，犹如他们所理解的呆板僵化的“科技人员”或疯疯癫癫的“科学家”一样，既缺乏幽默感又不了解普通人[4]。由此可见，以贝克、吉登斯等为主要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家的一个重要论点在于“反身现代性”，亦可以理解为“现代风险的人为性”，这种观点旨在表明，现代社会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正是由专家自身造成的。

学界对现代化进程中专家地位的反思还体现在对专家作用及其角色的质疑和批判方面。米歇尔·福柯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视角考察专家角色，推翻了通常认为权力与知识之间不相容的观点，他认为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已然成为权力的眼睛，为权力而监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5]。斯蒂芬·特纳则从两个层面提出了专家角色的负面性问题：一是专家是否破坏了平等的公民规则，或者，使公民规则形同虚设？二是鉴于专家受国家资助并被其赋予特殊地位的背景，那么专家是否能够在所讨论的自由“政府”中保持中立？[6]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尝试中，特纳发现“拷问专家的类型”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特纳依据认知权威和合法性的标准将专家分为五种类型：获得普遍认可专长的专家、个人工作中的专长被一组追随者接受的专家、专长被特殊群体接受的专家、以影响公众价值为目标的专家、以影响政府官员为目标的专家[7]。根据特纳的专家类型划分，风险治理中的专家既要获得普遍认可专长，又要同时以影响公众价值和政府官员为目标，那么就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卷入国家政治，受到公众和权力的双重影响。小罗杰·皮尔克则认为专家在政策与政治中有四种理想化的角色：纯粹的科学家、科学仲裁者、观点的辩护者和政策选择的诚实的代理人。但显而易见的是，专家不能够同时既作为观点的辩护者，又作为政策选择的诚实代理人[8]。现代性的核心是技术和知识的现代性，而专家又是现代科学知识的主要承载者，反思现代性即包含着对专家的地位及其功能角色的反思甚至批判，专家在发展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不应仅仅关注工具理性，还应该重视价值理性，以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对平衡。

2.第三波理论与专家权威的重塑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理论，正是一种重塑专家在现代社会地位的有效尝试。柯林斯等人认为第三波是“专家知识”的时代，专家的专业性、内行性的地位将得到恢复，同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关系将得以重构[9]。第三波不是为了重新发现知识，而是试图去重构知识，第一波和第三波的信奉者都希望能够抛开政治的影响把科学和技术的贡献加入到决策中，这就需要我们再次去拥抱由专家采用的技术的、规则控制的、描述的优先权[10]。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析了专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例如，布鲁斯·吉利指出，即使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下，统治者也应该把许多政策问题交给技术专家处理[11]。在疫情风险治理中，更是需要给予专家充分的信任。如果科学家在公众信任上遭到重创，不仅会极大地削弱传染病疫情治理能力，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无知、恐慌和猜测的蔓延[12]。在知识政治时代，专家参与成为政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13]。尤其是在风险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特质的时代背景下，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群体对于社会风险治理的独特作用愈发突显，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就为专家构建了一个发挥其专业知识、展现其作用与价值的场域，在这样一个专家和公众共同参与的非常态情境之中，公众能够更加直接地认识到专家的重要作用。

3.疫情风险的特殊性与专家的独特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中专家的独特作用和角色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疫情风险具有独特之处，疫情风险与其他社会风险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它是一种直接影响全人类生命健康的风险。疫情风险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不仅会构建一种平等危险境况，而且还会构建一种未知性风险情景。与常态情景相比，突发重大事件属于非常态情境，非常态情境往往能引发某一地区、国家甚至全球的波澜，对常态的决策与管理情境造成巨大冲击，这必然导致与常态情境下专家角色的不一致性[14]。回顾人类历史上的数次疫情风险，无一不是以付出众多生命为代价而终结或平息的。以鼠疫为例，其曾在世界流行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541—542年，导致约1亿人口死亡;第二次发生在1346—1350年，导致占当时欧洲近1/3的人口死亡;第三次发生在1894年至20世纪30年代，导致全球约1200万人死亡[15]。进入21世纪以来，“非典”疫情、甲型H1N1流感疫情、埃博拉病毒疫情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都造成了人类不同程度的伤亡。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非常态健康风险面前，人们对专家和科学知识的依赖性和信任性增强，质疑性下降，专家在突发疫情风险中的独特作用由此得到显现和强化。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本文基于专家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经验，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专家在疫情风险治理各阶段发挥的独特作用是什么？专家在疫情风险治理中的作用逻辑是什么？

