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炯程

塞缪尔·约翰生，他曾是诗人、杂志撰稿人、词典编纂者、批评家，或概言之——一个文人。

他的創作大抵被批评家归入新古典主义，因为他的文学观与道德观上都敲着18世纪的火漆。那个由革命、内战、专制、复辟和“光荣革命”淬炼而成的新国家的品质在他身上折射：他保守、保王，但也不缺乏批判。例如与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鲍斯威尔相反，他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他赞成作为演进的有限革命，在译《特伦特会议史》时，他甚至多次为“revolution ”截肢，截去“r”这个字母，强调此种革命应以不破坏社会稳定为限。一种广义的道德被约翰生付诸笔尖以为药引，引出影影绰绰的宗教主义之药。他发表在报纸副刊的道德文章如一块三棱镜，将生活与时代洁白而不免酷烈的曝晒析成七彩，但他不将色彩强加读者，他的措辞克制、中立、曲折，读者初读有时难以判断他的态度。

而在旧有的文学赞助人体系走向崩溃，连载小说的涓滴尚未汇入文学主流的18世纪——约翰生逝世后，报纸媒体的崛起彻底改变了文学的面貌，19世纪遂成为叙事文学的世纪——做一个文人是极为困难的。沃尔特·杰克逊·贝特教授的《约翰生传》细致还原了18世纪的文学世界。自他出生起，疾病与贫穷纠缠着他就像影子纠缠着猎物的脚跟。但在他的画像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印象中清瘦如鹤的病者或作者的形象，而只能看到他宽阔、厚实如辞典般的额头，海带般蜷曲的白色假发卷，五官粗粝的线条亦如同无法句逗的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