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

1978年到2019年的41年，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4%。这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高、稳定性最强的经濟增长速度，因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奇迹。但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告别了这个高速增长时期，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告别了6%以上的时代。具体来说，2019年经济增长6.1%，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后一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2020和2021两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5.1%。但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这两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应该在6%以下，大概在5.5%左右或5.5%至6.0%之间。也就是说无论有没有疫情，中国经济都已告别了高速增长期。

那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增长速度“稳”在中高速水平的前景如何？

首先是可能性问题，即经济增长速度能“稳”在中高速水平吗？对于这一点，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是有理由担心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期的4个亚洲经济体，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例，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高速增长期达到了9%左右，但高速期后都没有稳定在4%-6%的中高速区间而是很快就放缓到了中低速区间，即2%-4%，甚至是低速区间，如日本。因而就一国的经济增长而言，高速增长期后并不一定要经过中高速阶段再到中低速或低速阶段，很有可能直接就进入到中低速或低速阶段。但是，我国将是一个例外。由于历史、文化及地理等各方面的原因，大量研究表明，今后20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中高速水平，因而我国经济增长在高速增长期后是可能“稳”在中高速水平的。

第二是必要性的问题，应该看到，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增长速度“稳”在中高速水平对我国的发展目标来说是必须的和至关重要的。显然，如果今后20年左右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稳”在中高速水平，则我国在203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和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就无从实现。从另一角度，要从当前人均GDP 1.2万美元上升到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 4万美元的水平，没有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因而，中高速增长的潜力是有的，而潜力的实现也是必须的。但是，潜力的实现又是有条件的，除了天时、地利之外还需要人和，在此可理解为人的努力，而现代经济下人的努力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鉴于经济增长曲线的抛物线性质，今后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曲线也必为前高后低，所以2021-2025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达到5%-6%之间。这应该就是为何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5%左右的背景和原因。

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对立而统一，两者不可偏废。没有经济质量，经济增长的意义就不大；而没有经济增长，则谈不上经济质量。尤其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质量的提高也实现不了。

5.5%左右的增长目标，虽高于市场预期，却是与我国前两年平均经济增速和“十四五”期间以至今后20年左右的增长目标要求相衔接的。