二、专家在疫情治理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艾瓦尔德等人提出的风险的“治理性”理论，为我们理解专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风险的“治理性”理论坚信在全球化演进的过程中专家和知识是一种重要的现实力量，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关键在于实现现代性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同构，既强调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期望专家能够成为社会风险的理性计算者和调控者[16]。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风险治理是一个系统性过程，包含着风险认知、风险预警和风险治理三个阶段，专家对疫情风险治理的独特作用不是体现在其中的某一个环节，而是深刻影响着疫情风险治理的全过程。

1.疫情风险认知阶段

（1）关键信息的获取。专家在风险认知阶段首先展现出的独特作用就是关键信息的捕获与识别，这是专家发挥其在疫情风险治理中全部作用的基础和前提。专家是疫情暴发后的首批“逆行者”，且始终处于疫情风险治理的一线，因而能够获得大量的前沿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专家依据其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捕获到最为关键的信息。比如，“武汉华南海鲜市场”“3～7天的发病周期”“发烧、干咳、乏力为常见症状”等重要信息都是由专家识别的。一些更为专业的信息，如“新型冠状病毒的结构和基因”“病毒损害身体的机理”“病死率”“新型冠状病毒基本传染数”等更是只能由专家来捕获。这些关键信息的获取，不仅是接下来的风险识别和分析的前提，而且是整个疫情风险治理的前置必要环节。

（2）专业的风险识别和分析。风险治理必须掌握和运用专业的风险管理工具和办法，具体包括如何进行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价、预警、处置和日常监测等，这实际上也构成了风险管理循环往复的过程[17]。疫情的特殊性要求对风险的识别和分析必须由专业的人士来进行，由此也就决定了专家在疫情风险认知阶段具有着独特作用。例如，根据钟南山院士介绍，从本次疫情暴发到准确定位为新型冠状病毒，我们的病毒学专家只用了两周的时间，并且很快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18]。这为我们准确认知新型冠状病毒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指明了正确方向。此外，在充足的信息和专业的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钟南山院士预估2020年春节期间得病人数还会有所增加，并且指出当前预防和控制疫情最有效、最原始的办法是早发现、早诊断、及时治疗和隔离[19]。疫情的后续发展和我们所采取的防控措施证实了钟南山院士的判断，由此也证明了专家在疫情风险认知阶段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2.疫情风险预警阶段

（1）发布双向的疫情风险预警。有学者认为，疫情风险预警是根据疫情风险因素的特点和收集到的相关资料信息，监控风险因素的变化走向，进而研判疫情风险状态偏离预警线的强弱程度并向决策层发出预警信号[20]。然而，本次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专家发挥着双向疫情风险预警的功能，不仅向决策层发出预警信号，同时也向公众发出预警信号。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最具社会影响力的风险预警是由钟南山院士发出的，预警式言论备受社会关注，使得政府和公众对待疫情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行动上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进而拉开了举国防控和治理新冠肺炎疫情的序幕。让科学知识和专业判断在早期预警阶段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突发性疫情公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21]。因此，社会理应给予专家更多的信任，以更好地发挥专家在风险预警阶段的独特作用。

（2）提供专业的疫情防控对策建议。在疫情风险预警阶段，提供专业的疫情防控对策建议是专家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具体体现在政府和公众两个层面。从政府层面来说，专家的建议和研判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武汉封城的建议正是李兰娟院士在准确风险认知的基础上向政府提出的。李兰娟院士一直身处疫情防控一线并密切关注全国疫情变化，她注意到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有大量人员返回浙江，不仅引起了第二代感染，还引发了聚集性疫情，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那么疫情在更大范围内的扩散将不可避免。武汉封城对于全国的疫情防控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政府根据专家建议所做出的正确决策。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林希虹的研究表明：1月23日“封城”后，武汉新冠病毒的有效传染数（Rt）就开始迅速下降，在2月6日这天下降至1.0以下，并在3月8日降到0.1，武汉疫情自此得到有效遏制[22]。从公众层面来说，专家的指导和建议是公众行动的指南。例如，在疫情高峰阶段，“钟老说”“防疫三字经”两组微信表情包刷爆朋友圈，面对疫情怎么办？很多网友总结出“钟南山說动我才动”的结论。为顺利开展复学工作，教育部邀请钟南山、李兰娟和张文宏同台对整个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和开学复学工作提供直接指导。这些事例都表明人们在突发疫情状况下对专家的信任和依赖，人们需要按照专家的指导和建议开展相关的行动。这也再次印证了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科学本身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一个人们寻求解决困惑或问题时诉求的既定权威[23]。

3.疫情风险治理阶段

（1）制定专业诊疗方案。专家在疫情风险治理阶段发挥着制定专业诊疗方案的作用。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并且根据诊疗手段的进步和病毒的变化进行了多次修订，这些由专家制定的诊疗方案对全国各地医疗部门诊治新冠肺炎病例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24]。我们要彻底战胜新型冠状病毒，就必须推进科研攻关，就必须依靠专家的力量。专家组织和推进科研攻关，研制药物、研发疫苗的过程也是一个推动人类知识进步、认识提升的过程。也正是由于专家增进了人类的知识和认知能力，我们才能找到科学研究与知识创造的新方向，从而为人类风险治理能力的提升和知识的再次增进奠定基础。此外，推进科研攻关的过程还是一个有利于知识分享的过程，知识的自由分享对于知识增进和科学决策是十分重要的。例如，钟南山院士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就向世卫组织等分享中国战“疫”的最新经验和技术，促进了专业知识在国际层面的传播，也为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实现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专家推进科学攻关、促进知识的自由分享，不仅是提高知识使用效率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风险治理能力的题中之义。

（2）塑造社会共识。塑造社会共识是专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整合作用。社会共识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大体一致或相近的看法。社会共识是一个社会整体存在的基础，也是该社会的人们进行判断与行为的价值载体[25]。我国疫情防控之所以能够快速取得巨大成效，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公众在政府和专家的引导之下形成了抗疫的共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疫，从而“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26]。而防控疫情的成效也证明了专家的意见和指导的正确有效性，这对于塑造尊重专家、崇尚知识的社会共识同样有着促进作用。伴随着疫情防控实践的进展，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专家频频走入公众的视线，成为社会公众的楷模和榜样，而伟大抗疫精神也逐渐融入到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抵御未来风险挑战的重要精神力量。

三、专家在疫情风险治理中的作用逻辑

国外有学者用政策科学中常用的十种观点评析了世界各国对新冠疫情的初步反应，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在危机和高度不确定性时期，随着各国政府和公众在理解问题和选择对策方面寻求确定性，对科学和专业知识的需求增加了，科学和技术专家也为政府应对问题提供信息，使之合法化，其最终结果是增强了对科学技术专家的依赖并使得科学技术信息政治化[27]。虽然在风险决策中科学技术信息政治化不可避免，但是专家作为专业知识的承载者是具有其自主性的，这种自主性不仅是专家参与政治决策的基础，还是专家获得公众信任的源泉。作为一个知识场域的专家共同体，在内部理性机制和外部信任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得以有效地参与疫情风险治理的全过程，进而在疫情风险治理中充分展现了专家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1.内部理性机制：专家发挥作用的基础

在疫情风险治理中，专家独特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其内部的理性机制。一方面，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拥有高度的价值理性，这既是专业知识的自我特征，又是人类对于理性的天然追求;另一方面，专家是社会良知的集中代表，科学是人类追求进步的成果，引领人类进步是专家承担的必然使命，这种进步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同样体现在道德层面。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来自专家内部的理性机制，成为专家发挥其在疫情风险治理中独特作用的重要基础。

（1）“可贡献型专长”的价值理性。柯林斯将专长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人都有的专长、专家拥有的专长和判定专家需要掌握的专长。与此同时，他根据参与实践类型的不同，将专家拥有的专长进一步细分为“互动型专长”和“可贡献型专长”[28]。专家之所以为专家，正是由于其具备了这两种高层次的专长。相比较而言，“可贡献型专长”是更为高层次的专长，是一种更能体现专家价值的专长。高度的价值理性是“可贡献型专长”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专家个人价值感和成就感的主要来源。从知识本身来看，科学知识有着追求传播和指导实践的内在品质，这是科学知识从一产生就追求的价值。在疫情风险治理中，拥有“可贡献型专长”的专家必然会展现出科学知识所具有的内在品质，充分发挥“可贡献型专长”的作用，指导疫情防控实践，从而实现对知识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追求。

（2）社会良知的集中代表。专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形态，是融入社会治理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是科学精神的主要承载者，还是社会良知的集中代表，无论他们与权力是何种关系，都不会阻碍其对正义与科学的终极追求。求知是人类的天性，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有漫长的历史，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追求进步的含义。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个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群，而且，这个群体对社会治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有时能够产生关键性影响[29]。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钟南山等专家在展现出他们所具备的可贡献型知识专长的同时，还展现出作为知识分子所具备的道德品行的专长。以钟南山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在证实疫情存在人传人的情况后便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使得公众意识到疫情的危险进而及时采取行动保护自我，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社会公众尊崇专家、愿意听从专家建议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专家政治参与的合法性也得到了强化。

2.外部信任机制：专家发挥作用的保障

信任不仅有助于联结专家与公众的关系，其对于整个社会的运作也十分重要。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成为现代社会信任的重要内容，专家系统能否取得以及维持公众对其的信任，成为整个社会的信任系统稳定与否的“晴雨表”[30]。疫情的暴发和快速蔓延，使得信任感成为引导社会舆论、规制社会行动的关键要素。疫情治理中的信任关系主要涉及政府、公众和专家三个主体。在疫情风险治理中，政府和公眾都需要信任专家，从而使得专家能够充分发挥其科学知识的专长。而专家在受到政府和公众双重信任的情况下，会成为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纽带。相对于来自专家内部的理性机制而言，这种来自外部的信任机制成为专家在疫情风险治理中能够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的重要保障。

政治和经济行动者受到的压力越大，作为决定的科学力量就越重要。在突发疫情风险治理之中专家的作用得到突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专家受到政府与公众的双重信任，这种双重信任机制对专家的行为有着强烈的正面影响。一方面，政府决策者需要专家对疫情进行专业研判并提供决策需要的基础信息，以此来制定实践对策。这正是马克斯·韦伯科层制政治体制中政治权力与专家知识强互动契约关系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对专家知识信任进而认同的基础上，政治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科学程序规则和实证主义模式的影响，政治组织管理也日趋理性化、制度化、专业化，这种关系就使得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给予专家更多的话语权[31]。另一方面，面对突发疫情风险，公众需要从专家方面获得最为专业的指导，以此来选择行动策略。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里，正是专家给予了人们所需要的确定性。风险和信任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通过信任来避免可能遇到的风险，而我们的信任又是对技术知识的信任，对专家知识体系的信任[32]。政府与公众的双重信任，既为专家可贡献型专长的施展建构了实践场景，又通过赋予专家高度的信任感催生出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使得专家在疫情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地显现出来。耄耋之年的钟南山院士和古稀之年的李兰娟院士一次又一次地成为“逆行者”，持续奋斗在疫情防控的一线，这种由信任而激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专家是突发疫情风险治理中的“大国重器”，其对于疫情风险治理有着重要且独特的价值。

专家在疫情风险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中都发挥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虽然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容易受到质疑的社会，但是无论是反智主义者还是民主支持者都不会否定知识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方针。”[33]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上，我们只有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专家的作用与价值，在全社会培育一种尊重专家、崇尚知识的良好氛围，探索建立符合国家需求的专家体制，才能在未来的风险应对中赢得主动，才能在更为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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